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北地区戏曲文化生态探析
——以雁北耍孩儿、阳高二人台为例

徐建国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雁北地区戏曲文化生态探析
——以雁北耍孩儿、阳高二人台为例

徐建国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目前，各种新媒体（电脑、手机）的盛行使得中国传统戏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以山西雁北地区的“雁北耍孩儿、阳高二人台”为个案进行研究，发现二者依然停留在剧团下乡汇演，自己找市场的困境，需要利用新媒体创新表演艺术，寻找新的表演空间。

雁北耍孩儿；阳高二人台；戏曲文化生态；新媒体

文化生态是指维系某种文化现象生成和发展的基础与条件，是影响这种文化现象生成和发展的各种文化要素的生灭消长、强弱互动的有机统一体。从目前来看，当前中国传统戏曲的生态环境已经被彻底地改变，虽说戏曲并未完全失去自身价值及观众基础，并且戏曲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具有不可替代、不可复制与再生的文化价值，仍然要正视市场急剧萎缩的时代现实。[1]以戏曲剧种最多的山西为例，1980年共有剧种52个，[2](P304)截至2012年总数降到40个，[3]这种频临灭绝的危机，不得不令人担忧。

山西自古就是戏曲活动的早发地，“山乡庙会流水板整日不息，村镇戏场梆子腔至晚犹敲”。这副来自山西民间旧戏台的楹联，生动和集中地反映了山西戏曲文化充沛的艺术氛围环境以及各地广大人民对戏曲艺术的强烈喜好习俗。位于山西北部的雁北地区戏曲活动也很活跃：如北路梆子、晋剧等大戏，也有诸如赛戏、雁北耍孩儿、灵丘罗罗腔、二人台、雁北弦子腔、道情、秧歌等地方小戏，这些戏曲在民间演出十分活跃，当地流传的戏剧谚语有“弦、罗、赛、梆，敬神相当；秧歌、耍孩，敬神不来。”[4](P1517)说明当地经常进行“敬神”的演剧活动。“雁北耍孩儿”2006年6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阳高二人台”2008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就以“国家级非遗名录——雁北耍孩儿（大同耍孩）”与“省级非遗名录——阳高二人台”为例，探寻雁北地区戏曲文化生态。

一、地域概况

雁北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原是山西北部的一个行政区划名，古代隶属大同府。今已分属于大同、朔州二省。汉高祖六年（前200），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为代国。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初置部刺史，以雁门属并州，代郡属幽州。北魏道武帝天兴元年（398），自云中定都平城，为代郡。隋以其地属代、朔二州，并隶河东道。唐会昌三年（844），更云、代、蔚诸州为大同道，大同之名始此。金为西京大同府，元至元二十五年（1289）改为大同路，明复改为大同府。清光绪十年（1885），改大同为抚民同知厅，隶归绥道，并设大同府，领州二、县七：大同、怀仁、浑源州、应州、山阴、阳高、天镇、广灵、灵丘。[5](卷28,P2467-2470)

雁北地区的汉文化长期遭到外长城以北的游牧文化的冲击，并且这里为晋、冀、蒙三省之要冲，千百年来处于边关和军事重镇的特殊位置，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大同府人民崇尚武力：“俗尚武艺，风声气息，自昔而然。”“簪弁子弟，服习弓马，给事麾幕，以列车骑材官之盛。且地近龙荒，土著从戎者十室五六，少小边庭之习气尔尔。”[5](卷99,P7056)

大同府因经济繁荣及地理优势（军事重镇），成为来往京师艺人的重要休栖地。在《万历野获编》“口外四绝“中有记载：

大同府为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封国。又纳中山王徐达之女为妃。于太宗为僚壻。当时事力繁盛。又在极边。与燕辽二国鼎峙。故所蓄乐户较他藩多数倍。今以渐衰落。在花籍者尚二千人，歌舞管弦，昼夜不绝。今京师城内外不隶三院者，大抵皆大同籍中溢出流寓。[6](P612)

可见从明代开始，大同府作为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封国，“所蓄乐户较他藩多出数倍”，后逐渐衰落导致乐户大量流失，而这些流落民间的乐户为大同地区的耍孩儿、赛戏、梆子、罗罗腔、秧歌、二人台等一大批地方戏埋下了发展的基因。

雁北地区天气寒冷，土地贫瘠，特有的地理环境导致当地人民生活十分困顿，此种文化生态亦反映在当地的戏曲样式上，“耍孩儿”给人最深刻印象的是“咳呀啊”声，其中所蕴含的悲苦腔调一直萦绕于观众的耳际，撞击着每个人的心灵。而二人台的《走西口》唱词中“咸丰整五年，山西遭荒旱……”亦能想象到当年农民迫于生计不得不奔走在“走西口”场景，而“道路歌、受苦歌和思念歌”成为了“二人台”的重要内容。

二、民俗时节

“民俗文化原本就是戏曲具有原生态性质的存在基础”。[7]因此，民俗文化是地方戏曲赖以存在发展的土壤，此种文化生态决定了地方戏曲内容、形式上要符合当地人民的风土民情的需求，根据民众喜好安排演戏活动。而在广大农村中“祭祀敬神、年节庆贺、红白喜事”等活动中都把戏曲演出作为祭祀与娱乐的必备手段。古代雁北一带的民俗风情亦影响到当地戏曲演出。

清乾隆十九年（1754）《广灵县志》“礼仪民俗”之“祭礼”云：

四月初十日，合邑士民献戏，设供祭享关帝，凡三日。六月初六日，社台山祭赛龙神，凡三日。六月十三日，水神堂祭九江圣母，士女骈集乡村。若夫二月初三日文昌圣诞，诸生献戏享祭，则衣冠士林之会也。[8](P553)

乾隆年间，广灵县民众会在四月初十日献戏祭享关帝，六月六日祭赛龙神，六月十三日祭祀九江圣母。清道光十年（1830）《大同县志》卷八“风土”云：

一月上元，俗名“灯节”。乡下多扮灯官，唱插秧歌，来城内相征逐，仿傩礼。城中大南街，设棚迓三官、火神各木主，于其中献戏三日。……铺户即接连择一吉日，亦献戏三日，发市。六月六日，凡有菜园之处，俱敬龙神，延宾共享神福，曰“开园”。游观者，其丽不亿。二十三日，布行祀关帝，仪极丰隆，献戏之外，又扮架戏十数出。[9](P1037)

道光年间，大同县民众会在正月“上元节”，扮灯官而演秧歌戏，在城内追逐，仿效傩戏演出，并在县城内“设棚迓三官、火神各木主”而献戏三日。六月六日，献戏祭祀龙神。六月二十三日，祭祀关帝。

雁北地区少雨多旱，民间常进行祈雨的敬神活动。清光绪《怀仁县新志》“风俗”条云：“至士子祀先师、文昌；农夫祀龙神；市人祀城隍、财神，各从其类。”[10](P77)大同市雷山润济侯祠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感应碑记”记载：在干旱之际，本地要“陈币具三牲，行三献之礼，张伎乐百戏”。[11](P136)雁北地区民间祈雨时多选择“罗罗腔”“赛戏”等进行演剧，因其地方风味浓郁，深受民众喜爱，并被用于严肃的祭祀性演出，故有“弦、罗、赛、梆，敬神相当”之说，赛戏《斩旱魃》是民间祈雨抗旱意识中最有典型的剧目，此时县、村中民间祈雨队伍浩荡，锣鼓震天，旗杖开道，龙王坐轿，家家门前摆香案，户户门外设水缸。

雁北深厚的风俗民情，赋予了当地戏曲喜闻乐见的形式。如“雁北耍孩儿”艺人辛致极（艺名“飞罗面”）、薛国治（1938－1998）（艺名为“小飞罗面”），“罗面”本来是雁北一带农村用箩子箩面的动作，因为耍孩儿演员的台步走得快匀，就好象当地农村人民箩面一般，所以成了演员的艺名。再如“耍孩儿”中“小寡妇哭坟”的设计，所唱“二月引钱龙”民歌选自雁北农历二月二求雨的民俗，充满了民间生活的乡土气息。还有《扇坟》中娘子戴的“麻冠”来自雁北白事中的“孝帽”。大同耍孩儿团所排《琵琶声声》（2007）、《唐明皇与耍孩儿》（2006）等戏曲都是以本地区的历史传说为模型，改编而成的历史大戏。从当地戏曲剧目中也可以折射出强烈的民俗文化诉求，比如对传统美德的颂扬、对伸张正义的渴望、对因果报应的笃信不疑、对宿命论的认同、对贪官污吏及其贪赃枉法行为的口诛笔伐等等，体现了民间百姓的爱恨情仇，是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在传统戏曲中的生动表现。

三、剧团发展

大同市耍孩剧团（前身怀仁县工农耍孩儿团）为国营剧团，被许多专家称为是戏曲史上的“活化石”。1992年被文化部艺术局授予“天下第一团”。2003年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的中国滨洲“首届博兴国际小戏艺术节”演出中，获9项大奖，包括稀有剧种奖。2004年4月入选“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行列，成为全国第二批29个保护工程之一。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阳高二人台剧团（又称为民间歌剧团），2004年4月，剧团在晋、陕、蒙、冀四省区联合举办的“二人台”艺术电视大奖赛决赛中荣获二、三等奖，一举成名。2006年，走进中央电视台春节戏曲晚会，使更多的人认识到阳高“二人台”独特的艺术魅力。县政府为了保留“二人台”剧团特色，把阳高“二人台”的品牌继续打下去，2009年拨款20万。为了传承和发展“二人台”艺术，剧团走“以团带校、以校养团”的路子，引进社会资金，以股份制形式办起了“二人台”艺术学校，培养了大量艺术人才，有效地解决了剧团演员的断层问题。2008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上可以看出，大同耍孩和阳高二人台有着辉煌的过去，在城市与乡下都有着广阔的戏曲市场，戏价可以达到1500元／场左右。但随电视、电影等大众传媒的兴盛，其戏曲舞台艺术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取代，戏曲的生存空间大大缩小。大同耍孩儿剧团演出市场严重压缩，一年演出不到100场，大多为惠民演出与文艺汇演。如2015年3月，山西省汇演“弊革风清三晋春”迎新春新创廉政剧目展演，新编历史剧《布衣知府》获得“山西省十一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2015年8月份，赴上海参加“全国地方稀有剧种九洲百戏戏曲展演”《狮子洞》（《猪八戒背媳妇》选段）获得优秀表演奖。阳高二人台的演出市场也较往年有大幅度的缩水，无法维持正常的经营，使得剧团的优秀演职人员被迫离开另谋生路。

雁北地区戏曲的真实生存状态，实际上也是国家戏曲文化生态的一角。面对此种情形，廖奔说道：为了重振国粹艺术和解除财政难题，时代要把“驯养戏曲”重新放归市场山林，让其在归返自然的野化过程中恢复生存竞争力。我们倏忽变换地为戏曲开出了一个又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药方——从艺术角度的观念变革、舞台鼎新、艺术嫁接、调演振兴、评奖办节，到机制方面的剧团改制、推向市场、断奶催生、扶上马送一程、区分重点和一般院团、纳入非物质遗产、纳入惠民工程……然而经过30年来的扰攘，人们似乎感到事与愿违，因为戏曲今天仍然进退失据、举步维艰。[1]

面对此种情形，耍孩儿剧团团长王斌祥2017年剧团发展规划为：①培养人才；②挖掘传统剧目；③开创原创剧本，增加舞美、服装设计；④保证每年演出20场公益演出；⑤留存艺术音像资料；⑥参加文艺汇演、交流演出、推广宣传，增加全国剧种艺术交流。从王斌祥“耍孩儿”剧团发展规划里可以看到，他仍然从传统角度入手挖掘剧目，排演演出，虽然这是戏曲艺术生存的根本，但王团长没有注意到要利用时下兴盛的新媒体样式，创新表演艺术，寻找新的表演空间来促进剧团发展。

四、新媒体下的地方戏曲艺术传承与保护

我们应该承认，新媒体时代已经彻底改变了传统戏曲的生态，诸如互联网（如博客、BBS）、移动终端（微博、微信）和数字电视等常见新媒体形式，导致时代审美潮流的变迁和民众口味的改换。并且戏曲特有的手工生产与营销方式（依赖于固定剧场的场次销售），使它难以与快节奏远距离的都市生活接轨，无法与批量生产的艺术作品（例如网络作品或影视作品）相抗衡。这些都使得戏曲观众群锐减。

目前，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新一代智能移动终端设备已经将传播全面带入了移动新媒体时代。而戏曲艺术作为我国传统艺术瑰宝，在移动新媒体时代，戏曲艺术与现代传媒必将不断走向融合。对于地方戏曲而言，可以利用移动新媒体传播方式对戏曲艺术进行更广泛的传播和发扬，这是发扬地方戏曲艺术传播不可忽略的重要途径。我们可以利用新媒体快速了解戏曲的剧目信息、演出信息、演员信息，展现“水袖功、髯口功、翎子功、扇子功”精彩技艺，完整记录耍孩儿、二人台等知名艺人的表演图像和经典剧目的精彩演出，并将排演剧目背后的花絮展给观众，在其文化精粹保存留存的基础上，展现戏曲所不为人知的一面，揭示其神秘性，拉近戏曲与观众的距离，吸引观众的注意。

在传统媒体（广播、电视、电影）的冲击下，戏曲观众已经分流，在新媒介（电脑、手机）的参与下，快节奏的生活使民众对于慢节奏的戏曲艺术逐渐失去耐心，更加使戏曲艺术成为“小众文化”，造成的后果便是，“当戏曲不再是流行文化，观众群被日益分流，并且对戏曲知识的储备越来越少时，人们对戏曲的解码能力及审美能力已经开始弱化，已经分不清楚程派唱腔和梅派唱腔到底有哪些地方不一样，人们再也无法轻易体会和欣赏诸如跷功、耍髯口等原本在戏曲舞合上作为衡量演员演出水准的技艺。”[12]我们可以利用网络开设戏曲课堂，传授“耍孩儿”“二人台”的表演技艺与表演剧目，通过网络聊天室或者QQ、MSN等即时通讯工具，通过视频或者音频相互对唱、表演，利用新媒体的交互性进行交流。这样让更多的年轻人使用新媒体平台接触“耍孩儿”“二人台”等戏曲剧种，改变其“曲高和寡”的局面，从而达到传承与保护的作用。

地方戏曲遭到了综合性的全方位的冲击，表现在演出市场压缩，民众看戏热情骤减。单从舞台艺术角度讲，其原因在于地方戏曲缺失了幽默诙谐的喜剧成分，如为参赛排演的耍孩儿剧目《布衣知府》与阳高二人台剧目《大泉山》，就失去了传统戏曲中喜剧的成份，因为要表现时代的宏大主题，戏曲摒弃了民间生活情趣，只剩下了正剧，亲和力感染力就极大减弱了。实际上对于民众而言，人民更加喜欢俚俗、热闹的演出，大同市喜乐汇剧场为民俗演出场所，这里时常上演二人台《挂红灯》《借钱》与耍孩儿《猪八戒背媳妇》，深受民众喜欢。所以，戏曲有其发展的空间，人民在潜意识中仍然将戏曲作为日常生活娱乐的工具，在欢笑中延续中国传统社会精神。

戏曲作为传承民族艺术、维系地区文化生态、满足群众精神需求的艺术样式，并不是单一、纯粹的商品产物，而是文化创造和精神现象的结晶，有着远超市场之外的价值，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而存在的价值。面对戏曲走向衰落和各种感官体验冲击的现实，我们要利用新媒体的记录功能、艺术再创造功能与交互功能，大胆地进行戏曲艺术传承与保护，并借鉴、吸收其他剧种（豫剧、京剧）艺术营养，同时又不能失去原有当地戏曲的独特风格，这样才能能够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1]廖 奔.当下中国戏曲文化生态及其更新[J].艺术百家,2015(01)：11-17.

[2]乔志强等.山西风物志[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5.

[3]张艳琴.山西戏曲市场调查[D].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14.

[4]大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大同市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王 轩,杨 笃.(光绪)山西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0.

[6](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刘 祯.戏曲与民俗文化论[J].戏曲研究,2006(01)：25-39.

[8]丁世良,赵 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9]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5辑)[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10]李长华.(光绪)怀仁县新志[M].怀仁县地方志办公室,2007.

[11]冯俊杰.山西戏曲碑刻辑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2]秦 姜.新媒体传播对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影响[J].重庆社会科学,2009(10)：83.

The Analysis of Opera Cultural Ecology in Yanbei Region

XU Jian-guo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At present，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 is faced with severe challenges by all kinds of new media（computer，mobile phone）the prevalence This paper，through studying the drama of Yanbei Shuahaier and the drama of Yanggao Errentai in Shanxi Yanbei region，found that the two dramas still stay in the trouble which theatrical company performs in the countryside and find market by themselves.The two dramas need to use the new media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rt and look for new performance space.

the drama of Yanbei Shuahaier；the drama of Yanggao Errentai；opera cultural ecology；new media

J825

A

〔责任编辑 马志强〕

2016-11-25

山西大同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清宫武戏研究”（2015-B-16）

徐建国（1976－），男，山西阳高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戏曲史与戏曲理论。

1674-0882(2017)01-004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