中国典型经济转型期之生态背景及思想探析

◎ 杨凡

中国典型经济转型期之生态背景及思想探析

◎ 杨凡

伴随着人们对生态危机的焦虑，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几次典型的经济转型期，自然资源的紧缺促使新的生产方式产生，而能源利用手段的改变又反过来影响着生态的变化。每个经济转型期都形成了一系列生态思想，这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追溯几次经济转型期的生态背景及思想变化，有助我们明确生产方式的转变与生态变迁的内在关联，进而为新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一、古今典型经济转型期的生态内涵

自200万年前中国境内出现人类起，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与自然便产生了联系，无论是像气候变迁、水灾干旱及地壳运动等方面的自然驱动因素，还是像人口变动、生产方式及生活消费等方面的人为驱动因素，几乎所有涉及“经济的”的行为都或多或少改变了周边的生态环境。从环境史角度来看，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建立以及人口的增长无一不需要利用自然资源，不同的经济类型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各种生物的生存环境，决定着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与消耗的速度，因此，环境史一般以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作为分期的主要依据。

根据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互动演变的历史脉络，我们通常将环境史划分为采集狩猎时期、农业时期、工业时期以及后工业时期。与时代变迁相适应，这四个各具经济特色的时期之间，存在着三个重要的经济转型期，而且每个转型时期都伴随着生态保护思想的产生。第一次典型的经济转型期是在先秦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远古采集狩猎与粗犷农业并存，随着周秦之际的生产工具与生产关系发生巨大变革，这种资源获取模式逐步被精耕农业所替代，转型期间的生态思想也逐步形成体系1.王利华，《经济转型时期的资源危机与社会对策——对先秦山林川泽资源保护的重新评说》，《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81页。。

第二个转型期是在清代中后期。自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成为帝制下最重要的生产关系以来，一直到18、19世纪，这片耕种了数千年的土地上，出现了诸如人口大规模增长、黄河决口改道愈加频繁及土地退化逐渐严重等一系列生态问题。此时正值工业化的脚步初踏中国，清政府试图重提先秦生态治理的思想以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平衡关系，拯救即将透支的农业生态环境。

第三个重大转型期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工业转型。从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推进，到现在的工业文明已对环境造成了不可修复的威胁，中国的环境承载力已达上限，为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势在必行。其实无论哪一次经济转型过渡期，都牵动着生态环境的变迁，有其不同的生态条件和背景，并产生了与时代相适应的生态制度与措施。站在历史图景下思考不同时代的资源危机，是具历史关怀的考察研究，也是更具人文关怀的生态回顾。

二、先秦“时禁”思想与生态焦虑

历史上曾几度出现对环境资源稀缺的重视。大量出土文献与相关研究表明，先秦两汉文献中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的政策，设立了相应的职官管理山林川泽资源，并且以礼法制度作为约束。在以往那种采集狩猎与粗放农耕并存的经济生产模式下，人们完全依赖于自然界现有的生活资源以维持生活。由于自然物资极为丰富，即使是放火焚林以及猎捕野兽等行为，所引起的生态影响也仅是使物种暂时减少，而且在自然界的自我调节范围之内。而到了春秋战国以后，农业成为基本国策，各诸侯国的不断壮大、人口对资源的大量消耗以及战争杀伐对资源的践踏，都使黄河中下游流域对资源需求较大的地方出现了资源匮乏的问题。

因此，先秦关于合理利用资源、适度开采物资等思想是伴随着精耕农业的发展而来的。在精耕农业起步初期，获取资源的方式仍处于原始方式，一系列禁令礼制着眼于直接采集的自然资源，这种资源区别于掺杂了人工改造的资源，相当于当时的“一次性资源”。从当时的版图来看，大部分地区还处于荒芜状态，而且国家没有完全统一，这就表示君王无法便捷地从各地调度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资源就变得尤为珍贵。

这种古代的朴素生态思想，来源于生产方式的变动，出现“时禁”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生产模式已经不适应于社会发展，这是转型阶段特有的生态关怀。但是，自然的生产模式一旦转型为人工农业系统，农业的精耕细作、土地复种技术以及手工业的进步就能使资源更快地循环生产，资源匮乏的问题也随着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而缓解。因此，那个时代形成的一套制度与思想，是在阶段性资源紧缺的情况下产生的。

三、高度成熟的农耕文明之式微

到了清代中后期，社会处于由封建晚期向近代蜕变的转型期，这种转型既是政治上的，也是经济生产方式上的。18世纪美洲作物被引入中国，以及从客家人那里学到的开垦技术，使人们有能力去山林深处开采。从1750年的2.25亿人口激增到1851年的4.3亿2.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86-287页。这一现象可以看出，这是成熟的农业系统取代了其他物种的生态系统的结果。

从能量流动理论的角度来看，地球上绝大部分生物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太阳提供能量的，人类也不例外。一些环境史学家指出，“划分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时期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使用‘能量体制’的概念，即一个社会开发和使用能量的主要方式”3.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47页。，越多的能量被开发与利用，被用于劳作，就能产生越多的物质积累，也就能实现越多的财富和权利4.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7页。。而经济转型实质上也是使能量更高效地被人类转化，加快自然界自我恢复的速度，减缓资源短缺的进程。

农业是一种固定太阳能的高效率手段，古代那种过度成熟的农业系统之所以会导致生态恶化，是因为它在通过依赖太阳获取并转化越来越多能量的同时，使其他生命形式所能获得的能量逐渐下降了。农田用地不断侵占山地、森林及湖泊，动植物不断被排斥在人工农田之外，所占据的单位面积能量也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生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出现了全国性的资源紧缺、山林毁坏和水土流失等问题。

因此清政府重提先秦生态思想保护，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也变得极其注重山林川泽的保护，发布禁令禁止滥垦滥采，并且在石碑或山崖上刻印相关文告。虽然表面形式和法令宣传与先秦思想相似，但是这次的生态问题是农耕经济过渡发展所造成的，已经不是单纯地通过节约资源就能调节的了，传统农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意味着传统生产模式走到了尽头，能进一步利用这片土地的手段只有发展工业，使单位土地面积生产更多的粮食。

四、生态背景下的再次转型

近代工业的传入，在推动城市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扩大了人类对环境的污染方式。“中国的工业化有赖于农业产生的盈余，但农业自身也处于困境之中”5.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50页。，中国的土地已饱受环境退化与战争蹂躏之苦，生产力明显下降，化肥与农药的出现为农作物产量的迅速提高带来了福音。此外，化工产品的出现代替了大量以自然原材料所制成的生活用品，甚至耗费木材最多的中国古代木制建筑也被钢筋水泥逐渐替代。

看似自然与人类的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解，新的生产方式减少了对原始资源的采集，但是从能量转化的角度来讲，高效率的经济活动只是借用自然资源，将其转化为暂时性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在这个过程中“散失到生态环境过程中的能量比生产出的生产性资本所蕴含的能量要大得多。6.郭兆晖：《能源转型与经济转型关系探析》，《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0期，第101页。”

一方面，化工废料很多是不可回收利用的甚至使有毒的，土壤的污染会导致农作物受到影响，水域的污染会使水质遭到破坏，大气的污染会使有毒气体进一步扩散，种种形式的污染，最终威胁到的必定是人类的健康。另一方面，我国的工业起步是以重工业为起点，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经济增长是以大量能源与原材料作为消耗的。如果说18、19世纪遭遇的生态问题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生境破坏，那么现在面临的就是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高度发展所引起的环境污染与资源短缺。

经济学上有一条库兹涅茨曲线，这条倒“U”形曲线表示的，是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无一例外遭遇过的困境，即经济越发展，环境污染越严重。今天的中国，正攀爬在这条曲线陡峭的上升区间7.任仲平：《生态文明的中国觉醒》，人民日报，2013年07月22日，第2版。。

堤坝维修、运河疏浚、耕地施肥和稻田养护等管理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难性的环境后果，但是在粗放型的生产模式下，人们对于日渐积累的环境问题预警不足，于是我国现在仍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污染、城市垃圾污染、海水污染、大气污染等诸多问题。为实现社会——人类——自然的协调发展，我国必须进入新的经济转型期，这次转型便是通过新能源与网络信息相结合，共同推进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

从最初不计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发展到在现代化进程中融入对环境的思考，是在新的转型期内应时而生的生态关怀。我国适时提出了“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战略，倡导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以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经济与生态的双赢。在新的经济生产模式转型期内，围绕改善环境质量这个核心，国家对于环保政策的制定加紧了步伐，无论是推动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实施，还是推进生态环境损失赔偿和责任追究等改革工作，均最适时宜地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政策法规保障8.参见2016年全国环保政策法制工作要点。，是具有当代特色的生态保护思想。

五、结语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盲目追求高增长、高投入、高耗能、低收益的“三高一低”策略即将终结，我国经济发展正进入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过渡期。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中国的历史演进也经历着一系列偶然性与必然性共存的转型期，而正是这些转型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推动了中国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新时代转型期的生态文明思想源于对工业发展的反思，重视长远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必定是历史的趋势。

在今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就“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这一主题强调，环境问题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优美环境是人类的重要福祉，美丽中国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环保的有关批示指示有200多次，这彰显着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环保部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已将宣传教育已经作为2017年环保工作的核心工作，而这种环保意识的宣传脱离不了中国的当代国情，更脱离不了中国的悠久历史。

纵览古今，基本上每一个旧的生产方式都伴随着生态危机而终结，新的生产方式紧随着能源转化机制而萌芽，这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不同时代对生态的衡量标准也不同，在特定历史情景下考察特定的生产方式，将观念及措施置于具体历史情境中来看，才能充分理解当时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了解人与自然互动演变的历史脉络，才能进一步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借鉴与启示。

（责任编辑 陈莹）

●杨凡，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生态文明研究院。

本文源于：“环境保护部‘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科普工作专项’——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工作事业发展编年史记与资料整理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