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三次“左”倾错误的关系

段照珂

(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共产国际与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三次“左”倾错误的关系

段照珂

(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连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分别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李立三的“左”倾冒险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其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革命带来巨大危害。究其原因，不仅与中国共产党本身革命经验不足，国民党疯狂野蛮的屠杀等相关，还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政策的转变以及共产国际代表一系列错误的指导有着莫大关系。文章从三次“左”倾错误的背景开始论述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而得出值得借鉴学习的经验教训。

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左”倾错误

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随即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二个时期，即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坚持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不断强化为其反动统治服务的国家机器，建立维护和加强其统治的政治制度，用法律、行政、特务、军事等手段残酷镇压任何革命活动，集中一切反革命势力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发起进攻，中国共产党因此被定为“非法”党派，加入中国共产党即为最大的“犯罪”。这一时期是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最为艰辛的时期，鉴于当时低迷的革命形势以及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幼稚的、不成熟的政党，也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导致中国共产党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创伤。本文首先介绍三次“左”倾错误的背景，以便更容易理解这些错误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一、中国共产党三次“左”倾错误产生的背景

(一)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产生的背景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中央并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经进入低潮，不顾主客观条件，错误地估计形势，盲目要求在某些地区进行武装起义。党内“左”倾情绪开始逐渐滋长起来。

1927年10月，发生了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和唐生智之间的宁汉战争。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对军阀战争宣言》，宣言提出：“我们应当使这种军阀战争变成劳动民众反对一切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战争，变成反对一切压迫剥削以及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要一下子消灭一切军阀战争。”[1](P249)此宣言开始反映出中共中央“左”的思想倾向。11月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又通过《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通告提出：党现在的政策就是发动工农武装暴动，推翻一切军阀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时的中央领导人已经开始幻想只要乘军阀混战的时机发动全国起义，就能像十月革命那样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1927年11月9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出席。此次会议标志着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开始。

(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产生的背景

1929-1930年，国内国外政治形势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国内，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以1929年蒋介石对桂系李宗仁的蒋桂战争开始，国民党内部爆发一系列战争。而各派军阀背后都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在华利益，必然会产生矛盾和斗争，而这些矛盾和斗争将直接导致国民党内部各派军阀混战。只要各帝国主义国家不放弃在华利益，各派军阀就不能互相妥协，因此军阀混战频繁不息。国际上，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空前的经济危机，使得一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有了一定发展，这些国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向往社会主义的倾向增长迅速。但是需要认清的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并没有濒临崩溃，也没有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形成世界性的革命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并没有正确认识形势，抓住有利时机，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而是在共产国际“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无视革命力量还相对弱小的基本情况，片面强调并夸大对革命有利的一面，因而逐渐形成“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比较系统的错误主张主要是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提出的，所以这次“左”倾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1929年的2月、6月、8月、10月，共产国际多次向中共中央发来有“左”倾错误主张的指示信和决议，这些错误主张为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1930年，中央政治局通过《接受国际1929年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七十号通告，使“左”倾冒险错误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原大战和湘越桂边战争爆发后，更让李立三等人相信革命形势在全国已经成熟，在1930年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至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取得了统治地位。

(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产生的背景

六届三中全会前后，在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的领导下，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逐步得到纠正。但是不久，共产国际对李立三错误的性质认定有了变化，并对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人不满。于是，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指导之下”于上海秘密召开。[2](P231)

在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的1930年10月末，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来《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信中将李立三“左”倾错误认定为同共产国际路线根本对立的路线错误，并不指名地批评主持召开三中全会的同志模糊国际路线和“立三路线”的区别，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三中全会的成绩。但在此之前，周恩来、瞿秋白在莫斯科讨论这一问题时，共产国际并没有认定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前曾表示拥护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但当他们预先得知共产国际批评三中全会的消息后，又积极进行反对三中全会的各种活动，指责三中全会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充分揭露“立三路线”的机会主义实质。

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使用不正常手段控制会议进行，使他的学生王明在会上作较长发言，极力宣扬王明的《两条路线》(后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观点。此次会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王明为候补常委，但周恩来提议，王明仍应做江南省委书记。这样，六届四中全会就成为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标志。

二、共产国际与三次“左”倾错误的关系

(一)共产国际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关系

八七会议后，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坚持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工作中的暴动主张，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八七会议上的“左”的因素。在1927年9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成立苏维埃决议案中，坚持“城市中心论”。同年11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出席此次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是罗米那兹和来上海接替他工作的米特凯维奇。中共领导瞿秋白主持会议，罗米那兹作政治报告，并通过了《中国现状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决议认为，中国革命应该是“不断革命”的，“决不能有民权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势”，“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进一步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同时，决议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完全全投降了外国资本”，“实际上替帝国主义当走狗”等错误的阶级关系分析。[3](P124)而在中国革命形势和斗争策略的问题上，决议认为，当前中国处于军阀混战的状态，这使罗米那兹产生中国革命正处于“直接革命形势”的错觉，认为革命在“不断高涨”，从而制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

在罗米那兹的影响下，瞿秋白也认为中国革命是高涨的，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并且有汇合成总暴动的趋势；认为中国革命超越了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范围，“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直到社会主义的革命”。[4]在这些错误的指示和决议指导下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

实际上，罗米那兹的错误观点既因为他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也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有关。在中国革命形势的问题上，共产国际领导人一直认为中国革命形势处于高潮。这也是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仍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实行“左”倾政策的原因。

(二)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关系

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共产国际六大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是共产国际急剧“左”倾的标志。原因是共产国际对国际形势作了错误的主观估计，提出当前已处于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理论，并根据这种估计制定了过“左”的方针政策。这就给由李立三领导的中共中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共产国际对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估计更加盲目乐观，并认为这次空前的危机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同年2月、6月、8月、10月共产国际多次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信，而随着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日渐“左”倾，这四封来信“左”的程度也逐渐加深。尤其是10月来信，是李立三错误产生的直接原因，对当时正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为其“左”倾冒险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受国际1929年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并按照来信的指示规定了反军阀战争和群众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要把改良主义作为目前革命复兴最危险的敌人。而为了保证国际正确路线得以贯彻，决议还提出要切实与一切“右”倾错误作斗争。这样，就使李立三“左”倾错误思想的形成和他的“左”倾政策的实行，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都具备了条件。

在中共中央通过《接受国际1929年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后不久的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便发出由李立三起草的《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通告指出，目前党要坚决执行集中进攻的中心策略。此后的3、4月份，李立三的“左”倾思想日益发展，他认为中国的革命处于“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的形势”。可见，共产国际对中国形势的错误估计对李立三的影响有多大。

而正当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找到一条正确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时，不了解中国实际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和领导机关教条地按照十月革命的模式，不顾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不分析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坚持城市暴动，并反对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思想。李立三在此错误思想的领导下，也强调城市暴动是推翻国民党、建立革命政权的主要手段。他还指责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不正确的“割据观念”。后来，由于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发展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所以在1930年7月共产国际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中对李立三进行了批评，但并没有制止住李立三的错误，李立三依旧我行我素地布置各种行动计划。8月中上旬，李立三冒险错误发展到顶点。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李立三在会上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所犯的各种错误。此次会议停止了冒险的行动计划，并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领导。虽然共产国际与李立三有分歧，但这些分歧实质上只是关于行动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从整体而言，共产国际这时正在执行一条比李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以致后来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又发生了危害更大的王明“左”倾错误。

(三)共产国际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关系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与共产国际强加于人的、直接的、不正确的干预是分不开的。1931年1月7日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作了《两条路线》的发言，米夫作了长篇总结发言。米夫一边以比李立三更“左”的观点批评李立三，否定三中全会，一边又大力吹捧王明等人，为他们上台鸣锣开道。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选进政治局。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领导权就开始由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对中共四中全会和王明进入中央也表示满意和支持。

1931年初至1933年末，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三次全会，这三次全会是共产国际“左”倾思想和政策进一步发展的阶段，更是王明积极向国内贯彻“左”的方针政策，不折不扣忠实实行国际路线的阶段(王明出席了第二、三次会议)。共产国际指导下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革命形势和任务的分析。“九·一八”“一·二八”事件后，民族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但共产国际却罔顾事实，大力推行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苏维埃政策，在共产国际“革命危机”、采取“进攻路线”“夺取政权”等思想的指导下，党中央开展同盟罢工、游行示威等活动，想趁机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致使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损失。(2)关于阶级关系的分析和统一战线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共产国际并未认真分析民族资产阶级、富农和小地主的政治态度的变化，仍规定中共在反帝斗争中应“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5](P185)这样就把许多要求抗日的中间阶层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3)关于革命道路的问题。共产国际仍坚持以城市为中心。(4)关于反对党内主要倾向的问题。王明在此期间发出的指示文件和共产国际的一样，都强调要反对党内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5)关于土地政策。共产国际下达指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6)在军事方面。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这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是王明等人在不了解中国社会状况，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下，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凭借主观臆测领导中国革命，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

三、中共三次“左”倾错误的教训

三次“左”倾错误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原则。在革命时期，中国人民面对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情况并不相同。事实证明，在1935年遵义会议确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路线后，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在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前期由于开展一系列与国情不相符的各种运动，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挫折。后来，党开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思想路线建设入手，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面而顺利地完成了拨乱反正，统一了思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氛围。[6]而后来的改革开放，就是在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带领下，实事求是地分析国情，而走出的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得到长足发展。

[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2]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3]中国现状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A].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4]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Z].1927.

[5]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6]郭炜.邓小平执政党思想建设的历史贡献[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3).

责任编辑：张 庆

The Relation of the Comintern and CPC’s Three Times of “Left Deviation” Mistakes During the Land Revolution Period

DUAN Zhao-k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During the land revolution period，the CPC made the “Left Deviation” mistakes three times consecutively：QV Qiubai’s rash action，Li Lisan’s “left” adventurous action，and Wang Ming’s “left” dogmatism，among which Wang Ming’s mistake brought huge damage to the CPC and Chinese Revolution. There are any causes for the mistakes，such as lack of revolution experiences，the ruthless massacre led by KMT，but one huge part was made by the Comintern’s wrong guidance. By discuss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Left Deviation” and the relation with the Comintern，some experiences worth learning from are summarized in this study.

the Comintern；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Land Revolution；the “Left-Deviation” mistakes

2016-11-02

段照珂(1991-)，女，郑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1004—5856(2017)08—0018—04

D16；D231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8.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