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与共治:微信空间中的表达自由

蒋琳

(洛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洛阳471022)

·传媒研究

释放与共治:微信空间中的表达自由

蒋琳

(洛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洛阳471022)

以“泛在”为特征的移动互联时代，让人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和意见传播。微信产生的“块茎”嵌套式关系圈、强社交、公众号放大表达效应客观上既有利于增强人际信任和话语黏度，又极易埋下隐形话语祸根。为缓解微信言论危机，需要采用信息研判、健全网络立法、限制表达权等措施,经多方努力共建共治移动网络空间。

微信；表达自由；共治

众所周知，国家建设与发展中，表达自由作为“促进民主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1](p499-500)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公认，并写入多国宪法，在密尔看来“思想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人类精神福祉所必不可少的，否则人们在智力和德行方面就会有毁灭性的可能”。[2](p55-56)微信自2011年问世以来，“公私混合式”虚拟时空使人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和意见传播，不过自由的外衣总是容易被人放大，自由掩护下的表达乱象已经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今，微信每月活跃用户将近7亿，用户覆盖200多个国家、20多种语言，信息往来频繁，内容复杂多样，思考合理维护民众在微信时代的自由权，观照微信空间表达情景已成为现实需要。

一、由“散聚”到“泛在”：移动互联空间表达自由的生态转变

人类发展史上，表达自由是现代民主制度建设的关键因素。从《世界人权宣言》“任何人都有权享有发言意见和表达的自由；这一权利包括不受干扰地坚持自己意见的自由，通过媒体，不问国界地寻求、接受和分享信息自由”的第19条规定到《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美洲人权公约》第13条，从写入我国《宪法》“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第35条到近年数字技术掀起的网络问政与网络舆论监督，公民在法律认可的情况下，通过语言、行为等形式发表意见的权利倍受维护与尊重。

考察媒介演进过程可以发现，表达自由与媒介的进化关系密切。得益于约翰·弥尔顿在与封建集权斗争中为“出版自由”的呐喊，表达自由一直伴随着媒体发展超越时空的延伸，经历了单向的大众传播为主的“第一媒介时代”、双向的互动传播的“第二媒介时代”，进入到了时下“泛在”为特征的移动互联时代。“泛在”（ubiquitous，即神无所不在）概念来自于美国科学家马克·威瑟对互联网技术进步的研究。他认为“泛在计算命名了计算机的第三次浪潮”，相信越是看不见的技术越深刻，因为它完全融入日常生活，就像水和空气似的不可见地为我们服务。[3](p26-29)宽带移动通信与宽带无线接入的日益融合，尤其是像facebook、twitter这样的社交软件与云计算、潜入技术、物联网的融合极大地促进了个人浸入虚拟空间的可能，致使用户成为了“泛在体”，亦变得“无处不在”。这意味着公众已经不是争取自由权初期依靠临时在客厅、茶馆、剧院等空间场所聚合进行信息置换的大众，也不是像传统媒体时期被动、简单的缺乏信息交换渠道散落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社会群体成员，而是随时随地可以就社会问题和生活话题进行交流和沟通，并通过裂变式传播广而告之，形成参与舆论、创新2.0模式的网络用户，这正印证了未来学大师尼葛洛庞帝曾前瞻性指出的“人与媒介交融，信息变得极端个人化，大众传播由宽播变为窄播，个人的窄播又可以通过媒介瞬间变成宽播”的意见传播新形式。当联系作为一种需要被满足，当参与变成日常生活自然而然的方式，“泛在”的网络化生存凸显出移动互联中表达自由的新特点：

（一）表达的“在场”性。

移动社交网络的魅力在于用户往往允许使用他们所在的位置，并依托智能端实时分享个人信息。进出互联网的便捷性与公众逐渐养成手机刷屏的习性，容易使人们告知自身的“在场”，接收到信息时，可随时置身于网络之中，跳跃于现实与虚拟之间，发话于指尖之上。另外，现代仿真和远程技术造成的模拟场景，更易消逝娱乐、工作和生活的边界，让人们在精神上放松，情绪上愉悦的氛围中实现跨时空、跨媒介的“在场”交流，提升自由表达的欲望。

（二）表达的丰富性。

智能手机就像个人电脑有独立的操作系统，独立的运行空间，支持打电话、发短信、音频、视频、动漫等多任务处理。公众在发声时，有许多活灵活现，生动有趣的表情和动画展现屏幕外的心情和态度，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或家庭琐事热衷于用丰富立体的表现获得对事件的感知及多元思考，久之形成的适用于公众阅读的微叙述体不断活跃在言论空间，喜闻乐见。但任何一种表达技巧都不该流于恶俗戏谑，它应当是一种智慧的呈现，应当通过委婉含蓄或生动形象的语言带给人们意味深长的启迪和思考，使各类意见性信息的传播变成一种良性的互动过程。[4](p6-18)

（三）表达的准实名性。

美国学者理查德·斯皮内洛认为“匿名自由表达”值得保护，“至少它可以作为一种工具，一种达到完全实现自由表达的手段”。[5](p72-74)虽然从实践上看，理查德·斯皮内洛过于理想化地肯定匿名性在表达权中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移动互联网里正逐渐被准实名性的匿名性所代替成为大趋势。这一方面受制于号码绑定和实名交友，用户网络社交中多以亲朋、好友、同事、同学为交流对象，另一方面受制于国家管理和规范互联网即时通讯工具使用行为的亮剑行动。实际上，无论实名与否，滥用表达权都会阻碍和破坏安定和谐的社会生活，危害和伤害公众的正当权益。

（四）表达的平等性。

约翰·洛克坚信人们有相同的身心能力，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约的关系，无须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移动互联的草根性，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精英阶层领导权，身份、职业、年龄等社会属性的模糊使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据CNNIC《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所有上网的网民中具备中等教育程度的群体规模最大，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占比分别为37.0%、28.2%，具有鲜明的“平民化”特色，这些参与者在公共平台上能摆脱现实权力和金钱关系的影响，真实自然地流露真心。

二、屏社交：微信自由表达的释放与狂欢

微信是一种依托腾讯QQ，在技术和社会的互动构建中体现“人性化趋势”的新媒体。在莱文森看来，“人性化趋势”是技术发展的趋势，是在模仿和复制人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较之微博、博客，微信启动的是“点对点的革命”，手机端向PC端的扩展，糅合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等多种传播类型，开创了全新的体验式人际交往模式。作为一种话语生态网络，微信通过熟人圈、千米交际圈和陌生人交际圈搭建的关系桥、节点、网格形成了以“屏社交”为主的传播网络，产生的封闭与开放式关注链条，客观上既有利于意见表达，增强人际信任和话语黏度，又极易埋下隐形的话语祸根。

（一）表达的释放。

1.“块茎”关系圈拓宽表达途径。

微信社交内部构造的搭建类似于德勒兹所描述的“块茎”，是一种四处伸展的、无等级制关系的模型。每个人在群内或朋友圈内以自我为中心向外延伸，可以看到“它没有中轴，没有统一源点，也没有固定的生长取向，而是一个多产的、无序的、多样化的生长系统。”[6](p27-28)微信主体可以被“邀请”也可以主动“邀请”他人延伸个人的社交圈。圈子套圈子式的嵌套性，看似回归了点对点的人际传播，实则通过“块茎”建立了裂变式链接，朋友圈分享的信息，在块茎内迫使双方互相了解对方的生活态度、对社会热点的看法和价值观，互动机会和交往频率的增加，增强了个人的社会资本和实践活动能力。

图1 微信圈的嵌套机制

在布尔迪厄笔下，“社会资本”勾连了家庭内外的关系，家庭成员亦可以求助权力，与生活方式相连的等级状况以及对资本再生产方式的控制力很大程度上由行动者社会资本的水平决定。[7](p120-122)微信社交并不是任意话题和观点的汇聚，除了熟人圈，陌生人交友可在“摇一摇”和“附近的人”等功能的帮助下扩大主体社交圈，这时，圈子的多层性、差异性和兴趣取向丰富了圈子里话题的多样，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知识背景的观点碰撞，会跨越“熟人”的关系网络，形成无数个微信舆论群，信息即在群与群，圈子与圈子的交叉与重叠中跨越“屏障”自由流动。

2.强社交造就张扬的表达。

微信好友基本都是经过互相确认所形成的私密性空间，彼此的了解和信赖，加深了双方的情感维系。个体交往中，可以放下面具，呈现真实的自我，用随性的语言和不同的表达方式交谈。这种交谈与被人们称为“推特流”的微博不同，它倾向于一种内心情绪的疏解和压力的宣泄。比如关于雾霾的话题，微信里就流传着很多的段子，像这条：“走在路面比较直且中间没障碍的马路上，趁着他去系鞋带或者上厕所，往前走100米，保证他看不见你了，这时候试试他的反应！看他会不会喊：安红，你在哪里?”仔细研读，此段不是简单地博人一笑，而是采用微信民谣的手法对环境问题的讽刺与戏谑。在强关系网中，越来越多的人乐于把对国家事务的关心和关注转化成通俗易懂，又耐人寻味的语言阐释观点，因为微信更偏向相对的不可见性的封闭式交流，传播对象更具有针对性。

微信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微信公众号的数量已突破1000万，每天还在以1.5万的速度增加。公众号是公众平台的用户号，并非都是心灵鸡汤，滋身养性的靡靡之音，有的个人公众号见解独到，吸粉力，如逻辑思维、吴晓波频道、鬼脚七等，通过精雕细磨原创内容广为传播。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教授的社会资源理论认为个人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源。也就是说，个体可以通过其所拥有的资源属性和价值强度获得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声望与财富。微信公众号其实就是媒体平台中个体对外开放的窗口，他与粉丝间关系强度、具有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信息传播的可信度和传阅度。从这个角度分析，可以看出微信公众号形成的自上而下不同层级的粉丝圈，其影响力也如水中波澜，层层荡漾开来。2016年1月，自媒体红人萝贝贝在写的文章《不管六小龄童上不上春晚，你都该知道老版〈西游记〉是用一台摄像机拍出来的奇迹》获得10万+的阅读量，18356个赞。在这条传播链中，以公众号为中心信息表达逐渐向订阅用户及订阅用户的朋友圈发散，形成了点向面及网状的传输网络。

与微信用户点对点的人际传播不同，公众号展现的是信息传播的弱关系效应。马克·格拉诺维特研究发现“弱连接”不如“强连接”坚固，但有着极快的低成本、高效能的传播效率。微信这一功能与微博颇为相似，不过微信更多的是陌生人的单向弱传播，转帖容易，跟帖较繁琐，最重要的是缺少了与发帖者的互动和交流，虽能构成热门话题，但无法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的功能。如图：

图2 微信空间强弱连接信息链

上述信息链中，虚线表示公众号与用户之间和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弱连接，实线表示用户间的强链接。这种强弱互联，构建了几种微信信息传播圈：

a：公众号与订阅粉丝通过弱链接建立联系，推送内容；

b：粉丝与熟人微信绑定建立强连带关系；

c：接受信息的熟人通过信息转发会扩大信息在熟人与熟人之间交叉传播；

d：根据“六度分割”理论，熟人与陌生人之间互粉，共享信息传播生态。

有报道称，患者每日皮下注射磺达肝癸钠7.5mg，连续使用4周后痊愈[8]；也有报道推荐”，患者在未停用华法林的基础上，联用依诺肝素（1.5 mg·kg-1·d-1）5天后，症状好转，并在华法林的后续治疗中，紫趾综合征未再复发[9]。

从实践上看，公众号放大言论表达的效应在于能有效地将精英人士或普通人自媒体的个人观点串联起来，借助信息转帖的裂变式传播构成一个多元化的微空间场域，共享微表达的自由与释放。

（二）表达的狂欢。

微信的表达空间犹如互联网中的独立生态系统，在信息的吐纳与换置中，拥有着现实与虚拟共同角色的各类人群都致力于在网络中自我表演。由此相伴而生的另类传播和创意表达，甚至曲解与杜撰的微表达，遇到触碰民众利益或事与愿违的事件时极易被演绎为媒介事件，造成表达自由的狂欢。“狂欢建构了一个颠倒的世界……人们忘却了阶级、等级和身份，在诙谐的笑声中获得自我的释放”。[8](p59-61)这种释放过犹不及，看似是民间话语的自由解禁，实则在众声喧哗中带来的是微信表达自由中不和谐的话语放纵。

1.利用情感营销凸显言论绑架。

某种程度上，人际交往反映是的情感上的维系和认同意识。受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现实的人们总是注重情感的表达，进而加强往来，体现人情世故。特殊的场合中，情绪的感染轻易会产生心理共鸣，引发情绪型舆论。经过几年的运作，微信已不单纯是社交工具，还成为网络经济新的增长点，从企业营销的角度出发，越来越多的微信用户用推销经营的手段制造信息，宣传信息，所设计的“承诺”和“转发”机制，将用户做了身份认证和道德评价的机制。如“这是真事，转发消灾”、“是中国人就转”、“有良心就转”等用语，看似真心实意，实则暗含诅咒式动员令，绑架用户理智判断的同时，极尽煽情效果。

2.谣言泛滥扰乱用户视听。

谣言就像毒瘤一直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层出不穷。因为微信带有明显的个人倾向，遇到危难、疑惑、揣测、恐惧的事件时，社会系统里信息不畅、说明不详会加速谣言的产生，且借着朋友圈转发力量呈现出原子核变式传播特点。据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联合微信安全团队发布《微信年度谣言分析报告（2016）》显示，传播最为广泛的五大热门谣言阅读量均超过2000万次。微信团队亦曾称每天拦截“谣言”多达210万次。这些造谣者有明知故犯者，有唯恐天下不乱者，有道听途说者，有偏听偏信者，一旦编造成文，夸张的图片+惊悚标题的“标配”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大面积爆发，使不明真相的人们信以为真，甚至误入歧途，成了“帮凶”，恶化了微信空间环境，混淆视听。

3.三俗匪言恶意招摇过市。

微信扎根草根，深入民间，谈论的是家长里短，讨论的是公共热点，自然用户的语言不乏亲民化，口语化色彩。不过，特定的情境下，一些用户在发言时表现得过于随意，东莞扫黄事件、女大学生失联等事件中过度娱乐化的“性”心理暗示，例如“踩你妈”、“玩你妹”、“老子就这么屌”、“操”等句子和词汇口头禅的谩骂；“晒富”“炫富”图片配以物欲横流的用语产生的物质主义倾向，还有一些利欲熏心的人和公众号，利用微信LBS服务功能、“摇一摇”和“附近的人”发布黄色信息，利用标新立异制造噱头的隐晦性标题引用户上钩，进行恶意营销，弄得微信群成了哗众取宠的工具，突破社会道德底线的言辞甚嚣尘上。

4.极化暴力激化社会矛盾。

新媒介的兴盛使网络中的观点市场被分割成了大大小小不同的领域。在信息分割状况下，单一领地内部群体观念和大众舆论的发展过程很可能是一种不稳定的正反馈环，即所谓的“群体观念极化”。[9]p(1141-1151)物理学中，正反馈环是指由因果关系链串接而成的闭合回路。当群体成员针对某一问题讨论时，不同意见群体内部形成的正反馈环会导致群体观念走向偏锋，拉帮结派式地语言戾气惯于“扣帽子”、“贴标签”，围观、起哄、恶搞、对抗、反权威、仇富仇官等，采取简单粗暴的选择性解读，不仅会导致线上走向线下的受众分化，朋党之聚，还会严重激化群体之间的矛盾，破坏协商平台的建立，引发大的社会动荡和不安。像近来发生的广安门医院黄牛炒号事件、周口城管打人砸店事件极化舆论的对抗，再一次把医患关系，城管形象纳入口水战的视野，肆意横流民意产生的压力施加于相关政府部门，处置不当极易引发二次舆论冲击波，掀起群体性骂战。

三、共治：信息研判与边界守望

什么是自由？马克思说，就像地界是由界标确定的一样，自由是由法律规定的每个人所能进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界限。确实如此，嫁接在科技之上的表达自由之花并非完美无暇，具有一般的相对性。美国大法官霍尔姆斯指出的，“修正案规定政府不得通过任何法律以压制言论自由,但表达自由从来不是绝对的,像其他权利一样,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是有限制的,就是说,它的自由行使意味着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的存在,一种公共秩序的存在,没有这种秩序,自由就会被滥用,或者丧失殆尽。”[10](p123-125)

毫无疑问，依靠数字化信息计划发展起来的微信扩大了意见表达的范围，加剧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提升了民众话语权，但是追求自由的人们必须要明确的是微信的泛在，不是美丽的乌托邦，科技亦会反扑，这一点爱德华·特纳早用“报复的效果”表示了忧心，诚如凯斯·桑斯坦所言：网络衍生出了无穷无尽的技术陷阱，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构成危机。[11](p166)当前，多元文化思潮正在潜移默化地深刻影响人们的核心价值观，各种势力相互倾轧正在利用网络蛊惑人心，微信自由的边界需要多方共建共治。

（一）做好信息研判，健全自媒体监管体系和网络立法。

如同林雄二郎分析的“电视人”，终日生活在刷屏中的微信用户更趋于接受简单、好玩的信息，更放纵自我意识的自由发泄不满，却降低了思考判断力。这些年因随意在朋友圈发布信息获罪的新闻屡见不鲜。为净化微信空间，需要相关执法部门一方面运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做好各种情报线索、零散信息汇总整理的研判工作，多部委加大整治力度，另一方面以健全自媒体监管体系和网络立法的形式加强互联网内容管理。

现如今，信息安全成全国焦点，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国纷纷制定了网络安全法律法规。针对即时通信工具自媒体的管理，美国2009年初，设立了“社交网络监控中心”，后又执行“社交网络/媒体能力”的项目，对知名的社交网站各个论坛，博客进行深度监测，全面实施《国家网络安全综合计划》，以应对各类网络威胁。我国发布“微信十条”以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相继开展了“净网”、“剑网”、“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治理”等多项清网行动，切实规范通信工具服务经营者、使用者的管理和行为，规范公众信息服务活动，保障“七条底线”贯彻执行。网络管理向来是各个国家管理的难题，自由权的发挥并不能以危害社会安全为代价，无规矩不成方圆。对微信而言，通往真正自由的道路需要网络管理的保驾护航。

（二）果断封号删帖，限制表达权。

这是微信内部治理的重要方式，也是正当剥夺表达权的主要路径。2016年初，微信团队积极整顿公众号过度营销，大批公众号面临封号的威胁。其实微信团队实施封号的行为由来已久，《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协议》、《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及2015年发布的《微信公众平台关于整顿发送低俗类文章行为的公告》，是响应国信《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政策治理账号乱象的注脚。不过这样的措施总是有些姗姗来迟。放眼自媒体发展最兴盛的国家，删帖封号早已成为治理自媒体的重要手段。早在“占领华尔街”事件发生之时，美国社交网站Facebook就曾以系统设置和用户投诉为由，删除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参与者发布的贴文，关闭了数名激进分子的账户。尽管在网络民主发展至深的今天，有人指摘此做法违背天赋人权，有媒体认为微信“还有一些内置的限制，从而削弱了它复制微博公共空间的能力”，不过“网络民主只能作为推动民主的一级，而不是唯一的力量，网络民主发挥功效需要各种制度嫁接、配合”。[12](p274-277)

（三）技术更新，发挥公众监督权。

创造了微信空间的技术决定着微信发展的方向和功能的延伸。从1.0的测试到6.1版本的上线，微信实现的是影响用户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互联网+个人”创新性变革。技术是互联网发展的前提，诚然可以构成一整套规制。2014年8月7日，微信已为抵制谣言建立了技术拦截、举报人工处理、辟谣工具这三大系统。在相关信息被权威机构判定不实，或者接到用户举报并核实举报内容属实后，微信会积极提供协助阻断信息的进一步传播。数据显示，仅2015年12月份，腾讯受理微信举报就达69.3万件，数量之大映衬出用户对不良信息传播的深恶痛绝。这项举措对于作为企业的腾讯公司来说，似乎是其“丛林法则”中的求生之道，然而，对于公众而言，实则赋予了用户推动国家协商民主建设、发挥主权在民、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权，为丰富和完善国家监督体系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四）提升用户危害意识，鼓励建言慎论。

微信空间私密性多于公共性，由于涉及隐私权，微信的监测无法完全构建福柯所设想的“超级全景监狱”，即使适用于微博、网络论坛的“共景监狱”也很难实现，这就需要提升用户发言的危害意识，培养用户的信息分析和判断能力，鼓励用户将更多地发言集中在辩论、建议和献策上。当用户发送出敏感性词汇时，微信团队应通过技术手段发出警告信号，并提示规范用语，允许用户撤回信息重新书写，进而培育一套公共话语体系和慎议机制。罗伯特·弗兰克研究发现，参加公共慎议的个人常常作出与自身利益相博的举动，内疚、愤怒、羡慕或爱都可能使个人采取非理性的行动。[11](p158)为此，微信空间还需能打破官方话语的霸权和垄断，促进用户之间平等、开放、公开的合理交流，避免浓厚的政治色彩与意识形态属性的说教，政府和媒体的微信公众平台打破微信空间中的信息不平衡，保障用户的知情权，有效引导和消除负面信息的暗潮涌动。

杨吉认为，“尽管互联网的本质并不必然是自由，但自由依旧是它的品性，是人们对他的期望。因此，在由某只看不见的手正在建造一种与网络空间诞生时完全相反的构架下，我们该正视这一改变，积极作为，去赢得一个‘最低限度’的自由世界”。[11](p165)不管承认与否，微信空间中的表达自由和限制是社会进步和现实需要的结果，解决好微信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根本目的在于最大化地保障公民表达权，构建平安和谐顺畅的移动网络环境。

[1]吴飞.《欧洲人权公约》与表达自由[A].徐显明.人权研究（第3卷）[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2][英]约翰·密尔.论自由[M].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3]李沁.沉浸传播：第三媒介时代的传播范式[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4]吴惠凡：媒介融合背景下意见表达方式的变化与反思[J].国际新闻界，2013，（11）.

[5][美]理查德·斯皮内洛.铁笼,还是乌托邦[M].李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陈永国.德勒兹思想要略[J].外国文学，2004，（04）.

[7]宫留记.资本:社会实践工具——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8]王虎,陈清.网络恶搞:伪民主外衣下的集体狂欢[J].理论与创作,2006，（06）.

[9]阅.J.Isenberg.Group Polarization:A Critical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m,Vol.50,No.6（1986）.

[10]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M].张华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1]杨吉,张解放.在线革命：网络空间的权利表达与正义实现[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12]郭小安.网络民主的可能及限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郁之行

G206

A

1003-8477（2017）03-0188-06

蒋琳（1978—），女，洛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微信空间中的舆论调控与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2015BXW014）和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微空间舆论传播中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2016-GH-00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