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聚类分析
——以江苏省20个县为例

陆岷峰，葛和平

(1. 南京财经大学 中国区域研究中心，南京 210005；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南京 210044)



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聚类分析
——以江苏省20个县为例

陆岷峰1，葛和平2

(1. 南京财经大学 中国区域研究中心，南京 210005；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南京 210044)

县域经济是以“三农”为主体的地区经济。以江苏县域为研究对象，对江苏省20个县进行的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江苏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呈现不平衡性及多头变动趋势。为此，县域普惠金融机构及行业应更加注重服务低收入群体，开拓农村金融市场；按照“一县一策” 原则，实施“金融科技”战略，实现线上线下互动发展，多渠道、宽角度为大众提供丰富的高质量金融服务，促进县域多元化的金融供给与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匹配协调发展；加强与其他县域普惠金融的交流合作，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社会均衡发展。

金融发展；县域普惠金融；“一县一策”；金融科技；江苏省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及“发展普惠金融”理念，为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导。《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的制定为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中央到地方、从机构到客户也逐渐形成普惠金融发展的良好环境。发展普惠金融有利于带动国内低收入家庭消费、中小微型企业经济运行，也有利于促进企业的经济发展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金融服务发展相对滞后，农村金融服务供求难以匹配，阻遏了广大农村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而国际经验表明，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生产资源的有效合理分配、缩小城乡之间差距和减少贫困现象的发生，也有助于实现社会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2008年，扶贫协商小组(CGAP)编写的《服务所有人——建设普惠性金融体系》报告，基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详细阐释了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性、难度及措施，该报告已成为纲领性的国际文件。同年，普惠金融联盟(AFI)在泰国曼谷成立，其目的在于帮助与指导欠发达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2009年，G20成立普惠金融专家组，制定了普惠金融九项发展原则和七项行动计划，加快了普惠金融的区域性建设和全球化进程，也引起了世界各国对普惠金融的广泛关注。

国外学者对普惠金融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思路，如Patriek Honohan(2004)指出，金融深化一方面可以降低贫困比例，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人们的平均收入，从而可以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1]。金融发展要真正降低全社会的贫困率，真正帮助穷人。同时，应该着力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提高所有人享有金融服务的水平(Demirguc-kunt & Levine，2008)。

普惠金融的发展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Arora(2010)认为，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是衡量普惠金融的重要因素，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考虑，应包括银行服务的各种费用以及开立账户的最低额度等[2]。Bihari(2011)通过对印度普惠金融发展现状的研究，认为手机银行已经为老百姓所接受，能够为贫困人群和非银行客户提供金融服务。Eduardo等(2012)以巴西为研究对象，发现信息技术可以带动普惠金融的发展，是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Fungdeovd&Weill(2014)通过对中国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收入和教育程度与普惠金融正相关。纵观国外学者的普惠金融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一些学者已应用数学和金融模型来研究普惠金融，涉及文化和法律制度等影响因素，并对区域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进行了比较研究。

(二)国内文献综述

基于世界银行的扶贫协商小组(CGAP)对普惠金融的界定，吴晓灵(2015)认为，普惠金融是在金融机构自身财务可持续的基础上以合适的价格提供金融服务，公平对待所有客户，满足所有客户的金融服务[3]。从社会责任角度来看，普惠金融是要让社会所有阶层平等享受金融服务的机会与途径(焦瑾璞、陈瑾，2009；李东荣，2014)，以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朱叶(2013)通过普惠金融的研究，特别关注中国普惠金融体系的可持续性建设。基于普惠金融理念、核心思想、发展所需条件，李雅静、程钟琪(2015)剖析了现阶段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现状，明确了中国在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阻遏。郝依梅等(2016)在普惠金融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影响因素以及减贫效应等进行了阐释。周小川(2013)认为应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金融服务现代化水平。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城乡金融发展不协调是导致城乡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村融资难、农村金融供求失衡、农村金融服务获取难等问题依然存在，尤其表现在中小微型企业信贷、农户基础金融服务供给相对不足上。如马九杰等(2013)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低水平的状况，指出农村金融信贷约束、基础金融服务短缺问题，并揭露了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主体及行为的不匹配现象。高彦彬(2014)认为，构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需要解决农民缺少贷款抵押品、业务成本较高、金融机构融资渠道狭窄，以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落后、法律环境不健全等问题[4]。林宏山(2014)指出，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覆盖面收缩，金融机构的服务倾向于向大企业、大客户，而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融资受到忽视[5]。王静、吴海霞、霍学喜(2014)基于农村金融需求视角，分析了农村信贷约束、农户融资困境及其金融排斥的状况，进而得出性别、教育程度、家庭成员的社会阶层、家庭收入水平是制约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结论。胡振、臧日宏(2014)利用聚类分析法对农村金融排斥的评价指标归类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金融排斥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6]。马富华、史贤良(2015)认为，农村“信用企业”的评定创建和农民合作社信用评估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农村信用体系和金融生态环境健康发展[7]。卫文玥(2016)对中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宏观、中观、微观三层面的阐释[8]，并从法律体系、机构设置、金融供给三个视角总结了农村普惠金融不发达的缘由，进而提出了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对策。

二、江苏县域经济与金融发展

(一)江苏县域经济整体发展

截至2014年，江苏省一共下辖21个县和23个县级市，江苏省在注重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多个县或地级市的经济在全国位列前茅。伴随着多轮行政区划调整，广阔的县域地区或是县级市地区被划入了城市范畴，形成了新的行政区，这也在无形中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推动了原本县域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县域经济的发展与城市依旧存在较大的差距，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依旧不完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依旧较低。如何开拓县域市场是普惠金融机构经营的难点之一，能否为县域居民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也是检验普惠金融发展的根本要素。

1.江苏县域经济发展居全国前列。普惠金融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金融行业，其在兼顾经营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是否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推动了社会均衡的发展，是衡量普惠金融行业是否成功发展的重要标杆之一。然而反观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虽然江苏省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各项指标均处在全国前列，但城乡间的差距依旧是不得不正视的发展问题之一，与城市高楼林立、生活富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农村的落后、贫困。江苏省的农村发展近年来较为迅速，得益于政府的合理规划以及社会共同的推动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全国最富有县级市前20排名中，江苏具有8个席位，昆山连续6年名列该榜单榜首(见下页表1)。县级市的经济发展强劲对整个县区农村等地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表1 2015年中国最富有县级市排名

数据来源：福布斯中文版

普惠金融的服务目标是促进社会更加平衡发展，缺失了这一根本的属性，普惠金融行业与传统的金融行业别无二致。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也一样，在注重开拓城市市场、提升经营效益的同时，也应当关注县域市场的开发，为县域消费者带来与城市一样的高品质金融服务。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不断推进，城市的体量越来越大，城市范围不断扩张，为迎合发展的需求，行政区划调整也在按照城市发展的既定节奏不断推进，行政县撤县变区或提升为县级市的现象层出不穷，以南京市为例，2000年以来，南京一共实施了三次撤县设区，仅2013年就将溧水县和高淳县并入南京市区，改为新的溧水区和高淳区。行政区划的调整虽然增添了城市发展的活力，缩小了农村市场的范围，但县域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与城市依旧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开拓县域市场依旧是普惠金融机构的工作重点之一，普惠金融行业实现促进社会均衡发展的目标依旧任重道远。

2.江苏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江苏省的经济发展成果有目共睹，社会发展速度也令人瞩目。城市的发展是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而县域经济的发展才是衡量社会发展平衡度以及长久性的重要指标。江苏省在严把城市发展标准的同时牢记县域的社会进步，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江苏省县域经济的发展凭借着自身扎实的社会基础，同时也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奋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涌现出一大批全国闻名的县级行政区域，如昆山的制造业赫赫有名、宜兴的陶瓷有口皆碑、隶属于江阴的华西村“中华第一村”的名号更是妇孺皆知。

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是全国经济成功发展的典范，经济体量的巨大也彰显着经济发展成果显著，然而各个行政县也具有各自的发展特点，人口是市场的决定因素，就人口而言，各个行政县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不同的县市场体量不尽相同，各个县域也具有不同的市场特点，各个县域的发展情况也不尽相同，经济体量也存在较大差距。细观各个县域的经济发展情况，虽然难以与各个地市的数据进行对比，但对比各个县域的发展情况依旧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以地区生产总值为例分析各个县域的经济发展情况，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地区生产总值，还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昆山、江阴、张家港三个县级市都稳坐前三宝座，苏南和苏北地区的县域市场发展具有一定的差距。从中也不难发现，排名靠前的大多是县级市，这说明县级市的经济发展条件要普遍优于传统行政县；而江苏省44个行政县和县级市中，县级市的数量达到了23个，这也说明江苏省县域经济整体发展的良好。

(二)江苏县域普惠金融发展

江苏省整体经济发展环境良好，城市经济发展迅速，质量也不断提升，产业结构得以优化；而江苏省县域经济的发展同样令人称赞，在近日国家工信部颁布的《2016年县域经济100强》榜单中，江苏省占17席，囊括前四的席位，昆山依旧毫无悬念地排名第一。但是，该榜单也显露出一定问题，其中苏南苏北差距悬殊是最为明显的一点，入围的17个江苏省县域单位基本都集中在镇江、常州、苏州、南通、无锡、泰州这些苏南、苏中地区，而苏北地区仅有东台市入选。江苏省在注重缩小城乡经济差距、发挥苏南带头作用的同时，也应注重苏北地区的发展。

县域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基础扎实，这为江苏省县域金融行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江苏省农村商业银行数量明显增长，从业人数也逐年增加，2010—2014年，江苏省农村商业银行出现了质的飞跃，而农村信用社则逐渐衰退，无论是机构数量还是从业人数都与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背道而驰(见下图)。出现这样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撤县设区，农村信用社市场越渐变小，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使得众多竞争能力不强的农村信用社退出市场舞台，而县域市场消费者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越发提高，发展起点更高的农村商业银行市场逐步扩张；二是随着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壮大，逐步达到了农村商业银行的设立标准，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村信用社转变为农村商业银行。因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县域市场的金融产品要求逐步提高、县域金融市场规模逐步扩大。综合上述分析，普惠金融机构对于县域市场的开发势在必行，并且要引起足够重视。

图 2010—2014年江苏省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机构数量

数据来源：江苏统计年鉴

县域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品质的提升离不开政策的合理导向。近年来，由于国际经济大环境的疲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的力度略显不足，因此国家积极倡导消费、扩大内需，家电下乡等政策的制定实施激活了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江苏省县域消费情况也同样得到拉动。而县域市场消费缺口的打开促进了农村贷款，国家也先后推出了农业贷款、农户小额贷款等一系列针对县域市场的小微金融产品。与此同时，金融行业的跟进也反向拉动了消费，两者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这也提升了农户对于金融产品的认知程度，方便了普惠金融在县域市场的推广。

三、实证分析

普惠金融的发展目标是要促进社会平衡发展，而县域市场是传统金融行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因此，普惠金融机构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应当更加注重对县域市场的开发。基于此，本文采用聚类分析法，选取江苏省20个县的相关数据，从经济发展情况和金融行业发展方面进行了分类类比。

同时，本文利用聚类分析法将江苏省20县普惠金融发展综合能力分为5组(见下页表2)。其中，江苏20县可以分为两大类，代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综合能力。

通过运行SPSS，将江苏省下辖20个县根据各自的实际发展特点分为2大类、5小组，可以看出，第1类占30%、第2类占70%。在第1类中，普惠金融发展能力较强的有2个，普惠金融发展能力较弱的有4个；在第2类中，普惠金融发展能力较强的有2个，普惠金融发展能力一般的有4个，普惠金融发展能力较弱的有8个，这表明江苏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呈现不平衡性及多头变动趋势，各县域应通过发现各自的相同特点寻找到县域发展的互通之处，提升各自的经营水平，促进普惠金融县域市场的开发。

表2 江苏省20县分类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县域地区的经济发展实情与城市依旧存在较大差距，开拓县域市场依旧是普惠金融机构的工作重点之一，普惠金融行业实现促进社会均衡发展的目标依旧任重道远。

第二，随着县域市场对金融产品要求的逐步提高，县域金融市场规模逐步扩大，普惠金融机构对于县域市场的开发势在必行，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第三，县域市场消费缺口的打开促进了农村贷款，加之金融行业的跟进反向拉动了消费，两者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这不仅促进了金融产品服务深入县域市场，提升了农户对于金融产品的认知程度，而且方便了普惠金融在县域市场的推广。

第四，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呈现不平衡性及多头变动趋势，各县域之间应寻找到县域发展的互通之处，并且对比分析双方的经营管理过程，提升各自的经营水平，促进普惠金融县域市场的开发。

为此建议：一是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应以社会责任为理念，推动均衡化社会的进程是普惠金融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县域普惠金融机构及行业应更加注重服务低收入群体，开拓农村金融市场。二是县域范围内的普惠金融服务机构在坚持为低收入群体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的基础上，应形成各自的发展特点，使机构的发展更有认知度。同时，县域普惠金融监管部门也应注重形成当地的行业发展规模与特点，合理制定普惠金融行业的发展规划，坚持对行业机构给予正确的引导和积极的扶持；加强与其他县域普惠金融的交流合作，共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社会均衡发展。三是按照“一县一策”原则，实施“金融科技”战略，促进多元化的金融供给与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匹配协调发展；县域普惠金融应逐步实现线上线下互动发展，多渠道、宽角度为普通大众提供丰富的高质量金融服务，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社会的均衡发展。

[1] PATRIEK H. 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poverty：how close are the links？[M].New York：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4.

[2] Arora R U. Measuring Financial Access[R].Griffith University，Discussion Paper in Economics，2010，(7)：1-21．

[3] 吴晓灵.普惠金融的根基[J].中国金融，2015，(19)：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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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林宏山．互联网金融助推普惠金融发展探讨[J].上海金融，2014，(12)：38-40．

[6] 胡振，臧日宏．中国农村金融排斥地域差异及因素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4，(6)： 115-123．

[7] 马富华，史贤良．基于普惠金融视角的农村金融服务研究[J].浙江金融，2015，(2)：50-52．

[8] 卫文玥.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问题浅析[J].宁夏农林科技，2016，(3)：47-49.

[责任编辑：陈淑华]

2016-12-10

陆岷峰(1962—)，男，江苏金湖人，首席研究员，教授，经济学博士，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从事宏观经济和中小企业研究；葛和平(1974—)，男，江苏南京人，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从事金融工程、企业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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