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勋卓著 军政兼优

杨晨+宋志娇

杜义德将军是从大别山区走出来的老革命前辈，他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立下了赫赫功勋，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文武双全，刘伯承元帅曾称赞“杜义德是政委兼司令，司令兼政委，文武双全。”这位军政兼优、文武双全的开国将军，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许许多多气壮山河和耐人寻味的故事。日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暨李德生同志诞辰100周年书画巡展”在河南郑州和大别山地区的信阳、新县举办，杜义德将军之子杜伟也参加了此次活动，并回到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凭吊。其间，杜伟向本刊记者讲述了杜义德将军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

树立坚定的革命信仰

与许多革命者一样，杜义德参加革命前也是贫苦工农出身，文化程度不高。由于家境贫寒，杜义德只读了8个月的私塾，才八九岁的年纪就给地主放牛，15岁那年因到武汉当学徒工，受尽了老板的欺凌，他想不通为什么世界会有那么多不公平，不合理。在这个黑暗的旧世界里，人民的苦难似乎没有尽头。作为一个有着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当时的他多么渴望光明能早日到来，解救被压迫的穷苦百姓。杜伟对记者说，他也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当年是什么力量让那些受尽苦难的工农抛家舍业、不畏牺牲，义无反顾地踏上革命征程？又在革命道路上历经无数血与火的考验而从不动摇？他认为，只有无比坚定的革命信仰，是支撑他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走向胜利的唯一答案。

杜伟说，父亲的革命信仰的建立，起始于在湖北木兰山做工的那段岁月。那时，父亲白天干活儿，晚上就到李先念同志那里听他讲《共产党宣言》，这让父亲眼前一亮：自己一直梦寐以求改变穷人受奴役受压迫悲惨命运的真理，在这里找到了。从那以后，父亲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了人民的解放，他选择了革命的道路。1929年，父亲和家乡的100多个赤卫军一起参加了红军，被编入红11军31师4大队。

红军长征初期，杜义德先在红四方面军第89师和91师任政治委员，后来到方面军总部任徐向前总指挥的作战参谋。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党中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开辟川陕甘革命根据地。杜义德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纵队司令员、四局局长。他带部队三过草地，历尽磨难。在战斗中与红军总司令朱德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杜义德既会打仗又会做政治工作是出了名的。参加红军后，杜义德经历了无数次的战火考验。不仅使他积累起更多的作战经验，也使他的革命信仰更加坚定。杜伟说，父亲军政素养的不断提高，也得益于毛主席的几次教诲。

能够当面聆听毛主席的指示，这让杜义德十分兴奋，毛主席讲的字字句句，他都始终记在心里。杜义德坚信，毛主席的思想就是中国人民的希望，就是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行动指针。在以后的日子里，杜义德十分注重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研究，在带兵打仗和部队建设中活学活用。

王近山为“美人”

拿枪对准杜义德

采访中，杜伟还提起他父亲与猛将王近山的一段故事。1935年，时任红四军第十师二十八团团长的王近山，缴获一批阿拉伯纯种马，四肢细长，蹄上有小毛，动作灵敏轻快。王近山称之为“美人”。然而，就是这样的“美人”，让王近山拔出手枪顶住了杜义德的脑门。

当时，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王近山和他的部队及他的“美人”，直插江边，准备过桥。负责渡江过桥秩序的杜义德，看到竹扎的浮桥在江水的冲击下，早就摇摇晃晃了，过人都已十分勉强，哪能经得起马儿的折腾？杜义德厉声喝道：“人从桥上过，马从水里蹚！”原本，战马蹚水本属经常。可是，王近山娇贵自己的“美人”：“他娘的，不行，得从桥上过！”

“当！当！”杜义德抬手两枪。最前面的两位“美人”，当着王近山的面，翻入江中，“壮烈牺牲”。王近山看着嘉陵江江面上的鲜红血水，顿时心疼地破口大骂：“你个二杆子，敢打我的马，老子毙了你！”

杜义德也不是吃素的，还口道：“你几匹马算个啥？你瞎眼了，没有看见天上敌机飞，地上敌人追啊！战士过不了江，你脑袋开花吧，敢毙我？二杆子！”“看老子敢不敢！”说着，王近山拔出手枪，顶到了杜义德的脑门儿上。

这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骑着高头大马疾馳而来。一问原委，徐向前劈头盖脑对着王近山一顿臭骂，直骂得王近山脸红脖子粗，乖乖地认了错，才打马过江而去。过江后，杜义德笑着问：“原来你就是‘王疯子，早知道，我就不跟你较劲了！呃，你说，你真敢枪毙我？”

王近山也笑了：“你真当我是‘疯子？我疯那是对敌人，还能把枪里的子弹对着自己人打呀？不是刚才被你气疯了吗？”俩人相视而笑。

没有想到，这对不打不相识的“二杆子”，以后竟成了搭档，而且搭档的时间还挺长。

做学生、当副校长

抗战前夕，毛主席找杜义德谈话：“杜义德，你才二十几岁，来日方长，要好好学习。是不是去住一段学校？”参加革命以后，杜义德几乎是一个劲地打仗，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身上九处负伤，但他还是喜欢打仗。尤其是这次西路军的惨败，他心里总是堵得慌。于是就说：“主席，我还是想带兵打仗。”

毛主席说：“仗是有你打的。学习不是撤职，是为了更好地打仗。现在正在酝酿国共联合抗日，今后的对手是日本鬼子，会有你用武之地的。”杜义德一听，只好说：“主席，听你的，让打仗就打仗，让学习就学习。”毛泽东说：“那好，我看你就去抗大住一段吧。”几天后，由毛泽东介绍，杜义德进入抗大学习。

当时，红军抗大刚从保安迁到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是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十分重视抗大的建设，亲自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他还多次到抗大作报告和讲课。

有一次，毛泽东在讲课中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个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即改造自己的主观能力。”课后，杜义德问毛泽东：“主席，我们来抗大学习就是来改造自己的，对吗？毛泽东笑着说：“你这样看是可以的。你有许多经验，经过学习、整理，上升到理论，你就更聪明了！这不是改造吗？当然，是越改造越聪明，越改造越能干了。”

杜义德说：“看来，学习、改造也没有头。”毛泽东说：“说得对！我们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杜义德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学习政治、学习军事，进步很快。毕业后留在抗大，先任五大队一队队长，后又到抗大一分校任支队长。

1938年10月，抗大一分校由延安迁到太行山区。不久，杜义德到八路军129师，任随营学校副校长。1939年9月，日寇侵华气焰日益嚣张。本想在战场上与日军大干一场的他，却被刘伯承、邓小平另委重任。杜义德回忆说：“有一天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找我去谈话，谈话开门见山。刘伯承说：随营学校现缺个副校长，组织上决定要你去。”

对于杜义德来说，上前线打仗他驾轻就熟，而办学校却是头一回。学员中大多是文盲、半文盲，他首先要给学员们扫盲，教授语文和算术。语文从认字开始，逐步达到阅读报纸、写日记；算术要求学会加减乘除法。对成绩好的学员奖给香皂、纸、毛巾等用品。由于部队新兵多，军事课甚至要从练立正、稍息开始。

平时以连队为单位教学，遇到敌情分散教学，而更多的时间则是利用行军中的休息、宿营后和集合出发前的空隙进行讲课或组织讨论。

在军事学习上，学员来自前线，把他们各自战斗中的生动实例，拿到学校来，加以总结提高；学员们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学校将校长刘伯承写的《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论游击战争与运动战》等军事著作当作教材，结合实际教授。

与日本鬼子血战到底

杜义德曾说，抗战期间最艰苦的阶段要算在冀南与日本鬼子血战的那几年，在那个残酷艰苦岁月里，还是革命的信仰支撑着我们的斗志，最终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

1942年起，杜义德被任命为冀南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以后又兼任政治委员和地委书记。这年头三个月，杜义德的部队7次遭日寇優势兵力的合围攻击，损失很大。

4月29日1时多，情报人员报告，发现日伪军异常集结。天亮以后又发现敌人大批出动。10时左右，军区机关和区党委、行署机关及各部队被压缩到十二里庄一带，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原来这就是鬼子蓄谋已久的“4·29铁壁大合围”。日军共调集1万余人及大批伪军，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岗村宁次统一指挥，企图彻底摧毁冀南抗日根据地。

各部队紧急突围。然而各个方向都布满了敌人的大量机械化部队。就在最危险的关头，狂风大作，尘沙飞扬，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使天昏地暗，能见度不出十步。八路军将士觉得仿佛一条黄龙从天而降。敌人无法出击，只能在碉堡里胡乱地向外开枪，机枪子弹像旋风一样，在杜义德的耳边擦耳而过。

突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危险并没有解除。在马头镇部队再次遇到敌人合击，一颗炮弹落在杜义德坐骑边，杜义德反应很快，从马背上一跃而下，战马被炮弹击中，一块弹片扎进杜义德的左大腿内侧，他咬牙拔出弹片，鲜血立即染红了军裤，旁边的战士赶紧用绷带给他包扎。

为了节省有限的弹药，眼看着日寇越来越近，杜义德一声令下率先端起刺刀，跃到鬼子面前，大吼一声，刺向鬼子的胸口。他从倒地的鬼子身上撕下一块布，用牙咬着缠紧身上的伤口，又扑向下一个敌人……部队硬生生地冲出一道缺口，成功转移。1942年全年，冀南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2500余次，平均每天7次；1943年2月里，28天共进行战斗270余次，平均每天9次。战争的残酷和惨烈可见一斑。杜义德说，冀南地处平原，没有大山没有森林也没有湖泊，缺少游击战可以利用的险要地形。“青纱帐”未起或已落的季节，部队开展行动就更加困难。“在最困难的时候，”杜义德说，“甚至只要能够保存自己就是一种巨大的胜利。”

七个武工队扬威冀南，

再也不怕日寇的“扫荡”

1943年，冀南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先是大旱8个月，接着又是蝗虫灾害，8月下旬至9月初连降大雨，造成历史上罕见的水灾。日寇灭绝人性，在这种情况下将多处运河河堤掘开，受害达30余县，使冀南地区一片汪洋，霍乱瘟疫流行，近百万人流离失所。

“局势对我方十分不利，但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杜义德说，“一方面机关精简整编、发展生产，另一方面更加灵活地与敌人斗争。”军分区组织了七个武工队，共63人。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的活动马上就起到了神奇的作用。

夜晚，靠近敌人碉堡后，他们把宣传品和标语用弓射进去。还把已经投诚的伪军编成组喊话，利用认识的老乡或同学做工作。一喊话，碉堡里就有伪军探头探脑，有时看到认识的人吃惊地问：“八路军没杀你？”投诚的伪军说：“跑出来的人都回家了，这是宽大政策，你也快下来吧。”还有的动员亲属来喊：“你跟鬼子打中国人，咱就不是兄弟！”

对于顽固不化的汉奸，则坚决予以镇压。他们摧毁了全区绝大部分敌伪大乡组织，铲除了隆平县（今属隆尧县）全县的特务网，击毙特务汉奸29人，连巨鹿县城的大特务、伪警备大队长王文珍也被处决了，有力地打击了汉奸的嚣张气焰。

同时，武工队还在伪军中建立了“耳目”。日军一旦准备“扫荡”，八路军就能及时得到消息。八路军经过敌人据点的时候，就有伪军中的“耳目”放行。2军分区副政委李定灼在日军的突袭中受伤被捕，立即有“耳目”通报说李定灼被暂时关押在据点里。杜义德听说后组织武工队营救，伪军中的“耳目”做通了看守的工作，合力救出李定灼后投奔八路军。

瓦解伪军的同时，日军也被瓦解。杜义德说，这一时期，日军向我投诚2人，逃亡24人，自杀9人。八路军控制了越来越多的村庄，日寇逐渐龟缩至大的据点中。1945年5月初，杜义德率部连克南宫、新河两县城，6月配合冀中军区发起子牙河战役，攻克艾章庄、东汪等敌人顽固据点，至8月底，解放了冀南大片的土地和人民。

上党歼敌 赢得解放战争首胜

重庆谈判归来，毛泽东多次谈到：“上党这一仗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谈判越有力量，我回来的希望越大。”

1945年8月，八路军、新四军对日本侵略军进行最后一战。为了和平建国，毛泽东亲自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蒋介石玩弄反革命两手，一面谈判，一面派国民党军进犯解放区。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按照蒋介石的密令，先后派出13个师的兵力进攻晋东南解放区，妄图用一把刀子插入上党，分割太行、太岳两区，然后把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逼到山区歼灭之。

当时，杜义德任冀南军区司令员。为了配合重庆谈判，保卫上党，冀南军区主力组成冀南纵队（陈再道从延安赶回任纵队司令员），与兄弟纵队一起奔赴上党作战。上党战役，歼灭侵入解放区的国民党军 3.5万人，活捉了第19军军长史泽波。冀南军区其它部队还解放了夏津、高唐、任县、南和、邢台、邯郸等地。前线的作战有力地配合了重庆谈判。

六纵开展王克勤运动

1945年11月杜义德将军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政治委员，王近山任纵队司令，二人率部参加了定陶、巨野、豫北、鲁西南、进军大别山、襄樊、淮海等重要战役。杜将军在巨野战役中及时发现和总结出“解放战士”王克勤的模范事迹，对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王克勤，在加入人民军队一年零九个月时间里，迅速成长为一名有着高度阶级觉悟的革命战士。他最大的贡献是创造了以“思想互助、技术互助、生活互助”为内容的王克勤带兵方法。

解放战争初期，由于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减员很多，大量翻身农民和“解放战士”补入部队。如何使老骨干、新战士、解放战士三支力量拧成一股绳，迅速形成战斗力，是当时全军都在研究的课题，也是身为机枪班班长的王克勤带兵首先遇到的问题。

王克勤对班里同志说：“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在，这句话可以改成‘在家靠父母，革命靠互助。”他在班里成立了思想、技术、生活互助组，组长大伙儿推选，自由结合编组。

思想互助的主要办法是开展以诉苦活动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政治工作。班里战士有了思想疙瘩，王克勤总是耐心说服，从不耍态度、发脾气。新战士白志学不习惯部队生活，别人出操他睡觉。王克勤主动和他谈心，找人替他写家信。白志学胆小、怕打仗，王克勤单独给他“开小灶”，鼓励他说：“艺高人胆大，搞好了训练，自然就不会怯阵。”

技术互助的目的是尽快提高军事素质。因为战斗频繁，新同志一参军就得打仗。王克勤说：“没有不能打仗的兵，就看排长和班长怎样带。”他提出勇敢与技术结合，战斗与训练结合的口号，带领战士从难从严进行军事训练。

生活互助一开始也称体力互助。部队天天行军打仗，甭说是新兵，就是老兵，体力有时也吃不消。王克勤常说的一句话是：“咱穷兄弟在一起干革命，求解放，应该比亲兄弟还要亲。”部队过河时，他把受伤的战士一个个背过去；部队夜行军，他把自己的绑腿解下来拧成一条绳，让全班战士牵着绳子走；部队宿营后，他忙着烧水给战士们烫脚、挑泡……

194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社论高度评价王克勤“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创造了新的光荣的范例”，“希望全解放区的军民，都能按照当前自己的条件，选择自己的典型，来普遍有力地推行这一运动”。

父辈们抗美援朝的

表现令主席称赞

解放战争之前毛泽东教导杜义德：“要做一个有心人，善于总结经验，不但自己能用，别人也能学习。”

全面内战爆发以前，有一次，毛泽东曾对杜义德说：“你们仗打得不错，应该注意总结经验，搞一点材料”。杜义德回答说：“主席，我们那一点事，大家都知道，还有什么好写呢？”

毛泽东说：“知道是一回事，写出材料来宣传又是一回事。仗打得好，为什么打得好，要做有心人，善于总结经验，不但自己能用，别人也能学习。”

杜义德记住了毛泽东的话。他注意认真总结推广部队各方面的经验，指导部队的建设。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对杜义德说：“上甘岭战役打得好！这是关系全局的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1951年3月，以12军、15军、60军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为赴朝作战第二梯队。陈赓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近山为副司令员，杜义德为副政治委员。在接见志愿军部分领导人时，毛主席说：“朝鲜的战火已经烧起来了，我们有责任，无论如何要把朝鲜保住，不让美国人占去。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国占去了，朝鲜的革命受到根本的失败。这样一来，我们没有尽到国际主义的义务，美国也就更猖獗。你们的任务就是要保住朝鲜。”

大家都向毛泽东表了态，杜义德也说：“主席放心，我们能够保住朝鲜。”

毛泽东说：“今天要的就是这句话。有这句话，我才放心！”

王近山等率3兵团入朝半个月后，杜义德接到指示结束军事学院学习立即赴朝与王近山一同指挥作战，他日日关心着抗美援朝前线形势。三兵团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志愿军以大兵团作战，歼敌8万余人。但由于对敌大兵团快速进退战术缺乏对策、指挥等原因，3兵团第60军之180师在担任“殿后”掩护主力北移和转运伤员任务时陷入敌后，受到了重大损失。当时，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正因病在国内，指挥员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压力很大。毛泽东十分关切180师的情况。中央军委指示杜义德立即停止学业赴朝上任。他赴朝后立即调查研究，与王近山等领导一起总结教训，稳定部队，走出阴影，动员指战员坚决打好翻身仗。

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3兵团指战员重新打出了威风。当时，3兵团所属第15军、第12军部队在空前残酷的防御作战中，顽强地顶住了“联合国军”6万兵力、170余辆坦克和3000多架次飞机配合下的600余次疯狂进攻，作战43天，歼敌2.5万人，阵地岿然不动。3兵团指战员显示了革命英雄主义本色，涌现出了黄继光、孙占元、胡修道等一大批著名的战斗英雄。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毛泽东对此十分欣慰。

杜义德回国向毛泽东汇报抗美援朝作战情况时，对毛泽东说：“主席，第5次战役中180师损失重大，至今我们仍十分痛心。”毛泽东摆摆手说：“180师的问题，情况比较复杂，主要责任不在你们。你们的上甘岭战役打得好！这是关系全局的胜利！”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留杜义德等吃饭。毛泽东向杜义德敬了一杯加饭酒，说：“我要感谢你们，感谢志愿军，感谢志愿军的英雄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杜义德任川南军区司令员、第三兵团第10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旅大警备区政治委员，海军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司令员。杜义德将军于1930年3月加入中国共產党，直至2009年9月逝世，是一个有着79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的一生忠实于党的事业，正是这种无比坚定的革命信仰，铸就了杜义德为党为人民立下的不朽勋业。今天，我们更应该从老一辈革命家那里，将这种伟大信仰和品质代代相传，如此，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