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跨国探访报道中记者的跨文化认知与反思∗

2017-04-25 07:40砾∗∗
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 2017年0期
关键词:当地人跨国跨文化

谷 萍 闵 津 林 砾∗∗

一 研究背景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武汉很多企业也积极响应国家 “走出去”的号召,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向世界展现了 “中国力量”和 “中国技术”,也彰显了大国风范,同时更是加强了中国与相关国家的交流合作,对双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融合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16年7~10月,《长江日报》分批派出10位记者奔赴亚非欧13个国家,探访了20个海外 “中国造”工程,它们拥有共同的标签—— “武汉造”,展现了武汉设计与建设力量在 “一带一路”上的作为。2017年4月28日,前外交部部长、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李肇星在评价 《长江日报》的这次跨国探访活动时认为:它取得了大量珍贵的一手材料与极具传播性的实际案例,堪称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一次彰显中国工程设计力量的跨国壮行。

基于此,本文以参与 《长江日报》“一带一路”跨国探访系列新闻报道的记者为访谈对象,结合记者们在跨国探访报道中的工作细节和个人体验,试图探讨如下问题:“一带一路”跨国探访报道的跨文化价值体现在何处;作为跨国新闻报道对象的中国企业,记者如何认知他们的跨文化体验;新闻采访与报道中,记者的跨文化认知是什么。

本文访谈对象及 《长江日报》“一带一路”跨国探访系列新闻报道的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长江日报》“一带一路”跨国探访系列新闻报道的记者信息表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文多次联系,但样本编号A10的记者因为时间和工作原因始终未能受访。本文最终访谈到A1~A9共计9位跨国探访的记者,占记者样本总量的90%。本文第一作者同时是受污者样本编号A1,他也在本文中详细记录和分析了个人的跨文化体验。为更好地进行叙述,本文采用了交叉的写作方法,具体而言,以A1自身的跨文化体验为基础和线索,同时结合并引用A1~A9在访谈中提及的跨文化认知与反思,从而完整地呈现 《长江日报》个案中记者们对 “一带一路”中国企业采访和报道中的思考,这些思考既涉及记者群体的跨文化认知,也包括他们所探访的中国企业的跨文化传播之路。

二 “一带一路”跨国探访报道的跨文化价值

这次跨国探访记者深入实际,用大量一手的、鲜活的新闻事实及当地见闻,揭秘了海外设计与建设的幕后故事,见证了这些工程造福于当地人民的显性事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曾在接受 《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谈道,中国每帮世界修一条公路铁路、建一个工业园、合作一个项目,都是在种下一个经济增长动力源,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再平衡。跨国探访前,记者们普遍认同这一观点,认为采访的中国企业是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力量,他们在沿线国家的所有建设项目是在用实际行动表明,“一带一路”绝不是中国的独奏曲,而是世界大合唱。

出发前,编辑部在进行选题策划和讨论时就注意到,国家此次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物理上的 “一带一路”,二是指沿线国家人民之间的非物理上的 “心灵通道”。因此,这次的跨国探访不仅仅只是展开地理意义上的一次跨地域的深度报道,更是一次跨文化意义上的传播过程。

一是,跨国实地探访有助于提高双方之间认知的可靠性,加深双方的了解。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对别国的了解都是通过书本、电视或者网络渠道等,但是这种情况下对他国的认知往往并不一定全面和完全真实。本次跨国探访的记者实际深入当地,与当地的民众、工人甚至官员等进行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较为确切地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和当地的社会状况,同时对方国家和人民对于中国也有一个准确的认知和感受。A3在访谈中就曾提到这次跨国探访使得两国人民对对方能有较为真实的认知,从而促进双方之间更深层次的了解。(A3:我觉得很多人是从教科书上、学术研究上知道中国,但他们没有实实在在地与中国人坐在一起进行谈话,了解中国人实际的想法。这种采访本身也是加深中巴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一种方式,让他们知道中国实际的状况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对巴基斯坦人有什么样的看法。)A4在访谈中也提到类似的观点,他觉得我们从书本上了解到的对非洲的印象就是脏乱差,但是这些只是一部分的真实,并不代表非洲社会的全部,跨国探访对中国来说也可以改变一些刻板或妖魔化的印象。

二是,通过大量的现实案例给后来者以借鉴。在本次跨国探访过程中,记者们通过如实记录和呈现企业、政府和当地人等不同采访对象的亲身经历和实际见闻,并结合记者自身的感悟,了解了中国企业在进军海外时所面临的一些文化冲突现象。同时,有关各大企业面对水土不服的现象是如何凭借有效的沟通和行为最终融入当地文化之中的问题,记者也通过采访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所以,此次跨国探访的系列报道给之后也想“走出去”的企业非常实际的建议和借鉴,能够帮助这些企业更有效地面对和处理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问题。(A6:可能对于那些还没去,但是想去的企业,看到我们这些报道后,可能知道去了应该怎么做,可能会面临什么,提前心里有个谱儿。其实很多企业都想走出去,但是可能对外界不了解,就存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些报道他们看了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收获。)

三是,对国家 “一带一路”的积极响应与有效实践。A1~A9在受访时都谈到这一点。记者们认为本次跨国探访报道本身就是一次对国家 “走出去”号召的积极响应,也是对 “一带一路”作为经济和文化之路的深刻认知过程。在实践和探访中,记者了解到中国企业在 “走出去”的过程中,能够及时有效地意识到文化差异,并能通过不懈努力来跨越文化鸿沟,求同存异,从而尽力与当地人互相理解和尊重,实现文化融合。也能切身感受到在相互了解和融入的过程中,记者对当地有了更直观和清晰的认知,摒除了某些长期形成的刻板印象,中国标准更是逐渐在海外被接受和认可,让“中国制造”的形象渐入人心。同时还能体会到他国一直以来 “向西看”的视角也渐渐地转变为了 “向东看”,这对于国家实力与国际形象的宣传是一次极为有效的传播。这些都是记者深入当地,在跨国探访 “走出去”的过程中通过感受、交流与采访了解到的企业与当地的现实状态。此次跨国探访报道是一次对 “一带一路”的成功实践,也是一次记者开阔视野和适应时代要求的过程。

三 中国企业的跨文化实践:记者视野

文化通常被视为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社会成员获得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因此,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多面向的复合体。不同国家、地区以及民族在文化上,毫无例外均存在着客观差别,它主要体现在价值观、民族风俗、政治法律、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思维方式以及行为规范等方面。那么,如何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实现跨国经营,一直是困扰中国企业的难题。此次系列报道中所涉及的多个设计和建设单位,它们在海外项目的运营和管理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记者们在访谈中普遍谈到了企业受访者都主动提到了在进军海外市场的过程中,由于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会带来诸多冲突,比如观念的、习俗的、宗教的、礼仪的、行为方式的等,而对企业的工作实施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达到文化适应,即克服和消除这些冲突所带来的各种障碍和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在跨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中求同存异是这些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后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与此同时,记者们在采访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跨文化体验,不管是入乡随俗式的主动改变,还是对他国 “妖魔化”固有印象的有效颠覆,抑或是对他国宗教信仰的极大尊重,都是记者们在实地探访中的重要体验与感悟,同时这也构成了本次探访和报道关于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支撑。

(一)属地化管理的障碍跨越

为了提升当地的就业率,很多国家的政府都会出台属地化管理的政策。不过高度的属地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各种管理难题接踵而来,从沟通交流、组织生产到标准制定、薪水发放无一例外。在施工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形成的语言、信息、习俗、宗教、观念的差异,会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冲突与矛盾,最终还是要靠妥协与容忍、适应与改变、沟通与融合来克服文化差异所产生和造成的各种不对称。

样本A1曾在访谈中提到,中国企业管理者谈到文化差异在属地化管理中给施工造成的影响和障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最大的文化差异就是时间观念的差异。对于中方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很习惯每天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7点,也并不排斥晚上加班。“但是当地人没有加班的概念。”当地工人无法理解中国人的勤劳和不休息的工作方式,导致肯方的雇员纷纷提意见说通常在工作一两个小时之后,应该休息半个多小时再接着干,且每周必须确保双休时间。中国员工至今还清楚地记得,2014年5月28日项目部第一批人员到达之后,推土机、平整机、轧路机及两台挖掘机外加8辆运输车同时登场,一天工作了12个小时,平整场地3000立方米,震惊了当地人。不仅是工作时间,而且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当地人在同样的时间最多只能平整场地1000~1500立方米。

第二,对于钱财方面的认知和态度差异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当地人生活随性,并没有储蓄概念, “今朝有酒今朝醉”,所以很多人只要手头有点余钱,就会迅速消费掉,花完了才会再去挣钱。项目部在第一次发放工资后的第二天,中方人员到施工现场后发现工地上几乎空巢,因为赚了工资的当地工人几乎全部给自己放了假,这导致项目当天几乎停摆。所以,这些措手不及的现象也不断 “逼”着中方必须采用完全不同于国内的思维和管理方式。比如在第二次发薪水前,中方会调整发薪方式,将当地工人分组从而分批发放薪水,这样确保工地始终有足够的施工力量正常开工。

第三,劳动技能的差异也给中方企业的施工造成不小的困难。肯尼亚工人的劳动技能普遍比较低下,真正进入工地之后,就会发现这些当地的工人几乎都是零基础的状态,连最基本的绑钢筋都要重头学起。有很多年轻人更是生平第一次见到龙门吊、塔吊、挖掘机、铲车和打桩机等大型施工设备,更不用说操作。据介绍,一名肯方工人从培训技能到适应工作节奏,至少需要6~8个月的磨合期。

与国内的高速铁路相比,只是普通铁路的蒙内铁路并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但是作为一个海外项目,其建设历程却相当不易,其中 “属地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为提高当地就业率而硬性规定当地工人的数量与中国工人数量比为20∶1。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主旨是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最终落脚点是民心相通,其建立在彼此理解与尊重、互相调整与适应的根基之上。

(二)入乡随俗的沟通融入

不同国家有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为了避免跨文化冲突现象的产生,无论是中方企业的员工还是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均进行了入乡随俗式的跨文化适应。

1.中方: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在马来西亚风俗习惯中,进入室内是需要换鞋的,样本A6在跨国探访过程中发现一位从武汉过去的项目经理在进入室内时已经很自然地脱鞋和换鞋,A6在被访时谈道,该项目经理告诉记者,这是马来西亚当地人的习惯,既然来这里做项目,就要入乡随俗好好遵守。而在对马尔代夫的居民采访时,样本A6获悉女性不能白天下水游泳并且不能穿泳装,所以A6也是等到天黑,将全身包裹严实以后才下水。这种入乡随俗甚至体现在建筑的设计风格上,比如样本A3就在访谈中提到,巴基斯坦的中方项目部为了表达对巴基斯坦当地文化的尊重,“对厂房的设计完全采用了巴基斯坦当地的建筑风格,通过做一些圆顶、拱门,让它更适合巴基斯坦当地人对建筑的审美”。

2.当地:认可并积极回应中方的尊重行为。A1在访谈中提到,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都有采访对象表示,对于中国人的尊重行为很感动,“非洲人提到说,他们蛮感动的是,中国人不是特别排斥他们,我们吃东西也会让一让,让他们一起吃。这在白人公司是绝对不可能的,白人的管理团队在项目上是跟他们严格区分的,都不在一个屋子里头待,其实是有歧视的。但中国人至少从表面上对他们还是很平等的,至少他们感觉得到中国人是尊重他们的,并不是把他们当成二等公民”。

海外发展必须融入当地环境,适应当地人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也许刚到当地时会有一定的困惑,但是慢慢地经过了解和接触之后,也能够入乡随俗,多一分耐心,并能提前做好主动应对的准备。赴非洲采访的几位记者对于非洲人时间观念很差这一点均深有体会。非洲当地人做事效率较低,通常而言有较为严重的 “拖延症”。比如赴摩洛哥采访的A8就了解到,某位中方项目部经理的遭遇:“有位中方项目经理跟我们介绍,他说他与当地官员约好上午10:30见面,到了约定的时间人却没到,打电话问官员情况,官员说没出发;11:00打电话,当地官员说在路上;11:30打电话,当地官员直接说 ‘对不起,我今天有事不来了’”。虽然有不满,但是对于这种现象却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针对当地人做事拖拉、工作进展慢的特点,如有比较紧急的事情,中方通常会提前与对方商量,尽可能早一些跟他们沟通,明确告知对方此事万分紧急。随着交往频繁,双方之间的交流也会逐渐顺畅。

(三)“中国标准”的规范化和国际化

相比于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和美国标准,中国标准与 “中国制造”相伴相生。但是一旦走出国门,在殖民文化相对浓厚的非洲、东南亚和南亚等国家地区,面对别国长期以来的国际标准,“中国标准”无疑是个异数,自然很难进入当地人的视野,对它的接受也有一个相当漫长和困难的过程。随着中国企业不断 “走出去”,并且在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下,中国标准也渐渐受到了当地人和当地政府的关注,“中国制造”必须拿过硬的实力说话,以证明 “中国标准”的可研性、可行性及可靠性。

A1在访谈中提到,肯尼亚某镇官员说过,肯尼亚曾是英属殖民地,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极深,老百姓头脑中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什么都是西方的更好,但蒙内铁路让当地人认识到中国人的建设水平不比任何国家差。蒙内铁路肯方驻地总工程师也表达过类似的态度,“相对于旧有米轨而言,中国标准在运输能力、运输速度、运输效率及安全可靠性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①谷萍、宋磊:《“中国标准”正被更多人接纳 有了中国PASS就有更多工作机会》,《长江日报》2016年11月9日,第8版。。之前肯方很多工程都按英国标准施工比较烦琐,而中国标准与欧洲标准相似,又比较好对接,所以现在东非、西非和中非的不少国家和地区都逐渐接纳了中国企业而首选中国标准,就连南非也开始接纳中国标准。A1在访谈中同时还提到曾有中方的项目负责人说:“肯方工人在离开项目工地时都会收到来自中方的评价信。他们拿着这封信到其他企业应聘非常管用。这相当于一个PASS,甚至比肯尼亚的某些高等教育毕业证书更有说服力。”②谷萍、宋磊:《“中国标准”正被更多人接纳 有了中国PASS就有更多工作机会》,《长江日报》2016年11月9日,第8版。

可见伴随着企业 “一带一路”走出去的过程,“中国制造”和 “中国标准”从被抵触到逐渐被承认,不仅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折射,更是一种文化的接纳和融合。毕竟,“中国制造”在以前的刻板印象中就是廉价和次品的代名词,别国人认为中国人只会把价格做低、东西做次。通过 “一带一路”的项目实施,当地人对 “中国制造”也有了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同时,这也不断逼迫着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去研究如何适应国际游戏规则,从而能够更加规范化和国际化。

(四)宗教信仰的尊重理解

在海外发展,宗教信仰问题是最容易引起争端的问题,这是文化差异中最难调和的部分,而中方企业对待宗教信仰的准则便是 “尊重”。项目部对不尊重他国宗教信仰的问题是 “零容忍”,中方所倡导的是必须无条件地尊重他人。比如对方若是伊斯兰国家,那么中方企业的员工是绝对不允许当着当地人的面吃猪肉的。而在印度这样视牛为圣物的国家,也不会当着他们的面吃牛肉。

A6曾谈到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认为宗教信仰 “对彼此都是一个尊重,你来了别人的这个国家肯定得尊重别人文化”。同样的,A8也曾在访谈中提到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工作日与中国人不同,“我们中国人是在周六、周日休息,而他们在周五、周六休息,因为他们会在周五做礼拜,我们中国人也要理解他们的习惯”。

中国的企业在 “走出去”的过程中,为了维护企业和国家形象,会非常注意有关宗教和信仰的问题,当然这些做法也赢得了当地人的好感和称赞。比如,A3曾提到一件令他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的一个施工项目中,有一座清真寺就在施工区域内,是否保留这个清真寺是中方项目部一直反复考虑的问题。因为人烟确实稀少,当地政府也表示如果工程需要,可以不予保留;当地劳工也没有主动向项目部提出一定要保留此清真寺的想法和要求。但是中方企业考虑到在施工高峰期可能有一两千名巴籍工人,为了提供方便给信奉伊斯兰教的当地人,让当地工人每天都能在固定时间进寺祷告,最终决定保留这座清真寺并为此重新更改建设方案。不仅如此,中方还将清真寺重新粉刷和修缮一新使其更加漂亮,这一做法得到了当地巴籍员工的高度评价。A3说:“巴基斯坦很多普通劳工不会说英语,掌握的英文也不多,但他们可能会蹦出几个单词,说‘China,China,good!’竖起大拇指。他们的表达很质朴,但却是他们内心的声音。”

(五)社会责任的履行与担当

记者们在跨国探访的过程中发现中国企业在海外不仅承担着项目建设本身的重任,还会为当地政府和百姓带来其他各种 “红利”:通过参与当地公共事务或捐资助学、助困帮扶等公益行动而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从而在当地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并缓和改善与当地民众的关系,以此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认识,能够更好地传递友善、关爱与尊重,也尽可能消除一些由文化差异带来的分歧与误读。

A1和A2在访谈中提到,中方项目部曾经积极回应当地某个动物保护组织的救援请求,并利用大型施工设备救出一头被困在2米深水坑中的大象。救出大象后围观的当地人纷纷鼓掌表示感谢,毕竟在当地人的观念里动物是非常珍贵的。同时,A1和A2也谈及, “项目部利用大型专业设备为水源紧张的地区打了多口深水井,缓解了当地人 ‘吃水难’的问题;还为当地某中学安装了供水网络和3个超大储水罐,让生活用水能够直通教学区、食堂和学生宿舍,惠及全校共计300多名学生。此外,项目部还帮助清理石场,出资190万肯先令新建、维修和翻新了当地小学”。①谷萍、宋磊:《不光要留下一个工程,还要留下一个口碑》, 《长江日报》2016年11月9日,第8版。

中国公司的诚意付出也令当地人逐渐加深了对中国人和 “中国制造”的信任,使得 “中国制造”的用品在当地的市场占有率有了明显的提升,双方之间的贸易也不断深入。正如某中方项目负责人所说,在海外拓展业务,不仅仅是单纯做项目,更是国家形象和国家实力的集中展示。

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与沟通不是空中楼阁,很多时候需要一个载体。A1曾谈及自己在赞比亚的采访时,“我问中航国际负责人最初中航国际是靠什么打开赞比亚市场的,他说不是路、桥、房建等基础设施项目,而是医疗项目”。原来,通过市场调研发现赞比亚医疗条件落后,民众看病就医需求旺盛,中航国际便采购了一批 “移动式医院”,即配备了基本医疗设施的特种车辆开往赞比亚的乡间,给广大当地百姓送去医疗服务,这一举措受到广泛欢迎。当地政府感觉帮助当地解决了实际困难,并且认可其对当地的贡献,所以也就乐于与其做进一步的沟通,直至最后敞开市场的大门。

四 新闻采访与报道中记者的跨文化体验与认知

本次以报道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工程设计与建设力量为主题的跨国探访,归根到底是一次跨文化之旅,这种 “跨文化”体现在被访国的客观实情不断丰实着记者们先前存在的概念化认知。在前期的探访准备过程中,记者们通过阅读相关书籍资料及采访相关归国项目工作人员,形成了对被访国的表层认知。几位探访记者带着对被访国的概念化认知走进他国,实现了“固有印象”与 “真实图景”的交织与碰撞。

(一)认知印证——对概念化词条的直接佐证

探访前,记者们对被访国的印象停留在某些词条或概念层面上。拿非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来说,“贫穷” “肮脏” “破败”以及 “混乱”等词条是记者们脑海中浮现的初始概念化认知;探访后,被访国当地实景所激发出的直观感受,从某种程度上说,强化和印证了记者在探访前形成的某些 “固有印象”。

1.对 “贫穷”的概念化认知得到印证。A1跨国探访首站肯尼亚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好,但沿途随处乱扔的垃圾、四处流动的污水、破落的民居以及大片与现代工业文明毫不相关的荒凉地,使人难以将其与 “经济条件好”等字眼联系起来。(A1:当地人穿得很破,路边没有像样的房子……沿线也看不到工厂,也没有看到烟囱没有什么现代化的东西……非洲的贫穷和落后,跟你的想象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没想到他们村子的村貌差成那个样子。)被访国的现实图景无疑直接印证了笔者对非洲国家 “贫穷”的概念化认知。

2.对 “破败”的概念化认知得到强化。 “破败”主要体现于被访国基础设施的严重落后。道路的拥堵,配套设施的匮乏均令不少记者出乎意料(A1:内罗毕城市道路也同样堵车严重……从市中心去往内罗毕机场,短短十几公里路,要留足至少4个小时的提前量……坦桑尼亚的经济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也是一个港口城市,但出入港口的道路常常被大货车堵得水泄不通)。样本A5更是表达了探访后对被访国 “基础设施落后”固有印象的加深。(A5:对印尼最初印象就是基础设施比较差,确实也比较差……首都那个样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他们道路等级不是很高……收费站特别多,所以堵车堵得特别厉害,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堵车,每天可能30公里要走两三个小时的样子。)

3.对 “混乱”的概念化认知得到佐证。探访前,记者们对国外安全局势格外注意,多数记者流露出对人身安全的担忧。(A3:我对安全局势会有一定的担心。因为之前经常听到一些爆炸恐袭等,巴基斯坦离阿富汗也很近,因此会有安全局势上的担心。)A4在实地探访的过程中目睹的现实情境则直接佐证了国外局势相对 “混乱”的初始认知 (A4:在孟加拉国大家都不大敢出去,去了就走,赶快走,他住的酒店里面全部都是背枪的,他们的警察都是拿AK的,不是我们这种;A1:项目部反复叮嘱我们不要擅自离开项目部出外,更不要单独行动,以免引发不必要的人身安全问题……入住内罗毕的酒店、进超市购物时,所乘车辆的后备厢、车底都要经过严密搜查)。记者们回国后,曾在 “一带一路”采访交流中纷纷感叹,只有出国以后才知道什么叫爱国。

(二)认知颠覆——对刻板印象的重新思考

由于地理时空的阻隔和信息交流平台的缺失,记者们在探访前的认知往往囿于有限的信息流,从而导致 “刻板印象”的生成。而此次跨国探访打破了地理时空的阻隔和双向交流的缺失,在真实图景面前,记者们的固有认知不仅仅得到了 “印证”,更发生了 “颠覆”。换句话说,除了部分得到印证的概念化印象外,记者们的初始认知同样经历了从 “颠覆”到 “重构”的过程。

1.贫困中浮现的现代化气息

多数被访国虽显露 “贫穷”和 “破败”的痕迹,但 “贫穷”和 “破败”中依然浮现着现代化的气息。在A1和A2探访的非洲三国中,赞比亚是非洲大陆中南部经济欠发达的内陆国家,但A1在访谈中提到,赞比亚芒古城内一些现代化建筑与配套设施却与整个国家基调格格不入,某些当地人的富裕程度更是颠覆了先前的概念化认知。 (A1:新开的大超市,蛮漂亮,比沃尔玛弄得还漂亮些,新超市嘛,看到里面逛的都是有钱人,虽然都是黑人,但是穿得都很好,打扮得很时尚,开的也是好车,开着去购物……一买就买一堆。)A2同样表示,探访国与自己的想象存在些许 “反差”。(A2:我们先是认为非洲很肮脏、很混乱的……我们去的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其实还是一个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包括之后去的达累斯萨拉姆,这个城市虽然有些地方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这个城市还是井井有条,有地方特色,该有的东西都有。)而记者A4在探访后认识到,印度的某些先进性往往被国人忽视,存在因不了解而产生误读甚至是 “妖魔化”的情况。(A4:网络上面印度人永远都是坐在火车顶上的……实际上来来往往的火车,并无一辆车顶上坐人,火车车速比较快……他的人均环境确实比中国糟糕很多……他最原始的村庄里面、公路旁边看到大量的泥土的房子,窝窝棚的房子……这是事实,但不是所有的,还有另外一个事实……他的中高层这种精英化、国际化……都比中国强一些。)

2.本土文化与殖民文化的杂糅共生

从整体上看,不少被访国国内出现的本土文化与殖民文化相互交织而成的杂糅式文化景观同样颠覆了记者们的固有认知。事实上,本次 “一带一路”跨国探访到的许多国家曾是英法西殖民地,受殖民文化影响深远。现如今,这种殖民文化在被访国内依然留下了些许文化痕迹:无论是国家的政治制度,或是国民的生活习惯,不少被访国均与英国和法国有诸多相似之处。这种殖民文化渗透入本土文化,从而形成了本土文化与殖民文化杂糅共生的局面;从另一层面讲,这种杂糅式的文化景观,与记者先前对被访国形成的基本认知差异巨大,从而导致记者固有认知的颠覆。例如,A8在探访摩洛哥后表示,摩洛哥的 “开放”和 “欧洲化”完全颠覆了之前对该国的初始印象。(A8:就摩洛哥来说吧,摩洛哥是位于非洲大陆上的一个国家,同时也是一个阿拉伯国家,所以在去之前,我感觉摩洛哥并不是一个十分开放的国家……但到了那边之后,摩洛哥完全颠覆了我的感觉……摩洛哥被称为 “欧洲的后花园”,北部与西班牙隔海相望,有很多欧洲人,有很多欧洲的车……一些饮食……也完全是欧洲化的……与摩洛哥的南部是完全不一样的。)A4在实体探访后则说明了印度社会随处可见的 “英式”痕迹,同时提出国人对印度社会层面的普遍认知存在误差。[A4:(中国)很多人觉得印度人社会层次是比较低的,恰恰相反…… (印度)社会分化是比较严重的,而我们在不了解、不去印度之前,总觉得印度整个社会、人的层次都是比较低的,但是事实上印度的中高层,他的人才全都是一水的英式,包括他们喝下午茶……全部都是英式的。他们的待人礼节都非常客气、非常温和,包括他的制度,全部都是英国的、英式的制度。]

总的来说,在此次 “一带一路”跨国探访工作中,记者们带着对被访国的固有认知走进他国进行新闻采访与交流,地理的阻隔和信息不对称的客观障碍得以消弭。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停留在概念化层面的认知有了可供佐证的真实图景,部分认知从而得到了直接印证;而正是由于物理空间的阻隔和信息的不对称,记者前期收集到的信息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记者往往容易依据极其有限的信息形成一以概之的 “刻板印象”。因此,面对被访国的真实图景,记者的固有认知又会出现从 “颠覆”到 “重建”的过程。

五 余论:“一带一路”新闻报道的跨文化反思

此次跨国探访,虽然收获确实非常大,并且参与的记者们也能近距离地感受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风民情,更是与当地人有一定的交流沟通,但仔细回顾,这种感受和交流仍显得较为表象和浅显。

第一,语言造成跨文化交流的障碍。受制于记者自身语言上的障碍,跨国探访的10位记者中仅有一位来自 《长江日报》英文报而有较为扎实的英语功底,其他9位记者在赴当地采访时,不能够自如地与采访对象进行交流,所以一般是就地解决翻译人选的问题,翻译多由项目部外联部门的工作人员担任。尽管这些翻译人员比较熟悉工程本身,与当地政府及居民打交道也较为频繁,对当地的风俗民情了解也不少,但是他们的外语水平参差不齐,并且对新闻报道及跨文化交流与传播领域相对陌生。因此在陪同采访的过程中,翻译人员往往不能完全领会记者们的提问意图,有的问题甚至在提问时就已经出现了偏差;而且在转译的过程中更是丢失和隐去了当地被采访对象回答问题时所提供的大量信息。同时在翻译时由于文化的差异,或是翻译本身理解能力有限,而导致信息处理得不够贴切或根本有误,使得这种跨文化的采访往往进行得比较艰难且很难深入,有时一个看似很简单的问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反复触及和突破,以期最大限度地获得相关信息或细节。

第二,寻找被采访对象的局限性。去之前我们尝试尽可能地联系到更多当地人进行采访,但由于受时空条件所限,被采访对象名单多由项目部拟定,人员也是当地可以联系采访到的。包括项目相关负责人、被访国国家相关机构管理者、项目所在地地方官、属地化管理的外籍员工以及当地居民等。此外,仅有坦桑尼亚、科威特、马尔代夫、俄罗斯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采访到了中国驻当地大使馆大使或工作人员。到当地后记者提出新的采访对象时,因受时间、程序或影响力等限制,项目部难以联系记者想进一步采访的重量级人物,因此无法获取更生动的案例、更鲜活的细节、更高远的视角,导致可能未能挖掘出隐藏更深的跨文化交流现象。

第三,因受采访时间限制,并且出于人身安全考虑,记者们活动范围受到极大限制。项目部工作人员会反复叮嘱记者平时不要轻易走出项目部大门单独行动,如果要出外也必须有项目部工作人员的陪同。因此很难深入走进到访国家而对该国进行自由探访和有针对性的研究,更遑论将采访的触角深入到访国的各个阶层中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所以我们的探访只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对当地实际状况没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第四,报道呈现形式反思。①因采访难以深入而导致记录相对扁平化。此次报道的主题以及采访中所了解到的大量内容都是围绕工程本身而进行的,因此报道内容多是紧紧围绕着工程本身而展开,更深层次的跨文化传播内容则涉及不多。虽然我们在出发前也把它作为我们报道的一个关注点,但这个点并未能发散开而形成主动的议程设置,仅仅只是浅尝辄止并且多集中展示在 “记者手记”里,因为受报道篇幅所限,大量有趣鲜活的跨文化传播细节在报道中被隐去。②形式单一,未融入新媒体的报道和传播方式。在报道形式上,我们也仅仅是通过传统纸媒以文字、照片的单一形式对此次跨国采访进行了报道传播,虽然现场的大量采访也有录音,但却几乎没有有意识地留下那些采访过程中珍贵的视频资料,更没有运用专业设备拍下这些伟大工程的壮观效果,不得不说非常遗憾。试想,如果有足够的视频资料或无人机航拍,则可以制作更多的短视频去讲述中国故事和武汉故事,通过二次传播来扩大此次 “一带一路”跨国寻访报道的传播效果。同时,也可以制作更多相应的产品如图表、照片、H5、图书、展览等,在微信公众号、头条号、微博、直播频道及更多社交媒体上分享,从而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因受当时的报道意识和采访条件所限,也完全没有考虑到运用直播这种全新的传播方式,如果能在非洲用直播的形式走近采访现场,用镜头直接对准工程本身和异国风土人情,并在直播平台上积极地与网友互动,相信一定会极具传播效果。所以没有利用新媒体进行多元呈现是此行最大的遗憾。

第五,采访中的跨文化问题意识远远不够。本组报道更多地聚焦于“一带一路”上的这些工程给沿线国家人民带去的利好、建设的难度、技术的突破、幕后的艰辛等,是对 “中国制造”赞歌式的报道,但对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如何走向海外、在 “走出去”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始料未及的困难,尤其是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观念、行为、思想和标准等各种冲突,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等问题,本组报道显然挖掘和展现得远远不够,缺少更深入的观察、更冷静的分析和更专业的思考。其实,“揭示文化间的可能的冲突,在文化的构连中建立动态的互动机制”①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第27页。有利于双方之间跨文化交流的实践,丰富双方之间的联系与理解。

作为记者,可以说是两国民众互相认知、沟通和了解的桥梁,有跨文化意识是非常必要的。①认识文化的敏感性。“从根本意义上讲,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一切误解与冲突首先源于我们失去或弱化了感知文化差异的跨文化敏感”①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第127页。,文化体现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日常的衣、食、住、行到个体的世界观、价值观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所以处于不同文化中的受众,其认知、态度、行为、习惯和信仰等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为了避免冲突而导致沟通不畅,认识到文化的敏感性是必要的前提。只有时刻对文化的敏感性保持警惕,才能有意识地注意和调整自身的行为,尽量避免因文化差异而导致误解甚至冲突。②肖珺:《认同危机:基于国家形象塑造的网络跨文化传播研究》,《武汉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在和 “他者”交流的过程中,需要尽力寻求或达成一种互惠性理解的状态,而这建立在双方都彼此尊重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之上。不以自我为中心,摒弃民族中心主义所带来的文化优越感,充分尊重双方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在求同存异的彼此尊重之中实现共通。③提升文化的适应性。“尽管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实践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同观点间的碰撞或交锋、不同文化间的隔阂或冲突、不同体制间的排斥或摩擦等,但跨文化传播的终极关怀始终如一,即最终实现文化融合,从而达致和谐的最高价值理念。”②面对文化的不同而导致的误解甚至冲突,面对已然存在的问题,积极沟通、互相理解,提升文化的适应性才能跨越文化的障碍并促进跨文化的进一步交流,才能真正使得双方相互融合,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

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五通”理念,是 “一带一路”建设中最具代表性的创新合作模式。“五通”落脚于民心相通,而民心相通在于文化之间的融合和适应。因为文化的障碍潜藏于人心,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文化的敏感性、尊重文化的差异性、提升文化的适应性,毕竟只有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相互进入、相互交融才能破除人心的壁垒,才可能实现真正的 “走出去”。 “一带一路”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其意义正在于此。基于此,《长江日报》 “一带一路上的武汉力量”跨国探访可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案例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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