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四重维度架构
——基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思考

李淼 于海军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辽宁阜新 123000）

当代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四重维度架构
——基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思考

李淼 于海军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辽宁阜新 123000）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当代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尤为重要。以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体系中“自愿的同意”、“市民社会”、“有机知识分子”以及“阵地战”思想内涵为依托，分析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四重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代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进行四重维度架构。

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维度葛兰西文化领导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文化霸权问题越来越凸显。在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下，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选择发生了改变，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显得尤为凸出，已经成为当代主题。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其提出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引领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把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运用到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安全教育领域，分析两者的内在联系，对构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四重维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核心内涵

在葛兰西的思想体系中，“文化领导权”思想贯穿始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其构建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无产阶级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了深层次的道德文化基石”[1](P2)。“自愿的同意”、“市民社会”、“有机知识分子”以及“阵地战”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核心内涵。

葛兰西认为，“自愿的同意”是一种心理接受状态，是文化领导权实施的前提，包括对社会及政治制度的接受和认可，是一种主动的、自愿的、民主的过程。“市民社会”是文化领导权的实施阵地。葛兰西强调，国家不能仅仅理解为政府机构，还应当包括民间的“领导权机构”即“市民社会”，因此，他认为国家是由“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组成的，两者有机地统一于国家。而且，“市民社会”在文化领导权作用发挥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它成为文化领导权实施的重要场所，是与国家上层建筑并列的意识形态领域。“有机知识分子”学说是葛兰西在其著作《狱中札记》里提及最多的内容，阐述全面而深刻。葛兰西是“直接将知识分子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谈论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2](P68)。他认为“有机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确立与巩固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是文化领导权的组织者与传播者，“是统治集团的‘管家’，用他们来实现服从于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任务的职能”[3](P34)。政治统治与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国家政权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地位更加重要，各阶级必须重视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让他们起到“社会水泥”的作用。葛兰西认为，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发挥了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要看他是否承担了的社会作用，“有机性”体现在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甚至与社会政治制度紧密相连，他们通过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以及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宣传与传承自己的历史，从而使自己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整个社会之中，并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推动着社会历史的进步。[4]在有关“阵地战”思想中，葛兰西巧妙的借鉴军事术语——“阵地战”，来描述他的文化领导权夺取方式。葛兰西认为，“阵地战”就是在“市民社会”领域中无产阶级与“有机知识分子”紧密联系，对资产阶级实施“分子式入侵”的方式，逐渐动摇资产阶级统治的根基，直到最后彻底瓦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最终建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长期策略。

在国家的政治统治中，无产阶级掌握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具有关键性作用，重温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为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提供了指导意义。

二、“文化领导权”视角下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四重维度困境

（一）自我认同维度上：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认同积极性不高。

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机制是自我认同。他在《狱中札记》中以“认识你自己”作为批判性的研究出发点。他认为，每个人都要“懂得自己的历史价值，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权利和义务”。[5](P8)无论是“有机知识分子”的文化生产、还是通过“市民社会”的文化教育、文化传播，最终都要落脚在个人的思想服从和行为遵循上。只有使人民群众从心理、习惯甚至无意识层面上认同其统治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生活方式、审美情趣，才能更好地维护政权的统治。然而当前我国面临各种复杂的国际局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西化”、“分化”、“丑化”我国的图谋依然存在，大肆宣扬“西方文化优越论”，对我国进行大量的“文化输入”和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使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占主流。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也使得一些大学生盲目崇拜、追求模仿，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产生一定程度的淡漠，对意识形态教育产生抵触情绪，甚至对马克思主义表示怀疑和否定。部分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也发生改变，使得主流意识形态面临认同危机。

（二）环境维度上：校园非主流文化干扰意识形态文化生产与政治信仰的有效契合。

文化生产是人类把自身的思想、意志和情感作为文化资源，来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和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政党用文化生产的方式把统治权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并间接影响民众对其意识形态认同。文化认同是掌握文化领导权的重要环节。因此，在大学校园里，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生产环节至关重要。然而，在多元文化的渗透与冲击下，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形色多样的非主流文化生产。这些非主流文化以传媒文化为载体，承载着复合型的多元文化，包括流行音乐、娱乐杂志、课外书籍和网络游戏。非主流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其非现实、非理性、非道德的负面影响改变着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价值取向，导致他们在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上知行脱节、理想缺失、信仰危机，其“危力”干扰校园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生产与政治信仰的有效契合，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缺乏影响力与吸引力。巴尼奥利曾经指出：“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不仅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实用性的关系，而且也是一种更为广泛的、更加细密的关系”。[6](P76)这种关系，即是政治保障了文化的繁荣，文化促进了政治发展。因此，在大学校园里，文化与政治密不可分，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创新校园主流意识态形安全理论，通过整合思想资源，创造符合政治文明的“民族——人民”的文化，使主流意识形态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以赢得广大学生的大力支持和广泛认同，减少非主流意识文化的负面侵染。

（三）主体维度上：教育者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与教育目标不相适应

在葛兰西的思想体系中，他并不是从知识的拥有量上对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进行区分，而是从革命的目的着眼，强调知识分子所应当承担的责任。[7](P264)这种思想理论中渗透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批判意识。葛兰西认为，有机知识分子的形成不是靠侃侃而谈，而是要积极参与到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做一个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专家和政治家。[8](P5)教育者作为“有机知识分子”不仅是思想文化的生产者，也应当是传输者，是社会实践者和批判者，是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力量，他们天生就起着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然而，一些高校教师本身思想道德素质偏低，自身对社会表现出消极情绪，无形中影响大学生的道德认知。还有一些教师对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理解不够深刻，又缺少深入的社会调查研究，更有甚者自身对不懂得什么是“意识形态安全”，照本宣科，对发展变化着的社会实际知之甚少，因此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缺乏感召力和吸引力。还有一些教师政治素质和社会责任意识较低，其本身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其对大学生的教育效果就不言而喻了。

（四）方法维度上：教育方法与传播方式忽视学生主体的内在需求与联系

葛兰西认为，有机知识分子进行意识形态文化生产后，就进入了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教育环节了。葛兰西曾主张从实证论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的精神世界、意识世界。反对在人文科学中硬套科学公式，用科学知识去分析人文问题的做法。在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与传播方法应当与时俱进，教育方法的多样化是提升教育效果的最重要环节。简单粗放的单向传统的教育模式缺乏创新，方法陈旧，无法满足当代大学生的心理接受和主体发展。然而一些高校教师思想时代感不强，教育方式缺乏创新，依然存在“形式化”教育倾向。导致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流于形式，缺乏实践教学环节，对学生的自我教育不够重视，较少关注当代大学生的个体利益和个性需求，忽略当代大学生的自主意识，不能反映出当代大学生新思想，对大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避重就轻，敷衍了事，不能作出合理的阐释，使学生在心理接受上产生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这种教育与传播方法忽视当代大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忽视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与每一位大学生的内在联系，使一部分大学生错误的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是虚无缥缈的，与自己现实生活距离遥远，价值观的认同只停留在表面，在行为上言行不一，知行脱节。

三、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四重维度立体架构

（一）教育个体自我认同维度：大学生教育自觉的主体性架构

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领导权的获得前提是在“市民社会”中广泛的“自愿的同意”，这种“自愿的同意”是广大民众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自愿的”认同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和规则，是一种积极的“同意”和自觉的服从。葛兰西的论断，给了我们这样启示：无产阶级政党要获取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就必须不断地获取广大民众对无产阶级“发自内心”的认同与积极的“同意”。[1](P185)当代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心理接受接受规律应该是“认同——悦纳——内化——践行”[9](P16)的过程，即对意识形态从理论上的“认同”到情感上的“悦纳”再到观念意识的“内化”，最后升华到行为方式上的“自觉”遵循的过程。因此，在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中，科学理论的教育方式不能强制灌输、简单生硬、枯燥乏味。要把文化自觉灌注到每一个大学生身上，充分调动大学生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实现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自觉、自主的行为，发挥自我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大学生要努力培养自我教育能力，提高自我修养、自我素质，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对社会实践的体验，提升自我认知水平，才能培养自己的批判精神和道德意识，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自觉，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达到教育自觉的程度。

（二）教育场所维度：大学校园政治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和谐架构。

高校校园文化环境作为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延伸，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缩影，是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环境载体。校园环境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场所，通过营造浓厚的社会意识形态氛围，把社会主导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传输给当代大学生，使他们将这种精神文化内涵上升为自己的思想自觉意识与行为。[10](P219)基于此，我们应当充分的认识大学校园文化环境对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性，重视学校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重视新时期校园文化的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校园文化的政治建设，弘扬积极健康的主流文化，用先进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提升校园文化的品位，弘扬大学精神，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精神的品牌校园文化。通过隐形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纠正和教化大学生，使其受到影响并能够认同和接受。校园人文精神建设是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加强校园文化的人文精神建设，使高校校园文化环境体现出知识化、艺术化和人文化的浓烈人文精神，不仅能培养大学生优雅的言谈素质和风格不同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能力，还能强化打学生国家民族的观念和为国家民族贡献才智的历史使命感。可见，和谐架构校园政治文化与人文精神是开展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有效途径。

（三）教育主体维度：高校教师“有机性”的架构

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是文化领导权的主体担当者。只有实现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大众的有机统一，以科学的理论教育群众，才能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才能不断提升其自觉的阶级意识，夺取革命的胜利。当前，高校教师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具有知识传播、人才培养、组织领导等功能，因此，高校教师的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未来“有机知识分子”的培养水平。为此，高校教师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从而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正确的政治立场，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联系起来，发挥正确的思想导向功能，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一。关注国家的社会现实，要有思想有理性，传播先进的文化和思想，以及正确的意识形态，要用理性的思维揭露社会隐蔽的现象。同时，高校教师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加强知识修养。在专业科研教学的同时，必须突破学科和校园的限制，由专业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关注社会现实，从事一些政治活动，成为一名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用批判的眼光和视角重新审视原来封闭的教学模式，拓宽教学视野，像葛兰西那样把社会看成为一所大学堂。

（四）教育方法维度：理论武装与实践养成的统一架构

在葛兰西看来，“获取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就是一种通过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而不是强制力获得权力行使的过程”[1](P59)，是无产阶级以一种“分子侵入式”的方式，用先进的意识形态批判旧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人阶级的过程。葛兰西重视对人民大众进行文化启蒙教育，把下层民众从常识状态提升到健全的监视的高度，使民众真正看清自己、看清世界。[7](P25)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是一种认知教育，重心在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他们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教育者应当有计划、系统地对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理论讲授和理论培训，贴近实际，贴近大学生自身发展需要，采用启发式的、说理式的、引导式的、潜移默化式的教育方式，以理服人的非强制性的教育，而不是权威的管理，教育机理重在强化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科学性，这样才能有效地用科学信仰来武装大学生，引导他们逐步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增强理论辨别能力，并能自觉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践养成至关重要。应当组织当代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锻炼。在实践中，加深对意识形态相关问题的认知。把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得以运用、理解和践行，在现实生活中辨别真伪，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觉悟，养成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

［1］潘西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3］［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葆煦,译.狱中札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于海军.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谈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时代境遇与诉求［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16（1）.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葛兰西文选1916—1935年［M］.人民出版社，1992：8.

［6］［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和磊.葛兰西与文化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8］［意］葛兰西.狱中札记［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9］温兆标.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创新研究［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10］张果.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5.

G641

A

1007-9106（2017）01-0020-04

*本文为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高校学生宗教信仰状况及整合对策研究”（L13DZZ074）；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立项课题“创新发展理念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JG16DB186）；2016年度辽宁省教育厅一般项目“葛兰西文化领导权视角下的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研究”（LJYR016）。

李淼（1979-），女，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讲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