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学“卓越工程”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辽宁师范大学 田家炳教育书院暨教育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一、出台背景及建设愿景

（一）出台背景

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从经济结构上看，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技术成分明显不足。1971年日本技术贸易输出量仅占技术贸易总量的11.5%，而美国则高达91.3%，与英国51.7%也相差五倍。［1］在科研投入方面，1985年日本政府负担研究经费仅占经费总额的21%，平均每万人0.326兆日元的研究经费与法国每万人0.37兆日元相比仍有一定差距。［2］随着日本对外贸易摩擦加剧，欧美各国加大了对日本技术出口的限制，扼住了日本产业经济的命脉。由于产业技术得不到更新，生产成本一路上涨，日本产业在国际市场上逐渐失去价格优势，这迫使日本企业向海外大量转移，造成了日本国内产业空心化现象。不仅如此，日本国内600余所高等院校，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少之又少，大学内的人文社科研究也远落后于欧美教育强国，1991年日本论文发表量仅为美国的五分之一。在全球化背景下，日本高等教育面临着技术产出、人才培养滞后以及国际高等教育竞争等诸多挑战。针对国内产业技术匮乏、高等教育投入力度不足、优秀青年学者稀缺等劣势，日本学术审议会于1995年在第83次全体会议上向文部科学省提交了《关于建设卓越的研究基地（COE）》报告，旨在打造世界级顶尖大学及人才培养基地，提高技术产出，解决产业发展难题。

（二）建设愿景

日本卓越工程由“COE基地计划 ”、“21世界COE计划”和“全球COE计划”三部分组成。COE可以理解为掌握最新科研资料，把握最前沿的研究动态，拥有最先进的科研设备以及世界一流的科研团队，打造卓越学科研究基地，以突破技术瓶颈，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日本“COE计划”从构筑高等教育战略高地、打造世界级卓越科研基地、提高日本核心竞争力角度出发，倾注国家教育之精华，力求在五年内创建30所世界级顶尖大学，建设35个卓越成果中心，使日本具备卓越研究能力，并在学术研究、科技创新以及大学教育领域走在世界前列。1996年文部科学省拨发91.85亿日元作为“COE计划”专项基金，并对“COE计划”援助对象、援助力度、援助领域作出了细致规划。［3］资助方式上，“COE计划”在教育常规性建设的同时，采取倾斜式投资方式对部分研究机构重点建设，优化教育资源，整合科研力量，加快技术产出，以满足国家、社会对尖端技术和人才的迫切需要。在组织建设方面，日本政府采取委托代理评定、多机构联合审查、跨学科共同研究以及建立COE退出清理机制等方式，为“COE计划”摆脱内部利益牵制扫清了障碍，保证了日本大学快速且有效地建立和发展世界卓越研究中心这一战略目标。

二、“卓越工程”发展历程

（一）建设理念的演变：从单一计划到系统工程

1.COE计划三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为打破欧美技术封锁，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技术障碍，创建了一批研究型大学作为研究型人才培养基地，如1990年创办的北陆尖端科技大学院大学、1991年奈良尖端科技大学院大学。2001年，日本文部大臣远山墩子提出“远山计划”成为了COE的雏形。由于远山计划过分强调创建局域性一流大学而易造成日本高等教育的等级差，该计划随即被废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日本高等教育体制的巨大冲击，为在新一轮竞争中抢占高等教育战略高地，日本政府随后出台了更为具体的发展政策“21世纪COE计划”。该政策将“远山计划”中的以大学为单位的资助模式细化为以学科建设为资助原则，在学科建设基础上构筑日本高等教育学术高地。为配合“21世纪COE计划”，与世界顶尖大学进一步缩小差距，日本文部省于2007年启动了“全球COE计划”。该计划旨在培养无边界人才、汇集全球优秀人才，针对技术领域的重大难题开展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4］作为“21世纪 COE计划”后续事业，“全球COE计划”顺应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之趋势，把高等教育建设重心转向对高品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吸收，将日本高等教育卓越工程推向新的历史高度。该计划将早前“21世纪COE计划”中的打造“研究教育基地”提升为构筑“教育研究基地”，充分彰显了日本政府创建世界人才培养基地的决心。

2.打造系统工程

日本高等教育卓越工程设计思路沿着创建卓越基地——发展卓越学科——培养卓越人才的设计理念，工程建设历经“COE基地”规划期、“21世纪COE计划”发展期以及“全球COE计划”成熟期三个阶段。在组织结构上，“21世纪COE计划”和“全球COE计划”由大学校长牵头，校内之间采取各优势学科横向联合攻关，校际之间采取各卓越领域纵向协同合作，此举对于打破学科壁垒、整合校内优势学科资源、凝练学科研究方向、深化了大学交流合作，共享各国科研成果，发展优势学科以及创办特色学科群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在目标建设方面，日本卓越工程把博士研究教育作为抢占高等教育战略高地的关键一步，以人才培养发展优势学科，以科技创新提升大学地位，旨在打造世界级人才培养和研究基地，凝聚世界一流研究人员，为日本产业界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和技术支持；在学科建设方面，为强化卓越工程建设力度，集中打造大学优势学科，保持部分尖端技术领先水平，COE计划确定了以生命科学、材料化学、信息电气电子、人文学科，交叉学科、医药学、数学物理学、地球科学、机械土木建筑其他工学、创新学科等为核心的10大学科领域，［5］这对于集中优势教育资源、充分挖掘学科发展潜力以提升日本大学国际影响力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二）评价机制的完善：从建立评审机制到全社会共同参与

1.建立健全评价考核机制

自“COE计划”实施之日起，为了确保COE立项客观性、评审专业性、监督公正性，日本文部省建立了详细、规范的COE动态审核监督机制。日本文部省委托非政府第三方评价机构——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术振兴会执行对“COE计划”的事前评审、事中评价、事后考核。该机构联合大学评价机构、日本私立学校共济事业团和大学基准协会等组织共同组建“COE计划委员会”，对申请COE立项的各所大学进行科研能力、成果应用、发展潜力等方面的独立性事前评价，通过事前审核获批立项的COE原则上获得文部省为期5年，每年1000万日元至5亿日元不等的“COE计划——卓越研究中心建设费补助基金”的资助。［6］在事中评审阶段，“COE计划委员会”对立项满2年的COE采取书面评价与听证会、合议的方式对其科研情况进行中期评级考核，各立项COE须提交中期评价报告（包括进展状况报告书和COE建设计划报告）、审查结果表、COE建设计划报告，文部省以此作为后续3年资助衡量的标准。若COE项目评价结果不合格或无法达到预定目标，项目将被终止、淘汰；对立项满5年的COE进行事后评价，如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研究成果卓著，继续获批下一个5年科研资助发展计划。

2.加大社会参与力度

在COE评价机制中，日本文部省并未以“COE计划”管理者的身份参与卓越工程的建设，而是扮演了投资者的角色，通过导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各所大学科研能力、研究进展以及发展潜力等方面进行独立性动态评估。此举避免了政府在COE遴选程序中的内部利益均沾以及政策经常性修订对COE建设的不利影响，为申请COE立项的各所大学搭建起了公平竞争的流动平台；在评审委员组成上，“COE计划委员”由国家研究机构权威专家、大学卓越学科带头人、产业界及社会公益界代表组成，人员选择的丰富性使评审结构更加多元合理，评审过程更加客观公正，评审结果权威可信，避免了各委员部会与学校之间的相互庇护，破除了政府权力与大学利益间的暗箱操作，形成了机动灵活且科学有效的COE监督机制；在财政资助原则上，文部省根据“COE计划委员会”中期评审和事后评价结果及时调整后续资助力度，其导入的第三方评价机构以及采取公开听证/合议、评价结果网络公开等方式使COE在评审、裁决、执行等程序上更加透明，优化工程投资效益，加大了社会参与力度，有效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由此也增强了民众对卓越工程的信心，为日本开拓世界高等教育战略纵深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发展策略的转变：从追求工程卓越到兼顾教育平衡

1.成果主义阶段

日本卓越工程设计初衷是为了在短时间内振兴日本高等教育，铸就科学技术领域卓越成就，以满足日本产业界对技术的迫切需求，提高日本大学及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在其资金投入和项目安排上存在强烈的“成果主义”。例如，“COE计划”采取的倾斜式投资方式，将建设资金集中于诸如东京大学、北海道大学、神户大学等科研成果卓著的国立大学；在COE项目安排方面，2002－2004年间，国立大学获批的204个 COE项目占总获批项目的74.5%，项目建设资金投入903.2亿日元占总投资的78.1%，［7］这进一步拉大了日本国立、私立和公立大学间的差距，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平衡发展。而在“COE计划”建设过程中，日本大学过多注重论文、专著和专利的产出量，忽视了科技成果的转化、科技成果的潜在价值，以及社会对技术成果的消化能力，造成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低下、科学技术转化困难、缺乏市场开发等诸多问题。［8］随着《科学技术基本法》、《大学等技术转让法》相继出台，日本政府强化了科学研究的实践意义，加大了科技成果应用的投入力度，使科学研究与市场开发同步，但未能改变重论文轻转化的局面。

2.策略调整阶段

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变更以及欧美先进教育理念的影响，日本对“卓越工程”进行了战略调整，在建设目标、人才培养、资助原则、资金筹措等方面均做出了突破，确立了以卓越与平衡兼顾、大学与企业共赢、科研与实践互补、创新与应用同步的“卓越工程”建设理念。建设目标方面，由上世纪90年代的创建人才培养基地，发展优势学科，提高大学国际地位调整为改善地方教育，缩小区域差距，稳步提升日本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在人才培养理念上，从早前培养尖端科技人才解决产业技术难题，提高日本企业竞争力过渡到培养地方新生科研力量，推动区域科技发展，并效仿欧美启动“引智”工程，加大项目资助力度吸引国外优秀学者、科研专家，缩短大学科研周期；在资助原则上，将集中力量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资助理念升级为优化全国教育资源，平衡地方教育差别，从加强优势学科建设转变为促进地方大学特色学科发展，通过培养和保留地方性特色学科人才，推动区域性地方大学发展；在资金筹措方面，通过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树立良好的大学形象，调动全社会的资助热情，加强与国内产业界的联系，探索与国外企业的合作，加速科学技术转化，扩大日本大学发展空间，推动跨国型产学研合作。

三、中日“卓越工程”比较

（一）中日“卓越工程”建设理念比较

我国高等教育卓越工程由“211工程”和“985工程”两部分组成，工程建设背景与实施初衷与日本“COE计划”大体相似，都是在生产技术相对落后、高等教育发展缓慢以及教育兴国理念的推动下，通过整合全国教育资源，集中优势办学力量，建设一批重点大学、优势学科、一流专业，打造世界一流教学和科研团队，力求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卓越科研能力、引领社会文化的高素质创新性人才，以服务民族复兴和社会发展需要，实现教育科技文化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部署。但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采取的“211工程”与“985工程”双线并行的工程建设模式不同，日本卓越工程“COE计划”沿着三阶段发展路线，便于大学适应社会需求精准定位，同时针对工程计划全面布局，提高了阶段性工程建设时效性和可行性。

卓越工程目标建设方面，“211工程”强调的“大众卓越”与“985工程”提出的“精英卓越”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国社会发展和大学建设目标的需要，兼顾了地域性发展问题，但是难以进一步向其他具有优势学科、独具办学特色的普通高等院校拓展。而日本“21世纪COE计划”从各所大学优势学科着手，通过建设大学卓越学科，提升日本大学的科研实力，充分发挥大学的比较优势，形成特色学科，摆脱大学的“身份桎梏”，使工程建设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在工程项目投资上，我国卓越工程资助项目事前没有明确的预定目标、清晰的应用理念，缺乏市场开拓和应用实践意识，忽视社会需求与市场回应，相比之下日本“COE计划”侧重COE项目的实用性，注重科学研究的前瞻性，成果应用事前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和细致规划，保持日本传统优势学科诸如光学、医学、材料科学、电气电子等领域的领先地位。［9］

（二）中日“卓越工程”建设主体比较

中日两国卓越工程均由政府主持建设，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我国政府全程参与工程建设，包括项目审核、财政资助、评价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强化对卓越工程建设的实施力度，避免了议而不决、拖泥带水的工程建设滞后现象。在资金来源渠道上，我国政府设立专项资金进行专项资助，如2001年11月教育部联合财政部颁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部门配套及其他自筹资金等共同解决＂行动计划＂的资金来源，特别强调＂专项资金、专项配套、专项使用＂资金管理办法。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强化政策实施力度，为卓越工程建设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经费来源，缩短工程建设周期。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通过导入非公非私评价机构代理政府执行审核、监督及评价等相关事务，评审人员来自政府、大学、企业及公益团体。评审结构的多样性克服了评审主体单一以及评审结果局限性等不利因素。在考核程序上，我国多注重事前审查，但跟踪评价不足。而“COE计划”建立了完善的事前、事中、事后评价及“COE计划”清理退出机制，对无法达到预定目标或科研进展缓慢的COE项目采取终止或淘汰制度，以达到优化工程效益、强化工程结构的目的。［10］针对我国对卓越项目资格审核标准、资助额度及资助原则模糊不清，重复立项、重复的资助、重复验收等情况，我国政府应加大工程建设社会参与力度，及时公开工程建设进展情况，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使中国“卓越工程”进入主体建设分层指导的良性轨道。

（三）中日“卓越工程”成果比较

我国卓越工程建设历经20余年，在推动学科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平衡区域教育发展等方面已初见成效。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日本国高等教育建设目标已从培养尖端人才、加快技术产出、振兴产业经济、扩大大学国际影响的卓越建设阶段过渡到保持优势学科领跑地位、争做世界高等教育“领头羊”、形成区域性教育辐射、强调精神文化输出的国家战略阶段。日本高等教育建设目标的转型不仅在吸引国外生源、优秀外籍教师、知名学科专家等方面优势明显，更有利于卓越工程后续事业的持续发力。而我国大学虽然专业众多、学科齐全、科研潜力巨大，但当前尚处于接轨世界的初始阶段，各重点大学建设目标也停留在创建国内一流学科、培养国内一流人才层面上，对学科未来发展方向、研究趋势、创新领域不够清晰，在把握前沿研究动态方面对外依赖强烈，处于世界教育信息的边缘。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张力下，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再次飞跃必须“跳出中国，面向世界，扩展视野，提升素质”，根据国内大学学科发展现状、国内经济建设需要以及国家发展方向，加大海内外＂卓越人才＂资助力度，吸引国外优秀学生，教师来华工学习、工作，以人才流动促进国际合作，以拓展合作领域实现多元共赢。通过“引智”工程吸纳科技人才、强化联合办学与各国深入合作，采取跨国研究共享前沿信息，推进海外办学打造文化品牌等方式，开展更为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搭建世界大学互动平台，形成国际化教育发展模式，同时提高科研动态的敏感度，防止高层次人才外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之路。

四、对当前我国“双一流”建设的启示

（一）立足全球战略视野，服务国家战略部署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这是继“211工程”和“985工程”后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结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及“十三五”规划指示，我国大学的教育职责已从传统的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服务社会发展提升为深化国际合作、传播民族思想、促进文化交流、平衡区域力量。作为高等教育发展和建设的规划者，政府首先要有清晰的战略视野以及敏锐的洞察能力，包括对高等教育时代特征、世界大学发展趋势，大学自身定位以及国情的合理把握，同时要超越单一民族，单一文化，单一国家的阈限，摆脱传统视阈局限和经验惯性，保持民族教育特色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国外“卓越工程”建设的成功经验。

以往我国在建设高等教育“卓越工程”过程中，常常把建设视角集中在一个国家维度，缺乏全球和区域视野。而日本“卓越工程”建设，其工程建设视角是基于“世界最高水平的研究基础上，建设支持高水平的国际性教育研究基地，以开展世界级创新研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我国大学建设更应注重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国“愿意把自身发展同周边国家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让中国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周边。”“双一流”建设应跳出单一国家层面，重视周边区域和沿线国家的回应与变革，将“创新合作伙伴关系”、“区域联盟合作”的影响融入到我国高等教育“卓越工程”建设中，突破传统国际化范式，将“双一流”目标发展至推动沿线国家教育发展、促进沿线国家战略对接，提升中国世界影响的全球战略高度。［11］另一方面，“双一流”建设还应基于彰显中国特色和中国气质的全球战略维度。“双一流”建设所需的教育资源是一个动态多维结构，这是一种整体合力的工程建设结构，这个结构中不再是由中国独立建设，不再局限于与欧美发达国家合作，更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全世界的通力协作，本着“共建，共享，互通，互利”促进区域教育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提升大学交流与合作层次，为我国大学“双一流”建设开拓更为广阔的成长空间。中国“双一流”的做强做大，将会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发展、学科建设，有助于赢得沿线国家对我国高等教育以及国家战略的认可和支持。

（二）深化高校综合改革，完善政策评价机制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示，我国大学从争创世界一流的角度“自主设计”，对高等教育进行新一轮综合改革。［12］从日本高等教育“卓越工程”发展历程以及世界大学改革实践可以看出，只有深化大学综合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完善政策评估机制，才能真正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当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并无统一模式，大学改革应立足国际环境和本国国情，结合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和学校实际，探索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配合国家战略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但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政策的前期评估、中期监督，后期审查环节完全由政府承担，政府单方面从教学和科研进行追求短期效应、功利化的改革，回避学校、社会和国际的回应，难以取得持久成效。深化高校综合改革核心问题是如何保证改革政策的有效性、“双一流”能否推动国家发展的关键是政策与国家战略的衔接性。

我国须要从顶层设计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基层探索高校办学规律，从评价的客观性、评价的主体性和评价的时效性三个方面完善大学评价机制。一是加强对第三方评价机构性质、评价水平和评价资质的审核，确保评价标准的科学性、评价能力的权威性以及评价视角的全面性；二是保持中国评价特色的基础上，引进国外权威评价机构对我国“双一流”建设进行评价，便于我国大学教育与世界高等教育接轨，加快我国大学融入国际高等教育话语体系的进程；三是将我国评价标准与“一带一路”框架对接，推进我国“双一流”沿线国家横向扩张，为建立“区域联盟合作”、“创新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有利环境。

［1］国立大学等における產学連携の目標設定とマネジメントの状況［EB/OL］.http://data.nistep.go.jp/dspace/han-dle/11035/479.

［2］赵俊芳，姜检平.日本“COE计划”的阶段演进及制度实践［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6）.

［3］科学技術イノベーション政策における重要施策データベースの構築［EB/OL］.http://data.nistep.go.jp/dspace/handle/11035/2469.

［4］木戸冬子.グローバルCOEプログラムにおける採択状況の分析［C］.日本行動計量学会大会発表論文抄錄集，2011（9）：31－34.

［5］21世紀 COE事業採択拠点のケーススタディ［EB/OL］.http://data.nistep.go.jp/dspace/handle/11035/891.

［6］平成 15年度研究拠点形成費補助金［EB/OL］.http://www.mext.go.jp/a＿menu/koutou/coe/03072801.htm.

［7］圓山重直.グローバルCOEプログラム「流動ダイナミクス知の融合教育研究世界拠点」［C］.年次大会講演資料集，2010（9）：33－34.

［8］陈晓清.学科融合 研学共生 提升国际竞争力——日本“COE计划”的启动、运作与成效［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5）.

［9］福澤尚美.21世紀COEプログラムの研究促進効果の実証分析：生命科学，情報·電気·電子，社会科学分野における分析［J］.科学政策と研究管理雑誌，2012，（9）.

［10］21世紀COEプログラムの評価の実態調査 ：評価委員の属性の多樣性に着目して［C］.大学論集，2012（3）：223－237.

［11］万立骏.适应新形势把握新机遇 努力创建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5，（5）.

［12］高丽，李倩，成亚伟.办好人民满意的高校教育——学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认识［J］.成人教育，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