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劳动价格与粮食价格上涨逻辑

曹前满

摘 要中国现代化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由于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节奏把握不足，演绎出多重结构性问题，所有结构问题的核心在于不同层面的价值实现与效率实现。劳动的价值实现程度反映在劳动价格平衡化和劳资博弈过程。文章从结构、效率和价值三个层面分析我国结构转型中劳动配置平衡化的物价效应，发现价格调整是技术逻辑下的价值平衡突破和市场逻辑下的价值平衡化过程，劳动价值平衡取决于劳动配置的再平衡，因两部类生产的技術效率非同步性，劳动配置平衡通过劳动价格上涨影响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农业现代化不仅仅是技术效率追求，而是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需要，是适应绿色价值取向下的价值重塑与破解劳动低效率配置瓶颈的需要。

关键词现代化；结构转型；劳动价格；粮食价格

[中图分类号]F249.2；F3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3-0007-07

在价格体系中，价格上涨来自供需结构背后由技术效率决定的体现为劳动成本的价值体系波动。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都直接关系到居民收入水平，在通货膨胀背景下，价格上涨动因更加复杂，二者即便处于被动局面，也常视为通胀要因。劳动配置平衡化过程引起劳动成本上涨和整个物价体系的波动，学界从“实证”分析视角，探讨国际国内货币政策与我国物价水平关系，探讨工资与物价之间螺旋上涨“规律”，或基于统计数据分析劳动价格与物价波动关系，基本结论倾向于调控价格或控制成本以及成本转移对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较少探究引起价格波动的结构转型关系。其实，我国趋向现代化的结构转型是产业在技术逻辑下的价值平衡突破和市场逻辑下的价值平衡化过程，亦即劳动配置的再平衡过程。物价变动需放在结构转型背景下，正视劳动价值平衡，关注结构转型中的价值体系重塑过程中，劳动配置平衡的物价效应及机理，以及与劳动价格或粮食价格关系。

一、价格体系变动中被忽略的劳动价格与粮食价格的地位

（一）湮没于成本与供需结构下的价格体系波动

通常物价总体上涨即视为通货膨胀，即由居民消费价格上升指数代表通胀情况。从货币供给角度看，学界断定价格上涨的背后一定会有货币失衡方面的根源[1]，把物价波动归因于货币供给过剩，或以货币供给对价格冲击滞后性解释，谨慎的研究者察觉M0、M1、M2均对我国物价水平没有影响[2]，在CPI波动中货币供给并非直接的驱动力，货币供给是内生性的，中央银行是根据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货币量投放货币。学界提出预期自我实现机制的解释，即物价的心理预期成为市场行为导向，推动通胀预期，造成价格上涨。“预期”是基于一种价格趋势的判定，即实际通胀惯性。从市场角度看，商品价格受供需结构影响，支撑价格上涨的根基在于成本或劳动价值量。成本主要取决于资源价格、劳动价格、资本价格（资本收益率）。因而在整体物价上涨背景下，具体物价上涨原因就显得更加多样和扑朔迷离，单就农产品而言，可给出涵盖货币供应量、供求关系、生产与流通成本、国际价格传导等原因。市场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主要由于产品创新引起的需求结构改变和技术效率引起的价值非平衡扰动，引起价格调整需要，宏观经济层面的“通货膨胀”，在微观经济层面均体现为成本上涨。世界经济处于由技术效率决定的不同的价值体系，而在国际交换中的国际价格为需求结构下的合理价格动态，这种“合理性”掩盖了价值扭曲的事实。通胀表现为整体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合理性则在于价值回归，价值回归过程也将引起整个物价体系作适应性调整。近年的物价上涨与产能过剩平行发生，输入性通胀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劳动价格体现为企业的用工成本，反映劳动供给结构，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新变化，使得长期受抑制的工资有了巨大回升空间。从国内价格上升的结构看，劳动价格与食品价格上涨最为显著。是否就此断定通胀是由来于“工资-物价螺旋”呢？

（二）忽略劳资博弈结构的工资-物价螺旋上涨机理

通胀是经济运行状况的表征，是善是恶已有定论，核心关注点在工资与物价关系上。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高增长常伴高通胀率，即投资拉动效应，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则失业率下降，相关学理推论得出，适度通胀理应成为政策目标，即政策工具。凯恩斯“工资-物价螺旋上升”通胀机理的“工资滞后假说”，即物价的上涨总是跑在工资增加的前面，工资调整存在一定的时滞；而“充分就业”理论假设则要求政府推行通货膨胀政策达到促进充分就业。通胀过程中，工资追赶物价水平又进一步推动物价上升，“预期通胀”则成为市场主体竞相提高物价的“合理”理由。价格螺旋式上涨可谓是资本与劳动博弈僵持的结果，即一种平衡结构下自我实现的循环，显然，在劳动配置不平衡格局下，各地区、部门、行业及阶层的工资增长存在巨大差异，在趋向平衡化中，劳动价格调整呈现强物价效应。近年的工资上涨已引起产业部门的担心，当然，国内相关研究已认识到劳动价格上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建议政府提高对价格上涨的容忍度[3]，认为不应一味打压食品、农产品等价格合理上涨[4]。在国内，工资与物价螺旋波动体现为农民工工资基本由市场力量的左右，城镇劳动工资具有相当的行政性[5]，出于确保城镇职工的生活水平，维持两类劳动间的工资结构。其实，行政性调整工资一般针对市场失灵或局限于非市场领域，完全没必要构筑城乡工资结构。白暴力等（2014）以“绝对价格”和“相对价格”诠释物价上涨机理，依据“绝对价格”具有“向下刚性”，“相对价格”调整呈“向上看齐”的单向“棘轮效应”，解读价格总水平持续上涨。[6]该机理无非是基于价值规律层面的解读，价格体系中局部对整体的影响效应，看不到劳动配置结构对劳动价格以及对物价的影响机理。物价对工资的影响取决于消费结构中比重大的商品价格对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具体商品特别是新产品的定价机制并不遵循什么“绝对价格”，总是存在着新产品质量提升与对旧产品替代的变化，简单纳入商品类别的物价指数难免产生对价格上涨的误读。工资-物价螺旋上涨机理只是解释了劳资间的博弈，反映是通货原理，但未能对结构变迁中劳动价值回归及其物价效应以充分而有力的解释。

二、工业化进程中结构惯性锁定的劳动与粮食价格体系

（一）劳动与粮食的价格体系的结构成因与解构

我国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积累意味着对消费的抑制，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追赶，削弱了轻工业的发展，而在全民所有制制度框架下，体现为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关系，抑制消费品生产便形成资本品与消费品的结构，进而形成工农产品间价格差。显然，处受控状态下社会生产系统，生产效率提高创造的价值通过积累这一吸纳体系所调节，由此形成较为固化的价格体系。在既定技術水平下，社会效率改善体现为发挥个体的劳动参与度，即增加劳动强度。对外开放与发展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因内外不平衡技术效率和内部不平衡资源配置，形成不平衡的区域结构。经济生态表现为全球化分工格局，生产地与消费地的分离，生产是满足更广域的世界需求，生产与消费的结构处于内外不同技术效率下的价值体系中，所谓平衡仅为贸易额的平衡，由于国内累积的社会结构矛盾（即不平衡劳动配置），能维持长期低工资。廉价劳动意味着消费与积累或财富集聚的不对称。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建立在不同系统层面，增量的劳动投入与增量的产品输出抵消，造成生产效率与收入关联性弱。国内的二元结构实质上是传统的农业部门与现代的工业部门的劳动资源配置不平衡问题，而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外需打破了本地域市场结构趋向平衡的节奏和轨迹，有效维持了低工资，因内需不足，工业产能扩张依赖外需，也使得部分生产部门的技术效率提升成本大于劳动成本的格局。广义工业化是社会结构转型过程，而狭义的工业化则追求低成本工业化，使得生产与消费、城与乡、乃至区域间结构关联性弱化，未能有效推进农村居民城镇化。在这此结构下，两部类生产的要素配置平衡是一种劳动价值平衡，依赖工资收入和粮食价格两方面调整得以实现，劳动价格上涨传导至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在国内-国外和工业-农业的两重结构中，存在两重劳动价值的扭曲，在劳动市场化配置过程中，整体劳动价值回归依赖工农业劳动配置平衡，满足劳动与资本对社会财富分配博弈的条件，最终需依赖农村劳动收入改善，即依赖“三农”问题的解决，实质就是劳动价格与劳动配置问题。

（二）劳资配置平衡化中技术效率扰乱的劳动价格的物价效应

近十多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反映在三次产业就职变化上（见图1），工人工资呈持续上涨，在农业领域也出现“用工荒”。就劳动成本变动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分析来看，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是否同步，从相关数据分析可知，迄今劳动成本变动未主导物价水平波动[7]。自改革开放以来，物价水平只有5倍多的增长，各行业中工资增长为35倍至115倍（农林牧渔业最慢，金融行业最快），劳动报酬增幅远高于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相关数据分析得出，劳动报酬每上升10%对工业消费品价格影响不超过1%、对服务业价格影响为2.2%、影响农产品价格上升3.4%；最低工资提高10%，对整体工资上涨的影响为0.4%～0.5%，对企业用人成本的影响为0.6%。微观层面，工资对物价影响取决于企业生产效率，劳动成本压力促使企业改变生产要素投入比例和比重，特别是提高自然力（能量）的驱动和利用效率的技术改进，使生产力提高消化了劳动报酬上升带来的影响。最低工资上调的物价效益则主要取决于低工资层群体的结构，而工资结构变动取决于劳动配置平衡化中的劳资博弈。劳动价格对物价影响，依据成本中占比，可静态地解释了工资物价螺旋上涨现象，反映劳动与资本的博弈过程。而依据刘易斯理论，这种劳资博弈条件为工资水平持续上涨直至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与现代部门劳动生产率趋于一致，体现为充分市场竞争下，劳动价格等于劳动边际产出，工资在均衡点附近才能稳定下来。因而仅从静态结构的变量分析，得出的工资上涨对物价影响有限的结论未免过于简单。从城乡居民收入看，从2004年开始差距收敛，自2009年后农民人均收入增幅超过城镇居民收入（见图2），农村居民收入与CPI波动一致性强于城镇居民收入，在CPI构成中（见图3），粮食、食品价格增速显著偏高，显然，农民收入得益于粮食价格上涨。另外，在城镇化进程中，因农村高收入层逐步城镇化转移，必定对农村居民收入均值构成一定影响，使得城乡差距改善不是特别明显，但对农村居民收入改善明显。物价受多重结构影响，部门间存在显著的效率非同步性，与其说是在国内传统的农业部门与现代部门生产效率趋于一致，不如说是劳动配置平衡条件下的工资平衡。当前，工资上调对物价上涨影响呈一定比率，实质是劳动与资本博弈的结果，主要通过物价体系调整得以实现，面对劳动成本上涨，生产企业尽可能将劳动成本转移出去，若单纯看作通胀则忽视了劳动价值回归。

（三）劳动价格对物价体系影响的实现形式

工资上涨对物价的影响可从成本上升和有效需求增加两个方面来解释。而在社会再生产的实现中， Ⅰ（v+m）=Ⅱc，表明资本品与消费品的结构关系，工资拉动物价上涨反映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方面的问题。实证研究揭示，“劳动力价格变动只是次要因素”[8] ，取决于工资增长速度与劳动生产率的步调。显然，技术效率主导价值体系的重塑，也掩饰着工资的物价效应。技术效率提高则降低了单位产品的价值量，由于价格具有社会性，而技术效率总是从局部逐步突破，在部门内的局部效率提高，物价通过社会价格体系过滤得以反映。从市场层面看，劳动力价格、资本价格和资源价格由资本的边际效率决定，取决于技术进步水平与要素禀赋丰裕度。工资则取决于劳动与资本的博弈，工资-物价螺旋上涨机理解释了工资追赶物价，其实质是技术效率引起价值波动与价值回归过程。工资转为企业生产成本，体现于物价中，在分工的生产体系中，其他成本均可视为间接的劳动成本。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劳动成本上涨的物价效应取决于技术效应，而在宏观层面上，实质为不同技术效应下价值体系重塑过程，即劳动与资本的博弈过程。在价值回归过程中劳动价格的上涨表现为劳动的议价能力，其物价效应是新的均衡价格形成过程，呈现为非对称性物价上涨。工农业部门技术效率非同步性，劳动价格平衡，依赖于劳动配置平衡，即通过劳动转移和粮食价格得以调节。因为农业在以家庭为主体的分散经营格局下，劳动配置平衡使得：（A）农业经营收入=产业工业的工资收入，（B）产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农业或农村请工工资。由此，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因请工无利可图，使得生产趋向粗放化。在劳动力价值回归过程中物价调整首当其冲是农产品涨价。劳动价格平衡反映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间收入差距的收敛，劳动配置平衡化的过程，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劳动价格平衡化过程中的物价体系调整，不应理解为工资-物价螺旋上涨或平行上涨，或视为“通货膨胀”。因部门间技术效率非同步性，劳动资源配置平衡易造成劳动资源低效率配置下的“短缺”的价格波动，特定产业过热则加剧资源配置倾斜，导致整体社会劳动价格趋升，也致使农业以粗放经营应对。技术效率决定价值体系，因世界各国处于由不同程度技术效率决定的价值体系，而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衡量，国际价格则存在严重的价值扭曲，地域生产效率不能得到真实反映。

三、“现代化”的配置效率制约下劳动价格与粮食价格

（一）劳动配置效率制约下的价值与价格体系

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反映于生产与消费、工业积累或资本积累与财富分配结构以及部门间和区域间的资源配置平衡上。发展重工业的积累时期，注重资本品生产与对消费品的抑制，即通过资源配置结构支撑价格体系，在特定模式化的分配正义与对未来消费的寄托，不构成严重的社会不公。而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外向型生产处于结构受控状态下，产业资本延续低工资报酬实现资本积累，财富积累主体已不再代表全民所有制的国家，财富集聚性质发生改变，体现为社会财富分配上的不均或不平衡。低薪酬劳动使得内需不足，产能过剩依赖外部需求，这种经济结构建立在内外技术能力和资源获取环境背景构成不同的价值体系间“开放”，处于耗散性结构，抑制影响社会结构转型及时跟进，即“四化”不同步。技术效率大大降低了社会劳动强度，在国内工业-农业结构上，若当工业生产效率不断改善，而农业生产效率改善较小，则意味着农业劳动强度相对上升，若劳动配置上未能作结构性调整，则农产品价格就难于体现劳动量，进而构成农业劳动价值累积性扭曲，甚至使得效率成本高于劳动成本。劳动投入量是价值指标，而两部类生产需求弹性差异较大，粮食总需求满足后，继续投入不构成投入-收入的增函数关系，“剩余劳动力”积压使得农业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农业生产无利可图。劳动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平衡是同等劳动强度下的劳动价格平衡化，由于社会生产组织化的低效率，即在农业分散经营格局下，平衡化过程依赖劳动工资上调和农产品价格上调，当下粮食上涨反映农业劳动价值的回归，价格形成机制不由竞争性的经营效率主导，技术或规模化经营等生产效率的改善只是扮演适应性调整角色，因用工成本高而趋向粗放化规模经营。

（二）背离技术效率的劳动配置平衡格局下的物价

价值体现为社会劳动，单位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取决于技术效率。价值实现与效率实现相背离则是我国经济社会结构问题的核心所在。在工业化的社会结构变迁中，社会系统的受控状态和生产系统的耗散性结构造成价格与价值脱离的困惑。只有部门间劳动配置平衡，劳动价格才会相对平衡，工业-农业间的劳动配置平衡则是满足劳动与资本对社会财富分配博弈的重要前提。农业在分散经营格局下，劳动价值平衡首先满足劳动的价值回归，依赖于粮食价格大幅上涨，而非来自生产效率改善。这种价值回归的物价效应借助于居民生活成本传递给产业部门，引起工资上涨的适应性调整压力。由此引起物价效应，不是简单的“通货膨胀”或“工资-物价螺旋”，忽视这点将使得宏观政策无所适从，微观经济的市场主体则依据收益“锁定”的价格机制，试图“转移成本”，获得财富集聚，使得整个物价体系无关效率改善。劳动配置平衡体现在农民经营性收入与产业工人工资收入的平衡化。在现行的农业经营体制下，（A）农民经营收入=劳动工资收入，因产业化经营意在：（C）经营收益=劳动成本+投资盈利，若（A）成立，则（C）的投资性盈利为零，令劳动为雇工，则产业化无利可图，显然这种平衡不足以激发经营活力，若（C）成立，则在分散经营下，助推了工资上涨要求，增加农民退出难度，而农民“退出机制”无非是增加土地使用成本。劳动配置结构性平衡使得农民经营收入与产业工人工资收入趋近平衡，使得农业在当前体制下经营走向粗放，农业经营收入与社会工资趋近平衡，则又成为社会工资潜在上涨动因。

技术效应引起价值体系变动，自然要求资源、要素配置作适应性调整，即需要劳动配置的再平衡。劳动配置平衡的价值回归引起的物价效应通过工资和粮食价格传递给产业部门，产业部门试图通过成本转移，推动物价上涨。受制于部门间的资源配置效率，部分行业过热下的劳动配置平衡则推高用工价格，也会使农业以粗放经营应对。结构性问题阻碍资源配置，加剧经济扭曲和社会结构扭曲，资本延续传统的获利机制，或通过转移或转嫁风险，营造扭曲的繁荣，由此造成价值标准无所适从，影响到生产者的情绪，也影响到传统社会福利生产行业。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难免导致宏观政策上的摇摆。劳动价格具有一定的敏感性，直面劳动价格上涨显得束手无策。

（三）技术创新结构与节奏影响下的劳动价格与物价

市场经济驱使社会趋向均质化，而技术创新不断打破这种平衡趋势，为资本拓宽盈利空间，进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技术通过产品创新和技术扩散两条路径改变经济运行方式，引发由技术中心地向扩散地的空间波动。技术创新中心地主导着世界经济发展动向，通过技术创新成果应用引领全球消费转型，并以关键部件主宰市场，外围地区的追赶发展依赖产业空间梯度转移，实现承接传统产业转移。市场规则下资本逐利使得社会利润均衡化，劳动配置平衡促使劳动价格均衡化，而技术创新破坏着这种平衡态势，一方面技术创新创造出新需求，通过市场非平衡获得“高附加值”，资本正是以新技术垄断实现着价格竞争；另一方面，技术效率降低了单位产品价值量，获得高出社会平均的收益。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的过程体现为技术生命周期和产品生命周期，呈现技术经济的雁阵式盛衰波动发展。技术创新没有确定的速度，在没有新技术创造出巨大的新需求的情况下，一般性技术扩散或技术效率改善则带来迅速的产能过剩，产业梯度转移将受阻，从而抑制工资和物价上涨动力。以信息技术、新能源为主导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或将以分布式生产颠倒以往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进而重塑整个价值体系。工农业间劳动配置平衡并不表示农业有实质性的效率改善，工业化和信息化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装备，可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只有在改变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和劳动配置结构问题下，才能避免农业的效率成本（技術）与劳动成本构成竞争。

四、“现代化”转型中价值导向约束下的劳动价格与粮食价格

（一）现代农业价值取向下的劳动价格与粮食价格

特定技术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取决于劳动投入量。技术通过强化自然力驱动和自然资源利用能力和效率，改变单位劳动产品的劳动量，重塑整个物价体系。部门内部的技术效率成为资本获取差价的手段，最终由市场行为达到平衡。工农业部门间的生产效率非同步性，劳动报酬差异通过部门间劳动再配置，实现农业劳动成本向制造业工资水平靠拢。在社会分工进程中，非农生产逐步从小农经济中剥离，集聚形成城市经济，由于农村人口的再生产造成对转移的填补，从而不能同步实现农业高度专业化。“农业现代化”已上升至国家战略，追求农业生产技术效率乃至组织化效率，创造更高的产量，然而单纯效率的现代化不符合农业经济发展规律，农业经济有别于工业经济，其重要前提是社会结构转型，在于以集约化经营能够化解劳动低效率配置问题。在现代经济运行中，资本主导的集约型生产具有效率优势，但其财富分配涉及资本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等，工资性收入或经营性收入，二者因可选择性而趋向一致，因而个体经营成为资本与劳动博弈的平衡调节器。劳动配置平衡是劳动价格平衡条件，价值回归使得农业因劳动成本趋升而趋向规模粗放经营；在异质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下，工业技术效率不构成对农业的冲击，但低效率配置平衡下的价值实现未必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当价值不能很好体现，农业效率也就无法改善，即效率成本大于劳动成本。转移农村劳动力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条件，重要的是通过组织化生产效益大于分散经营效率，能承受技术成本、劳动成本和用地成本。劳动配置平衡点是务工收入与农业经营收入趋近，越过平衡点则农业生产趋向粗放经营，粮价上涨，进而引起整个物价体系螺旋上涨。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劳动配置平衡也体现为城镇化的平衡点，就需要及时推进农业现代化，推进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化解低效率的劳动结构平衡下的高粮价。农业现代化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农民嵌合在产业化链条上，通过生产组织方式或技术效率为打破劳动低效率结构平衡的博弈格局。

（二）绿色价值取向匡正下的劳动价值与粮食价格

应对劳动成本高涨，“机器换人”成为现代化的一项时髦追求。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常局限于通过技术创新施展效率以及演绎产品更新，推动经济一波接一波的发展，总量不断膨胀。势必造成资源的耗竭、生存环境的危机。降低了产品的价值量，却增加了环境成本和人的健康成本，却又被剔除在生产成本之外。产业绿色化，其产品赋予新的价值量。在农业方面，农业现代重要的是以确保劳动的价值实现为前提，以组织化效率大于分散经营效率，推进社会结构转型，再者就是通过技术实现价值增值，即以绿色化发展为主导，实现劳动价值、生态价值、健康价值的综合价值体系的重塑。将生态成本、健康成本纳入农产品价值之中，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技术化、批量化的“低成本”、低价格产品。农业绿色化注重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通过生产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和生活质量提高的需要。农业绿色化注重生态资本的货币转化和生态环境维护成本转移，依赖于绿色服务和绿色技术的创新发展。农业绿色化的价值取向，技术不再仅仅是追求投入产出（产量）的最大化，是受绿色技术门槛的限定，在农业集约化、标准化、服务体系化保障下，才能获得高效发展。绿色农产品价格或价值不取决于一般农户的经营收益水平，取决于产业资本平均社会盈利水平，引领粮食产品的价值或价格方向。因而，绿色化的农业现代化并不一定排斥劳动，需要在更大范畴内权衡劳动成本、技术成本，实现技术成本、劳动价格与粮食产品定价的博弈，进而引起整个价值体系的调整。

五、结 语

经济系统的健康运行在于生产与消费的结构平衡，消费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而需求源于劳动收入，农业分散经营格局下劳动价格体现于粮食价格，劳动价格反映了生产与消费、资本与劳动关系，是破解结构问题的关键。技术创新节奏引起的经济结构转型的部门性和地域性不平衡，成为价值失衡的直接原因，需要要素配置的再平衡，而在劳动平衡配置表现为工业化与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结构。结构问题致使劳动配置不平衡和低效配置，造成价值扭曲，分配结构的不对称，最终，生产与消费的脱节。在劳动配置平衡化过程中，价值回归则引起一定的物价效应。工农业部门间的生产组织方式与技术效率的差异，成为农业转型发展的困惑也是劳动价格隐忧。绿色化赋予现代化新的价值取向，现代农业可以通过新的价值重塑以化解农业生产的低效率配置构成的结构紧张。解决诸多结构问题在于摆脱生产与消费脱节，价值与效率脱钩，通过绿色发展的价值与结构重塑，促进经济内需化发展，构筑城乡一体化的地域生活圈和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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