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技术创新下的经济学范式革命与历史观重构

毕 波，陈旭升

(哈尔滨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80)



时代变迁、技术创新下的经济学范式革命与历史观重构

毕 波，陈旭升

(哈尔滨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80)

技术的进步、时代的变迁、人类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使经济学范式发生了持续革命，劳动价值论逐渐被要素价值论所取代，劳动的首要地位也先后被资本、技术所取代，鉴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传统群众史观的理论基础，经济学范式的革命必然要求对群众史观进行重构。尽管技术精英史观与群众史观在价值创造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但在坚持人民主权和公平分配的目标上却完全一致，可以说技术精英史观是对群众史观的进一步完善。技术精英史观的形成也必然要求对国家发展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使制度式的再分配模式取代残补式的再分配模式，人才战略取代人海战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改变传统思维模式，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企业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时代变迁；范式革命；精英史观；群众史观；经济发展理论

一、时代变迁导致经济学范式革命

“范式”这个词是由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指某一个历史时期为大部分共同体成员所广泛承认的问题、方向、方法、手段、过程、标准等。库恩对科学发展持历史阶段论，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即“范式”。范式通过一个具体的科学理论为范例，表示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于古代科学，托勒密天文学之于中世纪科学，牛顿力学之于近代科学的初级阶段，微粒光学之于近代科学的发达时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于现代科学。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入，旧的理论范式会逐渐过时，难以解释新现象、新问题，由此产生新矛盾，新矛盾又会刺激新理论的出现，随着新理论的产生、被学术共同体普遍接受，新的科学范式逐步确立并取代旧范式，直至新的矛盾出现，人类的认识就是这样阶段性地不断向前发展，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靠近。

范式理论被提出后，迅速越出科学史的范畴，开始向其他学科领域渗透，并获得普遍的认同。从经济史的角度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人类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经济发展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几个阶段，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阶段，由于农业是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农业的劳动密集型特征使劳动力与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财富的主要来源，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但鉴于土地的相对恒定性，劳动力数量的变化才是影响财富变化的决定因素，因此在这一阶段，劳动价值论成为主要的经济学发展范式，亚当·斯密、魁奈、威廉·配第，包括马克思的理论都属于这个范式。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机器大工业对工场手工业的替代，工业产值与工业生产率的飞速提高，普通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首要作用逐渐被资本所取代，西欧与北美等资本主义强国的迅速崛起就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价值论逐渐被要素价值论所替代，土地、资本与劳动力共同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这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哈罗德-多马、柯布-道格拉斯方程，使要素价值论成为新范式，资本成为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首要经济增长要素。然而，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科技革命的加速度，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传统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模式又逐渐被技术密集型生产模式所取代，技术已经作为一种单独的生产要素作用于经济发展，使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随着后工业社会在发达国家的到来，知识经济的发展，技术逐步取代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这样，技术经济范式逐步取代资本经济范式，这直接影响到后来的经济发展理论，由索洛残差到库兹涅茨方程就是这种思维范式转变的表现[1]。尽管后来人们又提出人力资本、制度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一系列新理论，但都不能取得范式地位，因为人力资本的基础是技术进步；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制约，一般情况下制度变迁受技术进步的诱导，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后遗症太大，路径依赖严重，从长期来看成功得很少，因此，与社会资本一样，制度资本作为上层建筑只具有派生性质，不能成为范式的基础。对于经济发展理论来说，劳动价值论、资本价值论与技术价值论就分别代表了人类经济发展三个阶段的三种思维范式。

由于价值观是历史观、分配观建立的基础，因此价值创造理论范式的革命必然会引起历史观、分配观的改变。古典劳动价值论范式产生的是群众史观与制度式再分配，资本价值论范式产生的是精英史观和残补式再分配，那么，技术价值论范式会产生什么样的历史观和分配理论呢？

二、经济学范式革命要求对传统历史观进行重构

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长期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导致劳动价值论范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长期的思维范式，古典的劳动价值论必然会导致群众史观，中国革命的人民战争特点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历史观。尽管革命主要对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进行了调整，并没有对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做出多大贡献，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技术的进步，人民战争、人海战术对于军事力量的强大，经济的发展已经意义不大，古典的劳动价值论也不能有效解释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双赢的现实，但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路径依赖和知识精英知识范式的陈旧，这种落后的思维范式依然主宰着相关学术领域。认识论转变的滞后必然导致决策的失误，大跃进就是在这种片面历史观指导下进行的错误决策。要避免中国的现代化改革重蹈覆辙，就必须改变长期固守的旧思维范式，对传统片面的群众史观进行深刻反思，尽快实现思维范式的革命，只有这样，才能顺应时代的变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旧的群众史观是在前工业化时期形成的，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低下、人们认知能力有限，导致这种历史观存在着严重缺陷。

1．把人民群众与精英简单地对立起来或等同起来存在严重的逻辑问题。由于人民群众的范围很广，包括了精英与普通大众，因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就内在地包含了精英创造历史，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与精英创造历史这两种观点对立起来存在着严重的逻辑问题，因为精英与人民群众是从属关系，不能进行比较。因此，群众史观中的群众应该不是指人民大众，而是指人民大众的子集——普通大众，真实的历史观冲突应该是精英创造历史和普通大众创造历史之间的冲突，只有这样，比较才符合逻辑，也才有意义。但有些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既然精英属于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因此精英创造历史实际上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种观点也存在着同样的逻辑错误，我们说汗血宝马是千里马，但不能因为汗血宝马是马的一种而因此推论所有的马都是千里马，在逻辑中，属具有种的所有基本特征，但不能倒过来说种具有属的所有基本特征。还有一些人认为，精英在成为精英之前也是普通大众，他们来源于普通大众，因此，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看精英与普通大众是同一的，精英创造历史就是普通大众创造历史。这种看法只看到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而忽视了事物之间的本质区别，作为人民群众的两个组成部分，尽管精英和普通大众有相对性的一面，在一定条件下普通大众可以转化为精英，但两者在一定标准下也存在着绝对的区别，精英特指那些对社会历史进步起到较大推动作用的个人的集合，普通大众则指那些对历史发展作用很小或基本不起作用的个人的集合，普通大众中的某些杰出人物有可能转化为精英，但精英一般不会再转化为普通大众，两者存在着本质区别。在所有已知的历史中，精英人物总是社会少数，普通大众构成了人口的绝大部分。

2.对于精英的界定存在严重偏见。长期以来，人们对精英的界定主要集中在政治精英层面，文化精英也有所涉及，科技精英却常常被忽略，这种情况在群众史观和精英史观中同样存在。出现这种情况有其主客观原因，从客观角度看，由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政治精英一直处于社会前台，身处国家军事、经济、政治活动的中心，其活动对于社会发展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更受关注。文化精英由于掌握意识形态，有利于巩固封建体制，赋予封建等级制度合法性，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因此也成为精英群体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技术精英对社会的影响则要隐蔽得多，主要通过生产力的进步体现，很难被社会大众察觉，因为古代社会生产力进步缓慢，每一代人在有限的生命中很难感受到生产力进步的影响，因此技术精英的作用常常被社会忽略，直到近代科技进步加速以后，人们才能深刻地感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从主观角度看，长期以来，由于政治精英掌握国家政权和话语权，为了把自己神化以证明自己享受统治特权的合理性，他们极力鼓吹英雄史观，因此无论是中国的二十四史还是西方古代编年史，其实都是政治精英的家族史，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是其主要内容。文化精英由于掌握意识形态特权，垄断文化的传播，为保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也将自己神化，鼓吹文化精英的重要性。只有技术精英由于缺乏话语权，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被忽视，绝大部分默默无闻，潦倒而死。但实际上，相对于政治精英、文化精英而言，技术精英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更大，他直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了基本动力，也间接导致了思想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促进了社会形态的更替。因此，科技精英才应该是精英群体的核心，说精英创造历史应该主要是指科技精英而不是指政治精英。

3.只强调时势造英雄，而对什么造时势则语焉不详。历史观中有一个概念叫时势，指某一段时间内的社会情势，是政治精英发挥个人能动性作用的背景，比较客观，政治精英一般只能利用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然而，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时势，历史学家之间的分歧很大。一般来说，时势的形成有两种因素：一种是客观因素，如环境变迁、生态灾害、偶然性事件造成的外部刺激，形成诱致性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最终导致社会变革，形成时势，如欧洲中世纪的鼠疫导致的人口大量减少对欧洲商品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美洲的发现、新航路的开辟对于西欧工业革命的影响。另一种是主观因素，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形成的技术进步促进生产力不断发展，导致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冲突，形成社会变迁的客观情势。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因为不可抗的自然因素导致的社会时势变迁并不多见，即使出现也只能作为一种外部的促进因素，必须通过社会发展的内在因素发挥作用。欧洲中世纪鼠疫导致的人口大量减少促进了欧洲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十字军东征后东方先进技术的传入，欧洲内部之间经济分工的细化，城市的复兴和生产技术的积累，地方自治和罗马法传统，大宪章代表的权力制衡，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竞争，如果没有这些前提，仅仅人口的大量减少并不会导致欧洲社会的变革。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王朝更替后都会出现人口的大量减少，但由于缺乏技术进步的内在诱因，这种人口减少并没有导致社会出现本质性的变革。在历史上，由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冲突而形成的内在社会变革才是人类社会时势形成的主要原因，其中生产力的发展是时势形成的根本动力。群众史观基于劳动价值论范式，对于时势造英雄解释得比较清楚，但对于什么创造了时势却语焉不详，甚至与马克思的社会动力学相抵触，抛开生产力基础谈论社会革命，将社会革命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罔顾中国2 000多年不断的农民革命并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只有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社会革命才能推动社会进步，抛开生产力发展这个社会根本动力谈时势显然不合适。

4.对生产力发展动力的理解严重落后于时代。传统的群众史观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认为普通大众的劳动(主要是简单劳动)是物质财富形成的主要源泉，因此，普通大众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然而，技术精英史观却强调技术精英才是生产力进步的根本动力，技术(一种创造性劳动)而不是普通劳动(重复、简单劳动)才是生产力进步的主要源泉，技术进步不是依赖于占多数的普通劳动者，而是依赖于占少数的技术精英。随着现代化的不断高级化，科技革命的不断爆发，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劳动价值论逐渐被主流经济学边缘化，知识经济的到来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进程，科学技术终于摆脱了对生产工具的依附状态，作为独立的生产力要素浮现出来，成为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这样，科技进步而不是普通劳动增加是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逐步成为全社会共识，社会发展过程就可以简化为：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形成时势(革命或改革)—产生英雄(政治英雄，属于派生产品)。在这一系列动态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科技进步是第一推动力，它导致一系列的多米诺效应，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由于传统的群众史观存在着内在缺陷，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存在着严重偏差，导致中国现代化实践遭遇多次挫折，只有尽快突破旧思维范式的路径依赖，在新思维范式高度上对传统历史观进行完善，我们才能找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发现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三、知识经济范式下的技术精英史观

通过对传统群众史观与技术精英史观的比较，我们发现两者在时势造英雄上存在着共识，也基本认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时势形成的基础，认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在谁是科技进步的主导力量上双方却存在着根本分歧，群众史观认为普通大众是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是他们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形态的更替；技术精英史观则认为少部分技术精英才是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是他们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形态的更替。如果承认普通大众是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群众史观就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如果承认少部分的技术精英是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技术精英史观就具有内在的合理性。那么，普通大众和技术精英到底谁才是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谁才是生产力进步的根本动力呢？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技术精英就是生产力进步的主要贡献者，普通大众只是技术进步的受益者，他们的个人生产能力严重依赖于历史或当代技术精英的技术积淀与开发，与个人的能力相关性不大，其生活水平的提高严重依赖于技术精英开发的技术创造的财富的积累，也与个人的努力相关性不大。只不过在古代社会，由于技术进步缓慢导致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也非常缓慢，技术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这种贡献者与受益者关系难以被人们察觉，但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技术进步速度和扩散速度非常快，技术精英创造的财富积累很多，导致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很快，使技术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贡献者与受益者关系非常明显，很容易被察觉。这种关系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更为明显，因为作为后发国家，中国无须做出多大的技术开发努力就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快速引进国外成熟的生产技术实现生产力的快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成为技术进步的受益者。以中国中部山区的一个普通农民为例[3]，15年前这个农民延续着唐朝以来的农业生产模式，年生产商品水稻1万斤，假设每斤水稻的价格为1元(人民币，下同)，则年可以收入1万元，为对比更方便，假设当时市场上只有一种商品出售，这种商品是一种通信产品叫“大哥大”，价值也刚好为1万元人民币，那么这个农民的所有收入正好可以买一部“大哥大”(手机的雏形，其实当时的价格可能更高)。15年以后，假设这个农民根本没有任何技术进步，水稻产量依然是1万斤，但粮食价格上涨到每斤1.5元一斤，总共可以收入1.5万元，现在假设市场上依然只有一种商品既通信产品手机可卖，由于技术进步，手机价格下降很多，1.5万元可以买到5部每部价格3 000元的三星手机，在当前市场上，3 000元的手机在功能、信号、外观、便利性等各方面肯定比15年前每部1万元的“大哥大”强很多。因此，可以说这个农民自己没有任何进步，但外部技术的进步导致其生活水平从量上提高了5倍，如果从质上看提高了可能还不止5倍，如果这个农民采用更先进的农业技术，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可能会大大下降，农业收入可能会更多，其生活质量提高的倍数也将更多。由此可见，技术进步使这个传统农民降低了劳动强度，减少了劳动时间，却提高了农业收入，增加了财富，使他成为技术进步的净受益者。在这个社会上，绝大部分的普通劳动者接近于上例的传统农民，对技术贡献甚少甚至基本没有，但从技术进步的外溢中获得的额外收益却很多，导致其福利水平的被动提高。

普通大众这些额外增加的财富来源于技术精英技术开发导致的生产力进步。技术精英劳动与普通大众劳动的差别就在于劳动是否具有创新性，对于技术精英来说，其劳动特点有二：一是属于创造性劳动，能把生产力提高到新的高度；二是外部性比较大，不仅惠及当代，从空间维度增加社会总财富，而且也从时间维度不断增加历史总遗产。因此，普通大众获得的额外财富既包括当代技术精英技术进步创造的新财富，也包括历史精英以生产力传承而形成的历史财富。我们可以将微软公司前总裁比尔·盖茨的劳动与普通大众的劳动比较一下，由于视窗系统发明的成功，比尔·盖茨的资产在纳斯达克股市高峰期超过1 000亿美元市值，微软公司的很多创业元老也成为亿万富翁，加上大批盗版者的暴利、消费者的剩余，一项技术创新创造的财富极为可观，仅仅比尔·盖茨的个人财富就可以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GDP总值。如果再考虑一下历史上那些更具原创性、对历史进步更具里程碑意义的发明创造，如造纸、印刷术、火车、汽车、轮船、电脑等的发明，这些发明创造的财富可能更多，但由于缺乏专利保护，这些大发明家大多穷困潦倒而死，他们创造的财富通过社会外溢、历史的财富传承而以固定资产投资、机器设备等方式存在，其最重要的部分则通过无形的技术传承方式构成了历史的生产力基础，成为历史遗产，不断提高社会的生产力水平[4]。

在以知识命名的经济时代，绝大部分学者都认同科技进步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但那些原创性的技术进步到底是由少数天才的开拓性发明奠定基础还是由多数人的不断修正量变而成，学者之间却存在严重分歧。坚持群众史观的学者普遍认为技术进步是由多数人的共同努力完成，但精英论者更强调少数精英开拓性发明的重要性。应该说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从技术进步的历史看，似乎精英论者的观点更符合现实。历史上一些重大的发明基本上是由少数精英奠定技术基础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如造纸术，大家一般认为是蔡伦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认为印刷术是毕昇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认为火药是药王孙思邈所发明，虽然他们可能只是这些技术进步中的关键一环，但仅仅只有他们能够青史留名就说明，只有他们才对这些发明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从近代以来的技术进步看，技术进步似乎也只是少数人的杰作，蒸汽机主要由纽可门、瓦特两个人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火车主要由斯蒂芬森发明，汽船主要由道尔顿发明，内燃机主要由奥托、戴姆勒、狄塞尔三个人分别做出了原创性的工作，卡尔·本茨、福特对于汽车的发明也是一样。每一个划时代的技术进步都是由一个或几个里程碑式的技术精英做出，通过外部性促使生产力提高到新的水平。即使在今天，尽管高等教育已经全面普及，公众的知识水平普遍提高，基础设施和试验设备也极其完善，政府对科技的资金投入、政策倾斜的力度也非常大，各种大学、科研机构林立，但科技进步依然只是极少数人的事情，与绝大部分人无关。

表 中国的专利数量

资料来源：www.sipo.gov.cn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中国的大学数量、知识分子和研究人员数量、资金投入都有了很大增长，专利保护力度、政府支持力度都非常大，但技术进步依然只是少数国民的事情，1988年，中国12亿人口只有617项专利，平均每200万人左右才有一项专利。近20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急剧扩张，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中国技术开发能力突飞猛进，但即使这样，2011年，中国也只有11 2347项专利，平均1万多人才可能有一项专利，如果扣除其中绝大部分创造性不大的外观设计、实用新型专利(可能多达专利数量的90%以上)，真正原创性的发明非常少。由此可以想象，在古代社会，由于技术进步的社会条件十分恶劣，技术进步就更只能是极少数人的事情。

如果承认技术进步主要是由少部分科技精英推动，那么我们也就承认了生产力的进步主要是由少数技术精英推动，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又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调整，导致社会关系的变革，形成时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先有科技精英创造时势，才有时势创造政治精英，片面地理解英雄造时势或者时势造英雄都是不对的。从总体上来看，精英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更大，普通大众主要是作为社会进步的受惠者，精英史观有一定的合理性。

四、技术精英史观的现实意义

应该说，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依据，因为历代封建社会君主、贵族都鼓吹君权神授，把自己打扮成政治精英，为自己的专制统治制造意识形态合法性。但技术精英史观并不会得出技术精英治国理论，更不会得出精英独裁理论。因为技术精英群体与传统的政治精英群体不同，是一个开放的群体，没有先天的资格限制，也就不存在世袭与垄断问题，技术精英们的主要兴趣不在政治而在科学进步上，对于治理国家兴趣不大。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技术只是这个复杂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只有经济、技术、制度、文化等各子系统平衡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影响社会发展的各个因素的重要性会发生相对变化，技术霸权并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社会治理需要各领域专家的分工合作。并且人权是天赋的，人权保障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公民权方面，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技术精英与普通大众处于同等地位，不存在特权。更重要的是，民主体制建立的基础是人的有限理性，无论是技术精英还是普通大众都只拥有有限理性，任何人在哲学的角度上讲都只能掌握相对真理，谁也没有能力掌握绝对真理，因此，从有限理性的角度讲，技术精英与普通大众都存在着理性的缺陷，谁也不能宣称自己掌握绝对真理，从而要求别人绝对服从自己的统治，他们处于平等地位。凡是宣称自己掌握绝对真理的所谓精英其实都是独裁主义者，必然导致对其他人自由与权利的压制与剥夺。精英史观只是解释历史发展的一种理论，它与现代民主体制并行不悖。至于认为宣扬群众史观就一定有利于人民民主就更未必，因为在现实世界，崇信个人主义与英雄史观的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民主体制，人民权利得到有效保护，而那些鼓吹人民创造历史的个别国家却独裁、专制层出不穷，特权与不平等普遍存在。因此，教条主义地把精英史观与独裁专制混为一谈的看法显然不符合事实。

技术精英史观也不赞同两极分化的新自由主义分配模式，而是赞同比较公平的分配。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市场会根据要素在财富创造中的贡献有效地进行初次分配，因此，资本家凭借对于资本的掌握获得巨额利润无可厚非，同理，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精英凭借自己的技术专利获得巨额财富也无可厚非。基于人道主义、为维护社会稳定而实行的残补式社会保障模式可以考虑，但这种再分配不是基于公平，而是一种施舍，是富人为维护社会稳定被迫付出的代价，是一种劫富济贫行为。新自由主义的这种观点其实非常荒谬，因为社会财富的来源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当代技术精英创造的新生产力形成的新财富，另一部分是历史精英创造的历史生产力代表的历史财富，如果把社会财富比作一个金字塔，历史遗留的财富就是塔基，当代创造的新财富就是塔顶，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技术积累会越来越多，财富的金字塔会越来越高，历史遗留财富所占比重会越来越大。鉴于历史遗产是由历史的技术精英，如蔡伦、毕昇、瓦特、道尔顿、斯蒂芬森、爱迪生等遗留下来，应该属于社会公共财产，遵循的是平均分配原则，因此社会越发展，社会贫富差距应该越来越小。然而，资本家与技术精英凭借对生产资料与技术的垄断，在财富分配中获得了不合理的比例，他们不仅得到了自己创造的财富和自己应该继承的那部分历史遗产，而且掠夺了其他人应该继承的历史遗产，导致不公平的分配结果，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只有通过制度型的二次分配才能纠正初次分配的不公平，把普通大众应该继承的历史财富份额物归原主，实现分配的正义。因此，真正的技术精英史观并不支持新自由主义残补式的再分配模式而支持制度型的再分配模式[5]。

技术精英史观的形成有利于继续推动中国教育体制、人才体制、产权体制改革，增强中国的自主技术开发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愈来愈明显，一国要想取得竞争优势，就必须在科技前沿取得领先地位。科技的载体是人才，因此，如何培养、引进、留住、利用好精英人才，就成为科技发展的重要前提。要培养出杰出人才，我们就必须提高中国整体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质量，推行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对中国高等教育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尽快废除教育领域的行政主导制，回归学术本位，加强高校自治，扩大学术自由，并逐步引进市场机制，进一步打破公立高校的教育垄断，加强高等教育内部的竞争，在优胜劣汰的基础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高等教育质量。然而，仅仅培养出优秀人才还不够，还必须能够留住人才，并引进人才，预计在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从国外引进优秀人才对于提高国内的科技创新能力很有必要。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由于优秀人才待遇不高，人才体制中存在着严重的任人唯亲，论资排辈，逆淘汰、官本位等现象，导致国内人才的大量外流，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人才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更不要说引进国外尖端人才了。因此，要留住、引进国外优秀人才，就必须彻底改变旧的不合理的用人体制，建立起优胜劣汰、公平竞争、机会均等的新用人体制，并提高优秀人才的待遇和地位，使优秀人才人尽其才。当然，要提高国内自主技术开发能力，企业是主力，但这个企业指的是私营企业而不是国企。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垄断了核心资源与市场，对私营经济形成了严重的挤压，导致私营经济缺乏技术创新能力，而国有企业所有人缺位的本质，以及超级垄断地位使他们天然地缺乏技术创新动力，不合理的企业结构也是造成中国自主技术开发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中国还必须改变国进民退的政策，在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促进不同性质企业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彻底废除国有企业对核心资源与市场的垄断，大力发展私营经济，鼓励个人创业。

只有正确地理解技术精英史观，我们才能为中国的分配体制改革奠定坚实的理论指导，设计出更为公平的分配制度，并在加快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人才体制改革基础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创造良好条件。

[1] 潘天祥.论英雄主义——历史观中的光环和阴影[J].人文杂志,2007,(3).

[2] 黄力之.平等问题深藏着的历史观[J].探索与争鸣,2012,(9).

[3] 张风林.分配理论的比较分析：一种新综合[J].学术月刊，2012,(2)．

[4] 王文龙．遗产税：劫富济贫还是替天行道——透视分配制度的价值基础[J].社会科学战线，2005，(3)．

[5] 林剑.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视野中的”历史”生成论诠释及其价值[J].哲学研究,2009，(10).

[责任编辑：陈淑华]

2016-10-12

哈尔滨理工大学教育教学研究课题“项目管理课程教学改革研究”(B201200008)

毕波(1973—),男，黑龙江黑河人，讲师，从事管理创新、技术经济学研究；陈旭升(1970—)，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经济学博士，从事技术经济学研究。

F124.3

A

1007-4937(2017)02-007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