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分析视角下的创新项目扩散研究
——以孔子学院为例

周汶霏，宁继鸣

(1.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2. 山东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社会网络分析视角下的创新项目扩散研究
——以孔子学院为例

周汶霏1,2，宁继鸣2

(1.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2. 山东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创新项目扩散是组织实现创新价值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出发，以孔子学院为研究案例，考察这一跨国组织的创新项目扩散机制问题，主要结论有：孔子学院创新项目扩散网络总体较为均衡，各项目网络虽有一定集中度，但行动者之间关系较为平等；孔子学院各类行动者在分布位置上有一定差异，家庭、企业、社区、媒体及其他类型机构分布较为边缘化，表明孔子学院创新项目扩散网络的外部联系仍需加强；扩散网络中最为活跃的行动者多来自孔子学院系统内部，政府在孔子学院创新项目扩散过程中扮演着提供支持和服务的作用；未来发展应更注重推进项目创新，提升行动者专业性和项目整合性，深耕项目质量，增加项目的附加价值。关键词：创新项目;孔子学院;扩散;社会网络分析

一、引言

如果说创新是组织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创新的价值则需要通过扩散来实现。根据美国学者罗杰斯(ROGERS,2002)的定义，创新扩散(innovation diffusion)主要指新的观念或者实践，在一定时间内、通过一定的传播渠道，于社会系统成员中进行传播的问题[1]。从实践层面看，创新可以技术或者项目的形式呈现，其中技术创新扩散一直以来都是创新扩散领域的研究重点，而对创新项目扩散的关注则稍显不足。创新项目能否实现扩散，除了项目本身的质量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渠道和社会成员的影响，这二者往往要在社会网络的联结中发挥作用。正如罗杰斯所说，关系网络可成为人们进行创新决策的主要信息来源和沟通渠道，某种情况下，这种关系网络能够部分代替人们对创新的个人经验，使采纳者进行模仿和跟随，这正是扩散过程的核心[2]。近年来不少国内外学者[3-10]围绕社会网络中各系统成员的相互关系，从不同领域和视角切入，研究探索多样态的网络对创新扩散的影响问题。

本文选取孔子学院为研究案例，尝试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的方法，从网络结构层面考察孔子学院创新项目的扩散机制。孔子学院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典型代表，自2004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为遍布14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511所孔子学院和1073所孔子课堂[11]的跨国语言与文化传播组织，成绩之瞩目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6年12月10日，第十一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在昆明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主席刘延东出席并致辞，指出孔子学院要以“创新、合作、包容、共享”为努力方向，深化改革创新，拓展办学功能，提高办学质量，实现内涵发展[11]——孔子学院面对的国际传播环境复杂多变，进入新时期，身处“一带一路”战略大背景之下的孔子学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经历着从数量扩张向质量夯实的重要转变，要在不断加剧的全球文化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坚持创新路线。在12年发展历程中，凭借创新项目的不断推陈出新，孔子学院已经构建起包括品牌创新，知识、技能与素养创新，社会资源创新在内的多层次创新生成与扩散系统[12]，并逐渐塑造出联结国家、组织机构、社区、家庭及各类社会群体的全球网络体系，这为孔子学院创新项目的跨国扩散与价值递增提供了重要结构条件。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展开分析，这是一种研究社会行动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结构性方法，其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个体行动者之间的联系，还涉及群体或组织之间、国家或国家联盟之间的联系[13]，因此，从这一视角切入，可为从整体上把握孔子学院的创新发展路径、揭示跨国组织的行动者关联机制，以及统筹思考如何提升创新项目的全球扩散效率等问题提供适切的分析思路。

二、问题的提出

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可能包含个人、子群、组织或集体等各类型，行动者之间也可能存在多种链接关系，如个体评价、物质或非物质交易与传递、互动、空间与身份的移动、正式角色、亲属关系等[14]。孔子学院全球网络中活跃着各类行动者，他们归根结蒂由个体构成，但涉猎者众不可能全部列出，因而本文以子群的形式对行动者进行分类。 孔子学院全球网络行动者的多样化构成决定了对创新项目的多层次要求，形成了不同属性的创新类型，包括基于传播汉语与中国文化、提升软实力的品牌创新，基于组织机构活动和发展需要的社会资源创新以及基于汉语国际教育的知识、技能与素养创新[12]。本文从上述三类创新中各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创新项目作为分析对象，即“孔子新汉学计划”项目、“汉语桥”项目与“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三类项目构建的孔子学院社会网络则作为本文的网络边界。要分析孔子学院创新项目扩散网络的作用机制，首先需考察这一网络的结构特征，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1：孔子学院创新项目扩散网络有何结构特征？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识别网络的规模、密度、中心性、凝聚度等指标，对认识网络的整体属性与结构特征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网络规模指网络中包含的全部行动者数量[15]。网络密度可理解为网络中行动者实际存在联系的比重，密度越大，网络内部成员联系越紧密[14]。中心性是社会网络的分析重点之一，包括中心势和中心度两类指标，中心势用于描述一个网络围绕某些节点进行建构的趋势，测量中心势有多种方法，包括度数中心势、中间中心势与接近中心势；度数中心势指一个网络向某个点集中的特征；中间中心势测量的是中介性最高的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中介性的差异；接近中心势是从集合视角考察行动者之间最短路径长度的差异；中心度则用于描述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居于何种地位、拥有何种权力，其中，特征向量中心度主要用于测量网络中各节点的中介影响力。凝聚度指一个集体的全部行动者通过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程度，凝聚度越高，网络的权力越分散，信息越分散，行动者之间越平等[15]。据此，本文围绕研究问题1提出以下细分问题：

Q1-1：孔子学院创新项目扩散的总体网络是否有特定的集中趋势？

Q1-2：不同创新项目在网络密度、中心势上是否有差异？

Q1-3：哪些行动者在创新项目的扩散过程中更为活跃？

Q1-4：创新项目网络的结构特点与创新内容层次有何关系？

Q1-5：不同属性事件中各行动者在分布、活跃性、创新决策类型上有何差异？

当信息的传者与受者之间具有某种同质性时，沟通最容易发生，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同样遵从这一规律。所谓同质性，指进行沟通的两个体之间相似的程度[4]，这种同质性可能表现为性别、年龄、婚姻、地理位置等方面的相似性；而在社会网络语境中，同质性可能表现为行动者社会地位与社会角色的结构相似性，即结构等价，简而言之，就是一对或者多对行动者拥有相同的网络地位[14]。从结构等价入手研究孔子学院创新项目扩散网络，并不涉及具体的个体特征，而是从一般性的群体身份视角考察行动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使用欧几里得距离法或者相关系数法进行测算，从而完成对整体网络的分层聚类，进一步分析行动者关系的一般性特征。因在本文中，孔子学院创新项目的行动者之间被界定为互惠关系(双向联系)，结构等价的行动者之间是相邻接的，距离很近，结合凝聚子群的内涵考虑*所谓凝聚子群指彼此间有稳定、直接、强烈、频繁或正向联系的行动者子集，凝聚度越高的子群，其中的行动者具有相同理念的可能性更大。参考：斯坦利·沃瑟曼,凯瑟琳·福斯特. 社会网络分析: 方法与应用[M]. 陈禹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126.，可以认为在孔子学院创新项目扩散网络语境下，通过分层聚类所得到的不同地位子集，也可视为不同的凝聚子群[14]。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2：孔子学院创新项目扩散网络具有怎样的分层聚类结构？

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有助于发现在孔子学院创新项目的产生和扩散过程中，哪些行动者聚在一起能够产生更为一致的价值取向和更具绩效的行动模式，也有助于从网络结构上发现创新扩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回答研究问题2，本文进一步提出以下问题：

Q2-1：孔子学院创新项目扩散网络的地位子集(凝聚子群)如何分布？

Q2-2：这些地位子集中的行动者之间有何关系？

Q2-3：这些地位子集之间有何关系？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与研究方法

本文提取孔子学院三个创新项目的新闻信息作为研究样本，因新闻报道具有真实性与时效性，能较真实反映孔子学院创新项目扩散的互动过程；在获取新闻信息的基础上，使用内容分析法对其进行分析，获得三类项目的事件属性类数据、行动者类型数据与链接关系类数据，三类数据的具体界定如下所述：

每一类创新项目都是在许多个具体的活动事件基础上促成，不同创新项目的事件构成也不同。根据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公布的《孔子学院章程》中对孔子学院的职能界定[16],本文将事件属性概括为教学培训类、文化交流类、协同发展类三种类别。教学培训类活动包括学生培养、教师培训、志愿者培训等语言教学活动，以及孔子学院在当地举办的文化教学或体验活动；文化交流类活动指跨地域举办的各类文化体验或者交流活动；协同发展类活动指孔子学院进行的合作办学、项目开发、政策制定、提供各类中国相关信息咨询等活动。

孔子学院的社会网络是一种跨地域、跨行业的大规模网络，行动者的类型和关系也具有多样性，但因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发展理念而走向合作，共事于同一创新项目中，通过互动产生各种“化学反应”。从这一视角看，这些行动者具备一定的同质性(homophily)，为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必要前提。本文对行动者类型的划分以子群为单位，具体分类见表1。

表1 行动者分类

在此基础上，使用UCINET 6软件构建行动者-事件集合，即如果在一篇新闻中出现行动者A，记为行动者A与事件具有关联关系，如果一个事件中出现多主体，则记为多主体与该事件具有关联关系，从而获得链接关系数据，构成行动者-事件的二模网络，将行动者类型数据与链接关系数据进行矩阵转换，获得孔子学院创新扩散行动者与事件的二模矩阵。经过矩阵转换和二值化处理，得到孔子学院创新项目的总体链接一模网络和三个项目链接一模网络。

(二)数据获取

孔子学院相关新闻消息一般经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官方网站对外界公布，其新闻来源较为多样化，由孔子学院总部、各地孔子学院、国内外合作高校、国内外媒体等信源构成，因而本文将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官方网站作为提取新闻信息的目标网站。使用爬虫程序，分别提取网站中有关汉语桥、孔子新汉学计划与汉语教师志愿者三个创新项目的新闻信息，提取时间为2017年1月20-21日。共获得新闻文本356篇，剔除内容重复的无效文本5篇，共获得有效新闻文本351篇，具体分布如表2所示。

表2 提取新闻文本分布情况

(三)编码信度及数据信度分析

获取数据之后，由两位编码员在不同的时间点，使用内容分析法中的意义分析方式*有关内容分析方式的选择参考了周翔:传播学内容分析研究与应用[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提取事件属性类数据、行动者类型数据与链接关系类数据。使用霍尔斯蒂系数[17](Holsti coefficient)计算方法对两次编码结果的信度进行测试，得到结果PAo=2A/(nA+nB)=0.886，即两次编码结果得到88.6%的一致性。对项目总体数据以及汉语桥、孔子新汉学计划、汉语教师志愿者三类项目数据分别进行信度检验，获得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 α)分别为0.984，0.988，0.987，0.985，表明本研究的数据构成具有很高的信度。

四、研究发现

针对研究问题1，对三类创新项目行动者网络进行整体处理。本文统计了2010年3月-2016年12月参与创新项目扩散的孔子学院数量(见图1)，研究发现在开始的一个时间段(以月份为单位)只有少数孔子学院参与了创新项目的扩散，但是在随后的每一个时间段内参与其中的孔子学院数量会不断增加，扩散事件数量也迅速增加，2016年5月后，参与扩散的孔子学院数量进入平稳增长期，符合罗杰斯(2002)所描述的创新采用速度[2]分布特征。需要说明的是，2016年是信息采集量最多的一年，这不仅与孔子学院创新项目扩散事件的数量增长有关，也与孔子学院总部官方网站所能检索到的新闻信息数量有关，不排除一种可能即有些往年相关新闻信息已经无法在网站检索到，因此没有计入此次分析数据中。

为回答Q1-1,2，本文使用UCINET 6软件得到孔子学院创新扩散行动者的总体链接网络和三个项目的链接网络。

图1 孔子学院创新扩散的时间分布(2010年3月-2016年12月)

分析总体网络及孔子新汉学计划、汉语桥与志愿者三个项目的网络，去孤立点，得到网络的相关结构性数据，见表3。

表3 孔子学院创新项目扩散的网络数据

我们发现，孔子学院创新项目扩散的总体网络密度很高，说明内部成员联系紧密，合作行为较多，网络整体效率也较理想；网络中心势指数偏低，网络形态趋近环形，表明网络中的行动者之间并无显著差异，无明显的中心点，网络各成员之间的链接分布较为均衡，关系平等，为创新项目的扩散提供了较好的可达条件，且总体网络的高聚类系数也印证了这一点。从创新项目上看，网络密度以汉语桥为最高，而后是志愿者项目、孔子新汉学计划；中心势指数普遍比总体网络高，表明三个创新项目的网络均表现出一定的集中趋势，其中，以志愿者项目最为突出，其次是孔子新汉学计划，汉语桥项目最低；三个项目网络的聚类系数都较高，表现出三个项目网络的内部结构较均衡，成员之间较平等，在这种网络结构中，扩散会获得更高的效率。

作为刻画行动者中心度和网络中心势的一种标准化测度，特征向量中心度能够在网络整体结构基础上找到网络中最核心的成员,对于无向图尤为适用[19]。为回答Q1-3,4，本文以孔子学院创新项目扩散的总体网络为分析对象，通过计算得到总体网络与三个创新项目网络的特征向量中心度，见表4。

表4显示，孔子学院机构本身，在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外方合作院校任教的当地教师、中方管理者(>=0.300)居于总体网络中的相对核心位置，表明这些行动者在创新项目的扩散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扮演着沟通和连接其他行动者的中介者角色；其次是就读于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外方合作院校的学生、志愿者、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国内政府(>=0.200)；再次是国外政府、国内外大中小学幼儿园、孔子课堂、国内教师、中国学生、国内外媒体、国内外其他机构、家庭、企业与社区(>=0.010)。这种分布情况说明孔子学院的创新项目主要通过居于孔子学院机构内部的行动者进行扩散，外部力量主要来自政府、国内外合作院校，而家庭、企业、社区、媒体及其他类型机构则处于边缘化位置，表明孔子学院创新项目的扩散活动与外部社会环境的互动较弱，仍有较大发展空间。需要说明的是，通过内容分析发现国内政府在创新项目扩散中主要通过外交部门和中国驻国外大使馆、领事馆及其工作人员发挥作用，主要是为各类文化教育交流活动、孔子学院教师及志愿者培训提供政策、资金、人员和技术等支持。从项目网络看，孔子新汉学计划项目中，特征向量中心度排名前三位的是国内大学、外方管理者、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表明三者在新汉学计划项目中发挥较突出的中介交互作用，能够最大效率连接其他行动者，创新项目在这三个节点上投放会收到更理想的扩散效果；同理，志愿者项目中前三位是志愿者、孔子学院、当地教师与中方管理者；汉语桥项目中外国学生、当地教师、中方管理者、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国内政府和国内大学是中介交互作用最强的八个节点。

表4 行动者的特征向量中心度

从创新项目的网络结构差异可看出创新项目的内容层次对其扩散网络形态的影响。作为品牌创新的“孔子新汉学计划”项目，参与主体由来自不同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各领域的精英人士构成，通过中外联合培养人文领域高端人才的方式，促进孔子学院与学术研究的协同发展，其网络密度比总体网络低，网络集中度却更高，主要围绕大学、政府、学校管理者、高校教师等行动者建构；作为社会资源创新的“汉语桥”项目，采用跨国跨地域的中外合作方式开展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如每年定期举办的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外国人汉语大赛、汉语桥夏令营、汉语桥校长访华团等，经过数年发展已经逐渐趋向稳定，行动者来源多样，网络内部互动频繁联系紧密，地位较为平等；基于知识、素养与技能创新的“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是“利用我国作为母语国汉语人力资源优势，开辟的向世界有需求国家提供汉语师资的新措施之一”[18]，面向国内国外招收、培训、考核、派出汉语教师志愿者，其行动者主要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学生、教师及管理者等构成，网络呈现相对集中趋势，表明该项目的扩散范围相对固定。

为回答Q1-5，通过分析得到创新项目扩散事件的属性类数据，基本分布是教学培训类事件151项，文化交流类事件190项，协同发展类10项。不同属性的创新扩散事件中各类行动者活动频次分布情况见表5。

表5显示，教学培训类事件中，前三位最为活跃的行动者是当地教师、志愿者与孔子学院；文化交流类事件的前三位活跃行动者是外国学生、当地教师和孔子学院；协同发展类事件的前三位活跃行动者是外方管理者、国外政府、中方管理者和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不同属性事件中的行动者分布也印证了创新项目扩散网络的结构性特点，每一类事件的扩散网络中都没有发现特别明显的高权力者或中心行动者。QAP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文化交流-教学培训事件在行动者分布上相关关系不显著(QAP Correlations 0.057, QAP P-Values 0.313)，文化交流-协同发展事件在行动者分布上相关关系也不显著(QAP Correlations 0.392, QAP P-Values 0.011)，说明在统计意义上，文化交流网络与教育培训、协同发展事件网络彼此之间影响不大，文化交流与教学培训“两张皮”的情况依然存在；教学培训-协同发展事件网络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正向关系(QAP Correlations 0.419, QAP P-Values 0.007)，显示出协同发展网络与教学培训网络的良性互动，但协同发展类事件在三类事件中数量比重最小，说明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基于组织机构的创新决策一般分为三种类型，即选择性创新决策、 集体性创新决策和权威性创新决策。选择性创新决策指由个体做出采纳或者放弃创新方案的决定；集体创新决策指采纳或者放弃某项创新方案由组织系统内部成员的一致意见决定；权威性创新决策指有组织系统内部的少数成员决定[2]。结合表4、表5看，教学培训类和文化交流类事件的活跃行动者以教师、孔子学院工作人员、学生为主，因而创新决策多采用集体性创新决策的方式；协同发展类事件的活跃行动者多是孔子学院及相关机构管理层、政府部门与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因此一般以权威性创新决策方式为主。

对研究问题1的分析结果显示，孔子学院创新项目扩散的总体网络内部行动者联系紧密，链接分布均衡，网络整体结构分散；不同属性事件中行动者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与创新项目的内容层次差异及行动者角色和功能的差异有关；总体网络和三个创新项目网络的聚类系数均很高，表明网络内部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行动者子集。为回答Q2-1,2，本文从两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出发，尝试对总体网络进行切割。通过使用Concor迭代相关收敛算法[20]，获得四个地位子集，说明26类行动者分属于四种不同的角色功能中，分布情况如下：

β1：{1-中国学生，2-外国学生，3-国内教师，17-国内社区，18-国外社区，12-国外政府，26-国外家庭，14-国外大学，15-国内中小学幼儿园，23-国内媒体}；

β2：{11-国内政府，19-国内企业，20-国外企业，21-国内其他机构，22-国外其他机构，16-国外中小学，13-国内大学，24-国外媒体，25-国内家庭}；

β3：{4-当地教师，8-孔子学院，6-中方管理者，5-志愿者}；

β4：{10-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9-孔子课堂，7-外方管理者}。

凝聚子群本身意味着其中的各行动者较子群外行动者联系更紧密、互动更频繁。通过计算子集的中心度发现，四个地位子集中各成员的平均距离基本在1—2左右，也就是说，每个子集中的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都可以建立直接联系，彼此关系可认为“结构对等”[19]，也就是说，同一子集中的行动者联系更为方便高效。需要注意的是，在现实情况中，某些子群中的某些行动者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比如β1中的国内教师-国外社区、国外家庭-国内教师，β2中的国内其他机构-国内家庭、国内企业-国外大学等，碍于地域、职业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行动者可能需要通过1个或者1个以上中介者产生联系，但由于中介者可能是同一个节点，因而这些行动者也被认为结构对等。

为回答Q2-3，本文使用E-I指数分析四个地位子集之间的关系。E-I指数(External-Internal Index)是用以测量整体网络中凝聚子群分布密度的一种算法，可用于研究凝聚子群之间的关系问题，计算公式是E-I指数=凝聚子群密度/整体密度，使用UCINET 6软件计算，得到E-I Index=0.452。这一结果表明，这四个地位子集内部的行动者均具有一定的内聚力，但程度居中，并没有形成具有极高内聚力的子群，四个子集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松散，出现“小团体”或子集间冲突的可能性较低。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如果说创新是孔子学院十余年高速发展之核心动力，那么孔子学院架构的全球网络就是促进各类行动者协同发展、实现创新有效扩散的依托路径。凭借创新项目的不断推陈出新与跨国扩散，孔子学院试图建构一个促进世界各国相互理解、实现合作共赢的综合文化交流平台。本文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考察孔子学院创新项目的扩散机制，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结论，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第一，孔子学院创新项目的扩散网络总体较为均衡，没有发现特别突出的中心权力者和权威者，网络各行动者之间关系较为平等，彼此之间具有较为理想的可达性，为创新项目扩散提供了较好的结构条件。三个创新项目的网络均表现出一定的集中趋势，其中，知识、素养与技能创新以“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为代表，网络集中程度最高，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学生、教师及管理者是其中活跃的中介行动者，扩散范围相对固定；品牌创新以“孔子新汉学计划”项目为代表，集中度居中，更为注重孔子学院社会资源的积累、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以及孔子学院品牌及其项目的增值，主要围绕大学、政府、学校管理者、高校教师等行动者建构；社会资源创新以“汉语桥”项目为代表，集中度最低，采用跨国跨地域的中外合作方式开展多类项目，使行动者来源多样化，网络内部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研究表明，创新项目扩散需要在合理定位项目属性的基础上，关注并充分利用其扩散网络的结构特性，重视发挥中介行动者的交互作用，进一步激发其在扩散网络中的传导活力，提升创新项目扩散的空间互动协同效应。

第二，虽然孔子学院各行动者在总体网络中的分布相对分散均衡，但分布位置上存在一定差异。总体上看，创新项目主要通过居于孔子学院机构内部的行动者进行扩散，孔子学院机构本身、在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外方合作院校任教的当地教师及就读学生、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及合作院校的中方管理者在孔子学院创新项目扩散中扮演着中介行动者的角色；志愿者、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国内外政府、孔子课堂、国内外大中小学幼儿园、国内教师、中国学生也是较为活跃的行动者，也居于总体网络的较中心位置；家庭、企业、社区、媒体及其他类型机构则分布在较为边缘的位置，且彼此的联系密度较小，表明创新项目扩散的大众传媒渠道和地方性渠道的利用率仍有待提升，孔子学院扩散网络的外部联系仍需加强，孔子学院与所在地的社区、企业、媒体、家庭及其他类型机构的互动合作应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拓展，而这就需要发展更多更优质的孔子学院创新项目作支撑。从扩散事件属性与创新决策类型看，教学培训类和文化交流类事件多采用集体性创新决策的方式，协同发展类事件则以权威性创新决策方式为主；从扩散事件属性与行动者活跃度看，文化交流与教学培训、协同发展类事件的行动者活跃度彼此无显著影响，协同发展与教学培训类事件在行动者活跃度上对彼此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孔子学院应加强文化交流类与教学培训类、协同发展类事件的整合互动，在创新项目扩散过程中促进行动者互动与资源共享，使不同事件的行动者网络能够有机结合，提升扩散效率，这对行动者的专业性与项目的整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三，正如英国文化委员会、歌德学院、法语联盟等海外语言与文化推广机构由官方发起或支持，孔子学院的成立与发展也有鲜明的“官方色彩”，这一方面为其快速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国外某些机构或人员对其“官方背景”的质疑甚至误解，因而客观认知政府在孔子学院发展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从上述分析中可见，中国政府在孔子学院创新项目扩散过程中，主要通过教育部/厅、外交部门、驻外大使馆及领事馆发挥作用，为各类文化教育交流活动、孔子学院教师及志愿者培训提供政策、资金、人员和技术等支持；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作为中国教育部直属单位，主要负责管理和指导全球孔子学院，提供关于汉语与中国文化的教育与交流资源及服务。对两者中心度分析发现，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主要在协同发展类创新项目(如孔子新汉学计划)中，承担更多的创新决策责任，在总体网络中均不处于中心位置，参与创新扩散事件的频率也不在活跃者之列，真正活跃的行动者主要是教师、学生、孔子学院等一线教育行动者。

第四，如果说数量增长是孔子学院在过去十年的发展常态，那么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在“一带一路”战略之大背景下谋求再发展，或将成为孔子学院未来时期发展的重心，这便要求在既有数量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推进教学、文化与学术项目的创新，并通过协同发展推动高质量项目在全球网络的扩散，提升成员专业性，深耕项目质量，增加项目的附加价值。如本文所提及的创新项目中，以“汉语桥”项目的行动者分布最为多样和均衡，而其也是孔子学院最为知名的创新项目之一，这与该项目采取的多种合作方式齐头并进，发展针对不同层次受众需求的创新项目，将项目的管理与实施常态化、规范化，将人际关系渠道、大众传播渠道和地方性渠道充分结合利用等多种举措不无关系，也就是说，创新项目的规模发展、质量提升与组织网络功能的完善与发挥应是一个协同并进的过程。

限于时间、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本文存在一定不足，有待日后继续完善。首先，本文尝试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切入，选取了三类有代表性的创新项目作为分析对象，虽然所选项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创新扩散的结构特性，但并不足以推广至所有项目类型，相对于积累12载、创造中国语言文化“走出去”诸多奇迹的孔子学院实践而言，本文的分析只呈现了冰山一角；其次，本文采用爬虫程序对相关新闻信息进行采集，但由于某些往年新闻信息已经无法检索到，或不能全面呈现孔子学院创新项目发展之全貌，且只是对数据进行了较为简单的分析，后续研究将继续深入挖掘数据意义；最后，实际情况中，孔子学院各类社会互动的行动者与关系具有多层级性，因而其社会网络往往表现出复杂网络的种种特征，且由于孔子学院需要在100多个国家的不同语言与文化语境中展开工作，实际社会环境可能更复杂，其网络形态和行动者关系也非一篇文章所能尽述，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仍待日后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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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孔子学院章程[OL].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官方网站,http://www.hanban.org/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7537.htm,2017-01-20.

[17] 周 翔. 传播学内容分析研究与应用[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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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刘 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34,190.

[20] 罗家德. 社会网分析讲义[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87.

(本文责编：辛 城)

Research on Diffusion of Innovative Pro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Case Study of Confucius Institute

ZHOU Wen-fei1,2, NING Ji-ming2

(1.CollegeofPoliticsandPublicAdministration,SDU,Jinan, 250100,China; 2.CollegeofInternationalEducation,SDU,Jinan, 250100,China)

diffusing innovative project is the crucial way for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is paper takes Confucius Institute as a research case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project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the main network structur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is more balanced, and even though the project networks are certain concentrated, the actors involved are relatively equivalen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actors; family, business, community, media and other types of social institutions are more marginalized, which shows that Confucius Institute’s network need to strengthen the external social connection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viding support and servic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diffusion of innovative projects of Confucius Institute, while the most active actors mainly come from the internal system of Confucius Institute. In the future, Confucius Institute should promote the innovations of projects,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ism of members, raise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s, and increase the added value of the projects.

innovative project; Confucius Institute; diffusi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2016-10-16

2017-05-12

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11110075614030)。

周汶霏(1984-)，女，山东烟台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国际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语言与文化传播。

G229

A

1002-9753(2017)05-005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