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21世纪的中国首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林利民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教授)

为什么是21世纪的中国首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林利民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教授)

冷战结束不久，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就开始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都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论述过有关通过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思想主张。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对如何通过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以期实现人类社会长期和平、和谐、繁荣、发展的思想主张与理念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并尽力付诸政策实践。

一

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其内涵、特点、理论源流，以及其必要性、必然性、可行性等，人们已经进行了诸多论述，这里毋需赘言。本文拟从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性问题的集中爆发以及掌握国际主导权的“美西方”长期无所作为、中国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承、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感等视角，着重分析为什么恰恰是21世纪的中国、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中国、以及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而不是由号称所谓“后现代”、所谓“救世主”的资本主义西方，系统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积极践行之。

理论产生于社会需求，是社会需求驱动理论创新而不是相反。中国站在21世纪高度上，站在如何以全球合作方式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高度上，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理念。换言之，是大时代呼唤大理论，呼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并呼唤中国扛起建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探寻解决21世纪以来各种全球性问题的综合解决方案。

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举其大端，包括环境气候、资源匮乏、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流行、难民无序流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毒品泛滥、核生化武器扩散难以阻遏、军备竞赛死灰复燃、地区冲突此伏彼起以及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发展不平衡、网络与外空及全球公域无序竞争等等，不一而足。面对这些危及全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长期主导国际事务的美欧日等西方国家一直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无所作为。以国际恐怖与反恐怖为例。“9·11”以来的10多年时间内，美国愤于其本土遇袭及数千人死亡，发誓剿灭恐怖主义，并组织起国际反恐统一阵线，把反恐矛头直指伊斯兰世界，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目下又以反“伊斯兰国”为由在叙利亚开战，先后投入数万亿美元、付出了数万美国大兵伤亡的巨大代价，其结果却是以武反恐、“越反越恐”，国际恐怖主义不但未被剿灭，反而呈不断扩散之势。如今美欧已经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泄愤之所，几乎无日不惊。又如全球变暖问题，虽然全球变暖并危害无穷已是事实，但世界各国认识并不一致。“伞形集团”、“岛国集团”面对全球变暖并无切肤之痛，对环保采取消极立场，“京都议定书”提出的环保举措难以贯彻，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甚至公然退出了有关环境保护的“巴黎协定”。显然，西方及其所倡导的国际理念及其国际政治理论，包括其所力倡的“西方优越论”“地缘政治论”“文明冲突论”，以及其“民主、市场、法治”原则、“全球治理”论等等，已经不足以承担解决21世纪各种全球性问题的重任。美欧日等西方国家也不再具有领导解决21世纪全球性问题的能力、动力与责任心。

如要从根本上解决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全球性问题，就要求人们从全人类长期、甚至是永久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长周期、大视角，寻求系统、全面、标本兼治的根本性解决方案。由中国倡导、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完全适应21世纪人类社会普遍需求，是中国为解决21世纪人类面对的各种全球性问题而提出的根本性解决方案。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最早见之于学者们的著述，这其中有西方学者的著述，也有中国学者的著述。然而，由中国这样一个世界性大国将其上升到政治理论和国策的高度进行全面、系统的阐释、向全世界宣示并带头践行，则是第一次。就此而论，不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于21世纪是时代需求，是应运而生，而且由社会主义中国这样一个世界性大国“扛大旗”也是时代需求，也是应运而生。社会主义中国有资格、有能力、有意愿提出并扛起主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

一是资格。中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历史上的中国，一直站在正义一边。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上，中国也强调正义性。即使在最强盛的汉唐盛世，中国也不搞殖民掠夺、侵略扩张那一套。中国看重国际和平、和谐、和合，搞的是古典式“国际民主化”，寻求大小国家平等、合作。近代以来，欧美日等西方列强尤其长期搞侵略扩张，屡屡发动侵略战争，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种种不光彩纪录。相比之下，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站在人类大多数一边，站在正义一边，如二战时站在反法西斯阵营一边，反对德日法西斯侵略；二战后站在广大第三世界一边，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冷战后中国又站在人类大多数一边，反对美国搞单极统治，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同等的国际权力与国际义务。

二是能力与威望。中国不但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还是世界第一大商品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制造业大国，并且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对外投资来源国。类似反映中国“硬能力”的数据排位，还可以列出一长串。不但如此，中国更有倡导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种种“软能力”与相应的国际威望及影响力。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发展中国家；既能在中小国家、落后国家中凝聚共识，也对大国、对发达国家有影响力；既能凝聚发展中大国，如俄、印、巴西等国的共识，也能与美、英、德、法、日等西方大国积极协调。冷战后期，中国有能力、有智慧在严重对抗的美苏之间走中间路线；冷战结束后，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则是能够使朝韩、朝美坐到谈判桌前的调和力量，并因此而成为“六方会谈”的主导国；近年中国力推“一带一路”及建立亚投行，不但凝聚了欧亚非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识，也使欧洲主要大国英法德以及俄澳韩加等不同类型的国家参与其中。美日等国虽曾一度抵触，现在也开始调整立场，在“一带一路”、亚投行等问题上趋向于合作姿态。在建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这后一种能力——即“软能力”，尤其是协调力、凝聚不同类型国家共识的能力，较前者可能更重要。

三是意愿。中国不但有资格、有能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有这样做的强烈意愿。中国的强烈意愿既源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人类历史的大方向，也符合中国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正是这后一点，使中国力倡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更坚实的国内政治、社会基础。

十八大以来，中国之所以从国家政策层面以及从国际政治理论创新层面大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个极重要的背景是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外贸大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的产能有极大的提高，如钢铁产能超过10亿吨、煤炭产能超过40亿吨、水泥产能超过20亿吨，年进口石油超过3亿吨、进口铁矿石近10亿吨，等等。中国在经济及产能极大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市场供求矛盾，出现产能过剩、资源供给紧张、环境污染、发展不平衡等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西方甚至围绕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抛出了种种不利于中国的奇谈怪论，如“中国经济崩溃论”“中等收入陷阱论”等等，而中国的人均产值仍不及西方国家的20%。如中国要继续发展，比如人均产值达到西方平均数的一半，又该如何发展？可持续发展问题真正成为中国的战略性问题摆上日程。显然，中国不能不继续发展，但也不可能、不允许按过去旧的资源消耗型模式继续发展。中国必须在世界均衡发展，在世界各国，不论大小贫富、不论东方西方、都均衡发展的条件下，才能继续发展，以期实现中华复兴之梦。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所在。

除经济关联性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国际利益的扩大，中国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更加密不可分。举凡前述各类全球性问题，如涉及发展类的气候环境问题、资源安全问题、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及不平衡问题；涉及安全类的恐怖主义、地区冲突、核生化武器散、军备竞赛、跨国犯罪、毒品泛滥、传染性疾病流行等，都与中国的安全、发展利益息息相关。中国的安全利益，包括日益增多的海外利益安全等，都只能通过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性解决方案，在全球制度层面寻求根本性的保障。

总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保障中国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安全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利益观，表明中国倡导并力推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建立在空想主义的楼阁之上，而是建立在真切的国家利益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可持续安全、中华民族的振兴只能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安全的基础之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虽然存在诸多实力弱点以及存在诸多前进中的问题，却有着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烈意愿，并成为从国家政策高度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倡者。

三

在解释为什么首倡以及力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是中国而不是美欧等发达国家时，还有一个因素不能不考虑，即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天下观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发展及其影响。这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来源问题。中国儒家自古就倡导“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理念，倡导“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等美德，而共产主义更是倡导人人平等，倡导“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等崇高追求。后者在道德意义上甚至高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但其在目前阶段只能是一种理想，一时难以付诸实践。可以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国传统的“天下为公”理念以及与共产主义思想有相通之处，有传承关系，又不尽相同。中国倡导并力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包含了古代中国倡导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念以及近代以来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某些成分、因子。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中国刚刚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开始倡导并力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比中国实力更强、影响更大的美欧等国却不能、也不会秉持同样的使命感和国际观，不会提出相类似的国际政治理念。

探讨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首倡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不能不涉及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感问题。如果说使中国人民“站起来”是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感”和重点追求，使中国人民“富起来”是邓小平等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感”和重点追求，那么使中国人民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实现中华复兴梦，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使命感”和重点追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恰恰是中国能适应21世纪的时代需求，恰逢其时地从国家政策及战略层次、从中国国际责任和国际贡献层次，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并着力践行之。

诚然，实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政治理念、理想，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其间会有数不清的障碍、曲折、艰辛，可能需要经过多少代人的不懈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更非中国一国以目前有限的国力所能完成。但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终将是解决21世纪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最佳综合解决方案，代表人类历史的大方向。因此，中国可以倡导并引领世界向这个方向前进，在此过程中承担最大的国际责任，做出中国应有的一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