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祖望经学思想研究概略

亓 娇张 凯

（1.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浙江 宁波 315211；2.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012）

全祖望经学思想研究概略

亓 娇1张 凯2

（1.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浙江 宁波 315211；2.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012）

全祖望作为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学界对其研究多见于历史学领域，而经学思想关注较少。实则，经学思想对于全祖望思想研究来说不可或缺。总体来看，其经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思想的整体性研究与经学著述的专题性研究两个方面。虽然两个方面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仍留有很大研究空间。对此，学界一方面亟需以更加宏观的视角将全氏的经学思想置于清代经学的发展脉络中重新审视，另一方面还应该在微观分析的层面上不断深入。

全祖望 经学 史学 评价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上承黄宗羲、万斯同，下启邵晋涵、章学诚，主张学贵自得、融会百家，对于清代学术风气的转变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他一生著作颇丰，撰有《鲒埼亭文集》内外编、《鲒埼亭诗集》、《经史问答》、《句馀土音》、《汉书地理志稽疑》等多种，又续补《宋元学案》，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编《天一阁碑目》，续辑《甬上耆旧诗》，本着纪实存真的精神，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

以往学界对全祖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与思想史等领域的关注较少，因此研究成果多集中于生平著述、史学思想、民族气节等方面，而其文学、经学、理学思想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①这种研究状况与学界对全祖望的认知与定位密切相关。学界一般认为全祖望的史学成就最高，因此将其定位为史学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经学家。②然而，全祖望在《自叙》中将自己的著述分成五个部分：“今予之文，其说经者十之二；说史者十之二；其碑板之作，表章吾乡前代忠义，不无补于史事者又十之二；搜葺吾乡掌故，足为志乘之助者又十之二；其为同时师友而作者又十之二；应酬言语不与焉。”[1](P2677)可知经学、史学、碑志、乡邦文献、诗友唱和在全祖望的撰述体系中各占五分之一。阮元有云：“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以传，而鄞县全谢山先生兼之。”[2](卷7)严可均也曾提到，“余观古今宿学，有文章者未必本经术，通经术者未必具史裁，服、郑之于迁、固，各自沟浍，步趋其一，足千古矣，祖望殆兼之，致难得也。”[3](卷7)可见，全祖望兼通经、史、文之学，而且经学在全祖望的学术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为此，本文将对学界关于全祖望经学思想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评述，以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寻找一个方向。

一、关于全祖望经学思想的整体性研究

就专著而言，自民国以来，研究清代学术者虽有论及全祖望，但多将其归入史家，少有论及其经学者。例如，梁启超将全祖望置于清代史学家之序列，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之“经学”部分并未提及全祖望。他虽指出“清儒以经学为学问中心”[4](P246)，但认为“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4](P117)钱穆在论述李穆堂（李绂）一章中论及全祖望，并着重考察了两人的关系，指出“世第谓谢山上承南雷、二万，下启二云、实斋，为浙东史学大柱，然言其渊源切磋之所自，其与穆堂关系，实至深切。江西陆学之复兴，与浙东姚江之绍述，其意境极相似，而尤相关，此亦言浙东史学流衍者所不可不知也。”[5](P335)仍将其看作史学家。尔后，杜维运、张舜徽、柴德赓等人亦皆将全祖望列入史学家论之。③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近二十年以来，全祖望的相关研究成果逐渐涌现，王永健《全祖望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可谓目前最为全面的全祖望研究，然仍未将其经学思想作专题探讨。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术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在第二章第四节“全祖望与浙东学术”中从明末清初（南明）史及浙东地方史、经学、《宋元学案》及明清学术史、历史地理学及七校《水经注》四个方面总结了全祖望的学术特点，指出经学是全祖望的启蒙之学，且以之为终身兴趣，重点论述了全祖望对时人经学著述的评价，从中可见其经学主张，可以看作是清代学术专著中对全祖望经学思想较早的关注与专门探讨。

就论文而言，詹海云《全祖望的经学思想》[6]是较早考察全祖望经学思想的佳作。从宏观层面看，此文指出全祖望治经之态度是客观、持平、有据，且能提出个人之见解。治经方法是：一是从目录学、学术史之“考镜源流，辨章同异”的观点厘清学术发展脉络；二是注重辑佚、辨伪的方法；三是重视金石，详考古今地理变迁，并据以正经传之偶失。经学史观不宗汉、宋，也不主孔、孟，全以呈现学术史全貌为其经学内涵。在经学与其他学问的关系上，詹海云指出全祖望虽将顾炎武“舍经学无所谓理学”简化为“经学即理学”，一般学者多以为这句话是以经学取代理学，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因为全祖望明确指出“周子《通书》足以羽翼《六经》”，所以至少就全祖望而言，他并不排斥理学，否则也不会续补《宋元学案》了。④至于文学与经术的关系，全祖望认为文学必本乎经术，如此所为之文才是“见道之文”、“经世之文”，方不致使己堕入举业，为等而下之的“场屋科举之文”。具体而言，在诸经中，全祖望最深于《三礼》，而成就最大在《易》学。全祖望《易学》以儒者易为主，史事易为辅。关于《经史问答》，指出《经史问答》中约有三分之一是为回答古地理而作。全祖望后来七校《水经注》之因，即在《水经注》对研究经书中之地理很有佐证价值，此即由经学而入历史地理学的领域了，也是全祖望治经之极大特色。《经史问答》的写作形式有黄氏《日抄》、厚斋《困学经闻》的影子。全祖望一生携书而游、重金石、尊地理治革，与顾炎武学术趋向也有相似之处，其《读易别录》及丰富的目录学知识，治学途径亦近于朱彝尊，若要比较优劣，则可能互有胜场。大抵而言，全祖望在经学上的辑佚，显示了两点意义：一是他是中国学史上很早就意识到《永乐大典》对辑佚学大有裨益的。二是全祖望所辑之书，可作为研究浙东区域经学史、王安石新学史乃至明代经学史之助力。

其后，李美惠《全祖望经学思想初探》[7]完全因袭詹海云之说。沈冬《全祖望的经学思想》[8]从“以求真为根本”、“以六经为根底”、“以经术为旨归”三方面详述了全祖望的经学思想，突出了史中有经、经中有史、经史并重、经史互长的学术研究方法。雷平《全祖望经史学论要》[9]指出全祖望经史并重的思想源自父辈及师友（特别是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李绂）的治学影响，并以晚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对全祖望经学的论述为线索，将全祖望的文献考据学分四个系列（“汉注”、“唐疏”系；礼学系；春秋系；周易系）进行了阐述，指出全祖望经学思想有三个特点：其一，兼采众家，不囿于门户之见；其二，学贵自得，不可随人长短；其三，经术以经世，非空言著述也。最终认为与经学相比，其史学成就更为突出，故将全祖望定位为以史学为主轴的经史学家。孙邦金《全祖望的经史研究及其对乾嘉学风的影响》[10]阐发了全祖望“出经入史”、由经学而史学、经史并重兼治的经史关系论。仅就经史关系来说，全祖望还较能持守平衡并重的态度，章学诚则更进一步，受现实激发抑经学而扬史学，直言“六经皆史”，不能离事而言理，经学研究不能背离经世之目的。白雪松《清代乾嘉时期的经学与史学》[11]指出乾嘉时期的史家皆首先具备经学功底，再将这些功底应用于史学。乾嘉诸儒这种由经入史的一致性表现在：奉行明道、资治以经世致用的宗旨；秉持求真的精神与务实的态度；博学会通的宏大规模；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的学术路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考据方法；兼之学术训练上有家法做保证。这些都使得这一时期的经史不可分离。在乾嘉诸儒的眼中，经以明道，主世道人心，史切人事，做经世致用，有着经以统史，史以证经的经体史用关系。全祖望即是博学会通、兼治经史的代表人物。乐承耀《全祖望及其经学》[12]从读经书孜孜以求、研究经籍务实求真、经学内容完备丰富、经学研究形成特色（博纳兼容，不拘门户之见；经世致用，致力服务现实）四个方面分析了全祖望的经学思想，引证丰富，论述全面。

二、关于全祖望经学著述的专题性研究

全祖望虽未有严格意义上的经学著作，但其著述中保存了许多与经学相关的文献，除《经史问答》十卷、《读易别录》三卷外，还散见于《鲒埼亭集》内外编、《汉书地理志辑疑》等多种著作中。《经史问答》主要记载了全祖望答弟子董秉纯、张丙、蒋学镛、卢镐等所问经史疑义，《读易别录》则是一部整理历代易类书籍的目录著作，这两部著述被认为是集中体现全祖望经学思想的主要文献。除上文提到的在讨论全祖望经学思想时涉及到对《经史问答》、《读易别录》的研究外，尚有关于两部著述的专题研究成果问世。

就《经史问答》而言，辛德勇《全祖望〈经史问答＞万氏刻本缀语——兼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全祖望集汇校集注＞》[13]指出《经史问答》是全祖望最早刊刻的著述。钱大昕亦有《答问》十二篇，内容形式上大体与《经史问答》相埒，是用解答门下士人问题的形式逐条阐释自己的经史见解，可见问答体是乾嘉学者通用的一种撰述形式。此文主要从版本学的角度立论，从收录全氏著作的范围与原则、编排体例、版本源流、校勘质量（以《读易别录》为例）四个方面对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的缺陷进行了阐明，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的《经史问答》没有参照万氏初刻本表达了遗憾，指出应重视版本目录学的基本知识。徐炜君《全祖望〈经史问答＞研究》[14]认为全祖望的《经史问答》实是模仿顾炎武《日知录》而写成的著作，并对《经史问答》进行了具体分析。要之谢山说经，多本于史，皆以文献为主，而断不与臆说。以史解经，正浙东之绪言也；实事求是，正乾嘉之准绳也。《经史问答》并引其前人、后学之说为之疏证，则以经学史之研究，返诸经学也。雷斌慧《全祖望〈经史问答＞考据探析》[15]以《经史问答》为文本，从考据成就（对前人的学术研究纠谬、对经典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考据地理、史事、人物、文字）与考据方法（钩稽法、考源法、比较法、以时间推算考证、以地理学知识考证、本经互证）两方面探讨了全祖望的考据学素养，未从宏观角度涉及全祖望的经学思想。

就《读易别录》而言，学界相对研究较少，管窥所见，仅有王渭清《谈〈经义考＞中的“易考”——兼及全祖望〈读易别录＞》[16]与陈炜舜《全祖望〈读易别录＞初探》[17]两文专门论之。王文针对因全祖望在《读易别录》中对朱彝尊《经义考·易考》的批评而认为此部分没有参考价值的观点进行了辨正，认为全祖望批评朱彝尊的所谓“乱经”现象实际上反映了他的正统儒家立场。陈文指出全祖望《读易别录》的目录是对朱彝尊《经义考·易类》的增补，并从分类、著录、校勘、增补诸方面考核了《读易别录》之得失。

三、关于全祖望经学思想研究的评价与展望

整体而言，学界对全祖望经学思想的研究，多言及对全祖望经学地位、治经态度、治学方法的总体看法，对其经学的具体贡献少有考察。除詹海云、乐承耀等人的研究成果外，佳作不多。尽管宏观概括有利于把握全祖望经学在其整个学术体系中的意义，但微观分析同样不可或缺。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一方面，应以更加宏观的视角将全祖望的经学思想放在清代经学的发展脉络中重新审视，借以深化对全祖望经学思想的理解；另一方面，微观分析也为全祖望经学思想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将是在该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的关键所在。

鉴于此，对全祖望经学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可从以下八个方面思考与展开：（1）全祖望经学思想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来源。关于时代背景，涉及到经史关系。西汉司马迁以后，经学在学术上占据了支配地位，史学成为经学的附庸。从魏晋开始，这一局面被打破，史学逐渐摆脱了经学的束缚而获得独立。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史学与经学尤其是与古文经学也还有着密切的关系。[18](P30)自宋代始，普遍尊经而鄙史，朱熹与吕祖谦之争是经史之争的反映。明中后期始，此种风气开始扭转。由于王阳明学说的影响，“经史合一”的观念逐渐流行，清初产生回归“六经”的思想倾向与学术思潮。关于理论来源，全祖望当受浙东经学与浙西经学之影响，尤以浙东经学影响为大。浙学本身即有实学特征与经世意识，浙东学术主张以六经为基础的学问。⑤此外，全祖望对礼学与易学的深研，也与遗民性的大背景有关。⑥具体到礼学，其思想来源于黄宗羲及万斯大、万斯同对礼学的重视。（2）全祖望生平事迹中的经学因素。例如，全祖望抵京后初识方苞，上书论殷周殡制、丧礼，方苞大惊，声誉鹊起，记载其事的相关文献有《鲒埼亭集·外编》卷41《奉方望溪前辈书》、《奉望溪先生论丧礼或问札子》等，可见全祖望自少时起即对礼学有所深研。（3）对全祖望学术思想影响较大的经学典籍。（4）全祖望对六经中疑难问题的理解所反映出的其经学的具体主张与贡献，尤其是全祖望对经学典籍的考证及其易学、礼学思想。（5）全祖望治学体系中的经史关系，即经学与理学、史学、文学的关系。这要从时代背景的层面考虑，特别是经学与理学的关系背后反映的是清代汉学与宋学的关系。一般而言，清学以“经学即理学”开端，以“汉宋调和”收尾，“初期清学是反明代之学而复于汉唐之学，中期是反唐宋之学而复于汉学，后期是反东汉经学而复于西汉经学”。[19](P903)汉学与宋学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贯穿始终。（6）全祖望对前贤时彦（如陆德明、王安石、朱熹、黄宗羲、黄道周、万充宗、朱彝尊）经学著述及其贡献的评述。（7）全祖望治经中的务实与怀疑精神，即敢于从史实的角度对以往的六经注释提出质疑。⑦（8）从后人对全祖望经学的评价（如晚清李慈铭）看其经学思想对后世的贡献与影响。

总之，对全祖望经学思想的深入研究，既可以加深对全祖望史学思想的认识，全面反映全祖望的学术思想，又对于突破清代经学史研究中的藩篱，开阔清代经学史的研究视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注释：

①对全祖望文学思想的关注，可参见黄云眉选注《鲒埼亭文集选注》前言，齐鲁书社1982年版；陈平原《超越“江南之文”——全祖望为人与为文》，载《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又载鄞州区政协文史委主编《越魂史笔——全祖望诞辰三百周年纪念文集》，宁波出版社2005年版。俞樟华、潘德宝曾指出学界对全祖望史学思想研究较多，对全祖望经学思想和文学成就的研究尚较薄弱。（俞樟华、潘德宝《百年全祖望研究综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5期）。

②受梁启超等人观点的影响，近代以来学界一般认为浙东学派以史学见长，但浙东学派的史学实与经学密不可分。吴光认为该学派有以经学为主兼治史学的黄宗炎、万斯大，以史学为主兼治经学的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学诚，经史兼治而偏重文学的李邺嗣、郑梁、郑性，偏重于自然科学的黄百家、陈訏、黄炳垕，偏重考据的邵晋涵、王梓材。总之，浙东学派的学术特色是“明经通史、经史并重”，因此主张应将此学派称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而非“清代浙东史学派”。（吴光《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正名》，《光明日报》2008年10月19日；《关于“清代浙东学派”名称与性质的辨析——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正名》，《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4期）戴逸在《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资料选辑》序中肯定了吴光之说。（戴逸《〈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资料选辑＞序》，《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年第2期）。

③详见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中华书局1988年版；张舜徽《清儒学记》，齐鲁书社1991年版；柴德赓《清代学术史讲义》第七章“乾隆时浙东史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④关于经学与理学的关系，学界一般认为“经学即理学”的命题出自顾炎武，全祖望则因袭之。崔海亮《经学诠释与学统观——以全祖望对“经学即理学”命题的诠释为中心》（《船山学刊》2012年第2期）认为“经学即理学”命题并非人们普遍认为的是顾炎武的命题，而是全祖望在修改顾炎武命题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全祖望学统观与学术观矛盾冲突的表现，是全祖望经过权衡后折衷调和的产物，为乾嘉汉学反对宋学树立了一面旗帜。不仅厘清了此命题的发展演变，且就全祖望提倡此说的深层意图进行了合理阐发。

⑤黄宗羲认为，“读书当从六经而后《史》《汉》，而后韩、欧诸大家，浸灌之久，由是而发为诗文，始为正路，舍是则旁蹊曲径矣。”（黄宗羲《高旦中墓志铭》）又说：“以经术为渊源，以迁、固、欧、曾为波澜。”（黄宗羲《寿李杲堂五十序》）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说：“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淡，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全祖望撰，朱铸禹校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⑥赵园指出，在清代经学中《礼》学与《易》学尤称“显学”，其时的经学确也以《礼》学与《易》学的复兴直接系于历史情境。“居丧读《礼》”、“患难读《易》”，强调经学的“遗民性”。（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八章“关于遗民学术”第二节“经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435页）。

⑦“愚生平治经，不敢专主一家之说，以启口舌之争，但求其是而已。”（《经史问答》卷二《尚书问目·答董秉纯》，全祖望撰，朱铸禹校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895 页）赵园指出“疑”、“辨”、“证”成为明清之际学人复兴经学的入手处。（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7页）。

［1］全祖望撰，朱铸禹校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阮元.全谢山先生经史问答序［M］.揅经室集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

［3］严可均.全绍衣传［M］.严可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4］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詹海云.全祖望的经学思想［C］.方祖猷，滕复主编.论浙东学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又见詹海云.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D］.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

［7］李美惠.全祖望经学思想初探［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2）.

［8］沈冬.全祖望的经学思想［A］.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编.全祖望与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又见沈冬.全祖望经史观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9］雷平.全祖望经史学论要［A］.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编.全祖望与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0］孙邦金.全祖望的经史研究及其对乾嘉学风的影响［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3）；又见孟建耀主编.浙东文化论丛，2011（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1］白雪松.清代乾嘉时期的经学与史学［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12］乐承耀.全祖望及其经学［A］.宁波大学社科联主办.经学与浙东文化学术研讨会议文集［C］.2015.

［13］辛德勇.全祖望《经史问答》万氏刻本缀语——兼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全祖望集汇校集注》［J］.书品，2004（5、6）；又见辛德勇.读书与藏书之间［M］.北京：中华书局，2005；又见辛德勇.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14］徐炜君.全祖望《经史问答》研究［D］.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

［15］雷斌慧.全祖望《经史问答》考据探析［J］.兰台世界，2014（8）.

［16］王渭清.谈《经义考》中的“易考”——兼及全祖望《读易别录》［J］.四川图书馆学报，1988（2-3）.

［17］陈炜舜.全祖望《读易别录》初探［J］.书目季刊，2014（4）.

［18］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9］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A］.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G127；K249

A

1007-9106（2017）011-0121-05

* 本文为2016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6NDJC108YB）；2017年度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G17-ZXLL47）。

* 作者介绍：亓娇（1986—），女，哲学博士，现就职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主要从事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方面研究；张凯（1986—），男，哲学博士，现就职于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佛教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