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蔡和森对早期中共党史的探索

陶玉婷

论蔡和森对早期中共党史的探索

陶玉婷

蔡和森作为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不仅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也对中共党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早期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在1925年作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报告，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研究中共党史的立场和方法、党内的政治生活等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总结了党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之后的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

中共党史研究；党的诞生；国共合作；蔡和森

蔡和森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不仅为早期中共党史的研究提供了思路，还留下了党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他的党史著作不仅明确了党史研究的重要性，其理论和方法也具有开拓性。学者们大多从蔡和森的报告，即《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提纲，分析他对党史研究的功绩。笔者重点从蔡和森的理论修养、人生经历、历史眼光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关注早期中共党史的原因

1925年5月，蔡和森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在10月下旬，受中共中央派遣与向警予、李立三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在此期间，受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东方大学旅莫支部刘伯坚等同志的推荐及邀请，蔡和森为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生作了2次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报告，后形成了约5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提纲。蔡和森的著述不仅得益于湖湘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还得益于他的治学敏感性以及对党的责任感。

蔡和森的家乡号称“屈贾之乡”，地处洞庭湖之南，湘江穿流而过，是楚湘胜地，孕育了湖湘文化。湖湘文化是独具特色并不断发展的地域文化，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的核心在于：对忧国忧民、勇于奉献的爱国情怀的传承，从屈原的上下求索到贾谊的忧民患国；对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的传扬，形成了念书做学问与关注现实并举，重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风；对兼收并蓄、冲决罗网的创新精神的践履（从两宋至今，历史上学术理论的4次大融合、大创新的先驱人物都是湖南人）；对勇于承担、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的坚定（近代以来，在历次抵抗外来侵略与封建压迫的革命斗争中，湖南人往往都先锋而行，无惧生死）。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蔡和森自小就对屈原、贾谊的事迹和精神颇感兴趣，经常到屈贾祠、贾谊故居等地走访古迹，凭吊古人，激发自己的爱国情怀，探求国家的生存之路、民族的兴盛之道。

蔡和森自小爱读书，并善于结合书本上的“道理”和自己3年学徒的社会经历，综合思考问题。在经历了毕业即失业的现实后，他决心把时间主要投入到阅读书籍和研究社会问题上。自学苦读的同时，他不忘锻炼身体、增强体魄，曾与毛泽东一起沿洞庭湖游历。期间，他通过实地考察学习，弥补书本知识的不足。他还组建了新民学会，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团结教育大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中国革命造就了大批骨干。“五四”运动之后，蔡和森赴法国留学。他自学法文，通过读报、看报获取欧洲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信息，“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提高自身理论素养，打下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积极思考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同时，他向留法的青年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于1920年7月在蒙达尼会议上，明确主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力求改造新民学会，并积极从事共产党的组织工作，推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立。他是党内高层中较早提倡建党的人。回国后，蔡和森自觉担负起建设党的重任，站在党的领导人高度，运用总揽全局的眼光，带领无产阶级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还向广大爱国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宣传和教育。在担任《向导》周报主编期间，更是投稿数篇，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起到了革命向导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为解放全人类的事业而奋斗，不仅在各地发展工人运动，而且通过办报、办校，加大宣传力度，凝聚各方力量，这些努力为工人们争得了权益，一度掀起工人运动的高潮。但是，党在当时仍旧是年轻的、不成熟的，对工人运动没有足够深刻的认识，对中央的政策认识不足，一些同志不听指挥、自行行动，间接导致“二七”惨案的发生，这也使得工人内部对工人运动产生怀疑。在讨论解决党内各项问题时，也产生了过“左”和过“右”的错误倾向，在我党前进的道路上增添了障碍。在当时作为共产国际一个分支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在方针政策上听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但是，共产国际未能充分了解当时中国的实际国情，从而导致某些政策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放缓了中国革命之路。黑暗的社会需要光明的未来，困苦的人民希望生活向良好的方向改变，年幼的共产党也需审视自身，寻找正确的方向。对党早期历史的研究在当时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

二、研究中共党史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蔡和森一直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观点进行中共党史研究，他是站在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地位上对我党进行分析的。他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开篇便指出：“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把一个政党的产生当作是脑筋中幻想出的或者是几个学者创造出来的。”［1］1因此，我们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看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少数人的思想产物。蔡和森还谈到，要在自己的斗争中把列宁主义强化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为指导，制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毛泽东也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指出：“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2］这些都告诉我们不能机械照搬外国的东西，必须研究中国的特点，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经过长期的奋斗形成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思想，不能轻易将外国的经验神圣化。

在研究中，蔡和森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无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既肯定其成绩、进步，也指出其缺点和不足，始终保持采用正确的态度去分析和评判。例如，在阐述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的暂时同盟者的时候，蔡和森对李汉俊和戴季陶主义进行了狠狠地批判，但对他们当初创办的党的早期杂志《星期评论》，又肯定其在宣传党的思想方针上具有历史价值的成绩。特别是戴季陶、陈仲甫等在“五四”运动后，重视对革命化过程中的学生们所做的思想宣传，虽然后期陷入了错误的倾向，但他们的功绩不能抹灭。蔡和森对于党的工作成绩，每次大会中的进步，都一一给予肯定；对其不足之处，也毫不掩饰，提出：“固然我们的组织已很扩大，有许多觉悟和正在革命化的分子，团结到我们战线来”［1］67，这实际上对党内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醒党内同志不要止步不前。

蔡和森具体运用历史分析法，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具体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把他们放到当时当地的情境中去思考与研究，尊重客观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事实。他坚决反对唯心主义的观点，拒绝凭空臆造的歪曲，更不赞同用今天的思想、今天的现实条件去要求前人和前事。尤其偏爱史论结合研究党史，他在党内长期任职高位，奋斗在党的一线，其著述基本都是依据自身的经历，重视历史与现状的联系，以当事人叙述当时事，结合党史研究理论，从而分析中国的现状和问题。例如，在谈到自然的罢工运动时，他根据手中的资料，认为1920年至1921年的这些罢工是“自动的、普遍的”，他认为“此自动罢工期中，工人阶级已形成工人初步的组织”［1］4。蔡和森以亲身经历，确保了他研究历史的真实性，他的中共党史研究内容为后人提供了珍贵资料，其中掺杂的评论也十分具有权威性。特别突出的一点在于蔡和森以大量的史实为例，介绍了党内政治生活与劳动运动之进展，也依次介绍了党内各项重要的会议的内容和经过情形，并及时总结失败教训，为日后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益参考。

三、蔡和森对党史研究的主要观点

作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的蔡和森同志，亲身经历了党在成立初期的许多重要事件，对党内生活及斗争经验了解颇深。为了总结与学习党在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他的报告重点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国共合作的实践和对党的发展过程中错误观念的批驳。

蔡和森在报告中指出：“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绝对不会把一个政党的产生当作是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者是几个学者创造出来的。一个政党的发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1］2但是，军阀及帝国主义的走狗污蔑共产党，不过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几个野心家或被俄国收买的几个学生塑造而成的。所以，他在论述中国共产党产生时，对比欧美等国的经历，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1］10科学地阐述了中国的社会性，并阐明中国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同时，蔡和森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是与俄国完全不同的”［3］198。因为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派遣人员来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大量人员和财力等。所以，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不仅在于反对国内地主阶级和封建残余，更重要的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使自身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推动其向前发展。

党成立以来，工人运动一直取得不错的成绩，但是“二七”惨案使得党内先进分子意识到工人阶级并不能独自斗争胜利，革命需要各阶级的联合与援助，并引导群众进行广泛参与。所以，国际代表在党的二大上就主张马上加入国民党，但同志们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之后的西湖会议上，讨论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我党才与国民党发生具体关系。对于国共合作的问题，当时出现过2种不同的倾向，一派“左”倾，一派“右”倾。“左”倾的人害怕合作之后会削弱自己的势力，不想承担改造国民党的责任；而有“右”倾情绪的人忽视国民党内的革命群众，放弃了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我党正是在对二者的积极斗争中，努力寻找发展的方向，确定下国共合作的正确方针。之后，我党在国民党中实施宣传工作，在全国各地积极创立和壮大国民党的组织，促进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建立起革命的武装力量，创办军校、培养大量的军事和政治人才。国共两党的努力使得广州成为汇集全国革命力量的中心，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不仅体现在上述实践中，而且体现在理论上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批判。在我党成立初期，党内的无政府主义不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甚至一度占上风，与马克思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但最终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赢得了胜利，无政府主义中的一些先进分子被马克思主义同化。同时，党内还存在着以李汉俊为首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的主张带有资产阶级的影子，害怕工人入党，并且反对国共合作。蔡和森批评他们是中国的经济派、少数派，号召党员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投身到实际的政治运动中，用自身实践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完全肃清“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蔡和森还批判以戴季陶为首的阶级调和论，认为其自觉地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党内思想上的影响颇深，需要给予其有力的打击。他明确指出陈独秀某些观点十分之“右”，批评陈独秀看轻工人势力、把资产阶级看作领导；也对以张国焘为首的不主动加入国民党、把自己放在被动地位的“左”倾做法进行批判。蔡和森毫不讳言地批评党内领导同志，严厉地指出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等人的错误言行，体现出作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人为真理奋斗的精神。

四、蔡和森对党史研究的价值及启示

蔡和森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位开拓者，并且最早出版中共党史专著。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文中，他概括总结党史的功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初步建立起早期中共党史研究体系，他深入研究党史史实，并带入问题意识，发现中国共产党发展中的问题，运用史论结合的特殊方法研究总结其经验教训。

从党史研究的学术方面来看，蔡和森科学地阐述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任务和基本目的，即党的发展需要以史为鉴，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前途；同时对中共党史学科的设立也付出了努力。强调党员自身要增加对党的理性认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无论是我们党自身的发展还是党员们党性修养的增强，都要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不能过度解读历史，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和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执政地位。蔡和森深入了解当时国情、世情和党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解决中国问题相结合，对当时和现在的党都具有巨大的警醒作用。在报告的总结里，他还初步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首先使用“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概念，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与毛泽东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概括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4］，以及之后所概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已很接近了。

从党史研究的实践方面来看，蔡和森揭示了党史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指出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问题，并且对党史的研究始终秉持着科学的态度，以党史研究促进党的组织建设。蔡和森对早期党史的研究具有“当事人论当时事”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在党史材料的运用和评价方面，显示出独特性和科学性，而且敢于对相关争议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还开创了党史研究为党建服务的优良传统，立足于党的组织的健康发展的目标，对建党初期党内产生的错误倾向和做法进行批评，提出解决方法，为党建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蔡和森的这些努力，均为中共理论工作新领域的开辟提供了新思路，有助于纠正现代党史研究的不足，推动党内的自身团结，以及社会各界与党的亲密联系。

蔡和森在党史研究中能有此功绩，得益于他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想要在学术上走出自己的道路，必须像蔡和森等优秀的人才学习。首先，我们要对党的事业始终秉持坚定的信仰，时刻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同时，认真研究和掌握科学理论，提升学术素养，树立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在回顾和反思历史时，能够有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加以概括和提炼。其次，要努力使自己具备正确的历史观和问题意识。认真阅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书籍，研究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向。注重对问题的思考，集百家的观点，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最后，要正确对待幼年的党所犯的错误，一分为二地看待党的历史，有力回击各种谣言、污蔑。蔡和森提出，要正视历史和现实，既要看到党的成功、成就，也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对待党的错误，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综上所述，我们仍旧需要以战战兢兢的态度对待党史研究，学习前人的经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为现今及未来党和国家的发展开辟正确的道路。

[1]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毛泽东文集：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7.

[3]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4]毛泽东选集：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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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7）12-0087-04

陶玉婷（1994—），女，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2017-08-15

（编辑：王苑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