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实践辩证法

金正连

（常州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江苏常州 213164）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实践辩证法

金正连

（常州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江苏常州 213164）

思想建党是理论构想、设想，是还没有付诸实践的头脑中的认识；制度治党是把对建党的认识、理论构想变成实践的规矩、行为守则，是给火车的正常运行铺设轨道。思想建党是隐性的、软的一手；制度治党是显性的、硬的一手。实践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又会给思想建党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新的素材，而思想建党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必将带来制度治党实践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思想建党的内容、制度治党运行的好坏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纠正、更新和发展。

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实践辩证法

思想建党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伟大创举。思想建党是理论构想、设想，是还没有付诸实践的头脑中的认识；制度治党是把对建党的认识、理论构想变成实践的规矩、行为守则，是给火车的正常运行铺设轨道。思想建党是隐性的、软的一手；制度治党是显性的、硬的一手。思想建党要想取得实效，必须落实到制度治党上。实践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又会给思想建党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新的素材，而思想建党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必将带来制度治党实践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思想建党的内容、制度治党运行的好坏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纠正、更新和发展。

一、思想建党——理论认识的先在、付诸实践的缘起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核心。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意识到只有首先从思想上建立共产主义的革命觉悟，才能战胜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中大量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才能完成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任务，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高尚性和纯洁性。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1](P85)

中国革命的过程一开始并不是顺风顺水的，而是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失败。但是正是从这些挫折和失败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实践中探索，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从而推动革命实践走向胜利。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领起义军余部落脚井冈山。离开了城市，党和军队不得不大量吸收农民、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革命队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很自然地在革命实践中流露出来。如果不及时加以纠正，这支队伍与当时的军阀、地方武装差别不大，因为他们的人员组成大致相同，大多数是农民、小资产者等；他们的思想意识也大多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散漫、主观、消极、盲动、享乐、小团体、山头主义、本位主义、缺乏长远眼光等。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是在革命实践中及时发现问题并制定行之有效的解决之策。这一解决之策就是思想建党。当时很多人认为红军就是为了打仗的，只要打胜仗就是好军队。而毛泽东则明确予以否决。“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1](P86)。

毛泽东独具慧眼，革命队伍中刚一出现不利于革命的思想苗头，就被毛泽东所捕捉和识别，并及时加以纠正。有人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要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这样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1](P86)再比如，毛泽东发现红军中的个人主义倾向严重，有的搞小团体主义，有的存在雇佣思想，“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1](P93)，有的存在离队思想，缺乏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等。毛泽东认为，“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当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一点。”[1](P93)

毛泽东认为，人民军队只有对广大官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区别于旧军队，才能完成革命任务。经过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有力举措，毛泽东把军队改编成了新型人民军队，从此人民军队的面貌为之一新，人民军队的战斗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1](P63)“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1](P64)旧军队中，军官打骂士兵司空见惯，而在红军中实行官兵平等，军官不能打骂士兵，军官与士兵的待遇平等，军官不能克扣士兵的粮饷，士兵有说话的权利等等。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得从国民党军队中俘虏过来的官兵感觉很新鲜，生活在这样的军队中才有真正的主人感。觉得这样的军队有希望。“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P65

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2](P602)毛泽东之所以称之为“伟大的工程”，是因为改造人的思想认识异常艰难，而且中国的封建历史长，封建意识、小农意识、小资产阶级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异常活跃。“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为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3](P490)在遍地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广袤土地上要建设一支具有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高尚、纯洁的革命队伍，何其难也。毛泽东称之为“伟大的工程”，毫不过分。也正因为如此，才显见毛泽东的思想建党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P311)只有在先进理论指导下的革命实践才能取得胜利。而要把思想建党的理论落到实践，就必然要进行制度治党。

二、制度治党——思想建党落地生根的必然选择

再好的理论也只是一种头脑中的认识，在它付诸实践之前都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马克思主义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如一地强调实践，强调改造世界，让全世界劳苦大众过上幸福生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P502)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就使得毛泽东思想带有极为浓厚的实践旨趣。“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5](P503-504)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否具有真理性，也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

“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P77)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在党和革命队伍中必须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革命队伍中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等出身的人进行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于是，毛泽东领导了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确保党指挥枪。“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1](P87)“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1](P88)

在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毛泽东发现革命实践中的问题以后，并不是把问题仅仅停留在认识层面上，而是把认识变成行动，即由理论认识转到实践层面上，落实到制度治党之上。“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1](P72)这就是改造人们思想的困难之处，通过一、二次教育是很难见成效的，只能是在实践中坚持说服教育，并运用制度来保证执行。

制度治党的优势在于，制度明明白白地摆在大家面前，人人知晓，看得见、摸得着，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一目了然。违背制度的行为必然要受到惩罚。在思想建党的层面上，需要摆事实、讲道理，把理说透；而在制度治党的层面上则不必讲道理，就是看执行制度的情况，执行得好就表彰，执行得不好就处罚。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就是，治党治国治军必然从人治走向法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怀着一颗赤诚的报国为民情怀，面对凶恶的敌人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因此，即使当时的制度不甚完备，也能通过自身的革命热情加以弥补。但是到了和平年代，特别是我们党成为长期掌握政权的执政党之后，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6](P1438)

所以，当我们党成为人民信任的、长期掌握政权的执政党，制度治党的任务就显得尤为迫切而繁重。我们党能不能用好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能不能继续有效地为人民谋福利？能不能抵挡住各种各样的诱惑？能不能继续带领人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能不能学会和掌握治国理政的各种本领？能不能应对和处理好国际交往中的各种政治难题、外交风险？能不能高瞻远瞩、立意高远，为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重大利益而谋篇布局？能不能做到让人民群众长期满意、长期放心、长期信任？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制度”，使得制度治党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受众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上下左右有界受控的，不是可以为所欲为、随心所欲的。要把厉行法治作为治本之策，把权力运行的规矩立起来、讲起来、守起来，真正做到谁把法律当儿戏，谁就必然要受到法律的惩罚。”[7](P97)正是因为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经过几十年的执政，以为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属于自己的，是可以长期拥有的，是可以用来为自己谋取个人私利的，也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了，心目中的法治观念也就淡漠了。这是非常危险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既然人民信任我们党，我执政的权力交给我们党，那么一旦人民对我们党不满意，人民当然可以收回这一权力。所以，习近平告诫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农明白法律规定怎么用权、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心中高悬法律的明镜，手中紧握法律的戒尺，知晓为官做事的尺度。”[7](P99)

三、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实践辩证法

从思想建党层面开始，必然要前进到制度治党的层面，那么制度治党之后呢？又会进入到哪一个层面？那就是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实践辩证法层面。

无论是思想建党还是制度治党，它们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是有效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客观条件会发生变化，甚至是完全不同的巨大变动。这时候如果仍然抱住以前的思想和制度，那在实践中就必然要遭致失败。“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8](P691)随着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指导我们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理论也在与时俱进。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这一当代中国最新的马克思主义，无不是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实际，立足中国的实践，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开放的、与时俱进的、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常青树”。

当前，中华民族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而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将实现。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从国内来说，我们仍然有几千万贫困人口没有脱贫致富；改革进入深水区，面临的困难更多更艰巨；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结构性调整还没有到位，经济新常态的理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人心；等等。从国际来说，中国的周边形势异常严峻，少数国家妄图借南海问题抹黑中国甚至要孤立中国；极少数国家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企图长期占有中国的东海钓鱼岛；近期，韩国宣布引进美国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个别国家居心叵测，在地缘政治上做足文章，企图挤压中国，陷中国与绝境；等等。以上这些难题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考验，是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试，考验我们党的智慧和勇气、决心和信心。

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从西柏坡向北平出发，毛泽东称之为“进京赶考”。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同样在赶考，考验我们党能否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考验我们党能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荣耀与自豪。“9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共共产党人同中国人民接续奋斗的结果。”[9](P95)我们党要把前辈留给我们的接力棒接稳、拿好，并且还要顺利地跑完我们这一程路、把接力棒安全地交到下一代人的手里。这就要求我们认清当前的形势，抓住中国实现现代化道路上的关键矛盾，妥善处理各种问题，立足当代，制定更适应时代发展的各种制度，走好我们自己的路。“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9](P22-23)

当前我们强调思想建党，就是要认清当前的形势，认清当前的矛盾，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并且在全党统一认识。当前我们强调制度治党，就是要把对当前这些矛盾的理论认识，转化为系统的、可操作的制度，用这些制度治党。这样我们就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坚持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统一，真正实现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实践辩证法。

“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全进，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9](P28)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C］.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D262.6

A

1007-9106（2017）01-0028-04

*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13MLB007）的阶段性成果。

金正连（1968—），男，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