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因哈特·科泽勒克的概念史研究刍议

黄艳红

近年来，我国学界对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的概念史研究已有所关注和介绍，并在尝试将他的一些研究路径引入中国学界。①如李宏图教授做的引介和评论工作，《欧洲思想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学术路径》，《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概念史与历史的选择》，《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另可参阅孙云龙：《德语地区社会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学海》2011年第5期。方维规教授着重分析了科泽勒克的“鞍型期”理论，并探讨其主要观念在东亚语境中的运用，见《“鞍型期”与概念史——兼论东亚转型期概念研究》，《东亚观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第85-116页。本文拟从科泽勒克的部分研究和学术履历出发，简述他的概念史研究与德国学术传统的关联，并就他的某些独创之处，尤其是概念的“时间化”问题,作一些简单的尝试性说明，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莱因哈特·科泽勒克出生于今日德波边境戈尔里茨城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市民”家庭。其父是位历史教师，母亲在法语和历史方面也有很好的修养。青少年时代的科泽勒克曾随父母辗转于五座城市，在八所学校就读过。1941年，科泽勒克应征入伍，在苏德前线服役，次年因负伤转往德国和法国，大战结束前夕被苏军俘虏。根据苏军的命令，科泽勒克跟随战俘队伍从奥德河边一直徒步走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亲眼见证了大屠杀的骇人景象。随后科泽勒克被关押在苏联中亚地区卡拉干达附近的战俘营。在经历15个月的饥饿和困苦之后，科泽勒克因病被释放，返回已陷入迷惘的德国。1946年秋，科泽勒克在下萨克森接受去纳粹化教育时，遇上了年轻的霍布斯鲍姆。后者回忆说，科泽勒克非常博学而且思路宽广，但战争和俘虏的经历让他倍感幻灭。1947年夏，科泽勒克进入海德堡大学，直到1953年底提交博士论文《批判与危机》。②关于科泽勒克的生平和学术履历，英文世界已有专著，见Niklas Olsen,History in the Plural: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New York:Berghahn Books,2012。

一、《批判与危机》

科泽勒克选择这个题目绝非偶然。他的整个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危机和冲突中度过的。在海德堡时，美苏之间激烈的对抗及核大战的恐惧促使他思考这种“世界性内战”的历史根源，《批判与危机》就是这种努力的体现之一。③论文于1959年出版，1988年被译成英文：Reinhart Koselleck,Critique and Crisis.Enlightenment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Modern Society,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88。科泽勒克试图从启蒙时代的道德批判和乌托邦理念中寻找冷战的根源；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何以科泽勒克长期被法学家卡尔·施密特深深吸引并与其保持数十年的通信联系，而后者关于政治概念的思考便首先基于危机和冲突。

《批判与危机》英译本的副标题是《启蒙和现代社会的病原学》，包括11篇论文。科泽勒克的论述是从两对概念的分离出发的：即政治与道德的分离，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尤其关注前者。科泽勒克试图考察从16—17世纪宗教战争到法国大革命这段时期，政治与道德、国家与社会或公民之间关系的演变，以此来探讨作为现代性危机的冷战的历史根源。他在该著前言中说，从历史角度看，当前美苏两国之间的世界性内战，是欧洲向全球扩张的后果。由于这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世界性扩张，当前的危机就与现代人的历史哲学观念有关联，而这种观念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乌托邦信念。无论是当前的政治危机还是应对危机的历史哲学，其历史根源都在18世纪。①Reinhart Koselleck,Critique and Crisis,pp.5-6.

在科泽勒克看来，美国和苏联的世界性内战的根源在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拒绝承认政治的支配地位，因为政治始终是权力和利益斗争的场域。然而，美苏两国的政治都受乌托邦性质的、道德化的意识形态的左右，致力于追求未来的美好世界，②我国学者也已注意到冷战历史中关于未来的意识形态之争。参阅张杨：《“未来潮流”之争：中美意识形态对抗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世界历史》2017年第2期。但没有给对手留下空间，因而注定要走上相互摧毁的道路。③Niklas Olsen,History in the Plural,pp.46-47.

《危机与批判》的分析模式看来严格按照辩证分析模式展开。第一步，科泽勒克论述了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认为这是回应宗教战争导致的危机的政治方案；第二步，他将启蒙思想家的道德批判描绘成对绝对主义国家的一种回应；第三步，阐述这种批评如何导致政治危机并为新的内战铺平道路。新的内战以法国大革命的形式展开，历史哲学是论证其合理性的依据，并一直萦绕着今天的世界。

科泽勒克认为，绝对主义国家是宗教战争的解决方案，国家的功能是垄断外在暴力，维持相互冲突的各派别之间的和平。他尤其集中于对霍布斯的分析。霍布斯将政治限定为国家的领域，将道德限定为臣民的私人领域，臣民以外在的服从换取国家的保护。这个过程也是政治世俗化的进程，政治摆脱了神学及其附带的道德考量。④“Hobbesian Rationality and the Origins of Enlightenment”,in Reinhart Koselleck,Critique and Crisis,pp.23-40.

当道德被驱逐到私人领域后，个人会根据道德准则去评判政治，当这种私人自由被日益充分地运用时，公共领域就开始形成，这是第二个阶段，即资产阶级或市民阶层的兴起。根据科泽勒克的看法，市民不仅认为道德不同于政治，而且认为它高于政治，于是绝对主义国家开始蒙受激烈的道德批判。洛克是第一个系统地对政治中的好坏和善恶进行表述和评判的启蒙哲人。这样，绝对主义国家和新的市民社会出现分裂，后者开始质疑前者的合法性。⑤“Locke’s Law of Private Censure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Bourgeoisie”,Reinhart Koselleck,Critique and Crisis,pp.53-61.

紧接着，新社会在新的历史哲学中找到了批判旧国家的依据。公正、理性、道德等话语，都在这种以未来为赌注的历史哲学中被合理化，因为这些道德价值的实现都是“历史的必然”。科泽勒克认为，这种未来主义的乌托邦历史哲学会让人逃避实际的政治责任，因为人们可以轻松地说，采取某种行动是历史的内在进程所需。他在全书的最后总结说，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是绝对主义主权论的天然的孩子。由于绝对主义国家的自我理解就是国家和道德的两分，它在道德方面是缺席的，将良心的自由留给了臣民，所以当道德批判外溢发展成公共舆论时，它显得束手无策。⑥“Crisis,Consciousness and Historical Construction(Rousseau,Diderot,Raynal,Paine)”,Reinhart Koselleck,Critique and Crisis,pp.158-186.

《批判与危机》是二战期间到战后初期的一种思想浪潮的片段，而这个浪潮就是从启蒙反思极权主义的源头。科泽勒克自己曾多次提到，这部作品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明显地相似。⑦Niklas Olsen,History in the Plural,p.43.但是，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是，科泽勒克在战后德国被视为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家，他对政治的理解明显受卡尔·施米特的影响。《批判与危机》显然持这样的观点：即启蒙思想家们是在谈论政治的道德论者，而非从事政治的国务活动家，这与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强调政治的自主性是一致的。①见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朱雁冰等译，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不过，最近有学者强调，这种以决断主义为特征的政治学说是基于冲突和危机的现实而产生，它把国家理解为一个中立的主权实体，而这是19世纪德国观念的延续。尽管在20世纪前半期的危机年代，施米特的政治学说很有诱惑力，但随后它与德国相对和平的整体形势不相匹配，并在与鲁道夫·斯门德（Rudolf Smend）学派的竞争中逐渐失势。②Niklas Olsen,History in the Plural,pp.133-135.因此今天，当我们在回顾科泽勒克对于“批判与危机”的评判时，必须注意到其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他的观点与哈贝马斯对启蒙时代公共领域的评价形成鲜明的对比。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带来的开放、进步和解放效应，而科泽勒克更关注其对政治的摧毁作用。③Niklas Olsen,History in the Plural,pp.80-87.

科泽勒克的保守立场还体现在其他方面。他的大学教师资格论文《改革与革命之间的普鲁士》对普鲁士官僚制的看法非常接近于传统认识，即它是一个中立的、超阶级的、积极推动现代化的机构。这与流亡美国的德裔犹太历史学家汉斯·罗森贝格的经典著作的批判性立场形成鲜明对比。④Hans Rosenberg,Bureaucracy,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The Prussian Experience,1660-1815,Cambridge,Mass.:Beacon Press,2ndedition,1967;Niklas Olsen,History in the Plural,pp.144-149.虽然他曾在比勒费尔德大学工作多年，但他并不赞同比勒费尔德学派的代表人物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等人对德意志“独特道路”（Sonderweg）问题的解析。⑤Niklas Olsen,History in the Plural,pp.246-250.关于科泽勒克的政治立场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应该作进一步的探讨。

除了卡尔·施米特，在海德堡的求学岁月中，还有四个人影响了科泽勒克：历史学家屈恩（Johannes Kühn，1887—1973），哲学家海德格尔、卡尔·洛维特和伽达默尔。屈恩是科泽勒克的博士论文指导者，其著作《宽容与启示》采取概念史的视角，考察了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之间新教各派的各种宽容与不宽容，科泽勒克称他是概念史的“创始者”之一。⑥Niklas Olsen,History in the Plural,p.20.在《改革与革命之间的普鲁士》重印时，科泽勒克在卷首写下了纪念屈恩的献词。⑦Reinhart Koselleck,Preußen zwischen Reform und Revolution,Stuttgart:Klett-Cotta,1975.卡尔·洛维特对科泽勒克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历史的意义》一书中的重要见解：现代历史哲学是一种“世俗化的末世论”，人取代上帝之后开始自行创造和引领历史，并规划出历史终极目标。⑧卡尔·洛维特的这部著作的中译本为《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该观点鲜明地体现在科泽勒克对于“历史”概念的解读中，而且他也像洛维特一样，对这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念抱有深刻的怀疑之心。《存在与时间》是对科泽勒克启发最大的著作之一，有人甚至认为，他把海德格尔关于个体存在的时间维度的分析移植到了社会的时间性上。不过，科泽勒克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特别是“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也深得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启发。⑨Niklas Olsen,History in the Plural,pp.220-224.

在《批判与危机》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导师的影响。如第八章关于“批判”的分析，就已是一种相当明确的概念史研究。该词于1600年左右从拉丁语进入英法等现代语言，17世纪已经是个常用的概念，但经常被用于对文学艺术的评估。在人文主义者那里，批判概念非常接近于对《圣经》等经典文本的语文学考订，如1678年理查德·西蒙的著作《旧约的批判史》。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17世纪的文本批判是为信仰和国家服务的。但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标志着一个转折，因为他特别强调批判是“理性”的批判，这样，批判就越出了语言、美学和历史的领域，到启蒙时代和康德那里，宗教和国家法律也需要接受批判。⑩“The Process of Criticism(Schiller,Simon,Bayle,Voltaire,Diderot and the‘Encyclopédie’,Kant)”,in Niklas Olsen,History in the Plural,pp.98-123.

科泽勒克对启蒙时代的历史哲学和乌托邦观念的分析，则鲜明地打上了洛维特的烙印。他认为，资产阶级启蒙人士对政治现状的道德评判、对进步的坚定信念、对历史终极目的的末世论观念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将眼光投向未来乌托邦的想法。他们认为这种乌托邦哲学将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得以实现。①“Crisis,Consciousness and Historical Construction(Rousseau,Diderot,Raynal,Paine)”,p.182.“未来”这一时间维度也已经出现在科泽勒克的研究视野中，并将在他的重要文集《过去的未来》中得到进一步的阐释。②Reinhart Koselleck, “Vergangene Zukunft der frü hen Neuzeit”,in Reinhart Koselleck,Vergangene Zukunft.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95,S.17-37.

二、布鲁纳、孔策与概念史

在今天的国际学术界，科泽勒克最知名的工作大概要算他主编了《历史基本概念》，该著的副标题是“德国政治-社会话语历史词典”。③Otto Brunner,Werner Conze,Reinhart Koselleck,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en-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7 vols,Stuttgart:Ernst Klett,1972-1992.该书共七卷，出版时间延续了20年（1972—1992）。全书共收论文119篇，由来自不同学科的109位作者共同撰写。很多论文，如《民主》《历史》等，时间跨度长达两千年，一般由多位作者协同完成。有些作者特别被倚重，如古典学家克里斯蒂安·迈尔（Christian Meier）撰写了很多论文的古希腊罗马部分。

关于这部著作的缘起及其与德国的学术史、尤其是哲学史的关系，已有学者作过介绍。④Niklas Olsen,History in the Plural,pp.167-169.本文想谈一下概念史研究与这部巨著的另两位主编的关系。《历史基本概念》虽然经常与科泽勒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它的主编有三位，排在科泽勒克前面的是奥托·布鲁纳（Otto Brunner，1898—1982）和维尔纳·孔策（Werner Conze，1910—1986）。

布鲁纳在三人之中年纪最长，他在这项工作中的参与并不是很多，只写了很短的一篇论文《封建主义》。⑤笔者曾不揣愚陋编译此文，见奥托·布鲁纳《“封建主义”概念史》，载《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五辑，三联书店，2010年。布鲁纳原籍奥地利，是位中世纪史专家，他于1939年发表的《乡村共同体与领主制》被视为20世纪德语史学界最重要、可能也是争议最大的作品之一。⑥关于这部著作的学术地位及其在概念史上的影响，参阅该著的英译者撰写的长篇译序：Otto Brunner,Land and Lordship:Structures of Governance in Medieval Austria,Transl.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oward Kaminsky and James Van Horn Melton,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2,pp.xiii-lxi;James Van Horn Melton,“Otto Brunner an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Begriffsgeschichte”,in Hartmut Lehmann and Melvin Richter eds.,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New Study on Begriffsgeschichte,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Washington D.C.,Occasional Paper No.15,1996.该著以奥地利以及一些巴伐利亚的史料为基础，试图对中世纪晚期的制度史进行概念上的重塑。布鲁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19世纪造成的断裂不仅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还有认知方面的，而概念史研究是弥合认知断裂的桥梁。《乡村共同体与领主制》中的两章就是为了拆解19世纪的认知模式。⑦Otto Brunner,Land und Herrschaft,5thedition,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84,S.111-133.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模式就是要从中古晚期的历史出发，“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及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社会秩序的“起源”。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社会秩序的对立面，是12—18世纪盛行的团体化、等级制的秩序。民族国家的形成则是新秩序诞生的基础。民族国家被理解为一种现代事实，一种独立的官僚体制，与之对应的领域是“社会”，它是追求私利和个人欲望的行动领域。现代国家的功能是保护社会秩序及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因而垄断了立法、战争、司法、税收等公共权力，独占了公共领域。

布鲁纳将这种制度史路径称为“分离性思维”。19世纪的秩序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公民社会摆脱了国家的干涉，国家被限定在法律和秩序保护的领域。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的对立概念：国家与社会、公共与私人、强力与正义、合法与非法等等。但这种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产物。无论是古希腊的“koinonia politike”，还是古罗马的“societas civilis”，都意味着整个城邦的秩序，即“polity”，它高于个人事务，即高于公民追求自身经济和家庭利益的“oikos”。相比之下，19世纪的公民社会失去了其政治维度而专注于私人领域。但当历史学家们试图阐释19世纪“现代”秩序的中世纪源头时，就必然将现代范畴强加给中世纪的史实。

《乡村共同体和领主制》的第一部分专门探讨了中世纪的“Fehde”概念。⑧Otto Brunner,Land und Herrschaft,S.1-110.“Fehde”在英语或法语中可以理解为“私战”（feud）。在现代人的眼里，封建时代领主之间的私战是无政府主义行为，是政治和法律秩序崩溃的突出象征。但布鲁纳认为，私战的确意味着暴力，但它背后有一种关于“Recht”（法律或正义）的秩序理念，有如拉丁语中的“ius”。但它是内涵于领主制或领主统治的“Recht”。领主统治既意味着领主享有战斗的权利，也意味着其对臣属和自身权益的保护。在法庭正义不能奏效或根本不存在时，私战就成为以战斗来审判的法律形式，胜利就意味着神圣和正义。但是，私战中的战斗是有规则的，敌对行动并非没有约束。在此案例中，布鲁纳的主要用意是要拆解分离性思维创造出的概念体系。在中世纪晚期，领主制中的贵族、教会团体、城市等机构，都在行使司法权，都有权行使防御职能，征收税款，并管理附属的农民。因此，公共与私人这些分离性思维无法理解中世纪的制度结构，19世纪构建起来的概念二分法不适用于中世纪。

笔者暂时不能判定布鲁纳对科泽勒克的直接影响。但上文已经指出，《批判与危机》的论证，正是围绕国家-社会的二分概念展开的。对国家的道德批判的产生和乌托邦想象，在科泽勒克看来也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产物。不过，在《历史基本概念》的导言中，布鲁纳的影响更为明显和确定。因为科泽勒克对于鞍型期的一个基本理解是，现代的概念体系是在1750—1850年间形成的，这个由旧入新的变革是为了适应和解释现代世界。①Reinhart Koselleck, “Einleitung”,in Otto Brunner etc.eds.,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Stuttgart:Ernst Klett Verlag,Band 1,1972,S.XIV.有理由认为，布鲁纳所称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分离思维，是催生一系列的现代政治-社会概念的本源之一，它应该被理解为鞍型期概念变迁的一个方面。当代学者也认为，二战前布鲁纳的理论阐发对鞍型期这一核心概念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②Van Horn Melton,“Otto Brunner an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Begriffsgeschichte”,p.32.

孔策是科泽勒克的大学教师资格论文指导者，是概念史的先行者之一，并且参加了《历史基本概念》中很多词条的撰写。③科泽勒克曾撰文介绍孔策的贡献：Reinhart Koselleck,“WernerConze:Tradition und Innovation”,HistorischeZeitschrift,Bd.245,H.3(Dec.,1987),S.529-543.孔策于1954年发表的论文《从Pöbel到Proletariat》是概念史研究的典范。④Werner Conze, “Vom Pöbel zum Proletariat:Sozialgeschichtliche Voraussetzungen für den Sozialismus in Deutschland”,Historische Zeitschrift,1954,S.333-364.这篇论文探讨的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期贫困在德国引发的社会问题及其概念表述。孔策认为，直到 19 世纪初，“Pöbel”一词并没有“暴民”的贬义意味，它指的是等级制社会结构中处于底层的劳动者，如庄园的雇工或行会师傅的帮手。在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中，“Pöbel”是一个数量相对稳定的阶层。但从18世纪末开始，由于社会经济政策的自由化和工业革命的启动，“Pöbel”的人数激增，贫困化加剧并相应地诞生了一个新名词“Pauperismus”（贫困化），为了称呼这种激增的贫困阶层，在法语“无产阶级”概念的启发下，从1830年代开始，人们日益频繁地采用旧词汇“Proletariat”，但它指的是一个新的贫困阶层。

这篇论文已经提示了后来科泽勒克关于鞍型期的一些重要见解。孔策在这里讨论的概念变迁，发生在等级制社会解体的背景之下，这一点同样是科泽勒克理论阐发的基本出发点。在《“历史是生活的导师”：论一句格言在现代运动历史视域中的消解》这一重要论文中，科泽勒克明确提到了概念变革与等级制社会解体之间的紧密关系：正是从这场社会和政治革命中，发生了政治话语史上的单一化和简单化现象：复数的“自由”中产生单数的“自由”，复数的“正义”中产生单数的“正义”，复数的“革命”中产生单数的大写的“革命”（laRé volution）。⑤Reinhart Koselleck, “Historia Magistra Vitae. über die Auflösung des Topos im Horizont neuzeitlich bewegter Geschichte”,in Reinhart Koselleck,Vergangene Zukunft.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95,S.38-66.如果脱离社会变革背景，这些论断将很难得到理解。例如，在等级制社会，自由概念并不具有普遍性，它与个别性的权益，即特权是同义语，因而它是具体的，也是多样的、复数的；而在等级制瓦解后，自由具有了普遍性。科泽勒克这样表述这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对于作为特权的自由，其援引者只能是特权的持有者，而对于自由本身，每个人都可以引用。”⑥Reinhart Koselleck,“‘Neuzeit’.Zur Semantik moderne Bewegungsbegriffe”,in Reinhart Koselleck,Vergangene Zukunft.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S.346.但“自由本身”是一种抽象的、因而是单数的概念。《历史基本概念词典》中《自由》词条（孔策是撰写者之一）同样明确提到了自由概念的单数化，并认为现代自由概念是一种哲学上抽象的结果，它强调的是人的自律，而非历史形成的具体权益。①Werner Conze etc., “Freiheit”,in Otto Brunner etc.eds.,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Stuttgart:Ernst Klett Verlag,Band 2,1975,S.482-493.

还有一点。孔策在论文中提到，“Pöbel”是内嵌于等级制度的概念，它与“贵族”一样，指的是相对固定的阶层，而无产阶级则和资产阶级一样，是运动的概念。②Werner Conze, “Vom Pöbel zum Proletariat:Sozialgeschichtliche Voraussetzungen für den Sozialismus in Deutschland”,S.348.这一点后来被科泽勒克进一步发挥，运动被视为鞍型期之后一系列政治-社会概念的本质特征。而这一特征本质而言又是概念“时间化”的效应。

三、概念的时间化

布鲁纳和孔策在词典编写过程中先后去世，科泽勒克是这一工作的倡议者，并为全书撰写了导论，堪称这套巨著的关键人物。他在该著的《导论》中指出，这项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在概念史框架中探讨旧世界的解体和新世界的兴起；主要研究的地域范围为德语地区，但以整个欧洲为背景；研究对象包括已发生转变的概念和新创的概念。转变和新创的关键时期就是科泽勒克所称的“鞍型期”（约1750—1850年）。在这个时期，随着政治-社会领域的深层变革，这些领域的基本概念也发生了深刻转变。这个时期的概念具有雅努斯的两张面孔，一面朝向过去，一面朝向未来。对于今天的人们，朝向过去的那一面如果不经批判性思考便难以理解，但朝向未来的那一面则无需转译便能为我们理解。③Reinhart Koselleck,“Einleitung”,S.XIV-XV.

因此，科泽勒克把概念史看作理解现代性诞生的一条路径。他的理论前提是：历史凝结在特定的概念中，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首先在于其各种概念化的方式。但他所称的概念，并不是含义清晰确定的术语，恰恰相反，他考察的概念“集中了多重意义”，只有富含社会和政治情境的词语才能成为概念，它与历史实在存在持续的互动关系，唯此概念史才能成为历史变迁的因子和指示器。有三类材料可以反映概念变迁：（1）哲学家等文化阶层的经典论述；（2）报纸、通信等日常文献资料；（3）当时的辞书。④Reinhart Koselleck,“Einleitung”,S.XIX-XXV.

科泽勒克总结说，“鞍型期”的概念有四个主要特征。⑤Reinhart Koselleck,“Einleitung”,S.XV-XVIII.（1）民主化，即概念从精英阶层传播到了所有社会阶层；（2）意识形态特性，即概念服务于不同的群体和社会运动的利益诉求；（3）政治化，即概念开始成为政治动员的口号和标签；（4）概念的时间化，这也是科泽勒克一篇论文的标题。⑥Reinhart Koselleck, “Die Verzeitlichung der Begriffe”,in R.Koselleck,Begriffsgeschichten.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2006,S.77-85.

在这四个特征中，前三个相对容易理解。时间化不是很好理解，但学界认为，科泽勒克在这方面的见解，堪称他最具特色的创造，不过这一创造深受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启迪。他的论文集《过去的未来》（1979）和《时间分层》（2000）是其相关思考的主要成果。⑦Niklas Olsen,History in the Plural,pp.220-242.

在《历史基本概念》的《导言》中，科泽勒克在论述概念的时间化时只是提到，传统的话语因为时间化而获得了此前没有的“期待特征”，随后他以“共和”为例，对时间化问题作了简述。⑧Reinhart Koselleck,“Einleitung”,S.XVI-XVII.“共和”是科泽勒克经常提到的一个典型概念。在自己的《过去的未来》中，科泽勒克再次以“共和”为例，对概念的时间化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亚里士多德划分的统治形式——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及各自的纯粹型、混合型和衰落型，一直足以处理政治经验，但在1800年左右，这种分类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被改造了。三种制度类型被一种必然作出的选择打破了，即‘要么专制要么共和’的选择。这对选择性概念包含某种时间性信号。因为历史的征程是要从过去的专制走向未来的共和。过去的共和是一个上位概念，可以总揽此前的一切统治形式，但这时它获得了一种更为狭义、与未来绑定的专一属性……一个在历史或理论上屡屡被运用、且总是饱含经验的概念，现在变成了一个期待概念。这种视角上的更换在康德那里同样具有典范意义。对于他，共和是一个可以从实践理性中导出的、对人类而言始终存在的目标设定。对于通往共和的征途，康德使用了一个新的表述：共和主义。共和主义指的是历史运动的准则，推进这场运动是政治行动的一个道德指令。今天通行的是什么制度无关紧要，从长久来看，关键是要推动以法治来取代人对人的统治，也就是实现共和。”①Reinhart Koselleck,“Erfahrungsraum und Erwartungshorizont:zwei historische Kategorien”,in Reinhart Koselleck,Vergangene Zukunft.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95,S.349-375.

简言之，在鞍型期之前的政治话语中，共和是个静态的、作为各种政治经验总结的概念，但在康德那里，它是未来唯一的方向，但是个尚待实现的、因而意味着一场有目标的运动的概念。科泽勒克进一步论述说，1800年之后德语地区出现的一系列带有“主义”的概念，都带有类似的意味：它们都是带有方向性和排他色彩的运动概念，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②Reinhart Koselleck,“Erfahrungsraum und Erwartungshorizont:zwei historische Kategorien”,S.373.

概念的时间化提供了一个独到的观察和分析视角。我们可以举法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两部经典《论法的精神》（1748）和《论美国的民主》（1835—1840）关于“民主”的阐述为例。在孟德斯鸠的论著中，各种政体是平行的，适用于不同的地理-气候状况，但它们之间并无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在论述如何培养民主制的美德、维护民主原则、民主制的腐化等问题时，孟德斯鸠引述了大量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例证。③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1-50、112-115页。对于他，民主是一个在历史中已经充分实现的、有着完整经验的概念。但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绪论中，托克维尔笔下的民主虽然也有它的历史，但就本质而言，民主是一场远未完成、正在发生的运动；这场绝不会止步的运动将要走向何处，“谁也回答不了”，民主的前景是无法预见的。④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18页，第7-8页，第8页。借用科泽勒克的话，托克维尔的民主是一个尚在进行、其结果和经验远未充分展现出来的“期待概念”。另外，在托克维尔的表述中，民主的对立面是贵族制，但在这种关系中，民主也像康德的“共和”概念一样，是未来的必然的方向，换言之，托克维尔的民主不再像孟德斯鸠的民主那样，与其他政体构成平行关系，它必然要将后者抛弃在时间的征途中。

在科泽勒克的概念史阐释中，时间化是一系列重要观念的基础。可以继续以《论美国的民主》进行说明。当民主成为一场通往未来的进程之后，历史就好比“一条大江的急流”，它在每个阶段的风景都有其独特性，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每过50年，法国的贵族和平民的地位都会接近一步。⑤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18页，第7-8页，第8页。在这种不断运动变化的历史中，过去的经验对于当下和未来的价值十分有限——如果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话。实际上，托克维尔根本否认古代的雅典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⑥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583页。他并不打算从古代民主中寻找灵感，“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⑦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18页，第7-8页，第8页。正因为如此，他不再像孟德斯鸠那样，反复从古代的经验出发探讨民主。位于鞍型期末端的托克维尔很好地阐释了科泽勒克在《过去的未来》的头两篇重要论文中的主要观点：⑧Reinhart Koselleck, “Vergangene Zukunft der frü hen Neuzeit”；“Historia Magistra Vitae. über die Auflösung des Topos im Horizont neuzeitlich bewegter Geschichte”.从过去的经验已经难以预见未来，“历史是生活的老师”这句格言在启蒙和革命时代之后逐渐失效了。

概念的时间化还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观的形成，这就是科泽勒克在《历史基本概念》的《历史》词条中提到的“现代历史概念的创出”。⑨Reinhart Koselleck etc., “Geschichte/Historie”,in Otto Brunner etc.eds.,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Band 2,Stuttgart:Ernst Klett Verlag,1975,S.647-691.在这篇论文及很多其他论著中，科泽勒克反复提到过一些奇特的说法，如“总体而言的历史”（Geschichte überhaupt），“历史本身”（Geschichte selbst），“自在自为的历史”（Geschichte an und fürsich）。在笔者看来，这类说法都应放在作为“集体性单数”（Kollektivsingular）的“历史”概念中去理解。集体单数的历史，本质上也是历史成为一场从过去通往未来的运动之后、即时间化之后才产生的。

例如，在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理解中，历史是一场不断走向身份平等的运动，每50年的状况都不一样，因此时间进程中各个阶段都有其独特性，但所有的这些阶段都汇聚成一个整体，即被总称为民主运动或民主化的历史，这就是托克维尔表述的作为集体单数的历史。在《共产党宣言》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著名论断中的历史概念，同样是一种典型的集体单数。进一步说，无论对于托克维尔还是对于马克思，现代历史概念还意味着历史有一条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强有力的逻辑线索：对于前者是民主和平等化，对于后者是阶级斗争形态的演变；而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自辩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中，历史概念以最鲜明的形态展露出其面向未来的“期待特征”。

在马克思等革命者的期待中，未来绝不可能是对过去的重复，它是人类历史中从未经历过的美好阶段。这就是科泽勒克在《过去的未来》这部文集中多次提到的，过去的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之间拉开了距离。①另可参阅拙文：《欧洲历史中的过去和未来：简析科泽勒克和阿尔托格的历史时间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应该指出的是，科泽勒克还试图从这两对概念来理解现代性等问题，例如他在《现代如何是新的？》和《Neuzeit：现代运动概念的语义学》等论文中一再强调，②Reinhart Koselleck, “Wie neu ist die Neuzeit”,Historische Zeitschrift,Bd.251,H.3 （Dec.,1990）,S.539-553;“‘Neuzeit’.Zur Semantik moderne Bewegungsbegriffe”.按：从字面上看，德语中的Neuzeit（现代）有“新时代”的意思。现代历史意识与近代早期欧洲人对不断加速的历史运动的感知息息相关，运动超出了过去的经验空间，并催生新的期待，而这正是现代社会的典型意识。

四、结 语

奥托·布鲁纳和维尔纳·孔策都是研究社会史出身的，科泽勒克本人也有很强的社会史背景，并且曾与战后德国社会史名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等人共事过。的确，如果脱离鞍型期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科泽勒克的很多表述是很难理解的，如概念的单数化、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距离的拉大等等。尽管他强调概念本身是变革中的一个因子，但这个因子是内嵌于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

不过，科泽勒克的概念史研究既没有赢得韦勒的赞许，也不为英语世界的政治思想史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欣赏。他们都认为科泽勒克的方法是老套的、保守的。韦勒还认为，科泽勒克的观点和方法是在延续早已过时的保守主义历史观。③Niklas Olsen,History in the Plural,pp.195,245-256.科泽勒克也不讳言他与韦勒和比勒菲尔德学派的分歧，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这个学派的同道者，海德堡才是自己真正的思想家园。比勒菲尔德学派更看重战后新兴的社会科学方法，而海德堡是哲学和诗学的家园。④Niklas Olsen,History in the Plural,pp.245,250.我们已经提到海德堡的几位导师对科泽勒克的深远影响。而且，科泽勒克的一些重要概念也与传统的哲学和诗学有很深的渊源。如“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是对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重新表述，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这两个概念则源自诺瓦利斯的诗句。⑤Reinhart Koselleck,“Erfahrungsraum und Erwartungshorizont:zwei historische Kategorien”,S.352-353,363.

也有一些人颇为赞赏科泽勒克的研究。海登·怀特曾称赞说，科泽勒克对于西方文化中“历史”内涵的概念化理解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并为科泽勒克的多部著作的英译本写了序言。不过，科泽勒克却不完全认同怀特的一些基本观点，认为他的理论没有给社会实际留下空间。⑥Niklas Olsen,History in the Plural,p.241.

上述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究。这里简单谈一点初步的想法。科泽勒克的概念史研究几乎完全专注于西欧。不过，对于欧洲之外的历史认知，他的视角和概念范畴或许也有借鉴意义。当李鸿章说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有理由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的经验空间的断裂，这种断裂意识应被视为新的期待和举措的前提。当20世纪初汉语中出现带有“化”字词缀的概念（如“工业化”）时，⑦见路璐：《现代汉语“X化”词研究》，山东大学（威海）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6-18页。可能也将变化、运动和进程等观念引入了概念和话语系统中，正如19世纪初德语中一系列带有“主义”的新概念一样。如果现代性是一种全球性现象，类似的概念和语言现象应不仅限于欧洲。

无论是近代早期的时间经验转型，还是鞍型期的概念变革，都发生在全球化进程开始启动、欧洲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日益深入的大背景下。科泽勒克并没有忽视这一点，不过他着墨较少。相比之下，当代法国学者阿尔托格在对夏多布里昂的研究中，就充分关注到了美洲作为“不同时代性”对欧洲人的历史观念的时间化产生的决定性影响。①François Hartog,Régimes d’historicité,Pré sentisme et exp ériences du temps,Paris:Editions du Seuil,2012,pp.97-139.罗振常原著，周子美编：《嘉业堂钞校本目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7页。在当下的全球史热潮中，如何借鉴科泽勒克的观点和方法，考察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明和地区之间在时间观念和经验上的冲突及相互影响，正是尚待深入探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