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态势

刘 丰

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态势

刘 丰

近几年，东亚地区安全矛盾呈现激化的态势，安全形势趋于紧张。这一明显变化受到中美两个大国力量对比的影响，但竞争态势上升的幅度与实力对比差异之间并不匹配。本文认为，理解当今国际体系的转型存在全球体系和地区体系两个基本分析层次，全球层次上的核心问题是美国霸权的兴衰与应对，地区层次上是中国崛起及其引起的战略反应。东亚地区安全形势走向紧张是由中美实力对比与信心对比脱节以及美国管理其地区盟友而引发的联盟政治动力所导致的。在这一过程中，中美战略互动的性质变化塑造着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从而对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稳定性产生巨大影响。从既有的实力对比和实力增长势头出发，中国要维护持久发展和崛起的局面，需要着力管控中美战略竞争的强度和烈度，尤其是在全球层次避免过度挑战既有利益格局以及在地区层次规避中小国家的制衡倾向。

中美战略竞争 东亚安全 实力对比 信心对比 联盟政治

东亚是当今国际体系中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但与政治经济紧密互动不相一致的是，最近几年明显呈现安全矛盾上升、竞争加剧、紧张蔓延的态势。其最明显的表现是，地区内外的大国、中等国家以及小国之间一系列紧张事态密集爆发和负面循环。与现实事态发展相伴，学术界和大众媒体关于东亚地区紧张局势的探讨和冲突可能性的讨论日益增多。*在国际安全学界，近年来有关中美冲突的讨论明显增多。参见Richard N. Rosecrance and Steven E. Miller, The Next Great War? 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S.-China Conflict (MIT Press, 2014); Adam P. Liff and G. John Ikenberry, “Racing toward Tragedy? China’s Rise, Military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 2, 2014, pp. 52-91; Evan Braden Montgomery, “Contested Primac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U.S. Power Projec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 4, 2014, pp. 115-149;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s Rise and the Fate of America’s Global Posi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 3, 2015/16, pp. 7-53。中国学者关于中美战略竞争的讨论可参见，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3期，第4～26页；李巍、张哲馨：“战略竞争时代的新型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1期，第25～53页。权力转移理论是理解中美关系的一种传统视角，不少学者在看待东亚地区体系安全态势时，也倾向于强调这一地区正在改变的力量对比和战略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与战略矛盾。应该看到，地区权力转移所引起的利益诉求变化是东亚安全局势动荡的主要原因。但是，学术界对权力转移的性质、范围和程度存在争议。根据权力转移理论的定义，两个强国之间力量对比达到80%时，双方可以视为大致相当或持平，这个时候体系内战争和冲突的风险才会明显上升，进入权力转移的区间。考虑到中美两国的实力仍存在显著差距，权力转移所需的实力门槛还远未达到。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美战略竞争与摩擦的上升趋势超过了双方实力对比所应有的范围。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美国正在提前由接触转向防范甚至遏制。这也意味着，作为一种客观现象的权力转移态势与传统的权力转移理论的预期之间并不相符。那么，如何评估权力转移的范围及其限度，及其对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影响，成为认识当今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回答中国需要怎样的地区战略的问题。更明确地说，由此导致的问题是，中美战略竞争为何在最近几年明显超出了实力对比所设定的范围？双方的竞争将如何影响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从长远看，如何管控这种战略竞争？

一、全球与地区：理解权力转移的两个维度

当今时代正在出现显著的权力转移是学术界的一个共识，但对于权力转移的性质、范围和限度，学者们并没有达成一致。争论的焦点包括，权力是否会从西方转向东方或者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国家？世界将维持单极状态，还是走向多极，抑或是进入新的两极？观点的差异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比如对权力构成要素的界定，对变化趋势的预期。这其中，最为核心的关键词是如何评估“美国霸权”和“中国崛起”两个彼此关联的现象。

美国霸权和中国崛起这两个关键词界定了国际战略和安全研究的学术议程。在有些时候，它们是彼此独立的现象。比如，国际关系学界长期探讨美国霸权是否会维持、单极体系的稳定性如何以及次等大国为何没有制衡美国霸权。但近来，它们被越来越多地联系在一起，探讨的核心议题变成了中国崛起是否对美国霸权构成根本挑战。可以理解，每一个时代的国际关系都是由当时的主要大国之间的互动所塑造的，国际体系的变化也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战略互动。但是，在讨论这两个议题时，或者更广泛的权力转移时，实际上存在着全球和地区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理解中美关系，以及东亚地区国际关系，需要将这两个层次适当分离。这是因为，美国霸权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学术界主要关注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次等大国如何应对美国霸权；相比之下，中国崛起仍主要是一个地区性现象，学者们更多聚焦于中国的周边中小国家如何应对这一变化。全球体系与地区体系两个层次之间的关联与脱节，也塑造着东亚地区的安全态势。

第一，在全球层面的权力转移。从全球体系来看，国际体系中的首要问题实际上是唯一的超级大国(霸权国)美国如何与世界共处。冷战结束后，中外学界和政界曾就国际格局问题进行过长期争论，出现过“单极”“多极”“一超多强”“多极化”等多种代表性观点。但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单极获得了较多认可。与此同时，关于单极体系的基础、单极体系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单极体系对美国和其他大国行为的影响等重要问题，不同理论学派的学者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有关不同学派在单极相关问题上的主张，可参见G. John Ikenberry, Michael Mastanduno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Unipol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根据经典现实主义的论述，霸权对于其他大国都是威胁，因此次等大国的优先选择是制衡霸权国，推动体系的实力对比回归均衡。然而，制衡缺位是冷战后体系中一个最为令人瞩目的现象。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哪个次等大国有意愿或有能力制衡美国。美国的盟友——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没有制衡的意愿。面对北约持续东扩，俄罗斯有较强的制衡意愿，但由于经济上的衰退，制衡的能力有限，更多时候采取的是防御性态势。在经济发展战略导向下，中国在更多时候采取了与美国进行合作的政策，制衡的意愿也不强烈。

如同现实主义所期待的那样，不受约束的权力必将导致滥用。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行为模式都表现出了单边主义、军事力量的优先性、价值输出和权力扩张等特征。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谋求军事上的绝对安全，建立一个覆盖美国本土、西欧南欧以及亚太地区的全球反导网络，由此降低俄罗斯和中国的核威慑能力。不过，这种行为模式和动机导致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美国在军事干涉、推广民主的行动中挥霍了自己手中的权力，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另一方面，中国和俄罗斯近年来明显恢复对美国制衡的实力和意愿。这是过去几年间全球层次大国战略关系演进的基本逻辑。

第二，地区层面上美两极化的初步形成。从理论上看，国际体系包含全球和地区两个不同层次。实际上，每一个地区子体系的力量对比和战略关系都不同于全球层次。尽管我们说冷战后是一个美国单极或霸权体系，但在东亚、中亚、中东、西欧和南美，霸权国的渗透能力和主导水平都存在显著差异。作为地理上并不位于东亚的国家，美国以军事存在、地区盟友和安全网络为依托，建立并长期维持着一个局部霸权体系。

不少学者将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全球霸权的挑战，但从绝对实力角度看，这种观点言过其实。从全球体系层次的实力分布看，中国仍然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根据2016年的统计数据，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0.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60%。*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可参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2/t20170228_1467424.html.(上网时间：2017年8月1日)而从国防预算看，2016年中国的国防开支约为145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军费开支的25%。*参见“关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摘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05/c_1118243992.htm.(上网时间：2017年8月1日)因此，从综合实力来考量，中国离权力转移理论所预期的实力门槛仍相距甚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仍然主要是一个区域性大国，大部分实力基础和力量投入都立足于东亚地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东亚地区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一极，是影响地区秩序变化的主要因素，但并未使地区秩序脱离霸权秩序的范畴。中国身处美国的地区等级体系之外，显然不是美国霸权秩序的支持者和顺从者，但是并未尝试挑战美国的地区霸权，而是试图融入地区的经济分工体系和贸易网络。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美国的势力不仅没有从东亚地区消退，而且还在继续强化。这是因为，尽管地区内多数行为者在经济需要中国，但是在安全上并没有将中国视为完全可靠的伙伴，也没有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替代者。东亚许多国家既希望开拓中国市场、与中国进行贸易，又对中国的安全战略意图缺乏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希望借助美国抵消中国带来的压力。因此，在美国安全承诺的保障下，这些国家可以放心地与中国进行经济上的往来，从与中国的接触中获益。当然，美国的亚洲盟国和安全伙伴也希望增加自身的回旋空间，从而从中美两大国的地区竞争中获益，至少避免在冲突中受到严重损害。

总体上看，国际关系学者在讨论国际体系时，实际上存在全球体系和区域体系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这两个层次实际上带给国际关系两种不同的问题。从全球层次的挑战来看，美国单极给世界造成威胁；而从地区层次的挑战看，特别是从东亚地区看，首要的是中国崛起带给地区体系的冲击。在战略行为上，中国、俄罗斯在内的次等大国在全球层次上存在着制衡美国霸权的需求，而东亚中小国家在地区层次上存在着制衡中国崛起的需求，这两种不同的取向交织在一起，塑造着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和安全态势。

二、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态势的两重动力

中美战略竞争为何在近几年，尤其是2010年之后明显加剧？这个问题已经在国际关系学术界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讨论，产生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解释。现有的解释要么强调中国实力的提升所导致的战略转变，要么关注美国继续强化在东亚地区的介入而造成的紧张。然而，地区安全态势的变动是中美之间战略互动的产物，并不是单纯某一方的行为所驱动的。通过梳理分析既有研究的优劣得失，我们可以对这一问题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第一类研究强调了中国实力的迅速崛起给中国自身的行为模式及地区安全所造成的影响。其中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和军事实力的提升尤其是海军的现代化，中国的国家利益发生了变化，更加注重海洋权力的建设，并积极维护海上贸易通道。*Michael Yahuda,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3, No. 81, p. 446.这就使得本来就存在的海上争端变得更加敏感，也引起美国在该地区的介入，从而导致中美两国战略竞争加剧。另一种观点认为，2010年之后尤其是中国新任领导集体执政以来，中国外交出现了明显转型，由此前的“韬光养晦”越来越转向“奋发有为”。*Jian Zhang, “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towards Peaceful Rise 2.0?”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No. 1, 2015, pp.5-19; Zhou Fangyin, “Between Assertiveness and Self-restraint: Understanding China’s South China Sea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4, 2016, pp.869-890.中国不仅在维护周边领海安全等议题上，在世界其他地区发展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各类议题上，都比此前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甚至在某些国际领域已经在积极构建新的机制与规则。这类行为的变化对于处于权力结构顶层的美国来说，当然构成一种必然要防范甚至遏制的需求。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近几年比之前显得更加强势，在维护海洋利益等方面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姿态和行为，*Alaster Iain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3, Vol. 37, No. 4, pp. 7-48; Hoo Tiang Boon, “Harding the Hard, Softening the Soft: Assertiveness and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No.8, 2016, pp.1-24.这导致周边国家也具有“携美制中”的战略需求。

第二类研究关注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主要是由美国强化对中国的防范和打压所引起的。比较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种观点是，霸权国为维护霸权稳定，一向对体系内的崛起国或有崛起潜力的次等大国保持高度警惕，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随着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实力对比越来越接近，二者之间爆发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也越高。*关于权力转移的相关讨论，可参见：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58; Renald Tammen, ed. , Power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and London: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of Seven Bridges Press, 2000; Jonathan M. DiCicco and Jack S. Levy, “Power Shifts and Problem Shifts: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99, Vol. 43, No. 6, pp. 675-704; Steve Chan, “Exploring Puzzles in Power-transition Theory: Implications f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ecurity Studies, No.3, 2004, pp.103-141; 肖河：“霸权国与其他主要大国关系研究——以二战后历史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第44～73页；宋伟：“实力转变理论述评”，《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0期，第39～46页。尽管2012年以来，中国极力倡导与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但是中美两国的误解和竞争依然存在。*Suisheng Zhao, “A New Model of Big Power Relations? China-US Strategic Rivalry and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5, No. 93, p.377.正是在这一时期，奥巴马政府开始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有意无意地将中国崛起视为最重要的防范对象，通过加强海空军事力量、强化与亚太盟友的安全合作以及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在安全和经济上给中国施压。*“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CRS Report for Congress, March 28, 2012, p.8, http://www.markswatson.com/pivot2pac-CRS.pdf(上网时间：2017年8月10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行为变化不过是对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合理反应，是为了应对美国强化地区军事存在和经济竞争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

以上几种观点从中国和美国各自的战略考量和行为变化给出了解释，但仔细斟酌可以发现它们的不足之处。从中国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变化看，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的领海争端是一个长期问题，只是近些年才成为国际安全关注的焦点议题，甚至这些焦点议题也并非美国的核心利益关切。而且，中国也一向将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视为核心利益，并没有在除此之外的其他议题领域显得比以往更加强硬。即使是与中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中国也并非始终表现出强硬姿态，而是尽可能选择以外交方式处理，避免动用强制力量。此外，尽管新时期中国在外交上更加奋发有为、积极主动，但是并没有突破美国在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体系，也一直自我强调是该体系的受益者和建设者，而并非颠覆者。从美国亚太战略转移的角度看，首先是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和军事实力的对比还存在比较显著的差距，中国在当前甚至未来一段时期还不具备挑战美国霸权的实力；其次，美国的亚太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崛起是重要的但决不是唯一的因素，美国亚太战略转变也具有重振美国经济和护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等多种原因。由此看来，以上几种观点可以从长期和方向性上解释中美两国为何会出现战略竞争，但是并不足以解释为何中美战略竞争在最近几年突然呈现大规模爆发的态势。不管是从中国的角度还是从美国的角度，既有解释都是基于两国实力对比和战略互动等物质性维度。实际上，除了可供参考的物质性维度，中美两国之所以近年来呈现战略竞争上升和摩擦频现的态势，还需要考察中美两国的认知性维度。

东亚安全态势趋紧是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反应。面对南海问题、朝核问题等一直存在的地区性矛盾，美国明显利用这些议题加强对中国的紧逼，而中国也改变以往的行为模式，对美方作出了相应的反制措施。从理论上看，东亚安全形势向竞争加剧和紧张升级方向发展，主要受两个负面因素的影响，一个因素是中美之间实力对比与信心对比的失衡，另一个因素是美国管理其亚太地区盟友和安全伙伴所引发的联盟政治的效应。

在实力对比与信心对比方面，按照权力政治的逻辑，传统主导国美国与新兴崛起国中国之间的实力变动是当前东亚安全态势显著变化、紧张气氛加剧的核心原因，但信心这一主观因素同样重要。近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这一概念在政界和学界广为引用和讨论，关于这种陷阱是否真实存在，以及它是否适用于今天的中美关系，都是引发争议的问题。*Graham Allison, “2014: Good Year for a Great War?”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 1, 2014.但不可忽视的是，它反映了美国决策者和分析家的思维倾向，凸显出美国战略界对中美实力变动所引发的紧张情绪，以及加强对中国防范和遏制的战略考虑。在南海进行所谓“自由航行”宣示行动和力推“萨德”入韩，反映了美国一贯的霸权思维和维护主导地位的战略目标。在新的形势下，则反映出中美实力对比变化明显加剧了美国防范中国的焦虑感和迫切感。正如上文所强调的，中国的实力增长还远未达到对美国霸权构成实质性威胁的地步。那么，实力对比没有发生质变的情况下，美国为何会加大对中国的压力？

本文认为，美国对华战略转向是由中美在现有力量对比态势下双方的信心对比变化所导致的，一方面美国管控中国崛起的信心下降，另一方面中国实施进取战略的信心上升。具体而言，尽管美国的相对实力有所下降，但其信心流失(the erosion of confidence)的速度和程度超过了实力下降的幅度。相比之下，中国使用自身能力塑造环境和改变现状的信心在上升，尽管这种能力本身还在积累之中。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巩固其霸权主导地位，追求绝对安全。为此，美国试图在其本土以及欧洲和亚洲两个主要地区建立起反导系统，构成全球反导体系。多年来，尽管中俄两国强烈反对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反导系统建设，但在实践中，美国部署反导系统的动作已经越走越远。从地区格局看，美国为应对中国崛起而加强防范甚至遏制的一面在上升。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焦虑感和紧迫感明显上升，逐渐达成加强对华防范的共识，并通过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付诸实践。在信心流失的背景下，美国战略界认为现在如果不对中国采取措施，那么未来的优势会越来越小。*关于美国对华政策辩论，参见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期，第19～28页。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崛起及其对美国构成的挑战被人为夸大或放大了。这主要是单极体系的影响和信息时代的效应。单极体系本来是一种缺乏挑战者的体系，但高处不胜寒的单极国家会对体系内的实力变动更加敏感，对实力的微小变动都感到紧张。另一方面，在信息化时代，有关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各类数据和排名使得实力变动更加显性化。而在以往的时代，实力对比主要靠最高决策者和少部分知识精英的感知，通常不太精确，而且是滞后的。尽管中国崛起仍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物质实力与美国存在明显差距，但大量关于中国崛起的信息和指标放大了客观实力的变动。

在联盟政治方面，东亚安全形势受到美国管理其亚太地区盟友所导致的负面联盟政治的影响。与欧洲地区以多边条约和组织为基础的联盟架构不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关系由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等五国的双边联盟构成。由于这些联盟在美国整体亚太战略以及亚太安全秩序中的地位，研究者们通常将它们视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体系，即“轴辐体系”。*Victor D. Cha, “American Alliances and Asia’s Regional Architecture,” in Saadia M. Pekkanen, John Ravenhill, and Rosemary Foot,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737-757.现如今，美国的联盟体系的性质和功能明显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安全联盟。在传统意义上，联盟的核心是相互确保彼此安全的承诺；而现在，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核心在于，美国为盟友提供安全保障，而盟友支持美国的主导地位。由此，这些联盟关系支撑着美国的等级体系，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并不存在对等的关系。这也意味着，美国对其盟友发号施令的能力压倒了盟友对美国的期待。

在信心流失的背景下，以同盟关系和军事存在作为美国介入地区事务、维护其战略利益的主要抓手。在美国总体进行战略收缩和缩减国防开支的背景下，美国认识到同盟关系对其维持地区存在的重要性。*参见左希迎：“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第4～28页。为此，美国政府强调在两个需求上进行平衡。一方面，美国需要维持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继续为盟友提供安全保障，以保证盟友对主导地位的信心和信任；另一方面，美国需要鼓励盟友承担义务，加强伙伴能力建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积极加强与亚太盟友之间的关系是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至关重要的支柱之一。具体而言，美国推动日本、韩国等盟友承担更大的责任，协调多个双边盟友之间的联系，着力开展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双边军事合作。尽管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与盟友的关系经历了短暂波动，但目前已经明显回归到传统的轨道上。

按照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的理论，联盟内部政治的核心矛盾是在“牵连”与“抛弃”这对困境之间的权衡。*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No. 4, 1984, pp. 461-495.具体而言，加入联盟的国家担心被盟友卷入自己并不希望介入的冲突，同时又怕在冲突中被自己的盟友抛弃。但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内部政治动力超越了“牵连”与“抛弃”这对困境的范畴。在美国主导的联盟中，美国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度和决定权，它既不怕盟友抛弃，也不担心卷入盟友的冲突。美国联盟体系的性质不再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而是维持其主导的等级体系。*关于联盟在美国等级体系维系中的作用，参见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32～48页；邝云峰：“美国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4期，第36～88页。盟友对美国的安全需求大于美国对它们的安全需求，美国对它们更多是战略需求大于安全需求，即要求它们在战略方向上与美国保持一致，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帮助美国分担成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何管理盟友就成为联盟内部政治的核心内容。这种管理不仅体现在军事安全领域，而且还扩展到政治、经济等其他不属于联盟义务的领域。特别是，在奥巴马时期推进“亚太再平衡”过程中，美国期望盟友和安全伙伴加入其所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在更广泛的维度上牵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发挥。尽管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这一协议，但仍然寻求在东亚地区维持影响力，只是采取的经济策略还需要进一步确定。美国管理其盟友的主要目标不是限制这些国家与中国交往，而是在这些国家与中国开展超出美国预期的战略合作时加以限制。

在引发东亚安全矛盾升级的过程中，上述两重动力是相互交织、彼此强化的。在绝对实力出现衰落和信心下降的情况下，美国对地区权力转移的进程更加敏感，对丧失主导地位的担忧愈发显著。因此，它倾向于利用已有的安全矛盾来加强对中国的牵制。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防范与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忧虑找到了契合点，个别国家制衡中国的意愿也在加强，与中国存在安全矛盾的国家尤其如此。这些美国的盟友、准盟友和安全伙伴与中国打交道时，或多或少在寻求美国的支持，迎合美国防范中国的战略需求。就中国而言，美国在东亚地区维持并升级联盟关系，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现实的威胁和制约。在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一系列紧张事态中， 都有美国及其盟友的身影与动作。为了避免被一个对抗性的联盟包围，防止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受损，中国改变了以往的克制政策，作出了必要的反制。总体而言，在安全矛盾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实力对比变化的确是中美矛盾加剧的诱因，但竞争强度在一定程度上超出实力对比所限定的范围，是由于双方的威胁认知和对未来的预期发挥了增强效应，中小国家与中国的安全矛盾则发挥了辅助性作用。

三、调和中美战略竞争

在单极体系下，维持美国主导地位是美国领导人和战略界的既定战略。由于中美之间力量对比持续向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变动，可以预期，双方的战略竞争会朝着更加激烈的方向发展。那么，这种战略竞争是否必然走向冲突甚至战争？在现阶段战略竞争的强度能否调和？首先需要说明，尽管目前关于中美战争和冲突前景的分析众多，但依据这种未来的假想情景来分析现实的中美关系存在根本性误区。在中美两国拥有核武器和稳定核威慑能力的情形下，关于中美之间爆发大战的设想并没有意义。从既有的实力对比和实力增长势头出发，中国要维护持久发展和崛起的局面，需要着力管控中美战略竞争的强度和烈度。本文对中美安全竞争加剧的动力分析至少表明了两个可能管控的方向：一是管理双方的信心，二是规避联盟政治的负面影响。

第一，中国应将中美两国在全球层次与地区层次的战略竞争区分开来，在全球层次上避免过快追求利益格局再分配和扩展影响力而带来的挑战，在地区层次上主要以温和方式拓展影响力，将战略强制手段的运用限制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仍然是地区性，而非全球性的。通过与冷战时代美苏竞争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在美苏竞争中，两个超级大国彼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军备竞赛，同时在全球主要地区都展开争夺，试图填补战略真空或者挤压对方的战略空间。双方的竞争不仅是全球性的，而且是全方位的，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相比之下，当前中美在全球层次的竞争还处在很低水平。中国是一个具有全球性潜力的崛起国，其在全球范围的活动主要是经济影响力的拓展，而非战略和军事层面的。中国加强了军事现代化建设，但还达不到与美国进行竞争性军备建设的规模。

在全球层次，中国也展现了改变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强烈需求，尤其是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中的权利、义务和利益分配。近来，中国领导人频繁提出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张，实质上是要促成国际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国际利益格局是主要大国在竞争与合作中协调和分配彼此利益形成的安排，是构成国际秩序的重要维度。在稳定有效的国际秩序下，体系的实力对比与利益格局之间存在动态平衡和相互匹配的关系。伴随国际力量对比的持续变化和新兴国家利益诉求的日益增多，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明显面临国际利益格局再调整受阻的困境，无法根据国际政治现实的变化实现自我调整。*参见何亚非：“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的焦点就是规则争论”，《WTO经济导刊》，2016年第12期，第19～21页。随着国家实力的快速提升，中国的利益诉求也出现扩展，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得以加强，不可避免地对既有利益格局构成冲击。不过，从中国自身利益需求、国力发展水平以及与国际社会互动的实践出发，中国应该在继续参与国际社会的前提下，稳步提升综合国力，争取新兴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审慎处理与主导国的战略关系，循序渐进地推动国际利益格局良性调整。

在地区层次，中国的政策调整显而易见。一是中国显著加强了国内的能力建设和制度改革，为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地区战略奠定了国内基础。二是在应对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涉及主权和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从被动反应转向主动塑造，通过常态化巡航和岛礁建设巩固自身的主权和安全利益。三是通过主导建立亚投行和推进区域合作相关倡议，积极掌握在地区经济一体化中的主动权。*关于中国地区战略变化的讨论可参见左希迎：“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战略动员”，《外交评论》，2014年第2期，第35～54页；刘丰：“中国东亚安全战略转变及其解释”，《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3期，第29～52页。

需要明确的是，全球性竞争与地区性竞争是两种不同层次的竞争，它们之间的差异体现在竞争强度、需要投入的资源、竞争手段以及对主导国的冲击力度等方面。当前，中国在全球层次的影响力拓展主要着眼于资源获取和市场开拓。尽管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的需求在上升，但现阶段在海外谋求军事存在和填补战略真空仍存在很大风险。上文已经提出，每一个地区体系都有其实力对比和固有的战略关系，即便在一些地区美国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较低，但进入这些地区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传统势力的抵制。因此，中国应该将战略重心聚焦于东亚地区体系，通过渐进的、温和的战略路线扩展地区经济和安全影响，塑造有利的地区环境。

第二，中国需要规避中小国家的制衡倾向，综合运用安全和经济手段为多数中小国家继续推行对冲战略(hedging strategy)创造条件。*关于对冲作为地区国家的一种主导行为，参见王栋课题组：“中国崛起与亚太国家对冲行为研究”，《战略纵横——研究报告汇编(2012-2013)》，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第70～123页；刘丰、陈志瑞：“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当代亚太》2015年第4期，第4～25页；Suisheng Zhao and Xiong Qi, “Hedging and Geostrategic Balance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toward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6, No. 100, pp. 485-499。在过去20多年间，出于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的需要，中国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实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对周边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分别采取了分享机遇和自我克制的策略，一方面依靠经济手段为这些国家提供稳定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在与自身核心利益直接相关的安全问题上进行战略安抚。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以往的周边政策的重心实际上在于“富邻”，希望以互惠甚至让利的方式换取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尽管中国在安全领域也采取了自我克制的策略，搁置与周边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争议，但这种策略是稳定安全预期的一种消极手段，必须以其他国家给予积极和善意的回应为条件。如果无法得到善意回应，将使自身在这些问题上的核心利益遭受损害，并且丧失解决问题的主动性。目前的困境在于，许多周边国家在深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在不断强化与美国之间的安全互动。真正达到维护自身和地区安全、缓解东亚其他国家安全忧虑的效果，中国在进一步提供经济收益的同时，在政治和军事上也需要采取积极的安全保障措施，尽量避免美国拉拢周边国家结成针对中国的同盟，积极发挥中国自身在塑造地区内经济和安全秩序中的主导作用。

在处理中小国家关系上，战略手段运用存在的一个悖论是，完全依靠经济施惠和过度采取攻势外交都无法维持与中小国家的稳定关系。*参见高程：“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战略透支’问题探析”，《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第3期，第49～55页。前者无法塑造这些国家的安全行为，而后者会强化它们的制衡倾向。从理论上看，中国规避中小国家制衡主要有以下路径：一是提升制衡的实力门槛，让其他国家无法制衡。但是，由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长期存在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这种实力门槛短期内难以实现。二是提升自己崛起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这种合法性来源于价值、绩效和程序三个方面。具体而言，中国崛起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与中小国家的需求是否契合，崛起能否给中小国家带来足够的收益，以及能否让这些国家参与和分享崛起过程。*关于增强崛起合法性的讨论，参见孙学峰：《合法化战略与大国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三是通过政治、经济和安全手段分化与孤立制衡阵营，在制衡阵营内部打下楔子。

当前，对冲仍然是东亚地区中小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主要策略，尽管在某些议题上，它们有支持和配合美国行动的意愿，但并没有系统性倒向美国的风险。*参见刘若楠：“大国安全竞争与东南亚国家的地区战略转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第60～82页。中国可以通过安全和经济上的安抚，配合适度的强制手段，这有助于中小国家继续维持对冲战略，避免倒向美国一方。

四、结论

冷战结束至今，东亚地区总体上保持了和平、稳定和发展的良好势头。当前，一系列现实事态表明，东亚地区安全矛盾呈现激化态势，安全形势趋于紧张。在单极体系下，美国将维持主导地位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由此导致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崛起怀有疑虑，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始终存在防范要素。由此，中美战略竞争是当今国际体系中难以回避的现实。但是，当前中美竞争态势加剧与双方的实力对比之间明显并不匹配，尤其是中国尚未迈过挑战和颠覆美国主导地位的实力门槛。本文认为，东亚地区安全形势走向紧张是由中美实力对比与信心对比脱节以及美国管理其地区盟友而引发的联盟政治动力所导致的。一方面，美国在相对实力下降过程中信心流失加剧，对中国的担心和忧虑超出了实力对比范畴；另一方面，美国利用了地区中小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将其与盟友和安全伙伴的安全关系扩展到战略、经济等其他领域。鉴于中国的实力仍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在中美战略竞争过程中，中国应将重心着眼于东亚地区体系的能力建设和影响力扩展，以渐进的、逐步的方式推进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实现与拓展。与此同时，中国应继续坚持以安抚为主的地区战略，为中小国家继续采取对冲战略创造条件。○

作者介绍刘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与东亚国际关系。

(责任编辑：王文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