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自我的成长:《心之死》中的女性主题

2017-11-13 23:44邹带招
世界文学评论 2017年3期
关键词:波西父权艾迪

张 丽 邹带招

引 言

1921年,爱尔兰独立战争结束,南部26郡赢得了独立与自由;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使得爱尔兰文学复苏,并开始关注个体自我成长经验、自我价值以及生命的本质。张和龙认为作家们“把敏锐的直觉和力透纸背的笔触伸向爱尔兰繁杂万象的显示经验和个体生存,通过对普遍生命及其个体性方面的审视和关注,从而窥探人类生存的内在真实和本质”。自我是一个人格独立、享有平等、个性自由的个体,是“一个有选择性的自我,能够接触他者,唤起共同变化甚至共同存在的自我”。而女性在文艺复兴的启蒙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渐渐醒悟并思考自我:女性与男性、女性与社会、女性与文化、女性与公领域和私领域之间的关系如何?在这个时期的爱尔兰女性文学中,体现了处在父权文化压迫和殖民文化影响下的女性经验:个体和女性自我无处安放,她们在成长中挣扎、失落与追寻。因此,现代爱尔兰女性文学主要体现了女性自我成长的主题。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女作家主要有凯特·奥布莱恩(Kate B.O'Brien,1897-1974),伊丽莎白·鲍恩(以下简称为“鲍恩”,1899—1973)以及玛丽·拉文(Mary Lavin,1912-1996)。凯特·奥布莱恩着力描写新型女性形象,倡导性别平等,主张女性独立,通过对女性追求主体性的描述重现爱尔兰女性的成长经历。“读者了解到一个国际的、多才多艺的奥布莱恩,一个对激进主义小说,现代主义以及成长小说的重要贡献者。”玛丽·拉文是现代爱尔兰女作家中的后期女作家,她十分关注女性的自我问题。在《幸福》(

Happiness

)中,她表达了语言这一作为男性创作的话语而不能表达女性的痛楚。“如果拉文用语言这个媒介来描述在她丈夫死后使她继续向前的哲学,那么看来,她并不信任这个媒介。”拉文呈现的是一种在文字中挣扎着的女性自我。比较而言,伊丽莎白·鲍恩在女性自我成长这一主题的表达中,更为广阔和深刻。动荡不安的社会大背景和挫折的人生经历转化为她作品中女性成长的心路历程。终其一生,无论是现实还是作品中,她一直都在追寻女性自我成长。因而,伊丽莎白·鲍恩成为这一时期这一主题的最典型的代表。现实中,鲍恩自身是追寻自我成长的典型女性。她生长于动荡不安的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爱尔兰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她成长于一个残缺的家庭:七岁时她父亲进了精神病院,十三岁时母亲罹患癌症。作为作家,她深谙乱世的酸楚,饱尝孤独的滋味。作为女性,她经受着社会性别的禁锢和焦虑,挣扎在“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迷惘中。郑晓烨指出:“如同一片飘飞的叶子,她始终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根,终其一生饱受失根性和错位性的困扰。”因此,在作品中,鲍恩力现女性成长的过程,把她对自我的困顿、迷茫与追寻表达得淋漓尽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鲍恩写了六部小说,小说多以天真无知的少女为主人公,描写她们突然进入到一个对之毫无准备因而不知如何应付的世界时的遭遇。《心之死》是这一时期作品中最成功的一部。”的确,《心之死》(

The Death of the Heart,

1938)成功地体现了当代爱尔兰女性文学中女性自我成长的主题。

《心之死》讲述十六岁少女波西娅在父母死后,在兄嫂家中所经历的寄人篱下的孤女生活,以及在亲情、爱情与自我的挣扎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故事。面对完全陌生的生活,波西娅孤苦伶仃、小心翼翼。在这样的境遇下,她要么像其他女性那样乖巧顺从、委曲求全,要么遵从自我个性与意愿。可是,在根深蒂固的爱尔兰父权文化下,女性受性别结构的限制和权力关系的固化影响,选择后者意味着头破血流,举步维艰。然而,在矛盾撕扯过后,波西娅选择了后者,着力追寻女性自我。这个历程贯穿着主人公困顿与求索的三个过程:认识自我,寻求自我,建构自我。

一、认识自我

自我是对个体存在状态的认知和社会角色评价的结果。个体自我意识最初不具有启蒙态度和自律精神,不能察觉自我的特殊性,只有在参照他人的渐进过程中逐渐认识自我。“这些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在历史和文化上发生变化,但却以亲密的关系颠覆了自我与社会的一切分离,自我通过社会关系而被考虑。”而女性对自我的认识首先来自于对女性的参照中。

主人公首先就是通过了解与认同安娜认识女性自我。一方面,波西娅与安娜的童年有许多相似之处。安娜幼时失去了母亲,因此她们都有失去至亲的忧伤。安娜也曾被爱情所伤。这些相似之处让波西娅能够客观地观察自己,即一个男权社会下力量单薄的女性。另一方面,安娜颇有魅力:她聪慧,才华横溢,会弹钢琴,擅绘画,具有经济才能。这些给了波西娅衡量自我的参照。并且由于这种参照与自我界定相吻合,波西娅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女性认同,在认同中认识自我。

然后,波西娅在对安娜的观察与反抗中进一步认识自我。身份的自我认同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然而当衡量自我的参照与自我对本己的界定不相符时,内外部就产生激烈的矛盾。安娜的自我已经被男权文化吞噬殆尽,成为内化父权文化的典型女性,“她把自己完全定位在了他眼中的女性性别角色,因此她有着这种女性的娇嗔和楚楚可怜”。她代掌母亲职权,按父权文化要求为女儿设定了无数的行为规范。波西娅在安娜的评价、钳制、禁锢下趋向边缘的不可读“他者”。但是,波西娅极力反抗、颠覆这种控制,我行我素。正如英格曼指出:“女儿,不辜负她的莎士比亚式名称,审判父权母亲并揭露她的短处。接下来,一种权力竞争在母女之间上演,她们竭力从对方手中夺取她们之间关系的文本。”这种竞争亦即内部和外部的压力的抗衡,内在的自我在外在的约束中挣扎、突破然后蜕变。波西娅逐步在反抗外在压力的过程中深入认识自我,获得女性意识的觉醒。

总之,波西娅在对女性的参照中先有了一定程度的女性自我认同,再在反思、反抗中认识自我,获得女性意识的觉醒。

二、寻求自我

女性角色的扮演使女性失去自我,但同时也加深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并反抗其“他者”地位,寻求自我。波西娅就是在这种角色扮演中经历了从失去自我到追寻自我的过程。

起初,波西娅在性别角色中失去自我。她试图在男性身上寻求一种自我存在感,在女儿、妹妹、情人的角色中迷失自我。作为女儿,她按父亲的遗言寄居同父异母的哥哥家,结果备受冷落,格格不入。作为妹妹,她压抑自我,忽视自我真正的诉求,委曲求全。然而,汤姆斯总是心不在焉、冷漠至极。于是情窦初开的波西娅期待着在与艾迪的爱情中找寻自我。“对于波西娅来说,艾迪是她逃离现实中在奎恩家庭中的冷漠与孤独的避风港。”然而情人这样的角色更加残酷,因为对艾迪来说,波西娅只是他激情、爱欲和自我满足感的客体。“艾迪是一个毫无廉耻的利己主义者。”波西娅付出一切、迁就忍让、改变自己,在痛苦、失望与绝望中,在亲情的枷锁和爱情的牢笼中失去自我。

随着女性意识的加深,波西娅开始反抗传统女性角色的不平等,追寻女性自我。现实迫使她意识到自我需要的不是亲情的枷锁、爱情的牢笼,而是独立的人格、平等的关系、自由的个性;自我并非存在于先天的血缘关系中,亦非浪漫爱情中的牺牲退让。因此,她远离汤姆斯,不再笑脸相迎,甚至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让汤姆斯感到惭愧与不安。在爱情关系中,她一反温柔、忍让、迁就的常态,严厉质问艾迪种种荒谬的行为,要求爱情中对等的忠诚、信任和付出。显然,在逢场作戏的艾迪身上是无法实现的,她果断地离开了艾迪。这种断舍明确了她对男女关系的平等、爱情生活的自由、以及对独立人格的尊重的意识和追求。

总之,波西娅在失去自我,继而反抗不平等并寻求自我的过程中得到了突破性的女性自我成长。

三、建构自我

然而,主人公所寻求的人格独立,男女平等,个性自由的自我,在客体的位置中难以实现,只有在把自我置于主体的地位上才能建构起来。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所激发的只是一种在参照中自我反省的方式,只有在自我醒悟、获得女性意识、建构女性自身主体性,女性自我才能真正地成长起来。因此,自我对自我的关系才是核心,要把外向观照转向内向建构。而建构自我话语权是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波西娅就是先通过解构父权话语这个外向观照来建构女性话语权,进而转向内部观照以建构主体性女性自我。

第一、波西娅建构女性话语权,解构父权话语。日记这一话语形式不仅揭示男权社会的种种陋习与丑恶嘴脸,而且使主人公忠于自己的感受,发掘自己独有的性别体验,写出具有女性意义和风格的文本,形成与父权话语对立的女性书写风格。这种风格让安娜反感,让作为父权文化的典型代表和主流话语权掌控者的作家圣·昆汀感到威胁。他指责波西娅:“你是一个最危险的姑娘。”同样,艾迪也害怕波西娅的文字:“我不允许你对我遣词造句。否则,你的日记将是一个可怕的陷阱,和你在一起将不再安全。”然而,波西娅依然坚持写作,表达她的女性自我意识。“在日记中也可见波西娅的内心感受;我们目睹了书写这种方式是一种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成长”。波西娅以她独特的日记书写方式,颠覆男性中心话语的权威,建构女性话语权,解构父权话语。

第二、波西娅通过女性话语建构主体性女性自我。波西娅通过书写被凝视的客体到凝视他人的主体这一转变历程来实现。“女性从来是被写作、被阅读、被批评的对象,她从来不是一个作者。”而波西娅颠覆了被动的客体,变为主动的主体。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书写,波西娅学会了表达自我、释放自我、理解自我的价值和意义,最终帮助她在现实中付诸行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对父权文化提出控诉、诉求自己的权利、表达自己的愿望。她不再采取温和的态度,而是激烈的反抗:离家出走以抗议安娜偷看日记的行为以及汤姆斯冷漠的态度,甚至不惜与梅杰·布鲁特进行交易以捍卫自我的自由权利;当和布鲁特的交易失败时,勇敢地与兄嫂提出谈判条件,最后让对方妥协。此时,波西娅通过书写、呐喊、谈判等话语表达形式,建构了主体性女性自我。

简而言之,作者以她一以贯之的鲍恩式的话语,建构、赋予主人公波西娅话语权以解构主流父权话语,建构女性自我。

结 语

综上所述,伊丽莎白·鲍恩的《心之死》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追求女性自我成长的主人公波西娅。她在与父权女性的联结与对抗中认识自我,在与父权男性的亲情与爱情中建立平等关系,最后完成了对父权话语的解构,在建构女性话语权的过程中,建构主体性女性自我。鲍恩引领着现代爱尔兰女性文学深入探讨女性自我成长的主题,激励爱尔兰女性不断追求独立、平等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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