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中期人口激增引发的社会问题论略

郝媛媛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7)

清代前中期人口激增引发的社会问题论略

郝媛媛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7)

清代前中期人口激增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颇为关注的一个领域。对于人口增多问题，一方面，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丁是第一生产力，人丁的数量与国之富强紧密相关，人丁数量越多，国家就会越富强；另一方面，人丁在这一时期迅速增长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民生问题。文章在钱泳《履园丛话》史料的基础上，以清代前中期人口迅速增长为视角，分析这一时期人口激增所引发的田价、粮价、银价上涨及如何安顿穷人等社会民生问题，加深人们对清代前中期人口问题、社会民生问题的认识，从而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提供借鉴。

清代前中期；人口激增；社会民生；社会问题

人口问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被关注，当时的先贤就提出了一些人口学的观点。[1]在此后的历史时期，人口问题始终是历代政权关注的重要因素。大清入关之后，统治者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实行“安民”“宽民”政策。安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康熙年间“永不加赋”和雍正年间“摊丁入亩”等赋税改革，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制度保障。玉米、马铃薯等高产农作物的引进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物质保障。小农经济的内在要求再加上人们的传统观念促使清代的人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急剧膨胀。[2]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但是，由于不健全的社会制度，人口在短时间内激增必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人口数量增加，田价、粮价、银价上涨，如何安顿穷人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态势。因此，研究清代前中期的人口、民生等问题，对于了解清代基层民众的社会生活有一定的帮助。

一、清代前中期人口激增的现象分析

清代前期中国人口大约从1亿突破4亿，形成了现代中国人口众多的基础，这个历史现象，不仅在当时引起封建皇帝和有识之士的注意，而且成为当代学者们研究的课题。[3]虽然学者在关于清代人口数字上有较多争论，但人口激增是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顺治十八年，会计天下民数，千有九百二十万三千二百三十三口。康熙五十年，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一十四口。六十年，二千九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五十九口，又滋生丁四十六万七千八百五十口。雍正十二年，二千六百四十一万七千九百三十二口，又滋生丁九十三万七千五百三十口。乾隆二十九年，二万五百五十九万一千一十七口。六十年，二万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五百四十五口。”[4]可见，这一时期是中国人口激增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的转折点。

中国以农业立国，人口数量是国之生产力，人丁数量的多寡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重视的问题。在此之前，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数量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由于战乱、灾患等原因，人口数量大起大落，直到明朝末年人口数量一直不高。明清之际的长时段战乱使这一时期人口数量降至最低点，不到1亿人。清入关以后，社会安定，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天下出现了承平景象，人口也开始不断增长。康熙五十一年(1712)，发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著名上谕，使得康熙末年全国的人口数量增至1.2亿至1.4亿的水平。[5]雍正年间实施“摊丁入亩”的赋税征收政策，进一步刺激了人口增长。乾隆六年，政府采取“大小男妇”来统计人口，当时核定全国人口数为143 411 559口。[5]但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各地人口普查的时间不一致，再加上各地官员对人口普查的重视程度不同，导致人口统计数字存在误差，整体数据偏低。乾隆六年(1741)的实际人数可能达到了1.6亿，至少也应该接近1.6亿。[6]据《清实录》记载，乾隆二十九年(1762)突破了3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超过了3亿，仅乾隆一朝，人口竟增加了1亿。从此，中国人口数量进入了激增阶段。清代前中期人口的增长虽然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在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很快被消极影响所取代，一系列社会民生问题涌现在封建统治者面前并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

二、清代前中期人口激增的原因分析

(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

人类的发展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步的。清代前中期是中国传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小高峰。玉米、马铃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土地面积的扩大、耕作技术的进步、水利事业的完善使粮食产量提高，扩大了人们的食物来源，使增加的人口得以存活。

(二)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保障

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自圣祖以来，休养生息百有余年，民生其间，自少至老，不知有兵革之患，而又年丰人乐，无有夭札疵疠，转徙颠踣以至于凋耗者，其户口繁庶，究不可谓尽出子虚也。”[4]可见，安定的社会环境是人口迅速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

除上述两个因素之外，政府的与民休息、蠲免赋税政策、传统的生育观念、医学的发展、人口分布区域的扩大等一系列因素也都促使人口迅速增加。

三、清代人口激增引发的社会民生问题

(一)田价、粮价、银价上涨对清代前中期社会的影响

田房契税，自宋而始，至清完备，它的历史发展建立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之上，与民众切身利益紧密相连。[7]从田房契税的征收额度上则可以反映出田价的变化。钱泳在《履园丛话·田价》中记载道：“前明中叶，田价甚昂，每亩值五十余两至百两，然亦视其田之肥瘠……至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至乾隆初年，竟亦长至五十余两矣。”[8]从顺治到乾隆，随着封建统治者的统治秩序趋于稳定，人口激增，人均占有田地的数量逐渐减少，田价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大量的土地兼并使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因此，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社会不安定因素逐渐增多。

在中国传统社会，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消费品，粮价不但可以反映市场的粮食供需和货币流通情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他物价的变动。[9]粮价的变动直接关系着社会的安定。随着人口的增多，人地矛盾日渐上升，田价呈居高不下的态势，从而使粮食的生产成本提高，粮价亦逐渐上升。粮食作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传统社会中的大宗商品，影响其价格变动的因素众多。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康熙四十六年，苏、松、常、镇四府大旱，是时米价每升七文，竟长至二十四文”。[8]可见，苏、松、常、镇四府是当时重要的粮食产地，由于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减产，使得米价上涨。从人口角度上来看，这四地亦是当时人口稠密地区，人多粮少的矛盾在灾荒之年更为突出。之后，此地又连续多年的水患，至雍正、乾隆初，米价每升十余文。二十年虫荒，四府相同，长至三十五文，饿死者无算。[8]这一时期，自然灾害频发是粮价上涨的主要因素。随后，连年丰稔，但粮价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五六文之间徘徊。此时，人口数量的增加则成为粮价居高不下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随着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上白银的需求量与日俱增，银价也随之上涨。《履园丛话》记载：“乾隆初年，每白银一两换大钱七百文，后渐增至七二、七四、七六至八十、八十四文。”[8]足见，银价上涨已经成为这一时期不可扭转的趋势。其实，银价上涨的最根本原因亦与人口数量激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口激增，人地矛盾突出，田价、粮价、银价上涨，使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食不果腹，从而加重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引起社会恐慌，流民不断增多，农民起义不断，进而动摇国之根本。

(二)清代前中期人口压力与农村经济破产对社会的影响

清代前中期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人地矛盾日益突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破产，失地农民涌入城市，从事舆夫、舟子、肩挑工等职业谋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全国的经济重心早已转移至东南沿海地区，苏州地区商贾云集，戏馆、酒馆等服务业发展迅速，这为失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劳动就业机会。据《履园丛话》记载：“胡公文伯为苏藩，禁开戏馆，怨声载道。金阊商贾云集，晏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此原非犯法事，禁之何益于治。”[8]可见，戏馆、酒馆养活了不下数万民众。因此，胡文伯禁止开戏馆、酒馆才会引起众怒和不满。除了酒馆、戏馆，寺院、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都是穷人的大济院。政府一旦令其改业，则使众多穷苦民众无以谋生，从而沦为游棍、乞丐、盗贼。由此看来，清代前中期人口数量激增导致一系列问题，小农经济破产，失地农民流入城镇从事工商业，穷人的谋生问题，这些都促使政府不得不关注社会民生且将其置于治国的第一要务。

清代前中期人口激增，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给当前我国人口的发展带来重要启示：人口问题不容忽视，政府既要发展经济改善人口的生存条件，又要抑制人口过快增长，使人口生产与社会物质资料相一致，避免因人口激增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从而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1]许轩昂.春秋战国时期人口学思想研究[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7，(1).

[2]周荣.康乾盛世的人口膨胀与生态环境问题[J].史学月刊，1990，(4).

[3]周祚绍.清代前期人口问题研究论略[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

[4]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3.

[5]郑云波.清代中期的人口发展[J].人口学刊，2004，(2).

[6]张作砺.(顺治)招远县志[Z].清顺治十七年刻本.

[7]黄亚楠.清代以来江浙地区田房契税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5.

[8]钱泳.履园丛话[M].北京：中华书局，2012.

[9]朱林.回顾与思考：清代粮价问题研究综述[J].农业考古，2013，(4).

责任编辑：思 动

Social Problems Due to Population Boom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Period

HAO Yuan-yua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 300387，China)

The problems caused by population boom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period have been a hot topic in the academic circle. When it comes to the issue of population boom，on the one hand，since population make main productivity i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the number of people was related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nation，in other words，the more the population was the richer the nation would be；however，on the other side，the rapid increase of population triggered a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 With Qian Yong’s “Collections of Lvyuan” as historical materials，the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population boom are analyzed in terms of the land price，food price，silver value rising，and how to deal with poverty. It aim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the population issue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period as well as the social problems due to this，which may be of reference value.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period；population boom；social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social problems

2016-09-30

郝媛媛(1992-)，女，河南焦作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地理研究。

1004—5856(2017)08—0111—03

K249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8.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