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四时”观念的生态意蕴

曹立明

(南开大学 哲学院， 天津 300071)

《管子》“四时”观念的生态意蕴

曹立明

(南开大学 哲学院， 天津 300071)

“四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观念，是指导人们按照自然节律安排生产生活的基本准则，由此形成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四时教令文化系统。在这一系统中《管子》一书关于四时的论述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它将“四时”观念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宇宙图式，认为人们必须因时而动，才能实现自然和社会的和谐，这种富有生态意蕴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管子； 四时； 阴阳五行； 四时教令； 生态意蕴

中华文明主要起源于四季分明的黄河流域，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先民们很早就通过对星象、物候变化的观察来把握四季的变迁，安排自己的生产活动，四时观念由此形成。四时的观念对于以农业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在这一文化传统中，《管子》有关“四时”的论述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四时”观念可以说是理解《管子》治国理政思想的枢纽。《管子》开篇就提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1]2粗略统计，《管子》全书有三百多处提到了“时”，更有《四时》篇专门论述四时对于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意义。《管子》对“四时”的重视和战国中后期兴起的阴阳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书中的“四时”观念大多是以阴阳五行思想作为理论背景的，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阴阳四时思想，代表了阴阳家在战国中后期的崛起，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管子》中的四时与阴阳五行

四时、阴阳和五行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观念，三者各有不同的思想渊源，在战国中后期由阴阳家完成了融合统一，形成了阴阳五行学说，成为中国人认识和思考宇宙人生的理论工具和思维模式。由于阴阳家的著作散佚较多，使我们对其理论缺乏深入了解，《史记·太史公自序》曾这样概括和评价阴阳家的思想：“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2]2486～2487由此可知四时教令是阴阳五行说的主要内容，舍此不足谓之阴阳家，这在《管子》一书中有着极为明显的体现。

四时观念的产生最初是与先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对自然规律和物候星象的观察密不可分，胡厚宣、李学勤等学者根据甲骨文关于四方风的刻辞，认为商代就开始以不同类型的风来确定四时①。四时观念的确立对于以农业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阴阳和五行在中国也有比较古老的思想源头，庞朴先生指出，阴阳二字虽起源甚早，但早期的阴阳只是简单地表示阳光的照射与否，并无深奥的涵义。“大概从西周末年以后，阴阳开始被想象为‘气’，与风雨晦明一起，被认为是天之六气；一切自然现象正常与否，常从阴阳中去探寻解释。”[3]92最后由老子将之提升为抽象的哲学概念，用于解释万物的生成变化。而五行说则来自殷人尚五的习惯，逐渐形成了以五方为基础的“五”的体系，“同后来那种以五材为纲统率一切的五行图式不同，殷人的五行，或早期的五行思想，是以五方为纲的。”[3]80

阴阳与四时观念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就阴阳的字义而言与阳光的照射与否有关，而春夏的阳光逐渐充足，秋冬的阳光逐渐暗弱，很容易使人将四时和阴阳联系起来。当阴阳抽象为表示事物属性、能力的哲学范畴时，与四时观念的结合就更加顺理成章了。阴阳思想与四时观念的结合，从文献上看最早见于《墨子》一书，《墨子·辞过》篇说“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4]27从“圣人有传”一语推想，在墨子之前就有将四时和阴阳联系起来的说法。成书于战国早中期的《黄帝四经》云：“无晦无明，未有阴阳，阴阳未定，吾未有以名。今始判为两，离为四时。”[5]210这里以阴阳来解释四时形成的原因，阴阳的消长成为四时变迁的根源。《黄帝四经》又进一步将阴阳四时思想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提出“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5]217的阴阳刑德理论。《管子》书中关于“四时”的论述与阴阳思想结合地更为密切，阴阳刑德理论也阐发地更为充分，构成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宇宙图式。

《管子》中的“四时”，不再是简单的四季变迁的自然现象，而是天道阴阳的具体体现，是天地间的永恒规律，同时也是政治人事的形上根据。《管子·四时》说：“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1]838在此《管子》建立了一种阴阳——四时——刑德相联结的逻辑结构。认为阴阳变化是天地最根本的道理，四时运行是阴阳的根本规则，刑政和德政的施行都要与四时的运行相配合。刑德合于四时则生福，违背四时则生祸。《管子·形势解》对阴阳、四时和刑德的关系做了更细致的解说，它说：“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赏赐刑罚，主之节也。四时未尝不生杀也，主未尝不赏罚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节也。天覆万物而制之，地载万物而养之，四时生长万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1]1168～1169四季的变迁体现了阴阳的消长，春夏两季是阳长阴消的季节，表现为万物的生长，秋冬两季是阴长阳消的季节，表现为万物的收藏，这是自然不变的节律，体现在人事上，统治者的赏赐刑罚也要应对自然节律的变化而施行。因此《管子》才屡屡强调统治者一定要“知四时”、“务时而寄政”，《四时》篇云“唯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1]838“是故圣王务时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圣王所以合于天地之行也。”[1]855只有了解阴阳四时的变化，遵循四时的规律而施政，才能使国家风调雨顺、长治久安。如果统治者不能顺应天道，违背时节而施政，必然会造成政令不行、灾祸丛生的可怕后果。

在《幼官》、《四时》、《五行》等篇中，《管子》又试图将阴阳四时思想与五行学说相结合。《幼官》以“东、南、中、西、北”五方配“春、夏、秋、冬”四时，将春季与东方相配，称为“八举”时节；将夏季与南方相配，称为“七举时节”；将秋季与西方相配，称为“九和时节”；将冬季与北方相配，称为“六行时节”；中央为“五和时节”，没有相配的季节。四时是时间概念，五方是空间概念，两者的结合构成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宇宙图式，但《幼官》五方配四时的尝试没有在一年的季节中留出“中”的位置而出现了很大漏洞。《四时》篇给出了一个更为完善的图式，《四时》云：“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1]842～854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五行配四时的模式，它将“中央土”安排在了夏季和秋季之间，认为“土德”就是辅助四时的运行，但“中央土”仍然不占天数，这是五行配四时最难处理的地方。《五行》篇则将一年等分为五个七十二天，分别配给了木、火、土、金、水，这样虽然解决了与“四时”相配的难题。但正如白奚所指出的：“这种形式上的完满是以打乱正常的时间系统为代价的，因而注定是行不通的。”[6]30

二、《管子》“四时”观念的生态意蕴

在《管子》书中，“四时”观念很多时候是以阴阳五行为背景展开论述的，四时与阴阳五行学说的合流使得“四时”的观念从日常经验的观察总结上升到天道流行的理论高度，奠定了四时教令的基本内容，形成了一幅天、地、人、万物整体互动、遵时而行的宇宙图式，这其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意蕴。乔清举教授指出：“时的生态意义在于它对天道的划分是以自然自身运行的节律为基础的，它对于每个节律阶段人应采取的活动作出了符合生态原则的规定。”[7]248

《管子》认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自然变化的主规律，是天道流行的具体体现，人们的活动要顺应自然节律的变化而开展，才能收到良好效果，由此《管子》提出了“因于时”的主张。《宙合》篇云：“春采生，秋采蓏，夏处阴，冬处阳，此言圣人之动静、开阖、诎信、浧儒、取与之必因于时也。时则动，不时则静。”[1]218～219《轻重己》篇又讲：“历生四时，四时生万物。圣人因而理之，道遍矣。”[1]1529也就是说圣人的出处行宜都要“因于时”。“因”是《管子》中非常重要的哲学范畴，《管子·心术上》这样解说：“无为之道，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1]771又说：“其应，非所设也。其动，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1]776由此可知，《管子》所说的“因”，就是抛弃自己的主观意见而以万物为法，如实地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既不增加，也不减少，《管子》把“因”看作“无为之道”。那么《管子》所说的“因于时”就是顺应四时的变化而活动，而不是按照主观意愿肆意妄为，这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顺应。生态学者们大多认为生态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们把自己当做大自然的主宰者，不尊重自然规律，强行地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管子》提出的“因于时”的思想无疑隐含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智慧。

《管子》是部治国理政的大书，它“因于时”的主张更多是为“圣人”即理想的统治者而言的，具体来说就是要求统治者掌握四时变化的规律，“务时而寄政”，按照季节的变化逐月安排各种活动事务，这就形成了四时教令的内容，在《管子》的《四时》、《五行》、《禁藏》、《轻重己》、《地度》等篇中有很多具体论述，涉及农耕、渔猎、祭祀、赏赐、刑罚、工建等各种活动，目的是以自然变化来规范人间事务，达到天与人的和谐统一。以《禁藏》篇为例，我们来看人的活动如何与季节更替、阴阳消长相协调。《禁藏》篇云：“当春三月，萩室熯造，钻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举春，祭塞久祷，以鱼为牲，以糵为酒，相召，所以属亲戚也。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长也。赐鳏寡，振孤独，贷无种，与无赋，所以劝弱民。发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雠，所以建时功，施生谷也。夏赏五德，满爵禄，迁官位，礼孝弟，复贤力，所以劝功也。秋行五刑，诛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盗贼。冬收五藏，最万物，所以内作民也。四时事备，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民材而令行，内无烦扰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1]1017～1018这里根据四季的特点而赋予了不同的德性，即“春仁、夏忠、秋急、冬闭”。春天是万物萌生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人的一切活动都应以维护万物的生长为前提。要熏烤房间，淘井换水，消除毒气。举行春祭，祈祷不生疾病，亲戚之间互相宴请以密切关系。春季不屠杀禽兽，不打剥禽卵，不砍伐树木，不采摘、不损伤新生的草木，为的是保养万物生长。同时对贫弱人民进行帮助，赦免罪轻的人，为的是及时完成农事。夏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奖赏各种有德的行为，为这些人加官进爵，礼敬孝悌卓著的人，为的是鼓励人们努力工作。秋天是万物肃杀的季节，开始行使各种刑罚，处杀罪大恶极的人，为的是禁淫邪而止盗贼。冬天，做好五谷收藏，收聚各类产品。这样一年四季的事情安排齐备，人们的工作就能获得百倍的功效，实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草木繁茂，六畜兴旺，国富兵强的人间美景。

《管子》“四时”观念中包含很多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四时教令的“时禁”和“节用”。《七臣七主》篇有“四禁”的说法，“四禁者何也？春无杀伐，无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诛大臣，收谷赋。夏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动土功，射鸟兽。秋毋赦过、释罪、缓刑。冬无赋爵赏禄，伤伐五谷。”[1]995主张春天禁止杀伐，不开掘丘陵和大山，不大火焚烧沼泽，不砍伐大树；夏天不要堵塞河流和山谷，不大动土木，不射杀鸟兽。此类禁令在《管子》书中比比皆是，如《轻重己》篇讲天子之夏禁是“毋聚大众，毋行大火，毋断大木，毋诛大臣，毋斩大山，毋戮大衍。灭三大而国有害也。”[1]1533天子之冬禁是“毋行大火，毋斩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1]1539并且警告说违反时禁会导致各种灾祸的发生，“阴阳不和，风雨不时，大水漂州流邑，大风漂屋折树，火暴焚地燋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荣；蛰虫不藏，宜死者生，宜蛰者鸣；苴多螣蟆，山多虫螟；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国贫法乱，逆气下生。”[1]995这种主张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思想是阴阳家的理论特色，后世评价为“使人拘而多畏”，实际无非是想借助外在神秘力量强调遵循四时规律的重要性，使人产生对自然的敬畏。生态主义者认为，工业文明的发展、科学理性的高涨使人们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和膜拜，自然不再是神奇的与我们生命紧密相联的存在，而成为我们索取和掠夺的资源库，科学对自然的“祛魅”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因而出现了生态危机，因此有人喊出“还自然之魅”的口号②。《管子》将“四时”观念神秘化尽管有着虚妄的成分，但在中国传统社会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不少积极作用。

三、《管子》“四时”观念在月令文献系统中的地位

四时的观念对于以农业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武占江称之为“《月令》文献系统”，认为“凡是以四季为线索包含自然人事、哲学甚至宗教、方术等方面内容的都属于这一文献系统。”[8]103《诗经·七月》、《山海经·大荒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管子》的《四时》、《五行》、《幼官》、《轻重己》、《禁藏》等篇、《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礼记·月令》等都属于这一文献系统。

确定《管子》的四时观念在《月令》文献系统中的位置是一大难题，原因在于《管子》这些篇章的作者和写作时间一直以来就众说纷纭。南宋学者叶适提出了“《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莫知谁所为。”[9]663近代以来，疑古风气盛行，很多学者视《管子》为伪书而贬斥之。如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断言：“《管子》这书，定非管仲所作，乃是后人把战国末年一些法家的议论和一些儒家的议论和一些道家的议论，还有许多夹七夹八的话，并作一书；又伪造了一些桓公与管仲问答诸篇，又杂凑了一些纪管仲功业的几篇；遂附会为管仲所作。”[10]12郭沫若在《管子集校·校毕书后》认为：“《管子》一书乃战国、秦、汉文字总汇，秦汉之际诸家学说尤多汇集于此。……故欲研究秦、汉之际之学说思想，《管子》实为一重要源泉。”[11]467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学者大多认为《管子》一书是战国中晚期齐地稷下学者的论文集。如胡家聪通过对《管子》的分篇考证，认为“《管子》书系田齐变法的时代产物，出于著名的稷下学宫。”[12]392白奚认为“《管子》是齐宣王、湣王时期稷下学宫中一批佚名的齐地土著学者依托管仲集结创作而成，目的是保持齐学的本土特色，高扬齐学精神，发挥齐地固有之思想文化，从而同外来学者争夺在稷下学宫中的主导地位。”[13]118并进一步指出：“在《管子》中，《幼官》、《幼官图》、《四时》、《五行》、《轻重己》等一组阴阳五行家言的文章，……(本文)认为这几篇阴阳五行家言先于邹衍，是邹衍学说的直接理论来源……这组文章的作者乃是宣、湣时期对齐国帝制运动最为热衷的一批佚名的齐人稷下学者。”[13]117～118

白奚教授对此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指出成书于战国早、中期的《黄帝四经》提出了以“敬授民时”和“阴阳刑德”为基本内容的四时教令思想，但《黄帝四经》中只有阴阳而无五行，阴阳与五行的合流是由《管子》实现的。这一合流并不是一举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探索、尝试、由分离到并存再到合流的过程。具体来说，《管子》中《乘马》、《势》、《侈靡》、《形势解》等篇与《黄帝四经》类似，只见阴阳不见五行；而《水地》、《地员》篇则只见五行不见阴阳；《宙合》、《七臣七主》、《禁藏》等篇在阐发阴阳思想的同时开始容纳五行思想；《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已》四篇则形成了以阴阳说为精神实质、以五行说为表现形式的完整的世界图式，尽管这些图式还不大完善[6]24～34。白奚教授对此问题的分析是极为精辟深刻而让人信服的。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前面提及的《月令》文献系统，较早的文献如《诗经·七月》、《山海经·大荒经》、《大戴礼记·夏小正》中，主要描述四时的变迁以及根据物候把握时令，以便合理安排各种活动，是比较单纯的四时观念，并未涉及阴阳五行思想。而《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礼记·月令》等文献所描绘的以阴阳五行为理论框架的宇宙图式，比《管子》的这些篇章更为成熟完备，理论性和系统性都有明显提升。由此可知《管子》关于“四时”观念的论述在月令文献系统中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四时与阴阳五行思想就此实现合流，其建构的天地人交互感应、和谐有序的宇宙图式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其中隐含的生态意蕴至今仍值得我们关注。

注 释：

① 胡厚宣：《殷代求年于四方与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1956年第1期；李学勤：《商代的四风与四时》，《中州学刊》1985年第5期。

②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著，庄晨燕等译：《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6～92页。

[1] 黎凤翔．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 司马迁．史记(简体字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 庞 朴．阴阳五行探源[J]．中国社会科学，1984(3)．

[4] 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5] 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6] 白 奚．中国古代阴阳与五行说的合流——《管子》阴阳五行思想新探[J]．中国社会科学，1997(5)．

[7] 乔清举．儒家生态思想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8] 武占江．四时与阴阳五行——先秦思想史的另一条线索[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9] 叶 适．习学记言序目[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0] 胡 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1]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2] 胡家聪．管子新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3] 白 奚．也谈《管子》的成书年代与作者[J]．中国哲学史，1997(4)．

[责任编辑：赵秀丽]

2016-11-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研究”(14ZDB005)。 作者简介：曹立明，男，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10.13393/j.cnki.1672-6219.2017.02.020

B 226.1

A

1672-6219(2017)02-009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