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生活?
——从契诃夫小说人物命运看其宗教态度

2017-11-13 23:44
世界文学评论 2017年3期
关键词:契诃夫托尔斯泰生活

于 倩

契诃夫除了是短篇小说家,还是一名出色的医生,坚信科学和理性,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可他在19世纪末却遭遇了深刻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在《没意思的故事》中借助医学院老教授尼古拉呈现出来,并表达出缺乏精神追求的生活的“没意思”。他慢慢对托尔斯泰博爱思想产生动摇,“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所以契诃夫把它看成一个危机,既是精神危机,也是创作危机”,对以往作品产生一种极强不满情绪,觉得应当按照某种新的方式生活和写作,“我必须去学习,从头学习一切”(《契诃夫传》 207)。此时,契诃夫选择了库页岛之行。这之后,作家不断探索,与过去的自己决裂,开始探讨宗教问题,寻找人的信仰和精神之所,这给他的生活、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同时,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一、发现“没意思”的生活

1889年夏天对契诃夫来说经受了最大的考验。弟弟深受肠伤寒和肺结核的双重折磨,而身为医生的他却无能为力,这使得他对自己的医生身份产生了质疑,“有时候我真苦于自己是个医生,而不是外行”(《契诃夫传》 200)。而在这个夏天构思几经搁置之后反复修改终于出版的《没意思的故事》正是作家此时出现精神危机的显现。“我们不知道……这篇小说在1889年9月发生了什么。不过无疑的是即使在小说最后一稿里也充满了作家个人的感受。”(《契诃夫传》202)好友苏沃林精准地感受到契诃夫当前所面临的精神痛苦。作家本人也承认了小说想呈现给读者的是那种人的迷津状态,“我想用自己的知识勾画一下这个迷津,一个善良聪明人,尽管他的全部愿望只是过上上帝赐予的本来面目的生活和按基督教义去理解所有人,只要他一陷入这个迷津,就会不由自主地像个奴隶一样发发闹骚”(《契诃夫传》 203)。

小说展现了一位医学教授晚年的满腹牢骚。一生信仰科学,享誉盛名,生活美满的尼古拉却在自己最后的时光里对自己大半辈子的生活总结为三个字——“没意思”。“死神不久就要把我带走了。人家也许会以为在这种时候我的思想一定像天空那样深邃,灿烂,令人惊叹。……可是不然!我想到的是我自己……我的思想卑劣、渺小,我在哄骗我自己。”回首一生,他感到自己并非科学的主人,而是它的工人,一辈子被科学奴役而丧失自我。“我清楚地觉得我的欲望里缺乏一种主要的、非常重大的东西。我对科学的热爱,我要活下去的欲望,我在一张陌生的床上静坐,我想认识自己的意图,凡是我根据种种事情所形成的思想、感情、概念、都缺乏一个共同点,把它们串联成一个整体。我的每一种思想和感情在我心中都是孤立存在的……都不能从中找出一个叫做中心思想或者活人的神的那种东西来。”(《契诃夫小说全集》 62)

尼古拉和契诃夫本人一样,崇尚科学,热爱自己的医学事业,他给看不顺眼的学生处处设限,因为他们爱啤酒和歌剧胜过爱科学,使他们考试不及格。可是在晚年,尼古拉困惑为科学奉献一生的生活到底意义何在,学校的论文、课题毫无意义,必须用其他某种东西来代替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就像契科夫自己所言,“那种没有固定世界观的理性生活不成其为生活,而是重担,是灾难”(《契诃夫传》 200)。缺乏“中心思想”的人生就像沙滩上用沙子堆成的城堡,不管建得多么雄伟壮观,浪一来就全部消失了。此时的契诃夫认识到了缺乏信仰支撑对个人生活而言所具有的毁灭性的灾难。

在此之前,契诃夫已在众多短篇中展现过那种无所事事的生活给人造成的困扰:《薇罗琪卡》中古怪、冷漠的伊凡·阿历克塞耶维奇·奥格涅夫,认为是他所受的教育、纷扰的权谋斗争、城里单调局促的单身公寓生活,使得他没能力接受少女之爱,而陷入一种对生活的疑问和感到生命衰老的困境;亦或是《吻》中那个沉默、胆怯而腼腆的里亚博维奇上尉,因为一个陌生女人的意外之吻而给平静的生活掀起一阵涟漪,却在寻觅这个女人的过程中看到潺潺的流水,意识到世界的偶然,发现“整个世界,整个生活,都好像是一个不能理解、没有目的的玩笑”,突然体会到生活的空洞与贫乏;或是更早,在《生活的烦闷》中描写的那对年轻时彼此对抗,年老后相互安慰,完全不知生活的意义何在,却依然拼尽生命余热,慢慢走向死亡的老年夫妇。这类短篇中,契诃夫以强烈的直觉和敏锐的观察力感受着普通人生活的平庸和“没意思”,只是没有上升到宗教的高度。但是在《没意思的故事》中,契诃夫彻底质疑自己以往坚信的科学,意识到宗教在人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随后,从远东回来后不久,他在小说《决斗》里也描写了这样一位沉醉于感官享乐中,腐化社会风气的青年拉耶夫斯基。他自诩“多余人”,称奥涅金、毕巧林和拜伦的该隐是他肉体和精神上的父亲。可“多余人”到了他这里完全不再是具有社会使命感的忧郁青年,而只是空虚、无聊、满嘴谎言,对社会具有极强腐化性的伪君子。与柯冯连决斗前夜,窗外的大雷雨让他想起儿时,“纯洁美好的生活的萌芽,你到哪里去啦?你淹没在海洋里的吗?如今他再也不怕大雷雨,再也不喜欢大自然,心里再也没有上帝了……他生活在生物当中,却没拯救过一只苍蝇,光是破坏,毁灭,以及虚伪”(《契诃夫小说全集》 214)。“他素来不需要真理,他也没追求过真理。他的良心给恶习和虚伪所蒙蔽,已经昏睡不醒或者沉默无声了。他像一个局外人,或者一个从其他行星上雇来的人,根本没参与过人们的共同生活,对人们的痛苦、思想、宗教、知识、探索、斗争等一概漠不关心。他没对人们说过一句善意的话,没写过一行有益的、不庸俗的文字,也没为人们出过一丁点儿力,光是吃他们的面包,喝他们的酒,拐走他们的妻子,靠他们的思想生活。”(《契诃夫小说全集》 215)

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空虚、浅薄、虚伪懒散,甚至会憎恨自己,看轻自己。刚开始,他庆幸自己意识到缺点,希望这能帮他复活,“变成一个真正的人”。他寻求老好人军医萨莫伊连的帮助——借三百卢布去彼得堡重新开始,摆正自己的生活,真正过上像他展示给外人看的那种高尚的生活。可后来发现,自己的生活就是一座由谎言拼成的多米诺骨牌——包括他和费多罗芙娜的爱情,或者说是同居生活,推倒一个谎言,那么其它的谎言就会一个个接踵而来,将他的生活彻底毁灭。纵使他想摆脱这一切可耻的生活也让他无力回天,他没法在人群中找到救星,也没法自救,他想到了自杀。

从早期发现生活的空洞、无聊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到《没意思的故事》中这个晚年产生精神危机的教授尼古拉,再到拉耶夫斯基身上,契诃夫一步步走过来,越来越看到信仰、世界观对人生的意义,这种“没意思”的生活不仅是个人的危机,更是整个社会的潜在毒瘤。契诃夫急切地需要找到宗教得以回归内心的平静,可是,作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和怀疑论者,他真的能回归信仰的怀抱吗?

二、“有神”与“无神”的徘徊

《决斗》中信教徒助祭波别多夫(以下简称为“助祭”)在拉耶夫斯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柯冯连两人的争锋相对下,显得黯淡无光,只会苍白地发笑,完全是一个柔弱得只知一味盲目信奉宗教的虔诚信徒形象。他形而上的宗教哲学的观点在信奉强权意志论的柯冯连完全站不住脚。他将拯救人类的希望寄托于圣灵附体,“您瞧着吧,说不定会有一个衰弱的老头子由于圣灵附体而嘟哝出一个词儿,或者有个新的穆罕默德骑着马,手持马刀从阿拉伯奔驰而来,于是人间万物就会翻个身”(《契诃夫小说全集》 209)。柯冯连马上反驳道:“您给宗教哲学教坏了……您那年轻的头脑塞满了抽象的学问,它使您的头脑不顾明显的实事。您得直视魔鬼,如果他是魔鬼,您就得说他是魔鬼,用不着跑到康德或者黑格尔那儿去寻求解释。”(《契诃夫小说全集》209)

契诃夫批评助祭形而上宗教救世站不稳脚跟,这种盲目地等待圣灵降生拯救人类的观点显然不是生活的真理,是被动无能的。他希望告诉读者,这种通过形而上学的方式接近真理是不可能的,对于整个人类而言则不具有普遍意义。可契诃夫的矛盾在于,虽然借柯冯连之口否认了助祭坐以待毙的宗教虔诚,却让他最后制止了“决斗”的悲剧;批评了柯冯连为实证主义马首是瞻,追求社会进步,不惜杀人的“无神”态度,却又保有怀疑,也让他最终放弃了杀死拉耶夫斯基的念头,两人冰释前嫌。

和陀氏的《罪与罚》中的崇尚强权意志的拉斯科尔尼克夫类似,对柯冯连来说,“人是小狗,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渺小得不配成为他的生活目标。他工作,外出考察,在那边送掉命,都不是出于他对人们的爱,而是出于抽象观念,例如人道主义、后代、理想的人种等。他致力于人种的改善,人对他来说只不过是奴隶、炮灰、驮载的牲口罢了”(《契诃夫小说全集》 170)。拉斯科尔尼克夫认为高利贷老太太是一个“可怕的贪得无厌的老女妖”,是“一个虱子”“一个黑甲虫”,她的生命没有什么价值,于是选择将她杀死。同样地,柯冯连厌恶拉耶夫斯基,将他视为败类,认为他的出现是文明的倒退,阻碍人类的发展。在高加索山决斗时,在拉耶夫斯基已经对着天空放空枪的情况下,他仍然将枪口瞄准了拉耶夫斯基,意图杀死他。

可是,契诃夫与陀氏不同的处理方式是,他又没让柯冯连杀死他,而是让助祭及时出现,制止了这场决斗。他曾在札记中说过一段话:“在‘有神’与‘无神’之间有一个辽阔的地带,真正的智者艰难地穿行于这辽阔地带。而俄国人只知道这两个极端中的一段,他对中间状态不感兴趣,所以,一般来说,他要么一无所知,要么知之甚少。”契诃夫意识到这种极端的俄罗斯性格。库页岛之行让他看到犯罪的人所受非人待遇,他强烈反对为了所谓社会安宁、人类进步,而将“小狗一般的人”光明正大、义正言辞地置于悲惨的境地的行为。“我们让成百万人在监狱里遭受折磨,而且这种折磨是轻率的、缺乏理智的、野蛮的;我们给他们戴上镣铐,驱赶他们在冰天雪地里跋涉几万俄里,让他们染上梅毒、腐化堕落,犯罪人数日益增加。我们还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红鼻子的狱吏身上……可是罪不光是狱吏的,也是我们大家的,然而我们对次却毫不关心,毫无兴趣。”所以,契诃夫坚决地反对柯冯连的主张,所以最后让助祭阻止柯冯连的决斗,否认这种将人置于上帝的位置,审判他人的僭越行为。

同时,在柯冯连身上,我们也发现到契诃夫的另一重矛盾。当助祭问道:“您并不信仰基督,可您为什么老是提到他呢?”冯·柯连并没有否定基督,而是说:“不,我信仰的。不过当然,那是按我的方式而不是按你们的方式信仰的。”(《契诃夫小说全集》 208)在柯冯连看来,主耶稣基督是被弱者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他举出蜜蜂的例子,“人类的文化削弱而且极力取消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因此弱者迅速繁殖,造成对强者的优势。您不妨设想一下,您把人道的思想按照它原来的基本形式成功地灌注到蜜蜂的脑子里,这会发生什么后果?本来应该被处死的雄蜂就会活下来,吃光蜂蜜,使蜜蜂腐化,而且摧残它们,结果就造成弱者对强者的优势以及强者的退化。现在人类发生的情形也正是这样:弱者压迫强者。在至今还没接触到文化的野蛮人那里,最强的、最聪明的、最有道德的总是走在前头,他总是领袖和统治者。我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却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而且继续在钉他”(《契诃夫小说全集》 208)。因为柯冯连认为,耶稣还没复活,助祭的信仰只是形而上的抽象哲学,而不顾明显的事实,也不敢直视魔鬼。所以这样看来,柯冯连并非不信上帝,只是没法儿认同助祭那满是漏洞的苍白说教而已。

像《没意思的故事》中的老教授一样,柯冯连也认识到“某种东西”对生活的重要性,“我们缺少某种东西。……我们得在我们身上恢复这‘某种东西’才行,要不然,这类错误就没有完结的一天”(《契诃夫小说全集》 208)。契诃夫迫切需要宗教,可对助祭和柯冯连的复杂态度,却是作家自己在科学理性与有神信仰之间来回游走、犹疑不决状态的真实写照。

后期愈加明显的宗教意味可以在1894年的短篇《黑修士》中感受到,这部作品可看作契诃夫的一个宗教实验。因神经衰弱而去乡间度假的硕士柯甫陵总会看到一个黑修士的幻影,幻影告诉他生命的真相,“有少数人被公正地称为上帝的选民,你就是其中一个。你为永恒的真理服务”(《契诃夫小说全集》 138)。他娶了庄园主的女儿,用心经营庄园,柯甫陵感到生活非凡的崇高意义。可是,他却被当作神经错乱被家人强制进行治疗。他“病”痊愈后但再也感受不到生活的乐趣,生命的激情就像水面荡起的一阵涟漪,转眼恢复死水一般的平凡无奇。当他最后看到黑修士时,黑修士说,“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你是天才,那么这两年你就不会过着这么悲惨乏味了”(《契诃夫小说全集》 155)。这里,契诃夫发现了宗教的作用,它可以丰富人的生命,给人的行为以崇高的意义。可他也明白,这并不是长久的生活动力。因为,生活的热情真的如黑修士所说只存在于上帝吗?难道不是天才的大多数人就不配拥有饱满、昂扬的生命?那生活到底该走向何方?这得从契诃夫自身上去寻找答案了。

三、生活在行动

在此之前,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思想曾给契诃夫很强的创作动力,他一直信仰托尔斯泰的作为人类共同生活基础的博爱思想,视托尔斯泰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契诃夫1886—1887年间创作了许多“托尔斯泰式”的小说,譬如《好人》中为托尔斯泰主义争论而导致关系决裂的兄妹二人;或是《在路上》中那个走投无路,留宿小饭铺,却依然相信生活的意义在于宽恕一切的殉道精神的过路人;或是《乞丐》中无私帮助乞丐而引导乞丐改邪归正的厨娘。

可受唯物论教育的契诃夫又不太可能毫无保留地接受托尔斯泰,“契诃夫的纯理性主义与托尔斯泰宗教学说以及契诃夫所说的托尔斯泰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互不相容的”,“与托尔斯泰道德学说靠近的那个时候,也不可避免的加强了对契诃夫不能接受的那些论点的批判,即批评托尔斯泰对基督教义的说教,不以暴力抗恶与禁欲主义的思想”(《契诃夫传》 183)。契诃夫一步步靠近托尔斯泰的同时,也在一步步远离他。库页岛之行给了他极大的震撼。那种非人的苦难对人身心的折磨,让他彻底与托尔斯泰决裂。

《第六病室》里的格罗莫夫说:“基督对现实的反应是哭泣、微笑、忧伤、气氛,甚至是苦恼。他并没有带着微笑去迎接痛苦,也没有蔑视死亡。”(《契诃夫小说全集》 408)格罗莫夫彻底否定拉京医生所赞同的斯多葛学派,认为“第欧根尼是个蠢货”。“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热血和神经把我创造出来的,是啊!人的基体组织,如果是有生命,就必然对一切刺激有反应我!受到痛苦,我就喊叫和眼泪来回答;遇到卑鄙,我就愤慨来回答;对于肮脏,我就用厌恶来回答。依我看,事实上这才是生活。……您是医生,却不懂这种小问题!为了蔑视痛苦,永远心满意足,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人就得弄到这般地步;或者,在苦难中把自己磨炼得麻木不仁,对苦难失去一切感觉,那就是停止生活。”(《契诃夫小说全集》 389)格罗莫夫相信上帝、永生,相信生活不是无视苦难,麻木地生活,他赞同“要是没有上帝,人们就应当造一个出来”的观点。

格罗莫夫从理论上驳斥拉京医生明哲保身的懦弱,而医生本人的最终命运也进一步从实践上论证了自己理论的破产。这位从小没有受过一丁点儿罪的花朵,被关进第六病室时,本以为可以忍受住这疯人院非人待遇,心想“反正都一样。……穿礼服也罢,制服也罢,这件长袍也罢,都一样……”(《契诃夫小说全集》 410)。可是,在遭受看门人尼基达铁拳毒打真切感受到痛苦死亡时,宣告了他理论彻底的破产。在这里契诃夫对拉京医生这种对社会恶劣风气采用逃避、不抵抗、明哲保身的态度是否认的,认为正是这样自欺欺人的人将社会引向更糟糕的境地。

看到了尼古拉一味追求科学缺乏信仰的“没意思的生活”,否定了柯冯连的社会达尔文学说,批评了助祭的形而上宗教救世的站不稳脚跟,柯甫陵的宗教实验也以失败告终;与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的博爱理论划清界限。那怎么才是契诃夫所向往的生活呢?

除了是一位伟大作家,契诃夫更是一名出色的医生。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写到:“如果我是医生,就需要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文字工作者,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而不是在小德米特罗卡夫,跟一个獴儿生活在一块。我需要哪怕一点点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的一点点也好,而这里的生活与世隔绝,没有大自然,没有人,没有祖国,也没有健康和食欲,这不是生活……”契诃夫一生热衷社会实践,在梅里霍沃庄园的几年里除了在庄园里接诊外,还常常到农民家给重病人看病。1892年夏天霍乱肆意蔓延,他建立医院,为村民讲解预防措施,当地防疫委员会特此感谢他:“兹因安·契诃夫医生无私和卓有成效地参与扑灭威胁谢尔普霍夫县霍乱病之斗争,谨向他表示感谢。”此外,他还集资为村民建造学校,改善当地教学环境,“看到普通老百姓由于没有文化,愚昧,落后,受到种种不幸,他总是想尽办法帮助不识字的成年人学习文化”。在雅尔塔疗养肺病期间,看到从俄国四面八方赶来克里米亚看病的贫穷结核病人,因没钱住进昂贵的私人医院和疗养所,他又开始计划建立一所大众化的结核病人疗养所,成立“外来人慈善救济协会”。甚至,给妹妹的遗书中也谈到,将部分遗产留给国民教育经费,忠告妹妹“你要帮助穷人”。

也许因为有过一个饱受磨难的童年,契诃夫对贫穷、苦难、疾病有着切身的体会,并一辈子怀着一颗热忱的心去帮助穷人。“他蔑视那些冷酷无情、铁石心肠的人,绝对相信关心群众疾苦是人性起码表现。”(《契诃夫传》 251)当他精神发生危机,决定前往库页岛时,他曾说,“任何隐居生活都不可能,因为创作发展的逻辑必然把他引向这里。不是蛰居幽室,不是投入大自然宁静的怀抱,而是深入生活,到充满‘只有那些你热爱自由而又失去自由的人才能否忍受得了的苦难’之乡去”(《契诃夫传》 208)。

契诃夫心里,或许行动才是生活的真正信仰。反观契诃夫笔下的人物,多是在不断的行动中寻找生活的乐趣与希望。被监禁的格罗莫夫就是一个生活的热爱者,他愿意拥抱一切喜怒哀乐,他渴望“坐上四轮马车兜兜风”,过普通人的生活。苏沃林曾问他,你认为一个俄国人现在希望什么。契诃夫对此回答道:“……希望。首先应该保有希望,有个性。无病呻吟是令人讨厌的。”所以,小说《决斗》结尾,他才选择给拉耶夫斯基新生,在日复一日的劳动让他获得新生,“他脸上那种新的表情,以至他的步态,都那么不平常”,“心里激起一种活泼而稚气的欢乐,这是他很久很久以来没有领略过的了”(《契诃夫小说全集》 230)。

托尔斯泰一语道破天机,“尽管他有文学创作的才能,但他还没有坚定的思想,因此他不可能教导别人。契诃夫老是摇摆不定,老是在寻找什么”。就像契诃夫在《决斗》中最后说道,“真正的真理是谁也不知道的”。在他心里,信仰的意义并不在神本身,而在于不停地行动,为着人类苦难不断地行动,个人的生命只有当它用来服务于人类,使一切有生命的人都生活得更高尚、更美好时才有意义。

注解【Notes】

① [苏]格·别尔德尼科夫:《契诃夫传》,朱逸森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7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② [俄]契诃夫:《契诃夫小说全集》,汝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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