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荆州对萧绎诗文创作之影响

2017-06-08 05:43张喜贵江南大学江苏无锡214122
名作欣赏 2017年15期
关键词:楚文化荆州

⊙周 婷 张喜贵[江南大学, 江苏 无锡 214122]

论荆州对萧绎诗文创作之影响

⊙周 婷 张喜贵[江南大学, 江苏 无锡 214122]

梁元帝萧绎一生戍守经营荆州二十余年,长期的荆州生活经由岁月的积淀而逐渐成为一种记忆。侯景之乱后朝臣对于是否迁都回建康争议不休,最终萧绎凭借自身的荆州情结定都江陵。萧绎创作出的一系列与荆州地域密切相关的诗歌也颇能表现他对荆州的执着与依恋。滋生于荆州独特地域的楚文化和道家思想的精神内核也给萧绎的文学观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本文拟从迁都争议、诗歌作品和文学观念三个角度来探讨萧绎与荆州的密切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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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绎戍守经营荆州多年,可谓是南朝时期与荆州地域关联最为密切的文人。据吴光兴的《萧纲萧绎年谱》记载,梁元帝萧绎生于梁天鉴七年(508),为梁武帝萧衍第七子。萧绎于梁天鉴十三年(514)被封为湘东王,普通七年(526)出任荆州刺史,中大通四年(532)进号平西将军,后领镇西将军,前后经营荆州二十余年。天正元年(552)他于江陵称帝,直到两年后的承圣三年(554)西魏攻破江陵为止。故萧绎一生中的大半光阴都在南方重镇荆州度过,文学活动也多在荆州,荆州对于萧绎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一、迁都之议与萧绎的荆州情结

无论从迁都争议、文学作品或文学观念哪种角度,都可以看出萧绎与荆州的密切联结。“个体无意识的一个有趣而重要的特征就是,一组组内容会簇拥在一起,形成簇群或簇丛。荣格把这些簇丛称为情综”,“情综”即“情结”,用于指代由某些个人隐私而引起的思想和情感的群集。故而“荆州”于萧绎而言不仅仅是指现实的荆州生活,更是由漫长的岁月逐渐积淀为一种心理记忆进而存在于人的意识深处。至若萧绎的“荆州情结”,须从环境局势与都城象征两个方面来谈。此处先看侯景之乱后,朝臣对于是否迁都回建康的争议:

这场争论有两个层面的考量,其一是“东人”与“西人”之争,主要基于朝臣的籍贯归属地在荆州或是建康;其二是周弘正和王褒提到的“金陵王气”与萧绎自身的“荆州情结”之争。这两个层面又相互盘根错节、密不可分。以当时的政治局势作为衡量标准,建康城在侯景之乱后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处处断壁残垣,民生凋敝,“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满四千人,率皆羸喘。横尸满路,不可瘗埋,烂汁满沟”,且建康以北的州郡皆落入北朝的统治,仅依赖长江的险阻以求帝都的平安远远不够,因此建康确实有不再适合作为都城的时空环境。

但相对而言,当时的梁州与益州已并入西魏,襄阳也脱离了南朝的控制,即便在萧绎苦心经营荆州多年后江陵也仍呈孤立无援之势。在两城皆有不足的情况下,双方的争议最终落脚于“东人”与“西人”的乡土地域之争,只是都搬出了“王气”这个历史悠久又对萧绎极具说服力的说法:

武陵之平,议者欲因其舟舰迁都建邺,宗懔、黄罗汉皆楚人,不愿移,帝及胡僧佑亦俱未欲动。仆射王褒、左户尚书周弘正骤言即楚非便。宗懔及御史中丞刘懿以为建邺王气已尽,且渚宫洲已满百,于是乃留。寻而岁星在井,荧惑守心,帝观之慨然而谓朝臣文武曰:“吾观玄象,将恐有贼。但吉凶在我,运数由天,避之何益?”

“金陵王气”此时不再是作为恢宏帝都的象征,而是成了相反的概念,见证了国破家亡的历史变迁。梁元帝的《金楼子·自序》云:“余将冠,方好易卜。及至射覆,十中乃至八九。”萧绎弱冠之年便颇好卜筮之术,而从上述史料反映出来的信息更是确证了萧绎对超现实征兆的信仰坚定不移。除了宗懔、刘懿的“洲满百”之说,萧绎自己还夜观“玄象”,发现“岁星在井,荧惑守心”,都显示出他对占星术这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服膺。但萧绎对祸福运数的豁达,力图振作的努力以及对将来局势成败的感知都显示出他独特的浪漫性格,这让他成为南朝时期一个非常特别的文人与帝王。

总结迁都之议,就现实地理与环境局势而言,江陵与建康各有其缺陷,迁都也未必能确保延续梁代基业。就都城象征而言,东人所谓的“未见舆驾入建邺,谓是列国诸王,未名天子”,称的是金陵王气;西人主张的“建邺王气已尽”,从反面论述金陵王气的衰竭。最终拥有决定权的萧绎凭借自身的“荆州情结”,加上他又是一位对超现实象征极其信仰的君主,最终将都城定在江陵。

二、荆州对萧绎诗歌的影响

萧绎对荆州这一空间的偏爱,除了迁都争议外,从他的诗歌也颇能看出其与荆州的联结。萧绎作为君王或作为诗人,其性格中独有的执着、浪漫与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使他展现出了对荆州的过度热忱与依恋。他的这种热情从一系列以荆州为题的诗——《去丹阳尹荆州诗》《别荆州吏民》《后临荆州诗》《出江陵县还诗》《别荆州吏民二首》等即可看出来。

六朝时期是荆州地区人口剧烈变动的时期,“荆州处于南北对立的前沿。北方的战乱和民族矛盾,南北政权的分裂和对立,推动了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而荆州地区是北方人口南徙的主要目标之一”。特别是以江陵为中心的城市周边发展迅速,水陆交通极为通畅的荆州来往商船穿行如梭,成为长江汉水流域的人间乐土,萧绎在诗中热烈地歌颂城市的美好与富足,抒发对城市生活的满足和喜爱,其笔下的荆州“水际含天色,虹光入浪浮。柳条恒拂岸,花气尽熏舟”(《赴荆州泊三江口诗》)。水光山色与绿柳红花相映生辉,宛然一幅色彩艳丽、意境明快的江畔早春图。《颜氏家训·杂艺》记载:“画绘之工,亦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尝有梁元帝手画蝉雀白团扇及马图,亦难及也。”工于绘画的萧绎写诗时也擅长运用画家的眼光来铺排景致和点染着色,尤为喜爱明丽鲜艳的色调,青与红的色彩搭配在诗中俯拾皆是:

汗轻红粉湿,坐久翠眉愁。(《咏歌诗》)

叶翠如新剪,花红似故栽。(《咏石榴诗》)

霞出浦流红,苔生岸泉绿。(《示吏民诗》)

向解青丝缆,将移丹桂舟。(《别荆州吏民》)

自有衔龙烛,青光入朱扉。(《咏池中烛影诗》)

色彩对比造成的视觉效果越强烈,画面就显得愈发饱含激情。“各种色彩给人的轻重感迥然有异,人从色彩得到的重量感是质感与色感的复合感觉。”萧绎利用强烈的色彩对比,采用色调的深浅搭配和动态描绘相结合的方法在诗中为我们描摹了一幅幅鲜艳夺目、绚丽斑斓的美妙图画,从明艳的色调中可感知到萧绎内心世界的满足与快乐。

而萧绎一旦离开他所熟悉的荆州,荆州之景便被刻画得如同雾里看花,极具朦胧幽微之感,始终看不真切。以他于江州百花亭眺望荆楚的诗作为例:

极目才千里,何由望楚津。落花洒行路,垂杨拂砌尘。柳絮飘晴雪,荷珠漾水银。试酌新春酒,遥劝阳台人。

——萧绎:《登江州百花亭怀望荆楚诗》

真实目力的眺望必然是有限度的,所以怀念荆州的萧绎无论看得见或看不见,他志不在“望”而在于“怀”,就如巴什拉所言:“诗成为一种无边际的内心维度。”心灵的距离可以无限伸缩,内心世界的广阔性将我们情感上与之亲近的空间表现出来,然而“落花”“柳絮”“荷珠”等细腻的意象又由于距离的隔阂而呈现出虚幻的意境美,隐含了萧绎离开荆州后情感上的无所依托和对前路茫茫的迷惘心态。

总结萧绎这些旅寓荆州时期表现荆州风土人情,或出于缅怀而书写荆州风物的诗作,都可看出长期的荆州生活给萧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荆州岸上的芳树繁花与水中的芙蓉彩舟等自然风光都成了萧绎诗歌的吟咏之材,他从不吝惜用美妙的色彩去勾画这片生动形象、富于灵气的乐土。而一旦离开这片他所熟悉的领域,荆州之景便不再明艳动人,而是给人一种如雾似纱的感觉,细腻的意象与他背后的感性和抒情直接相关。

三、荆州对萧绎文学观的影响

荆州位于楚地,楚文化是以先秦时期的楚国为地理依托的一种区域文化,“以祝融部落的原始农业文化为主源,以北方华夏文化为干流,以周边蛮夷文化为支流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类型”。与质朴务实的黄河流域文化迥然相异,长江汉水流域的楚文化素来注重华丽的辞采和不拘一格的浪漫想象,否定性的思想意识体现在楚文化的方方面面。萧绎所秉持的“主情”的文学观无疑得益于这种不受周文化拘束的开放超旷与情思飘逸的楚文化的浸润和滋养,在《金楼子·立言》中他对“文”做出如下定义:“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毂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在《内典碑铭集林序》中他又谈及“论文之理”和“属词之体”的问题:“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文学体式和文学批评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和时事的变化,萧绎心目中理想的“文”的审美特征,要像吟咏情性的流行歌谣一般拥有流连的情思;而至于“文”的评论标准,必须像丝织品一样精美,文采绚烂华丽、音节靡靡动听且有动荡感人的情思性灵。这些极富创造意识的新见与楚文化的精神内核实质上是一脉相传的。

“环境、土壤、气候,统称为物质环境,是最先作用于人并形成人类环境感知的基本因素。作为一种基础且行之有效的认知模式,环境感知不仅支配着人们适应环境、改造环境的方式,而且也影响着人们对世界、自我的认知和判断,并进而影响人们对社会结构、社会习俗等一系列精神世界的建构。”地形复杂、气候多变与山川怪异的荆楚地区使得生活其间的人们易于产生奇幻的感觉和奇异的冥想,人和自然界发生着微妙的关联,这就为探求人与自然关系、崇尚自然虚无的道家思想在楚地的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颜氏家训·勉学》云:“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爱习,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萧绎在荆州时爱习老庄,召置学生,亲为讲授,并且他在学术思想上也明显表现出对道家“无为”思想的推崇。在萧绎看来,道家的“无为”是立身处世的根本,在“无为”的基础上才有儒家王道积极“有为”思想的建立。萧绎力图将“无为”和“有为”联系起来,把儒、道糅合在一起。

萧绎在荆州的长期生活使他对这个地域民生民俗和生活方式有了比较深刻的生活体验,荆楚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更是深入影响到萧绎文学创作的精神内核,这主要包含两个维度,其一是楚文化对萧绎文的审美特征和评论标准的浸染和熏陶,其二是道家“无为”的思想对萧绎学术思想的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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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梁桂莲.从地缘文化的角度看荆楚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演变[J].荆楚学刊,2014(8).

作 者:

周 婷,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张喜贵,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编 辑:

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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