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时务学堂研究综述

张 庆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长沙时务学堂研究综述

张 庆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创办于1897年10月的时务学堂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高等学校，它推动了湖南教育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程中意义非凡。虽然时务学堂在历史上仅存在不到一年时间，但其对后世的影响却不可小觑。梳理和归纳学界对时务学堂的研究，旨在重温那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同时亦希望能对当下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时务学堂；近代教育；研究综述

关于时务学堂的研究，学界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郑大华主编的《湖南时务学堂研究》是该领域目前可见的唯一专著，该书将时务学堂的研究置于湖湘文化和维新运动的大背景下，着重关注学界尚未厘定的相关问题，梳理学堂的教育措施，探讨学堂对近代中国的影响[1]。学术争鸣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李长林《论<湖南时务学堂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充分肯定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指出其在相关史料和史实上的疏漏[2]。本文对于时务学堂研究成果的梳理，得益于前人已有的相关论述，亦增添了一些新内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自己对该研究的认识。

一 关于时务学堂史实的考证

从1896年冬湘籍官绅开始谋划拟办学堂，1897年10月时务学堂成立，再到1898年戊戌政变，维新运动失败，时务学堂改名求实书院。这段时期内与时务学堂相关的人事状况，或因史料挖掘与解读不够，或因研究者先入为主的成见，使得一些基本史实无法呈现原有的面貌，论及时往往语焉不详，甚至造成以讹传讹之现象。首先，关于时务学堂的创办者，学界较为流行的说法是谭嗣同，从常用的历史类工具书到历史史料丛编，乃至普及教育的高中课本，均有坚持此说者。最早对此观点提出异议者，乃是迟云飞撰写的《湖南时务学堂考实》，该文通过对1897年7月熊希龄写的《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王先谦致熊希龄的书信等对时务学堂创办之初情况记载的资料的比对研究，明确指出最先提出创办时务学堂的为蒋德均，而筹办负责人则是熊希龄。并且进一步指出学堂筹办时期谭嗣同还在南京做候补官，直到1898年2月才回到长沙开始参加学堂的工作[3]。从正反两个方面入手考订了“谁是时务学堂创办者”这一问题，在时务学堂的研究中极具历史价值。其次，是关于梁启超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首荐人的考证。根据熊希龄事后之记载，学界通行的观点认为是黄遵宪。贾小叶的《梁启超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首荐人考》重返当时的历史场景，借助多个当事人的叙述，而非熊氏事后追忆的一家之言，在缜密比勘分析之后，发现最早提议聘请梁启超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者是蒋德均。作者指出蒋德均在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三日赴京为学堂遴选教习，当时时务学堂并不打算聘请中文总教习，此行主要是想聘一位西文教习。而在蒋德均将考察结果反馈给在湘的熊希龄等人时，他突发奇想倡议聘请梁启超。当蒋的荐梁之信发出后，黄遵宪还在赴任湖南盐法道的途中，后来其致汪康年的信中也进一步证实，在他入湘之前，长沙官绅就已经在讨论聘请梁启超一事。此外，贾氏分析了熊希龄记叙中之所以没有提及蒋德均，是希望通过陈宝箴、黄遵宪等握有大权的官僚来迫使汪康年放人，乃是刻意为之[4]。透过这一细节性的人事考证，作者认为在时务学堂的研究中，应该重视湖南地方士绅的地位与作用，该视角颇值得后人借鉴。最后是关于时务学堂学生问题的考证。时务学堂自创办以后，共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招生考试，至于具体招收了多少名学生，学界虽有多种说法，但均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李玉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生人数考》通过对《湘报》的逐一梳理后明确指出，湖南时务学堂先后进行过五次招生考试，合计初选各类学生264人次，正式录取中文内课生81人，中文外课生24人，其他各类学生(包括备取内课生、留习中文者、调送北洋学堂者)共计21人。其中，兼习西文者(西文留课生)67人[5]。这样一来，时务学堂的人数问题得以解决，对日后的研究不无裨益。此外，是对个别学生进行单独考证。周秋光的《蒋翊武非时务学堂学生考》指出被孙中山誉为“开国元勋”的蒋翊武并非时务学堂学生，《记蒋翊武之死》一文的回忆资料存在错误，并且为后世沿用。事实上，当蒋欲投考时务学堂之时，学堂已遭封闭，他后来考入常德西路师范学堂就读[6]。邓江祁《石陶钧时务学堂学生考》指出石陶钧关于其在时务学堂经历的回忆有许多舛误，他并非通过参加入学考试进入学堂，而是通过叶德辉的推荐，属于跟班学习或寄读的性质[7]。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便是求真，以上对时务学堂相关史实的考订，不仅纠正了以往研究的误区，推动了对学堂的深入研究，亦体现了前辈治学的严谨态度。

二 时务学堂与近代教育之关系

时务学堂的创建，促进了湖南教育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被时人誉为“国中学校之嚆矢”，其在近代中国早期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丁平一《湖南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从学堂的教育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三方面，探讨了其与传统教育的不同之处，指出时务学堂一改往日以“入仕”为目的的教育宗旨，强调教育在培育人才、抵御外侮和救国强国中的作用；教学内容上中西并举，以政学为教育重点，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湖南学校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教学形式上则建立了札记册制度、问难和讲学制度、严格学生考试以及鼓励学生参加学会。丁氏认为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实际上是戊戌变法期间一次卓有成效的教改实践，既对旧有的教育模式进行了强有力的冲击，也为旧式学校向新式学校过渡作出了典范[8]。孙延青《维新运动时期的湖南“救亡”教育——以浏阳算学馆和时务学堂为例》将时务学堂的发展演变置于甲午战败后湖南掀起的“救亡”教育思潮背景中考察，指出在“救亡”目标的号召下，由官方倡导、开明士绅从中配合、维新志士着力实践的新式救亡教育如火如荼展开，时务学堂便是其中的代表。而随着讲学内容的深入，新旧两派之间开始产生矛盾，新派的教育活动带有浓烈的为政治服务的色彩，旧派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并不赞成以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来代替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两者之间不能求同存异，最终导致湖南的“救亡”教育在维新变法后期走向停滞[9]。彭平一《清末教育改革与湖南高等教育的兴起》认为时务学堂既具有近代学校教育的特质，又继承并发扬了传统学院教育的若干特点，同时，还对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作者指出，教学内容上时务学堂“中西并重”的原则与传统书院的儒家经义不可同日而语，教学方法上的“上堂讲授”、“师生相互坐论”和“作札记”吸收了传统书院的精华，而时务学堂对近代高等教育提供的重要借鉴便是其倡导的专业教学和分班教学的方法[10]。李明华《时务学堂的创办及其对湖南高等教育近代转型的影响研究》通过比较分析时务学堂与湘水校经堂、浏阳算学馆及岳麓书院，指出时务学堂讲求时务的维新性办学目的与教育宗旨、联系实际的启发性教学形式与教学方法、中西并重的实用性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是其独有的近代学校之特质[11]。总之，在探讨时务学堂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意义时，学界一致认为，时务学堂在当时着实引领风潮，首开变革传统教育的风气，在传统书院教育向近代学校教育转变过程中，提供了一系列的新式教育举措，有助于推动各地学堂的兴起。同时，时务学堂还培养了一大批爱国有为的青年，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对其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三 与时务学堂有关的人物研究

作为在维新运动背景下诞生的新式学堂，时务学堂从筹划、成立、运行到关闭，台前幕后均有一批在当时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这是时务学堂得以载入史册、为人称赞的重要原因之一。提及时务学堂，首先映入脑海的便是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梁启超，他于1897年10月至1898年3月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朱荫贵《梁启超与时务学堂》一文，分析了梁启超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原因，其一是梁希望以陈宝箴为首的地方维新派阵地湖南能够成为复兴中国的基地，为维新变法做好准备；其二是其思想中一以贯之的“开民智”的理念，使其领悟兴学校、开民智、育人才是最重要而紧迫的大事，因此，他希望以时务学堂为阵地，亲自为维新变法培养骨干人才。随后作者逐一探讨了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教学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指出这些措施均体现了培养资产阶级维新变法人才的需求。作者认为，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任中文总教习期间的活动，是维新派此时整个救国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梁以时务学堂为阵地，通过某些中国古代典籍鼓吹变法，以西方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的某些政治学说为武器，大倡民权平等，对反动腐朽的清朝统治者表示了极大的愤恨和不满，大胆地进行了一些反满和种族革命的宣传。对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罗网进行了第一次猛烈的冲击，动摇了历来当作封建政治支柱的儒家经典的地位，使资产阶级民权民主的思想开始广泛传播，推动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的发展，把时务学堂办成了全国最富于生气的一所学校，推动了湖南全省的维新变法活动，是有很大功劳的。这段时期的活动显示了梁启超是一个杰出的爱国者、资产阶级教育家、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12]。袁咏红《梁启超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补充相关的日文档案和文书，梳理了梁启超戊戌政变后在日本成立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的始末。袁氏认为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的办学宗旨一如湖南时务学堂，只是教学内容更侧重西方“政学”，其目的是把近代民主思想灌输给有志青年，引导他们继续推进改革事业。而且该校的学生主体亦由原时务学堂学生构成。因此，可以说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是设在东瀛的“时务学堂”。湖南时务学堂曾是推动湖南革新运动的思想中心，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则是梁启超继续推动国内维新改革的海外据点[13]。时务学堂深远之影响由此可见一斑。马勇《梁启超与湖南时务学堂再研究》一文则采取了一种辩证的观点，肯定梁启超主持下的时务学堂，不仅培养了一批对西方近代以来新思想、新学说有相当体会的知识人，为后来的政治运动输送了人才，而且在传统教育体系下打开了一个新窗口，刺激了开明士绅改革旧式学院，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发展。然而，作者也指出，梁氏因为求变救亡心切，改变了创办之初的宗旨，一度将时务学堂作为宣传个人政治主张的阵地，引发了维新派内部的冲突，使得时务学堂成为维新变法时期新旧政治斗争中的焦点，这是后人在评价梁启超与时务学堂之关系时所不容忽视的[14]。

除了关注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活动和影响外，学界亦开始挖掘其他与学堂历史相关的人物。吴晓东的硕士论文《李维格——一位鲜为人知的近代科技教育先驱》中专辟一章论述时务学堂的西文总教习李维格。该文指出，作为能与梁启超并列，并且让湖南士绅垂青的西文总教习，李维格不仅有学问上的造诣，还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能与当时的开明人士共同探讨维新大计。此外，作者还指出，以往对时务学堂教学的研究多关注中文教育的影响，殊不知学堂的西学亦大放光彩。在李维格的管理下，学堂一方面重视自然科学教学，主张学以致用，带领学生实地观察，是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教学的一种积极探索；另一方面，通过对西方社会科学和国际形势的介绍，让学生了解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促进了学生的思想启蒙。更重要的是，作者认为，李维格不同于梁启超等康门弟子在教学中表现出激进的维新思想，而是主张借学习研究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民主思想，达到近代思想的启蒙，对维新激进的政治活动持相对保留的态度；这与他们对变法的狂热和激进相比，形成了一定的反差[15]。贾小叶《陈宝箴与戊戌年湖南时务学堂人事变动》重新探讨了光绪二十四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更换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并同意梁启超等中文教习辞职这一行为的内在意涵，指出陈并非完全受守旧派的压力而被迫采取行动，而是对时务学堂激进教学的有意为之。作者通过梳理陈宝箴对时务学堂的连续性态度及其相关举动，指出陈宝箴的身份、阅历决定其主导的变法，只能是渐进的、稳健的，在“神州旧法”之上慢慢引进、嫁接“西法”。这与康、梁之大张旗鼓引进“西法”的作法截然不同，此种思想上之差异必然导致其对激进采取打压措施[16]。该文主张从长时段的视角整体研究历史人事的方法值得后学借鉴。张宽信《时务学堂精神及其对张伯良的影响》探讨了时务学堂教育对其学生张伯良的重要影响，指出学堂自立、自强、爱国、维新的精神使其形成了一种经世致用的热望，加入到维新变法的行列。与反动势力作斗争的精神最初体现在反对宾凤阳事件中，以张伯良为首的时务学堂学生向陈宝箴呈递《禀词》，明确将王先谦等人送上被告席，体现了强烈的反抗意识。作者认为《禀词》是时务学堂与反对势力的最后一搏，也是湖南维新派与反对势力的最后一次较量[17]。实际上，时务学堂聚集了清末走在时代前列的一大批有识

四 结语

通过对学界关于时务学堂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出既有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重视历史细节的考证，不受权威观点的左右，而是强调论从史出，任何研究结果必须有理有据。在这样一种治学理念引导下，很多被认为是定论的观点受到质疑，甚至被推翻，这得益于不断发掘的史料和不囿于成见的治史观念。同时，一些不甚为人注意的小问题亦得到重视，如关于时务学堂学生的考订。实际上，历史研究重在求其近真，问题似无所谓大小，只是我们后人给历史贴上了标签而已，任何一个有创见的研究成果都应赋予认可。二、作为湖南维新运动时期地方社会在教育方面的创新，时务学堂在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颇受学界的青睐，成为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研究方向上，主要是通过分析其教育改革的措施，来观照其与传统教育之不同，以及对近代教育产生的影响。三、人物研究上重视对梁启超、陈宝箴等与学堂关系密切的社会上层精英分子的探讨，并且能够站在一个公允的角度对人物进行评价，也注重从长时段的视野中，研究人物的连贯性行为，揭开历史之全貌。总体上看，现有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揭示时务学堂历史的概貌，亦丰富了后人对时务学堂的认知。

但是，就时务学堂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言，现有的研究成果似乎还不足以完全彰显其价值，时务学堂的研究还大有可为之处。通过对现有成果的梳理，关于进一步研究，笔者有几点思考：一、研究视角应多元化。众所周知，社会乃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时务学堂的存在对当时湖南地方社会的变迁有何影响？对其他省份的维新运动有何借鉴之处？诸如此类的问题均有待新的成果。由此看来，时务学堂的研究不应该局限在其本身，应将眼光放大放远。此外，在人物研究上明显呈现出不均衡，缺乏对当时湖南本土士绅的研究，如熊希龄、蒋德均等人，并且对学堂学生的关照亦不够。二、研究史料应多样化。现有研究成果应用的史料似乎略显单一，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的史料为主，诸如报刊、日记之类的新见史料的挖掘还不够。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本源，开发时务学堂的新资料，是促进这项研究延续的法宝。

恰逢时务学堂成立120周年之际，回望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前人已有的成果能为后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重要借鉴。任重而道远，在新的形势下，在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期待时务学堂能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

[1]郑大华.湖南时务学堂研究[M].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

[2]李长林.论《湖南时务学堂研究》的成就与不足[J].长沙大学学报，2017，(1).

[3]迟云飞.湖南时务学堂考实[J].历史研究，1988，(6).

[4]贾小叶.梁启超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首荐人考[J].历史档案，2013，(2).

[5]李玉.湖南时务学堂学生人数考[J].近代史研究，2000，(2).

[6]周秋光.蒋翊武非时务学堂学生考[J].史学月刊，1987，(2).

[7]邓江祁.石陶钧时务学堂学生考[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8]丁平一.湖南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J].湖南社会科学，1990，(1).

[9]孙延青.维新运动时期的湖南“救亡”教育——以浏阳算学馆和时务学堂为例[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

[10]彭平一.清末教育改革与湖南高等教育的兴起[J].云梦学刊，2001，(3).

[11]李明华.时务学堂的创办及其对湖南高等教育近代转型的影响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12]朱荫贵.梁启超与时务学堂[J].近代史研究，1984，(3).

[13]袁咏红.梁启超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J].广东社会科学，2007，(5).

[14]马勇.梁启超与湖南时务学堂再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10，(5) .

[15]吴晓东.李维格——一位鲜为人知的近代科技教育先驱[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6]贾小叶.陈宝箴与戊戌年湖南时务学堂人事变动[J].人文杂志，2011，(6).

[17]张宽信.时务学堂精神及其对张伯良的影响[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2).

(责任编校：余中华，薛其林)

A Summary of the Study on Changsha Shiwu Academy

ZHANG Qing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Shiwu Academy which was set up in October 1897 is the first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It makes Hunan’s education shift from traditional into modern. Though Shiwu Academy just lasts a year, it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modern history.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summary of the study on Changsha Shiwu Academy. It aims to review the special history again and also puts forward some advices on future research.

Shiwu Academy; contemporary education; review

2017-01-15

张庆(1992— )，女，湖南益阳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K256.5

A

1008-4681(2017)03-0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