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一带一路”建设的东南亚因素分析
——以国家形象为视角

杨珍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0）

制约“一带一路”建设的东南亚因素分析
——以国家形象为视角

杨珍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0）

因为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同时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复杂关系，以及在南海争端等现实因素的作用下，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存有一定的误知。当前正在建设“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梳理影响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国家形象的各种因素，有助于认清当前中国所处的形势，消除东南亚国家对华疑虑，增加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认同感，从而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国家形象 东南亚 南海 华人华侨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国综合实力的体现。它对于构建他国民众对于本国的认同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面的国家形象使人愿意用理解与亲和的方式去对待该国及其民众的信息和行为；相反，负面的国家形象则容易遭到别国的抵制和排斥。东南亚是中国的近邻，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优先推进区域，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第一大市场。同时今年是东盟成立50周年。因此需要对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政策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分析东南亚国家对华认知的状况，总结制约中国在该地区国家形象的纵向与横向因素、历史及现实因素，有利于更好地提升中国在该区域的国家形象，助力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

一、制约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国家形象的纵向因素

影响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国家形象的纵向因素主要包括国家层面、民间层面以及企业层面。

（一）国家层面。东南亚国家中除了印尼人口超过2亿外，其余国家人口均不足1亿。中国无论是在人口还是领土上都超过东南亚国家总和的两倍以上。这种人口与地缘上的不对称，使得东南亚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深切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

1.在政治上，中国是亚洲唯一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地区与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尽管中国几代领导人都反复强调中国不称霸，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之路，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友好政策。但是中国的善意并没有得到东南亚国家的太多认同。李光耀曾质疑中国——如果你不准备称霸，为何总是告诉全世界自己不要成为霸权？[1]同时，东南亚由于长期受西方大国的影响，不少国家实行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度，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难以认同。指责中国共产党是一党专政、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压制不同声音，并将异见人士送去劳教。还批评中国不讲民主和人权，没有法治，政治不透明，腐败严重，缺少新闻自由，打压宗教。认为中国不断对西北部的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践踏，以及对追随达赖喇嘛的僧侣进行迫害，有组织地毁坏西藏的佛教文化。[2]还把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运动看作是政治斗争的需要。[3]除此之外，对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的选举制度，对中国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以及计划生育政策都有不少误解。

2.在经济上，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迅速发展，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饱和，竞争的增大，许多资金纷纷流向东南亚。[4]东南亚国家这些年也搭上了中国高速发展的“顺风车”，“闷声大发财”。2015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总额突破4720亿美元，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超过1560亿美元，中国连续7年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也连续4年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发展给东南亚国家带来了机会，但是东南国家在经济方面并未放松对中国的警惕，担心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与其竞争，害怕中国会把原本投资在东南亚的国际资本吸引走，进而会把这个区域的经济“空洞化”。[5]因此“中国经济威胁论”至今在东南亚都一直很有市场。

3.在安全上，这种“不安全感”在东南亚国家成立早期就存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中国就敢于出兵朝鲜，并在把强大的美军牢牢地阻挡在三八线之外，让东南亚国家看到了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之后，中国相继拥有了原子弹、氢弹及核潜艇，这更增加了东南亚国家面对红色中国的畏惧。1967年东盟成立之初，中国就是其在安全上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6]

近年来，中国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加大了对先进科技领域的投入，在空天、深海、网络空间、信息化、智能化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北斗导航、太湖之光、天宫2号、量子武器、歼—20、国产航母等先进技术与装备的出现，引起东南亚国家的新一轮担忧。认为中国软实力及硬实力的组合是可能会对东南亚形成威胁。[7]有观察家质疑，“中国行为方式中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一旦中国实力变得强大起来，它还会遵循国际或地区规则吗？抑或它将成为新的军事大国，只要它认为合适的事，它就会去做？”[8]

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日益上升，东南亚国家担心中国会逐步取代东盟在东南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还担心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加，会演变成地区霸主，并害怕中国国内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会使得中国控制周边弱小国家。[9]

（二）民间层面。影响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国家形象的民间层面因素主要包括当地华人华侨和中国出境游客两方面。

1.“凡是海水流到的地方，就有华人。”据统计，东南亚华人华侨约3348.6万人，占全世界万华人华侨的73.7%，占东南亚总人口数的6%。[10]

华人华侨有着勤劳、坚韧、友善、节俭的品格，通过自己的双手，埋头苦干，在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同时，一步步的积累了财富。也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品格，这种创造财富的能力，给了当地居民留下了“不正当竞争”、“经济动物”的形象。格雷戈里奥·F·赛义德在其著作中曾这样概括华人形象:“华人是可憎的，因为他们是经济上的支配者；华人是古怪的，因为他们是文化上的异己者；华人是讨厌的，因为他们在文化方面是宗派主义者；华人是不忠诚，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11]一些东南亚国家对华人制定了许多歧视性政策，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不景气时，政府为了转移国内人民视线，转嫁矛盾，往往挑拨其他族群与华人华侨的冲突，把华人华侨当做替罪羊，任意宰割。历史上，东南亚国家多次爆发了大规模的排华事件，给当地华人华侨带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时至今日，东南亚国家对华人根深蒂固的排斥心理并没有完全根除。2005年，马来西亚接连发生华人受侵害事件，时任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时不得不要求“希望马方采取进一步措施，查清事实并惩处肇事者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12]2014年5月，越南爆发了大规模反华游行，冲击华人华侨企业，给华商造成了重大损失。

2.除了华人华侨，中国游客在东南亚的形象也同样影响着中国在当地的形象。1990年开始，中国实施ADS政策，之后中国出境游人数大幅度增长。东南亚因为毗邻中国的优越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人文风光，相似的历史人文环境，受到中国游客的青睐，许多国家纷纷推出针对中国人的旅行项目。但是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时常遭到当地人的诟病，中国游客成了让“全世界又爱又气的人”。尽管在2006年，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就联合发布了《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告诫国人，“参观游览，遵守规定；习俗禁忌，切勿冒犯”，并在2015年制定实施了《游客旅游不文明记录管理办法》，对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档案。但是，仍然有些中国游客无视当地人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甚至法律规定。以至于中国游客在东南亚负面新闻层出不穷，给国家形象也带来了负面影响。2015年2月，中国女子在泰国清迈机场候机大厅晾晒内衣，当场引起议论，并被泰国电视台报道；2015年10月，一群中国游客在马来西亚仙本那军舰群裸事件引起轩然大波，遭到马来西亚警方的调查。马拉西亚当局郑重表示，如果有游客不愿尊重其传统及习俗，将毫不犹豫地禁止其入境。”[13]2016年“十一黄金周”期间，甚至还有中国男子被报道在泰国包下整条红灯街。这些行为经过现代媒体曝光放大之后，被国际社会关注、解构，再被投射至整个国家，造成中国整体形象被丑化。[14]

交换模式的计划生育政策原则上应当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按照交换原理来讲，生育的决定权应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不过可以在宏观上以原则的方式制定交换模式的计划生育政策来平衡出生率和出生数，但仍会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程度、养育成本、妇女的生育率等。 市场模式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要按照市场交换原理，实现实行者和被实行者的利益均衡，以此完善计划生育政策——降低政策成本，实现政策效益。

（三）企业层面。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及技术。尤其是在资源开发、能源开采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东南亚国家自然资源丰富，但技术、资金缺乏，这就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投资前景。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的海外投资取得了迅猛的发展。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1456.7亿美元，是2005年的13倍多。预计中国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今后几年还会以10%的年速度递增，存量将超过1万亿美元。[15]

早期，中国对于东南亚地区的投资主要在原材料领域。[16]近年来，又涉及到能源、金融、电子以及基础设计等各领域。而资金及技术密集的资源、能源与基础设施领域更容易影响中国在当地的国家形象。因为这些领域既敏感又高风险，很容易触动当地人民的神经，被套上“新殖民主义”的帽子。以电力为例，国电、华能、中电投、大唐、华电等五大电力集团在东南亚均有在建水电项目。[17]但是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能源建设项目，进展并不顺利，密松水电站就是鲜活的例子。2006年12月，中电投与缅甸第一电力部就此项目签署了谅解备忘录。2009年，密松水电站举行了签约仪式。该项目原计划投资36亿美元，是迄今为止，中国在缅甸的最大投资项目。但是该项目受到了缅甸国内从知识精英到普通民众的普遍反对，当时的缅甸反对党民盟领袖昂山素季多次公开质疑该项目。缅甸国内非政府组织以及学者过度鼓吹该项目对当地环境的破坏，激起了该国民众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通过媒体宣传、游行示威等方式对该项目的坚决抵制。甚至有缅甸学者表示，“如果缅甸在与中电投的官司中败诉，他们将号召每个缅甸人都捐100缅币来赔偿”。[18]鉴于国内外压力，2011年9月，缅甸人民院议长吴瑞曼代表吴登盛总统宣布，将在吴任期内搁置密松水电站项目。其理由是担心该项目会影响当地自然环境，引起气候变化，破坏当地的种植园和庄稼，影响下游人民的生计。该事件给中缅两国造成了巨大影响，不但给中电投带了巨大损失，中国企业在缅甸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也受到很大影响，中国企业被定义为“资源破坏者”的形象。

在湄公河开发问题上，中国同样受到了尖锐的批评。湄公河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流经老、缅、泰、柬、越等国，为东南亚第一大河，也是亚洲第一大跨国水系，在东南亚人民心目中有着崇高地位，被亲切地称之为“母亲河”。1993年，中国政府在湄公河上游——澜沧江开始修建水坝，1995年开始发电。之后中国政府又在不同河段修建了几个大坝并相继发电，为西南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电力资源。而当地人民认为中国在湄公河的捕捞破坏了河流的生态，减少了鱼的种类和数量，指责中国不顾下游国家反对，坚持修建大坝，使下游国家深受其害。[19]还有人批评中国修建水坝会对下游国家的主权构成挑战，影响执政国家的声望和稳定，导致沿岸国家外交关系的紧张，甚至可能演化为国家层面的安全问题。2017年，中国、老挝、泰国、缅甸四国为促进水上交通，开始合作疏浚湄公河工程，计划中国云南省至老挝600公里以上的流域，可以通行500吨级的货船，该项目预计于2025年完工。但是，该项目刚动工就遭到当地非政府组织的抗议。其认为“如果爆破清理浅滩和礁石，必然有大量鱼虾死亡。这将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影响。”[20]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感知与认同。

二、制约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国家形象的横向因素

（一）政治制度。在东南亚11个国家中，其政治、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与中国都有很大差别，东南亚内部也有所不同。就政治制度来说，有与中国相似的实行人民代表制的越南和老挝；有实行总统共和制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有实行议会共和制的新加坡；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和文莱；还有新独立的东帝汶以及刚刚摆脱军政府统治的缅甸。在意识形态方面除越南和老挝外，东南亚国家与中国都不同。长期的冷战思维，加之西方国家的反共宣传，共产主义及共产党长期被妖魔化，使得东南亚国家从政治精英到对中国都有着深深的戒备。1967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英国发表演讲时就说，中共支持华侨汇款给中国大陆，鼓励工程师、医生、教师等回国参与建设的行为，对东南亚的新兴独立国来说，是一种颠覆性的挑战。[21]多年以后，中国在各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李光耀本人也对中国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但是其对中国的忧虑始终没有消除，“当我们做了中国不喜欢的事，他们就会说你让13亿人不高兴了……所以，请你搞清自己的位置。”[22]言语中透露出对中国的不信任。

印尼前总统苏哈托一直视中国为东南亚安全的重要威胁，对在印尼的华人华侨也采取种族歧视政策，进行整治上打压、经济上利用、文化上同化，禁止使用华语、取缔华文报刊，禁止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等，多方面压制和迫害华人华侨，在1967年上台后便于中国断交，数次纵容甚至直接策划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排华事件。1988年，苏哈托仍然借口中国共产党干涉其内政，不同意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并用具有侮辱性的“支那”一词来称呼中国。[23]

如果，苏哈托对中国的认识是极端的或激进的，那么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对中国的认识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东南亚人对中国的认知。马哈蒂尔认为中国是东南亚的威胁，认为马来西亚落后的原因是华人对马来人的“掠夺”。他在位期间实行与中国“维持关系、保持距离”的政策，警告马来西亚人不要对中国市场抱有任何“幻觉”

以李光耀、苏哈托、马哈蒂尔为代表的东南亚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折射出了东南亚人对中国的普遍认知，尽管随着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而有所改变，但是中国并没有取得东南亚国家完全信任，东南亚国家与中国“近而不亲”仍然是当前现状，中国仍然是被平衡的对象，认为“没有权力平衡的东南亚是脆弱的”。[24]

（二）宗教信仰。东南亚是世界宗教的博物馆。世界三大宗教在这里相应成为不同国家的主导，印度教、锡克教、道教在此广泛分布，原始宗教在东南亚部分地区也十分流行。其中，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是以信奉佛教为主的国家；印尼、马来西亚、文莱主要信奉伊斯兰教；菲律宾、东帝汶主要信奉天主教。以上国家都是单一制宗教国家。而越南和新加坡则是多元化宗教国家。宗教在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对外交往等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东南亚每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变都涉及到宗教变化的因素”。[25]由于宗教的神秘性、超阶级性与共产党员信奉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等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容易造成宗教国家的误知。一旦新疆、西藏等地出现暴乱，不少东南亚国家便不分原由横加指责。一旦中国打击“三股势力”，便大肆宣扬中国“打压宗教”。当乌鲁木齐“7·5 事件”与昆明“3·01 事件”爆发时，东南亚多国批评中国政府“破坏数十年来的宗教政策”。2015年11月，中国警方经过多日奋战，在新疆境内击毙了28名暴恐分子。有东南亚媒体追随西方报道，对暴恐分子制造的11名群众死亡、18名群众受伤的恐怖活动避而不谈，反而一味为人权、为宗教自由辩护，把中国打击恐怖活动指责为“血腥行动”。[26]2017年2月，当皮山县警察击毙了正在制造恐怖袭击的暴恐分子时，同样受到了一些东南亚媒体的质疑。

在普遍有着宗教信仰的东南亚国家，宗教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在该地区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对世俗化的中国难以认同。有学者专门就该问题进行过调查分析。结果显示，东南亚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对中国的国家形象有着不同的认识，信奉佛教、道教、儒教等地区的居民对中国的形象较为正面，而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居民对中国的形象比较负面。东南亚拥有大量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印尼还是世界穆斯林最多的国家。因此，宗教因素是中国处理好与东南亚关系的一个挑战性因素。

三、制约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国家形象的历史因素

东南亚国家受中国影响深远，不但在古代就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而且越南还曾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地方政权被纳入中国版图，但是真正影响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的还是在二战结束以后。

二战结束以后，美苏很快进入了“冷战”状态，苏联把主要精力放在欧洲，无暇顾及东南亚，当东南亚共产党希望得到苏联的革命援助时，却遭到了拒绝，于是转而寻求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加之马共、泰共等组织本来就是中共早期在东南亚建立的海外支部，且其成员主要来自华人，因此更加方便了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1949年前后，中国革命迎来胜利的曙光，这极大地鼓舞了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斗争士气，积极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验。此时的毛泽东的目光也从逐步国内转移到了亚洲，想把东南亚国家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斯大林也认为此时的革命中心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要求中国加强与东南亚共产党的联系。在几种综合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开始大力援助东南亚各共产党组织。约1949年7月底，越共黄文欢、泰共王斌、菲共林青山、缅共丁文、马共单汝洪、印尼共吴英明等33人被分成不同小组，开始到中国进行学习，朱德、陈毅、刘伯承等中共元老亲自为其授课，讲授革命的理论问题与斗争经验。[27]

1957年，中苏大论战之后，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纷纷站队到中国一方。为了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中国更加注重加强对东南亚共产党的合作与联系。据统计，“20世纪60到70年代，泰国共产党每年发起的大小武装斗争活动从1965年的1200起增长到10，000起左右，这些活动多数得到了中共和越共方面的大力支持。”[28]中国甚至将建设在湖南益阳的战备电台也提供给马共使用长达12年之久。中国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援助影响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不仅加剧了与东盟关系的恶化，也使得同兄弟党的关系变得脆弱不堪。上个世纪50、60年代，柬埔寨在同泰国与越南的领土争端中获得了中国的支持，但是中柬“统一战线”表象之下是中越关系的损伤，只是当时越南尚未统一，这些问题被暂时压制着，后来该问题成了加速中越关系恶化的催化剂。

1969年，缅甸奈温政府希望以实现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来换取中国停止对缅共的支持。[29]20世纪70年代，中苏在印度支那的争夺更加剧了东南亚国家对共产党的恐惧。[30]改革开放后，虽然中国逐渐调整了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政策，不再进行“革命输出”，但是中国长期与东南亚共产党的联系还是对东南亚产生了深远影响。今日的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精英都是成长于上世纪60、70年代，那时正时中国革命输出的高峰，因此对共产党有着很深的认识，从而也影响着其对华政策。2003年，居住在泰国的马共总书记陈平虽然放弃革命斗争多年，当其要返回马来西亚时，仍被马政府拒绝，最终客死他乡。菲律宾共产党领袖何塞·西逊至今还流亡荷兰，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因此，中国当年在东南亚因“革命输出”而对中国形象造成的影响仍然需要时间去消除。

四、制约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国家形象的现实因素

南海争端是影响中国与东盟之间关系最为敏感的现实性因素。它成了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的“牛鼻子”。

南海是进出印度洋与太平洋的要道，也是世界航运最为繁忙的黄金水道，每年有大约5万亿美元的货物通过该水道。[31]并且，南海有着丰富的矿产、渔业、生物等资源。就油气储量来说，南沙海域大约就有177亿吨石油天然气储量。[3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南海基本上不存在海洋争端。尽管法国曾在20世界30年代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九小岛事件”，但终因当时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抵抗而失败。20世纪50年代，越南和菲律宾也曾对南海的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要求，菲律宾甚至还制造除了“克鲁玛事件”的闹剧，但是，此时的南海没有出现实质性的领土争端。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远东经济调查委员会对南海资源的公布，引起周边国家的重视。越南及菲律宾开始正式对南海提出主权要求，并用武力占领部分岛屿，不惜引发同中国的军事冲突。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重心开始东移，东南亚作为美国的战略支点，开始受到重视。但是此时美国的主要精力在欧洲和西亚，先后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等，无暇更多的顾及东亚。因此，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保持了必要的谨慎，没有正真介入争端。而随着中国在东亚的崛起，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中国崛起”已经成为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讨论的热门话题。中国的GDP在2010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更是引起美国的不安，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表示“不能容忍美国成为世界第二”。为了遏制中国，美国的战略重心开始向东亚转移。而随着美国重返亚太，开始以各种理由介入南海争端。

东南亚部分国家为了攫取更多的海上利益，也开始借重美国的力量，积极拉拢美国来抗衡中国，不断炒作南海问题，尤其以越南和菲律宾为最。2013年1月，菲律宾在制造了黄岩岛事件失败后，将同中国的南海争端闹到了联合国海洋法法庭，提请对中国进行仲裁。[33]2014年3月30日，菲律宾正式向仲裁庭递交诉状书，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称“有超过40幅地图以及近4000页文件证明菲律宾对南海拥有主权”，[34]2016年7月，仲裁庭声称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缺少法理依据，对中国在南海的多项权利进行了否定。中国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的权利，不参与，不接受，不承认该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

虽然，菲律宾等国炒作南海问题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是这在一定程度影响了东南亚人民的对华认知，进而影响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研判，认为中国不遵守法律，成了一个规则的破坏者。因此，纷纷质疑中国关于南海纠纷的战略是什么？中国在南海的短期与长期目标是什么？[35]中国将以何种方式解决南海争端？[36]这种疑虑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越发明显。东南亚国家接受中国在该区的合法利益，同时也担心中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使之在加强东盟自身力量的同时也开始寻求美国等域外大国的帮助。随着南海争端复杂化、国际化的趋势不断加强，解决该争端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国家形象。

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因为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地缘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东南亚国家在对中国政治模式、行为方式的理解上有很多制约性因素。在政治制度上中国实行的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东南亚国家多是多党的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在历史上，中南半岛曾是中苏冷战时相互争夺的对象，中国也曾支持过东南亚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引起当地政府深深的恐惧，东南亚国家也害怕中国利用数千万的华人华侨来颠覆他们的政权，建立亲中的政府。在现实中，由于东南亚部分国家自身的问题，在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中只能使少数上层权贵获益，难以惠及东南亚底层人民，使得老百姓感受不到“搭中国便车”的福利。同时因为南海争端的复杂化、国际化，南海问题一时难以有效解决，这也使得东南亚国家怀疑中国在南海的主权要求以及处理方式。特别是南海仲裁案之后，更是加剧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这些因素从历史到现实、从纵向到横向，从政府到民间都影响着东南亚国家的对中国的认知，进而影响中国在该区域的国家形象。因此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在东南亚的需求与定位，需要综合地、立体地去设计中国在该地区的政策，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提升中国在此区域的国家形象，进而更好地推进“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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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9106（2017）011-0072-07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布局和重大举措”（批号：15@ZH017，课题负责人：刘德喜教授）中期研究成果。

杨珍奇（1987—），男，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2015级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方向为东亚安全、南海合作与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