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对外投资战略的国际比较
——中美日三国对比研究

王衍飞，张红霞

（山东理工大学 商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当前中国对外投资战略的国际比较
——中美日三国对比研究

王衍飞1，张红霞2

（山东理工大学 商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随着中国鼓励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快速增长。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创下了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仅次于美国的2999.6亿美元，首次超越日本的1286.5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位，占全球流量份额的9.9%。“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迎来了新的黄金发展时期，充分利用对外投资战略对提高经济持续增长率以及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意义重大①。“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未来的对外投资战略转型与支持体系的构建应当树立新的发展观念，从投资模式、投资主体、投资区域以及投资行业等方面打造对外投资战略的“2.0版”。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战略阶段与转型趋势

（一）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投资战略阶段划分②

1.第一阶段，对外投资战略初始阶段（2000—2002年）。21世纪以来，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走出去”战略在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并写入了“十五”规划的建议纲要。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对外开放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不断加快。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政策，对于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及参与国际竞争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与法律不断完善，为企业海外发展战略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2.第二阶段，对外投资战略成熟阶段（2003—2007年）。2003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对外投资规模急剧扩大。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企业海外投资与跨国经营的政策，开始鼓励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参与全球一体化竞争。在完善的政策服务体系保障下，中国对外投资进入增长的快车道。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265亿美元，2008年更是突破500亿美元，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3.第三阶段，对外投资战略转型阶段（2007年至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投资环境急剧恶化，因全球金融危机而引发的粮食危机、欧债危机、能源危机以及石油危机更是加剧了全球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开始将发展重心从金融行业转向实体制造业。相比较而言，由于中国特色的汇率管制政策，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系统的冲击在可控范围之内，中国迎来了新的对外投资发展机遇期。“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企业“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加大了对企业海外投资与并购的补贴支持力度。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国内产业结构矛盾突出，“一带一路”为中国深化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思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迎来了重大历史机遇。

（二）中国对外投资战略转型与新趋势

1.对外投资的区位从传统亚非拉国家逐渐向“一带一路”国家、欧美和“避税天堂”转变。从对外投资的区域选择来看，为了应对国际政治与金融风险，传统意义上，中国企业“走出去”首选制度接近、文化认同与心理接近的亚非拉地区，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的存量依然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如今投资地区日趋多元化。一是随着“一带一路”稳步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逐渐增长，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达189.3亿美元，同比增长38.6%，是全球投资增幅的2倍。二是由于美国与欧盟稳定的政治环境、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成熟的营销网络、健全的市场体系以及发达的教育科技，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投资比重节节攀升。2014年11月，中美签订了《信息技术协定》，降低医疗设备、GPS设备以及半导体等高科技产品关税，为企业之间的投资与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氛围。2010—2014年中国对美国投资复合增长率为26%，同期中国对欧盟的投资复合增长率则高达47%。尽管面临一系列的安全审查，但总体上中国对欧盟以及美国的投资需求持续增加。三是对一些传统的“避税天堂”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增多。2015年我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企业2015年流向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以及中国香港的投资超过1164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总额的80%。

2.投资从资源行业、制造业向高端服务业转变。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国制造业正逐渐寻求从“微笑曲线”的低端加工组装环节向高端的研发、渠道与品牌方向转变。从投资行业来看，当前中国对外投资不只局限于传统的资源能源以及加工制造业，更多的企业开始向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互联网信息产业进行投资。2011—2015年间，中国对能源、矿产的投资比重从占对外投资总量的47%下降到了11%；与此同时，对金融服务、汽车运输和电信等行业的投资从占对外投资总量的10%增加到了60%，形成了资源、技术、品牌共同驱动的发展格局。

3.投资主体从国企主导向民企主导转变，金融投资方兴未艾。从投资主体来看，企业已经成为对外投资的最重要角色。统计数据显示（见图1），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比重不断提高，已经从2009年的32.4%上升到了2013年的56.1%，2015年更是达到了65.3%。其中，以华为、万达、泛海控股以及万向集团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绩效良好，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民营企业逐渐成为海外并购投资的主体，2015年民营企业海外并购占境外并购的75.6%，首次超过了公有经济企业。2015年民营企业500强的对外投资总额超过了200亿美元，占中国整体企业投资的54%，尤其占全部对美国投资的80%。此外，保险公司、主权财富基金以及私募股权基金等金融资本对外投资的快速增加成为新的趋势。

4.投资方式从对外直接投资向并购投资转变。2015年中国企业通过并购投资交易案例579起，金额高达544.4亿美元，覆盖62个国家和地区。2016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海外并购总额为617亿美元，超过2015年全年的并购金额总和。海外并购投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中国企业更加主动，尤其是行业主导企业表现得更为突出。2013年到2015年并购项目中超过5亿美元的就有81起，主要集中在国内石油、电力以及民营巨头企业。二是并购领域也日趋多元化，从传统的资源类、矿产类企业并购逐步转向高技术、互联网以及文化产业类方面。

图1 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比重

二、美国对外投资战略阶段划分与对外投资趋势分析

（一）二战以来美国对外投资战略阶段划分

1.第一个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对外投资扩张型战略。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投资总额已经超越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海外投资国。从产业选择来看，美国的对外投资主要以制造业、能源以及资源开采行业为主，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80%以上。受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影响，美国对外投资战略重心转移到能源与矿产等资源开发之上，加大了对中东、墨西哥以及委内瑞拉的石油投资。

2.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10年间，是美国对外投资收缩阶段。日本在1989年对外投资总额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而美国在该阶段的对外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不到5%，对石油、制造业、矿业的海外投资分别下滑了13%、4%和12%。但与此同时，美国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迅速增加，反映了其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过程。从资源和制造业行业向服务业转型，10年期间美国对外服务业的投资从占全部对外投资总量的10%增加到了39%。

3.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阶段，是对外投资的深度扩张时期。随着美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服务业迅速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美国对外投资从1990年的0.46万亿美元，增加到了2000年的1.3万亿美元，服务业成为投资的主要选择，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等领域。美国对外投资总额2006年为2.477万亿美元，2007年为2.994万亿美元。

4.第四阶段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的投资调整阶段。金融危机伊始，美国对外投资遭遇重创，2008年对外投资总额比2007年下降了12%。为刺激经济，美国接连出台了两轮量化宽松（QE）政策，并制订了制造业复苏计划，对外投资开始回温。利率下行背景下全球资产价格泡沫越吹越大，依托货币宽松政策，美国对外投资战略开始逐渐收紧。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美国开始推行“再工业化”促进制造业复苏，比如通过降低制造业原材料进口关税促进本国制造业发展，在此背景下，海外企业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开始逐渐向国内回温。从2010年至2015年，美国对外投资年均增幅保持在5%的水平，与2010年之前的10%—20%的增长率相比开始趋于稳定。尤其是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后，全球兴起了一股“逆全球化”的思潮，美国未来对外投资战略收紧趋势更加明显（见图2）。

图2 美国对外投资总额及增长率变化图

（二）当前美国对外投资战略新趋势

1.对外投资更加集中于经济合作组织等发达经济体。从美国对外投资的国别来看，2015年其投资目的地主要是欧洲、大洋洲以及加拿大等发达地区。具体来看，2015年美国对外总投资的71%在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在2015年所有的5.04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当中，欧洲遥遥领先，占总投资额度的58.5%，其中荷兰投资额达8581亿美元，居欧洲首位。亚太地区紧跟其后，美国对其总投资为7783亿美元，占比15.4%。这其中美国对澳大利亚、日本以及新加坡的投资超过对中国的745.6亿美元，其中对新加坡投资2287亿美元，占据首位。拉丁美洲地区投资8476亿美元，占比16.8%。加拿大一国占总投资的7%左右，投资额3529亿美元，比2014年略有下滑，占亚太地区的50%。此外，美国在非洲与中东地区的投资比重分别是1.2%和0.96%，份额非常低。

2.投资行业趋向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从对外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2015年美国的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险、开采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以及投资行业，占总投资的86%。在所有投资行业中，对非银行机构的投资额度为25822亿美元，占比51.23%；排名第二位的是制造业，投资了6608亿美元，占比13.1%。在制造业中，化工行业与计算机行业分列第一、二位，分别投资了1458亿美元和1005亿美元，计算机与通信器材、化工产业以及交通运输设备排在前三位。美国对外投资中，对金融与保险行业的投资位列第三位，占投资总额的12.2%。对批发零售业、开采业和专业科技服务业的投资份额分别为2293亿美元、2126亿美元和1160亿美元，分别占比4.6%、4.2%和2%。

（三）美国对外投资战略变化的动因分析

美国作为自由市场制度的忠实拥趸，其对外投资战略的制定目的在于提高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利润。在此战略动机之下，跨国公司成为美国对外投资的主体。由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现代企业制度较为完善，美国的跨国企业投资主要以并购国外企业为主，通过运用金融资本融合的手段实现不同企业主体的效率最大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投资战略的转变具有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首先，强势美元加大了美国贸易逆差。1980年代两次拉美债务危机之后，美国通过连续加息恢复了强势美元的地位，不仅导致大量国际资本流向美国，而且给美国企业对外投资创造了宽松的国际环境，进而提高了国内劳动生产率与投资回报率，美元逐渐进入升值通道。其次，贸易赤字问题突出。受美元升值影响，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辅之以国内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大量的美国跨国企业在此阶段开始谋划全球布局战略，寻求劳动力与资源的价值“洼地”，为实行全球化战略与优化全球资源配置蓄势。再次，服务业占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结束，美国制造业的龙头地位逐渐让位于第三产业，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比重从1990年代初期的不到60%上升到2000年的67%。随着克林顿政府的“信息高速公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互联网与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迎来新的机遇。最后，从政策环境来看，美国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战略，为自由贸易摇旗呐喊，1990年代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投资或多边投资协议。

三、日本对外投资战略历史沿革与转型趋势分析

（一）日本对外投资战略阶段划分③

1.初步成型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日本在出口导向型的国家战略下，以棉纺低端消费品为载体，开始逐步实行对外投资战略。1972年被称为日本的“对外投资元年”，随着日本的“雁阵理论”的盛行，日本的对外投资战略开始向对外转移高污染、高耗能以及资源利用效率较低的产业进行转变，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效果，日本国内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也有所改善。

2.快速推进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及融入全球经济，出台了一系列刺激对外投资的汇率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因此日本的对外投资数量呈现出狂飙式的增长态势，一举超过美国成为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三菱公司和索尼公司分别收购洛克菲勒中心、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成为日本对外投资爆发的重要标志。1989年年底日本对外投资总额高达73500亿日元，而且这一纪录保持到2007年才被打破。

3.剧烈波动变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加速了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国内经济增长与对外投资趋于平缓。进入21世纪，日本的对外投资额逐渐提升，2007年其在澳大利亚和巴西投资的铁矿石、煤炭投资总额高达86607亿日元，2008年对大洋洲和北美的投资总额创下了132320亿日元的纪录，比2007年对外投资总额高了近50%。

4.稳健增长阶段（2008年以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日本对外投资战略趋于保守，2010年对外投资下降到5万亿日元之下。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以及日元不断升值，其对外投资总额逐渐恢复，2011年对外投资总额为91262亿日元，比2010年增加了85%。随后日本对外投资总额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2014年对外投资接近14万亿日元，刷新了2008年的日本对外投资的历史最高纪录。

（二）日本对外投资战略转变的国内动因

1.货币与金融环境方面。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以后，日元开启了对美元的升值之路，与此同时，日元的强势地位也推动了日本企业的大规模对外投资。

2.国际贸易环境与对外投资空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经历了新一轮的电子产业与新技术产业更新换代，日本汽车、电器以及微电子等产品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加，贸易产品价格与技术优势明显，但与欧美的贸易争端开始加剧。欧美国家为了应对日本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通过抬高关税以及设置技术标准的方式制造贸易壁垒，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对外贸易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绕开贸易壁垒，日本政府加大了对对外投资企业的补贴力度，而且成立了专门的指导对外投资的专家委员会。从对外投资空间来讲，日本与欧美等国家的对外投资总额还有很大差距，从对外投资余额占GDP比重这一指标来看，2014年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数据分别是30%、70%、60%和40%，而日本同时期的数据仅为15%，对外投资空间依然较大。

3.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分工。1978年日本经济学家提出了将处于比较劣势地位的产业转移到国外去的“边际扩张理论”，对日本后来的产业政策制定以及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根本的指导作用。在此背景下，日本随之制定了大力发展高科技尖端技术的补贴法案《针对特定机械信息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为计算机、汽车制造以及微电子产业等高尖端技术产业提供税收和金融优惠政策，同时还成立了支持高科技产业的专项基金，用于具体产业领域内的专家指导与咨询。另外，对外投资也有助于日本企业实现技术升级和市场再造。通过对新兴市场的开发，有助于日本企业实现研发、生产与销售一体化，对于日本企业提高高技术转移分工利润和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有重要意义④。

4.政府干预。日本对外投资发展战略到1970年代发展成为“国际协调型”战略，主旨是鼓励对外投资，提高日本的全球经济影响力，而且鼓励日本相关政策银行设立海外分支机构，为对外投资战略的实施提供金融支持。对于企业，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支持政策，鼓励企业进行出口替代型的对外投资⑤。2013年在“安倍经济学”框架下，日本推行了旨在使日元贬值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目的是提高本国产品的出口，但也降低了中国、东盟等新兴国家购买日本机械零部件的成本。在此背景下，日本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加大了对东盟新兴经济体的投资力度。

（三）日本对外投资战略模式与趋势分析

1.日本对外投资战略模式。总体来看，日本的对外投资战略模式可以用“一个主导、两种理论、三个产业转移”来总结。其中“一个主导”是指政府在对外投资战略制定中起到了指导作用；“两种理论”分别是指“雁阵理论”和“边际扩张理论”，它们为日本的对外投资方向与产业选择提供了理论基础；“三个产业转移”分别是指对外投资要遵循从低级产业到高级产业、从要素密集产业到尖端技术产业、从发展中国家产业向发达国家产业转变的理论⑥。这意味着日本的对外投资战略要与国内的产业转移密切配合。初始阶段，为了配合国内低端加工制造业的转移，日本企业海外投资应该以能源与资源投资为主，而且需要选择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实现企业的全球布局。进一步，对外投资战略开始向高新技术与现代金融行业转移。在推行对外投资战略的同时，日本国内则鼓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对关键设备进行更新换代，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结构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

2.日本对外投资战略趋势分析。（1）从“绿地投资”向“海外并购”转变。日本对外投资主要以企业的海外并购为主，2012年日本海外并购金额达到670亿美元，2014年并购金额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已经增加到50%，依托国内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投资成为日本对外投资的最重要渠道。比如，2014年日本软银收购美国的通信巨头Sprint Nextel公司，出资216.4亿美元收购了其78%的股份；同年10月，日本电通公司出资43.11亿美元收购了英国广告公司Aegis Group100%的股份。日本海外并购战略的实施有着复杂的原因，从行业选择来看，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日本服务业需求规模将逐渐收缩，通过加大对海外服务业企业的并购有助于保障企业的长期发展。如2014年日本非制造业投资金额占比超过了70%。另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下滑明显，2011年进入贸易逆差时代，通过并购投资弥补贸易赤字成为日本政府的重要选择。（2）更加重视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的投资。日本在海洋发电、温室效应测量、低碳制造和绿色能源储存等领域技术世界领先，为对外绿色投资提供了重要保障。2013年，日本财政经济报告中提出了环保投资有助于提高日本企业生产效率的论断，随后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东亚峰会（EAS）也选择了低碳增长为主题，对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利用、新能源汽车等环保议题进行了讨论，并与诸多国家达成了对外投资合作协议。（3）东盟成为日本对外投资首选目的地。随着中国原材料、劳动力以及土地成本的不断上升，日本开始将对外投资的重点转向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柬埔寨等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东盟地区国家政治环境相对稳定，而且为吸引外商投资提供了大量税收优惠政策。此外，随着缅甸的民主化进程加速推进，日本企业对缅甸的投资力度也在逐渐加大。相比较而言，中日因为历史遗留问题，经常会因为各种政治议题引发政治不信任，加大了日本对华投资的政治风险。

四、中国对外投资战略面临的机会与问题分析

（一）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战略机遇

第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企业互动合作进一步深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通过扩大对新兴经济体的战略投资，改善了基础设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国际声誉度不断提升。第二，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提供了重要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大批优质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面临着破产的困境。相比较而言，中国在金融危机中表现抢眼，未出现系统性危机，企业资本金存量较为充足，为海外并购以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⑦。第三，对外投资制度日益完善。为深化改革与开放，中国大力促进对外投资制度改革，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的模式，加快自贸区建设，为多边贸易协定的签署提供了重要环境。截至2015年10月，中国已经与2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4个自贸协定，还在全球范围内签署了130多个双边投资协定。2015年11月，人民币加入SDR，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迈出重要一步。

（二）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问题

1.中国对外投资支持制度不完善。中国现有的对外投资制度缺乏对海外企业的约束力，导致企业在海外恶性竞争以及引发文化冲突，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形象。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审批制度烦琐，“九龙治水”问题突出，办事效率低下。此外，还缺乏鼓励与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金融保险制度以及投资基金，应对海外风险的防范机制还不健全。

2.国外国家投资安全审查日益严苛。如美国以安全审查为由，对中国企业在美国并购或者投资审查的频率逐年升高，2013年和2014年已经占美国全部审查案例的1/5，居于首位。据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统计数据，2005—2014年间美国审查了超过94例中国对美投资企业，占总共1050例的近10%，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3.投资目的地政治与法律风险增加。我国对外投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政治、法律以及战争风险不断提升。很多中国在海外的企业因为政治原因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例如，2014年因为南海争端，越南爆发了大规模破坏中国企业的事件，导致中国企业受损严重。

五、中国对外投资战略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

（一）中美日对外投资战略对比

基于前文的分析，研究从投资战略阶段、投资区域、投资主体、投资主导行业以及投资方向等方面对中美日对外投资战略进行了比较分析（详见表1）。共性在于，中美日对外投资总体上都经历了从低端制造到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型选择，而且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主导地位基本确定。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同国家对外投资战略有不同程度收紧趋势，但中国在其中的表现一枝独秀，对外投资总量持续增加。区别在于，美国与日本的对外投资集中在发达国家或地区，行业越来越倾向于非银行金融业与绿色低碳环保产业⑧；而中国在“一带一路”引领下，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大幅度上升，投资行业也从传统的能源、矿产等向通信、金融、保险以及高端装备制造等行业转型。

（二）中国对外投资战略的国际经验借鉴

中日两国同处亚洲，在经济发展阶段与文化上有很多的共性。从中日经济发展的历史特征来看，两国的经济趋势非常相似。第一，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日本与中国都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快速增长，1956—1974年日本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奇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第二，从世界经济地位来看，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重演了日本1968年的经济历史。第三，从经济转型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对外投资战略成为其提振经济的重要策略，相比较而言，2015年以来，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投资战略成为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选择。从日本与美国的对外投资战略转型与发展模式来看，“日本模式”倾向于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国外，投资地以东亚为主；而美国的对外投资倾向于寻求更广阔的市场，通过国内大型垄断企业的投资，维护与扩张自身的经济霸主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传统制造业逐渐丧失优势，开始转向国际市场，转为“市场寻求型”的美国模式⑨。总结美国与日本的经验，对我国对外投资战略的稳步推进有重要意义。

1.构建跨国公司主导和企业协同发展的对外投资模式。从对外投资的实施路径来看，美国企业无论是在资金规模还是管理水平上，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对外投资以跨国公司为主导，倾向于采取并购投资的模式。相比较而言，日本企业更倾向于抱团投资的方式，政府驻外领事馆和行业协会在促进企业与东道国政府沟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未来中国应当借鉴美日对外投资的经验，选择一部分行业龙头企业实施跨国并购战略，通过资源与技术整合提高行业领先地位；而对于那些规模较小但在某一领域技术世界领先的企业，应当采取企业抱团式的方式争取政府与行业组织的支持⑩。

2.完善对外投资支持体系建设。美国与日本都制定了一系列促使对外投资体系建设完善的政策：第一，多边投资协定与企业援助政策。美国与全球165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美国与日本分别设立了国际开发署（USAID）和国际协力组织（JICA）负责对外投资企业的援助工作。第二，金融支持政策。除以上两种支持政策外，美日还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了大量的金融支持⑪。美国进出口银行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为本国对外投资企业提供优惠贷款。第三，投资税收支持制度。日本为对外投资企业建立了投资风险准备金，并延迟了其纳税的时间表，在企业亏损之后能够获得准备金的补偿，降低了企业的破产风险。第四，信息咨询服务。日本与美国均设立了大量的为对外投资企业服务的专门组织，例如日本经产省、贸易振兴会、JBIC等，通过政府平台与前期调研为对外投资提供信息、研究和咨询。美国则有大量的市场化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为企业提供海外投资情报和咨询服务。中国应该借鉴日美的经验，加强与世界多个国家的双边投资谈判，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金融、税收、信息咨询服务等政策支持。

表1 中美日对外投资战略比较

3.利用对外投资渠道推动中国战略新兴产业“走出去”⑫。21世纪以来，随着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为人类所熟知和接受，全球低碳环保与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中国的低碳产业产值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而且绿色发展也是中国未来“五大发展理念”之一，2015年工信部《中国制造2025》也提出了绿色工程制造的发展计划⑬。中国将节能环保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生物以及信息技术视为新时期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将成为未来中国新兴产业“走出去”的主力军。

4.抓住“一带一路”重大机遇实现对外投资战略升级。“一带一路”下，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虽然美国主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协定（TPP）暂时搁浅，但在当下特朗普当政的政治环境下，反全球化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中国对外投资需要警惕此类风险。“一带一路”的实施，对于中国提高对相关国家投资、消除贸易壁垒有重要意义⑭。中国应以此为契机，打造对外投资战略升级的2.0版本，借鉴日本的“国际协调型”和美国的“跨国企业主导型”的投资模式，引导国内产能过剩行业向海外转移⑮。此外，还应该借鉴日本的战略转型之路，抓住“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机遇，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友好合作基础，加强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于获得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广阔的消费市场有极大推动作用。

注释：

①张汉亚：《“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新阶段》，《区域经济评论》，2016年第5期。

②张斌、杨亚、何艳：《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研究》，《财政研究》，2014年第6期。

③喻平、孙小津、童藤：《日本阶段发展经验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④施锦芳、胡丹凤、郭亚强：《日本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对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启示》，《大连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⑤彭凯、段元萍：《日美对外投资经验对我国“一带—路”战略的启示》，《改革与开放》，2015年第17期。

⑥林铮凌：《新加坡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研究》，云南财经大学学位论文，2014年。

⑦常雅惠：《新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学位论文，2014年。

⑧施锦芳：《新一轮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变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国际贸易》，2014年第11期。

⑨姚利民、余凯丽：《中国、美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附加值的影响对比》，《经营与管理》，2016年第12期。

⑩宗芳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与战略重点》，《国家治理》，2016年第3期。

⑪何新易：《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因素》，《管理世界》，2016年第1期。

⑫樊增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问题与战略选择》，《中国流通经济》，2015年第8期。

⑬ Ning L：《Exploring“Onward-journey”ODI Strategies in China’s Private Sector Businesses》，《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Business Studies》，2011年第1期。

⑭Wang B，Wang H：《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ODI）: Patterns，Motivations and Challenges》，Social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1年版。

⑮Zhang H，Peng X：《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ODI in China: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Finance&Trade Economics》，2013年第5期。

2017-01-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JL081）

1.王衍飞，男，博士，山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发展研究；2.张红霞，女，山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