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梁漱溟与国共关系之调处

刘广达

(哈尔滨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学者梁漱溟与国共关系之调处

刘广达

(哈尔滨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梁漱溟是著名的文人学者、民盟成员，时刻关心国内政治局势。抗战胜利后，他作为民盟代表积极调处国共关系，即政协会议上对军事问题的调处、对东北问题的调处以及全面内战暴发后的调处。由于梁漱溟的文人身份，不了解国共内战的根本原因，因此，在调处过程中所提的方案体现了他在政治上的天真与幼稚，但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平天下”的忧国情怀。

梁漱溟；国民党；共产党；国共关系

梁漱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化学者，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发起人之一，先后担任民盟的常务委员、民盟秘书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漱溟作为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势力，曾经为促进国共合作抗日而奔走呼吁；抗日战争期间，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梁漱溟又辗转于国共两党之间，为抗日和统一而东奔西走，尽心竭力。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的阶级矛盾取代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政治的中心就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共产党主张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民主党派认为，此时的中国既不应该发展英美式的资本主义，也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要选择一条“中间道路”；民盟明确提出“要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地道的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1](P71)即主张“民主建国”；蒋介石意欲坚持国民党一党独裁，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虽然国共两党于1945年10月10 日签署了《双十协定》，但是内战依旧有一触即发之势。梁漱溟作为民盟的成员，又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平天下”的抱负，毅然投身于对国共关系的调处之中。梁漱溟对国共关系的调处可以分为以下阶段。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梁漱溟作为民盟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分到了军事小组。他认为，当时最急迫的问题是整军问题，即实现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并认为“非如此就无法根绝内战。”[2](P897)因此，1月12日，梁漱溟在军事小组会议上提出了“要求现役军人都要脱离党派，不论任何党派不应用军人党员”[3](P613)的意见，梁漱溟的提案在小组会议上得到了通过。第二天，由于周恩来反对，梁漱溟的提案被推翻。在1月16日的政协全体大会上，梁漱溟又代表民盟提出了《中国民主同盟关于军事问题的提案》和对提案的口头说明，他对军事问题提出了两个原则：“(一)全国所有军队应立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二)大量裁减常备军额，而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工业建设，而一面普及国民军训，以为现代国防根本之图。”[1](P125)

为了实现这两个原则，梁漱溟提出要立即成立整军计划委员会，“负责制定具体计划”。而后，军事小组会议通过了两个原则：军党分离和军政分离。“所谓军党分离就是在军队中不得有党团组织，军人只许有党籍，但不许在军队中有组织，也不许军人在驻地有党派活动。”“所谓军政分离，就是军队在驻地只能进行训练，既不负责地方政务，也不得就地补给而由中央另行统一筹划。军队跟当地政治不发生任何关系。”[3](P918-919)政治协商会议根据梁漱溟的建议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离、军民分治等一般性原则。由于形势的变化，以上原则都变成一纸空言。

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等五项协议后闭幕，梁漱溟认为和平建国的愿望已经实现，准备退出现实政治，专门致力于文化研究。这时国共双方在东北的军事冲突不断升级，国内的政治形势急剧恶化。东北之所以成为焦点，是因为其土地辽阔、资源丰富以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共产党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派遣部队渗透到东北地区，配合苏联红军收复东北，到1945年底，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达到30万人。为了争夺东北，国民党提出要“武装接收东北主权”，借助美国人的军舰向东北运兵。

1946年4月18日，中共军队攻占长春，随后又占领了齐齐哈尔、哈尔滨两座城市。在中共军队攻占长春的当天，蒋介石宣称，中共必须退出长春，否则国民党方面将以武力夺取长春，并同时命令国民党军队进攻四平。梁漱溟认为“当时的东北要弄不好，很有可能成为西班牙第二，爆发有国际背景的内战的可能。”[2](P894)因此他不得不再次回到现实政治中，与民盟成员一道主持调处工作。5月初，梁漱溟担任了民盟秘书长，开始了对国共关系调处的第二个阶段，即对东北问题的调处。梁漱溟天真的认为“三个月或者大局可以归于和平”。[3](P968)

为了解决长春问题，梁漱溟起草了一个方案：希望中共的军队撤出长春，国民党的军队也不进驻长春，而是由警察来维持秩序。共产党从大局考虑接受了这个方案，而蒋介石的态度强硬，要求共产党单方面的妥协，让出长春。在谈判进入到僵局时，局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5月19日，共产党的军队撤出了长春、四平等地，而蒋介石却没有遵守前言进行停战谈判，而是继续向中共军队大举进攻，并先后提出“美方决定权”的问题，即“在实行停战，复员整军和恢复交通的协定中，调处执行部及美方军官对执行解释国共代表不一致的问题有决定权”。[2](P339)对于这样有损国家主权的方案，中共方面表示不能接受，经民盟劝说后，同意让步。但蒋介石得寸进尺，要求共产党主动让出苏北解放区，这样的条件是共产党无法接受的。6月29日晚，梁漱溟、李璜找到周恩来，希望共产党方面能够做出让步，遭到拒绝后，又找到国民党方面的王世杰，希望国民党做出让步，同样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与此同时，蒋介石于6月26日下令向中共军队进攻，内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对东北问题的调处也就告一段落。梁漱溟在国共两党之间不停地奔走调停，不辞辛劳，结果是徒劳而返，毫无效果可言。

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又单方面提出了停战条件，分别是：“(1)中共必须从苏北退出；(2)热河境内中共应撤出朝阳；(3)中共应从胶济铁路全线撤退；(4)6月7日以后，中共在山东、山西所攻占各地退出；(5)10月10日以前东北中共应向兴安省撤退，黑龙江、吉林两省撤出一半，齐齐哈尔、延吉、哈尔滨均在内。”[4](P173)这样的条件明显是中共方面无法接受的，实际上，这也是蒋介石为对中共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寻找的借口。处于不利地位的共产党希望取得和谈成功或实现停战一段时间，8月29日，周恩来找到了梁漱溟，希望民盟等第三方再次出面调处国共关系，梁漱溟自然无法拒绝，下定了继续调处的决心。

虽然深知美国政府已经抛开了“调停人”的外衣，开始公开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但梁漱溟还是前往拜访马歇尔，一方面希望马歇尔能够说服美国政府停止支持中国内战；另一方面想请马歇尔同他一起致力于调处工作，争取和平。马歇尔最终同意调解国共争端。在梁漱溟与马歇尔等人的一再努力下，蒋介石勉强同意恢复与共产党的和谈。梁漱溟在得到蒋介石同意恢复和谈的消息后，准备向周恩来发出会谈的消息。就在这时，蒋介石却加紧了攻势，在国民党的猛烈进攻下，共产党节节失利，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爆发了张家口危机。当梁漱溟听到这个消息时，认为“和平已经死了”。[5](P172)

蒋介石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他还想在政治上取得胜利。为了给自己披上民主的外衣，蒋介石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他希望由国民党主持召开的国民大会不仅能够按时召开，并且包括中共、民盟等各方面都出席这次大会，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为此，蒋介石又主动提出恢复和谈，希望第三方面担起调解国共冲突的重任。蒋介石的目的无非是想借着第三方面向中共施压，又拉拢第三方面参加国民大会，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共产党。

梁漱溟认为，此时的第三方面“很有举足轻重之势，很可以作一下”。[3](P938)这样梁漱溟开始了他对国共关系的最后一次调处。“国民大会大家都不来，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失败，反之，各党派如果参加国民大会而共产党不参加，共产党顿形孤立，也是政治上的大失败”，[3](P937)梁漱溟认为凭借这一矛盾，就可以改变国内糟糕的形势，使他认为已经死了的和平又起死回生。他为了更好的调解国共冲突，邀请了无党派人士胡政之、青年党的李璜与民盟的张君劢一起参加国共谈判。

10月16日，蒋介石发表了一份声明，提出了国民党方面的和谈条件，共八点内容，核心内容只有两条：“一是在华北华中就地停战；二是蒋介石下停战令的同时，中共必须参加国民大会并提出代表名单。”[5](P176)这实际上是要推翻1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的停战协定。两天后，共产党方面也发表了自己的和谈条件：“第一，政府须承认恢复本年1月13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之原则；第二，政府须承认政协所有协议，为一切政治商谈之原则。”[3](P941)这两个条件实际上是要国民党遵守停战协定与政协的一切协议。

国共双方提出了完全对立的和谈条件，并且双方都强调只有对方接受自己的停战条件才可以谈判，事实上双方都不愿意也不可能接受对方的条件。这就给以梁漱溟为首的第三方面出了难题。为了提出一个让国共双方都满意的方案，梁漱溟提出了一个原则，即“抛开国共双方的条件另起炉灶，把国民党所作所为尽量纳入政协轨道，同时又要求双方在厉害关系上，平情酌理，互相让步”。[3](P344)由于其他人提不出别的方法，于是同意了梁漱溟所提出的原则，依据这个原则，10月28日梁漱溟等人提出了一套调处方案：“(一)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关于停战之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办法，由军调处及其执行小组依据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对方军队应依军队整编统编方案办理，其驻地分配，由三人小组协议定之。(二)全国地方政权问题，一律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之。其有争执之地方，并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三)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关于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法律修正案。”[3](P941-942)梁漱溟自认为这个方案“大公至正”，唯一不满意的地方是这个方案对某些争执没有作出具体的解决方法。为了不留祸根，经过研究，梁漱溟等人又补充两条：“一是规定中共在东北驻军地点为齐齐哈尔、北安与佳木斯；二是规定国民党政府得派县长带警察接收东北各铁路线中共所控制的20个县政权，以求全线行政统一。”这就是梁漱溟方案的全部内容，很明显偏向国民党而对共产党不利，有学者指出最后两条补充规定“不仅有失公允，而且实际上等于帮助蒋介石取得他在章程上都得不到的东西”。[6](P421)由于国共双方都反对这个方案，因此第三方作为调停人的使命结束了，梁漱溟所做的努力也就失败了。

就梁漱溟而言，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他根本不了解国共斗争的本质，共产党代表的是广大的无产阶级，而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官僚的资产阶级。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变国共两党为普通的政党，可是“国民党却掌握着国家，共产党又握有军队，他企图让国民党在政治上让步，即实行民主宪政；而必须让共产党在军事上让步，让他们交出军队”。[7](P122)但是，当时实际的情况是，想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实现真正的和平，或者是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统治并且交出军队和政权，或者是蒋介石为了成立真正的多党的联合政府而放弃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毫无疑问，“共产党是不会交出军队的，在经历了将近十年的两党政治军事交涉之后可以看得很清楚”。当然，蒋介石也不会突然大彻大悟，“决心使国民党让出政权，听由共产党等等来显示民主”。[8](P308)两个阶级的对立使得两党不可能在和平民主建国问题上取得根本上的一致。梁漱溟是一位文人学者，是学术大师、文化大师，不是政治大师，不是政客。但他是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传统观念浓厚，有治国平天下的文人情怀。因此，梁漱溟在调和战后国共关系的过程中，表现出在政治上天真、幼稚的一面，但也充分表现出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人为实现国内和平、国家统一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1]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6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2]郑大华.梁漱溟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景海峰，黎业明.梁漱溟评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李渊庭，阎秉华.梁漱溟先生年谱[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6]孙其明.和谈、内战交响曲——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初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7]马东玉.梁漱溟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8]杨奎松.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魏乐娇

[要文论点摘编]

·《哈尔滨学院学报》2017年第7期·

老子生态伦理思想及启示

东北林业大学教授 李晓兰，等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老子有许多生态伦理的相关思想，如“道法自然”“少私寡欲”“无为而无不为”等。对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分析，有利于树立顺应自然规律的发展理念和健康的消费观念，对当今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归来诗人”创作的诗美特征考略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访问学者 刘仁三

研究方向 汉语言文字学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诗坛出现了“归来诗人”群，他们的“归来”诗作以反思历史为核心主题，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对个体生命关注为视角，以“个人化”意象和象征化为主题，抒写他们在被掩埋的历史岁月里的生命遭际和体验，思考历史命运，关注社会现实，参与社会探求，表现出鲜明的时代风貌和诗美特征。

Liang Shuming’ Contribution to Mediating CPC and KMT

LIU Guang-da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Harbin 150025，China)

Liang Shuming is a famous scholar and a member of the NLD，always concerned about the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he actively mediated the KMT-CPC relation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NLD. His mediating practice includes the CPPCC meeting on the mediation of military issues，the mediation of the Northeast issue and the comprehensive civil war after mediation efforts. Liang Shuming was a man of letters and did not understand the fundamental reason of the civil war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therefore，his plans were politically innocent and immature. But it also shows Chines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concerns of the nation.

Liang Shu-ming；the Kuomintang(KMT)；the Communist Party；the CPC-KMT relation

2016-12-20

刘广达(1992-)，男，满族，辽宁丹东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1004—5856(2017)08—0122—04

K266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8.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