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布克哈特对历史考察的文化方向

尚 菁

(湘潭大学，湖南 湘潭 411105)

雅各布·布克哈特对历史考察的文化方向

尚 菁

(湘潭大学，湖南 湘潭 411105)

19世纪的文化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对历史的考察有着独特的眼光和方向。与同时代流行的进步史观不同，布克哈特认为历史并非螺旋式的不断上升，而是整体与延续的即历史具有连续性，文化在历史连续性中一直被传承下来。在这连续性中国家、宗教与文化是三个常在的潜能，这三个潜能贯穿于过去与现在。艺术性的“人”是布克哈特在历史考察文化方向中讨论的核心，艺术性的“人”是考察这三个潜能在历史长河如何变化和发展的窗口。布克哈特以此来展望他心目中的理想历史图景。

潜能；连续性；现代化；文化史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19世纪瑞士杰出的文化史、艺术史学家，文化史学的奠基人。布克哈特的史学思想与19世纪流行的史观不同，他反对进步史观同时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持有保守态度。布克哈特认为历史具有连续性，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布克哈特对历史考察的重点在古典文化上，故布克哈特认为世界历史就是一部世界文化史。

在布克哈特对历史的文化考察中，艺术史教授弗兰茨·库格勒的思想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弗兰茨·库格勒可以说是布克哈特的精神导师。布克哈特吸收了弗兰茨·库格勒的思想：“艺术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和一个时代的政治、思想观念以及文化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要理解一件艺术作品，就必须了解它所产生的时代，即艺术作品赖以产生的文化环境：人们的思想观念，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等。”[1](P3)在此基础上，布克哈特以艺术的眼光考察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是一部连续的历史，一部连续的文化史。布克哈特的著作从《希腊人和希腊文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世界历史沉思录》一直到《缅怀鲁本斯》始终围绕着文化这一主题，文化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奠基石。布克哈特的研究通过三个潜能——国家、宗教与文化，两条主线——过去与现在来展开，而文化正是这其中的核心所在，文化通过艺术性的“人”来体现。

一、三个潜能：国家、宗教、文化

布克哈特的历史观不同于同时代的历史进步说，他不认为历史在不断地进行着螺旋式的上升，他认为历史具有连续性。布克哈特在撰写《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过程中意识到，把过去某一时期作为一个单独或者独立的单元是不可能的，“历史的标示就是有意识的贯通，流经整个过去汇入当前”。[2](P193)史学家对往昔感兴趣是因为它与现在息息相关，无论我们的精神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果如何能够独立于过去，只有意识到它与遥远时代的精神和文明之间具有联系，它才能不断得到更新和推崇，过去某个时期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贡献必须是有关过去的所有评价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构成因素——传统。历史延续下来的是传统。对传统的追寻并不算是一种复归，而是以过去作以参照，认识未来生活。同时，布克哈特认为，如果人可以认识到历史是一个连续性的整体，人就会变得智慧，就能够避免“愚蠢地过高评价过去、愚蠢地对当前失去信心和愚蠢地希望将来”。[2](P6)“布克哈特(Burckhardt)既不以哲学的方式构造‘世界历史’，也不想推进专业的博学，而是要把历史升华为智慧。”[3](P26)

在布克哈特描绘的历史图景中，国家、宗教与文化是三个重要的因素。它们作为三种潜能存在于历史各个时期。这三个要素共同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法则，三者力量在此消彼长中构成了六种制约关系：文化受到国家的制约，文化受到宗教的制约，国家受到宗教的制约，国家受到文化的制约，宗教受到文化的制约，宗教受到国家的制约。“这六种制约性的排列为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多层面地考察各个时代提供了一个框架，因为他在分析问题方面有一定的价值。”[4](P77)国家、宗教与文化这三个潜能尤如三块形状不同的积木，搭建的方式不同，建筑物的造型就不会相同。这三个潜能缺一不可，互相依赖而存在。这六种制约关系的变化就是历史社会形成的过程。故历史不能够被单一地解释，因为它是国家、宗教与文化这三个潜能互相斗争，复杂互动的结果。比如宗教改革是“……以罗马教皇、皇帝、诸侯为代表的德国三大政治势力与宗教改革之间存在的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严重阻碍了德国中央集权民族国家之路的发展，并使之进程大大的延长。”[5]历史上的事件都是三种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果。

我们可以注意到布克哈特并未讨论历史哲学这一因素，布克哈特对历史哲学的放弃正是他对历史探索的开始。布克哈特对历史进步观持有保守态度，对黑格尔持有怀疑态度。于布克哈特而言，讨论历史哲学完全是一种浪费时间的行为。布克哈特在给学生布莱尔(Brenner)的信中写道：“如果您研究哲学，那么我会在一旁听，就像在一位说教者那里，但到结束时我也不会说一句话。对此消磨时间的方式，我完全无言以对。”[2](P1)于他而言，“历史哲学说起来有点像半人半马的怪物，是一种明显的自相矛盾，因为，历史的本质在于协调的方式进行整理，因此它有别于哲学，而哲学的根本在于以归纳的方式进行概括，所以它也不同于历史。”[4](P2)历史哲学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但布克哈特从未否认过哲学家在欧洲古典文化长河中对丰富欧洲精神所作出的贡献，也没有进行激烈的评判。事实上，布克哈特仿佛旁白一般冷静的阐述着往昔，从未对任何人与事，任何思想，任何作品提出质疑和评论。

国家、宗教与文化这三个要素中，国家与宗教这两种要素是相对固定和简单的，而文化却是一种自由运动的，形态多样的力量。“就次序而言，狭义的文化是国家和宗教的反映，就内容而言，文化的世界文艺为形式最直接地敞开民族的精神。”[2](P4)布克哈特认为，国家和宗教宣称具有普遍有效性，是政治和精神需要的表达，确切地说是对于整个世界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其通过强制手段实施其主张是合情合理的。宗教来自于最初人们对自然的敬畏，认为人作为神的礼物并在神的庇佑下被创造出来。神话是宗教的初始形态，作为民族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存在，人们在神的基础上占卜以及预言未来，这种在宗教信仰上对未来的语言恰恰是现代人缺失的部分，一种敬畏与信仰的缺失。布克哈特对于国家这一因素，注重的并不是国家权力，因为他对国家权力中所包含的“恶”可谓是避之不及，他所注重的是城邦体制下的“公民自觉性”。布克哈特不但本人本着“公民自觉性”来考察历史，更是预言在现代化的浪潮中终会冲淡民主体制下的“公民自觉性”。国家与宗教这两个因素都或多或少的会受到当下政治局势的影响，而文化则相对自由。

文化不具有强迫性的权威，它取决于个人朝不同方向自由运动的可能性，即个人发展的可能性。文化主要由艺术体现，包括语言、诗歌、戏剧、建筑、雕塑和绘画等各方面的艺术。这些文化成果不断积累，沉淀在一个民族的传统中，构成一个民族的思想动力。成为一个民族的传统精神动力。语言可以将这种文化直接地、高度专门地表达出来，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相关映像；建筑艺术能够纯粹地把理性的意图表达在实物上；历史能够在诗歌中找到他最重要的源泉，诗歌帮助历史认识人的本质，“诗歌提供了有关各个民族的永恒的画面，提供了有关这些民族的各方面的信息，而且经常是唯一保存下来的或者会是保存最好的信息”。[4](P63)此外，布克哈特认为，我们天生就具有戏剧的本能，而戏剧上演的本身就是极具重要社会意义的事情。其他方面的艺术同样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布克哈特对艺术的推崇是毋庸置疑的，艺术不但具有整体和恒久的美，同时也是自由的一种表达形式。艺术所表达的“力量”不会受到日益发展的物质与权利的束缚，它是自由的，同时每个人对艺术的理解也是自由的。“历史考察所完成的东西(在考虑到历史情况下)与艺术(第二种存在)考察所完成的东西是同一的。不言而喻，历史考察作为自由的考察从时代事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如同艺术作品考察从艺术的编年史中解放出来。”[4](P179)故文化的存在是某种完全的不同的东西，它是为了促进物质生活而自然形成的东西的总和，是一种精神和道德生活的，所有的社会交往、技术、艺术、文学和科学的表达方式，它是一种变化无常的、自由的表达形式。

二、历史的连续：现在与过去

布克哈特对历史的考察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对古典文化的推崇。布克哈特对历史的考察既是非哲学的，也是远离现实政治的。其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各个层面都在经历着深刻变革的时代，他远离这些变革，远离巴塞尔以外世界的喧嚣，将自己“与世隔绝”，如一位“遁世者”一般对当下的政治与世界的变革避而不谈，将所有目光转移到古典文化中。如果说维科如游吟诗人一般地低唱着“诗性智慧”，那么布克哈特则像一位艺术家描绘了一副如清明上河图般的历史文化美景。

布克哈特并非从一开始就投身于古典文化当中而避谈现实政治，他也曾与现实专制主义做过斗争。布克哈特最初接受《巴塞尔日报》编辑这一职位的目的就是与任何专制主义的“可怜同情者”做斗争，包括瑞士的“狂热的极端分子”。然而，现实却与他预想的不同，在经历了民众起义和文明世界的让位后，布克哈特对现实深感遗憾，所以二十八岁的布克哈特决定脱离那个时代，沉浸于灿烂的古典文化当中。布克哈特给绍伯德信中提到，“我想躲开它们所有的人，极端分子、共产主义者、实业家、博学者、贪婪者、印象派、抽象派、绝对主义者、哲学家、诡辩家、狂热的国家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等等。”[2](P148)同时，布克哈特决定回到历史中，畅游于高雅的古典文化中，希望通过对过去古典文化的考察，如罗马的历史——永恒的、无党派的、无现代性的、自发性和辉煌结束的罗马历史考察，从中找到伟大国家的历史，企图恢复它们的文化精神并对当下的历史产生借鉴。

“无论我们的精神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作为如何能够独立于过去，但正是由于意识到它与遥远时代的精神和文明的联系，它才能不断地得到更新和推崇。的确，只有通过与那存在于一切时代的东西，那永恒不变的东西相比较，它才能了解自己，重视自己崇高的性质。”[6](P18)

在对过去历史文化的考察中，布克哈特认为，历史的任务就是：从纯粹事件的发生时间中解放出来，他提倡历史学家与自己的时代和个人的有限目标尽可能地保持距离，站在整个过去历史的对面进行，并在这种静观中考察时代的演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尔做出了如下的判断：布克哈特可能是19世纪伟大历史学家中唯一采用静力学(static)，而非发生学的(genetic)人类历史观的人。”[7]历史在布克哈特那里变成了一种媒介，他通过这个媒介直接与当前的事件分开，这样便能立足于自己的时代，把历史之所见与历史之尺度结合起来。

另一条是对现代化的保守态度。布克哈特对历史的所有考察都来自于他从世界感受到危机。如霍尔本所说：“十九世纪的思想家中，谁也没有像布克哈特那样在迅速增长的现代大众文化中清楚的预见了未来极权主义的政治危险。”[4](P279)

首先，布克哈特认为法国革命是一切危机的来源。“权威在此期间所遭遇的大危机越来越明显，法国革命的无节制的乐观意志最终变为当下的主要现象：所有关系都成为临时性的。”[2](P211)法国革命后，社会各个阶层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国家发生了变化，国家受到哲学反思思想的强烈影响；无节制的工业生产与现代交通时代的到来；社会和企业的利益越来越在社会中起着决定作用；全面性的竞争令一切到达高速；科学家把强大的研究首先放到流行的酬金上，社会科学变为共有财产，统计学和国民经济学变为每个人都可在其中获取武器的军械库；人们的生活被忙碌和担忧损坏了。国家在这个时候，“管理者”这个称呼相对于“统治者”似乎更加符合其形象，国家看管整个社会成千上万种活动。在布克哈特看来，法国革命后，法律和经济上平等的观念以及国家权力的扩张，损害了所有往昔的生活形式，唤醒了贪婪和批评，这场革命动摇了所有现实存在的根基。

其次，布克哈特对于19世纪工业化造成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样持有消极态度，他讨厌和藐视新的工业化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他讨厌现代文明的到来，拒绝机械时代的到来。“只有一件事情总显得对欧洲史致命的：压倒性的致命力量”，[5](P15)机械力量加速了欧洲的变革。布克哈特认为这种变革将会控制大众，给欧洲带来灾难。同时，现代文明在20世纪中显得更加具有破坏性，布克哈特对于科学、经济的优先地位以及国家对权利的无尽索求对欧洲文明昔日美丽景象的破坏充满了担忧。在布克哈特眼中，机械是一个冰冷无情的元素，与平等主义、浪费主义和福利国家的联姻一样，是在对高级文化和美好生活的破坏。布克哈特无法想象工业化、科学主义甚至于是民族国家的形成共同作用于历史，我们的世界将会何去何从。

布克哈特越是对现代文明产生厌恶，对权利产生疑惑，就越坚定地相信人类文化精神，面对历史必然性，没有哪个历史学家比布克哈特更执着地肯定人类自由的分量。机械力量与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革使群众和政府只是在表面上寻求自由，而在内部却是寻求无限制的国家权力。所以布克哈特悲观地看待法国革命，悲观地接受现代文明的到来，这也是他“隐世”的真正原因，在他眼中，只有在历史中艺术所具有的那种“精神力量”才是自由的，而非一场打折自由口号的运动。布克哈特肯定的自由的最高形式是内在的，是能够保持灵魂和精神充分疏离和独立于当下主导激情和习俗智慧的自由。一个渴望自由的社会，必须维护那些促进知识、艺术和精神自由的制度，诸如独立的财产和经济中心，以免于国家控制社会的力量。

三、历史文化的核心：艺术化的“人”

布克哈特对历史的考察也可以说是对古典历史文化的考察，而对古典文化的考察最终落实到了“人”。对“人”的论述回答了“如何把这三种力量结合在一个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的画卷当中，并且能跟对这些文化单位在时间中如何变化和发展做出解释。”[7](P38)在由三个潜能贯穿的两条主线中，“人”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这是布克哈特企图解决的问题的关键所在——何以能够引领欧洲人走上幸福之路？

布克哈特这里所说的“人”并不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大众，而是具有艺术性的“人”。也许正因如此，布克哈特才如此喜爱希腊人。“与现代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腊人不仅非常强烈地受到美的感染，而且他们还普遍地和直白地表达出对其价值的确信。”[8](P18)正因如此，布克哈特格外强调诗人与艺术家是真正的伟人。诗人与艺术家具有开阔的眼界，只有他们可以解释并掌握美的奥妙，从而帮助我们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诗人与艺术家用艺术的手法构建了一个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艺术世界，“借助这些艺术手法，一个诗人或艺术家能够展现有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幅美好图画，一个没有残垣断壁，而只有伟大的、重要的和美丽的东西的世界。这个美好的世界给人以幸福的感觉；即使悲剧也具有了抚慰人心的特征。”[4](P206)艺术让人类得以进行心灵间的对话。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加纳罗(Richard Junior)与特尔玛·阿特林勒(Thelma C.Altshuler)所说艺术让人成为人。“引人离开物性，脱出兽性，超越欲念而倾向高明的所有道路，就是所谓人文，修养和培育人文的所谓方法和方式既是艺术。”[9](P4)“艺术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力量，是一项创造活动。”[4](P207)这样具有艺术性正是布克哈特对历史考察中“人”的关注点所在——那些可以让人感到幸福，从事创作，让人生机盎然，与平凡琐碎的生活进行心灵对话。

在富有“艺术性”的“人”的基础上，布克哈特又提到了“历史的伟人”。艺术家是毋庸置疑的“历史的伟人”，与此相比，自然的发现者、军人、数学家以及哲学家与诗人与艺术家相比，都相形见绌。因为自然的发现者的伟大并不是真正的伟大，真正伟大且更具价值的被发现的事物本身；而改革者、人民领袖以及拥有勋章的人，他们的伟大是其自身的伟大，对于国家和人民而言，他并不一定能够起到精神的引领作用，也不一定能够传承艺术与文化，这样的“人”不是伟大的。同时，国家以及国家权力对布克哈特而言虽不是洪水猛兽，但也不是至善至美之物。所以，权力的拥有者更加不能被称为“历史的伟人”。“伟大不靠智力上的优越，因为智力优越可以配合着恶劣的品质。伟大乃是，某种精神与某种意志的结合。”[5](P37)最终，要判断一个人是否“伟大”，是否能够带领人民走上幸福之路，所靠的并不是权力的大小、功绩的多少，而是丰富的精神内涵和艺术眼光。对于成为精神力量的“历史的伟人”，布克哈特提出了“全才”的概念：

“当这种对于最高的个人发展的推动力量和一种坚强有力、丰富多彩并已掌握当时一切文化要素的特性结合起来时，于是就产生了意大利所独有的‘多才多艺’的人——‘I’uomo universal(全才)。”[10](P145-147)

“十五世纪特别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的世纪。没有一部传记不在书中主人公的主要成就之外，谈到他在其他方面研究的，而这些研究都超过一般弄着玩玩的范围。佛罗伦萨的商人兼政治家往往精通两种古典语言，最有名的人文主义者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读给他和他儿子们听；就是那个家族的女儿们也受到良好的教育……从人文主义者本身来说，他是不能不具备多方面的造诣的……”[9](P145-147)

可以说，布克哈特的“全才”观就是布克哈特对人文关怀以及艺术性的体现。这个“全才”并非是样样精通的全能型人才，而是建立在布克哈特的人文关怀和艺术性关怀上，“因此，他在乎的是：‘个人’如何将‘全才’的理想内化为优雅从容的心灵境界，既可以自然而然流露于言谈举止间，又能反映在自己内心对应周遭世界的进退出处上。”[11]这样的“全才”是人文化意义上的，是具有艺术性的；是具有发现美，欣赏美的阳光；是具有能够与外界进行心灵上的沟通的；同时，“全才”的思想与精神还得是自由的。这样的“全才”即使身处于强烈变革的时代，仍旧可以独善其身，保持个人价值，不断地追求知识能够创造深具人文价值文化的人。“如何从正面的角度树立一个在乱世里真切活过的文化典范、幸福典范，应该也是他认为值得透过文字著述来努力的方向。”[10]这样的“全才”同时也可以最终引领人们走向幸福之路。“对于生活在不久的未来的人们来说，作为身临其境的人，同时作为世俗的人，他们可能无法掌握和领会整个局势，但是，他们至少可以着手追寻和认识人类的精神。”[4](P257)

四、结语

法国大革命和现代化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往昔欧洲美妙的文化生活几乎一去不复返，严重损坏了欧洲文化。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布克哈特的思想尤如一叶孤舟。布克哈特在巴塞尔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思想的“世外桃源”，以一位“隐世者”的姿态沉浸在古典文化和文艺复兴时代辉煌的古典欧洲文化遗产中。在欧洲高歌历史进步观的同时，布克哈特却认为历史不是一直进步的，而是连续的、一直发展的，他认为遥远的古典文化在连续的历史中从未消失，仍然可以引导今天的欧洲。故布克哈特虽然将自己从“乱世”中解放出来，但却从未忘记探索人类的发展方向，探寻人类如何走向幸福的问题，故其所有著作虽是描绘古典文化的繁荣景象，实质却是在探索人类在未来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布克哈特的所有问题始终围绕着这三个潜能：国家、宗教与文化。这三者如同积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搭建出不同的国家版图，各个历史时期的差异只是这三者比重的不同。这三个潜能中，文化始终居于首要问题。文化的存在就像灵魂的存在一样，没有了灵魂就像没有心智的躯壳一般。布克哈特更是将他的文化观落实到了具有艺术性的“人”上，通过“艺术”，“人”与外界有了心灵上的触碰，使平凡与琐碎变得妙趣横生。只有这样的具有艺术性的“人”能够真正地传承文化，能够发现美，与生活进行心灵上的交谈；只有具有艺术性的“人”才能够保持个人的自由，个人价值的自由，时刻保持着公民自觉性，避免使其陷入国家“民主”的机器。布克哈特关上了“历史进步观”这扇窗，却打开了“古典文化”这扇窗，在过去与现在文化的传承中引导世界历史的发展。

[1]〔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宋立宏，熊莹，卢彦名.君士坦丁大帝时代[M].上海：三联书店，2006.

[2]〔德〕卡尔·洛维特.楚人.雅各布·布克哈特[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金寿富.世界历史沉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危双双.德国宗教改革与其三大政治势力[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6，(2).

[6]〔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历史讲稿 [M].上海：三联书店，2014.

[7]〔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8]李洁.布克哈特笔下的历史与权力[J].学术界，2009，(1).

[9]〔德〕理查德·加纳罗，特尔玛·阿特林勒.艺术，让人成为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0]〔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1]花亦芬.布克哈特遗著《缅怀鲁本斯》对“个人主义”与“现实性”问题的再思考[J].台大历史学报，2010，(6).

责任编辑：张 庆

Jacob Burckhardt’s Cultural Direction of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SHANG Jing

(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Jacob Burckhardt，a cultural historian in the 18th century，has a unique vision and direction for the study of history. Being different from his contemporary popular history view of progress，Burckhardt believes that history does not spiral up but continues whole and long with the previous history where culture goes along. The historical continuity has three constant potentials：state，religion and culture，which go through the past and present. The research core in his discussion system of history-based cultural direction study is the “man” with artistic nature. This is the window to see how the three potentials change and develop in history. Burckhardt，with this，looks into the ideal historical prospect in his mind.

three potentials；continuity；modernization；cultural history

2016-11-26

尚 菁(1992-)，女，西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近代世界文化史研究。

1004—5856(2017)08—0126—05

K522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8.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