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行通济”民俗的当代传承与保护策略

陈恩维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广东广州510420）

佛山“行通济”民俗的当代传承与保护策略

陈恩维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广东广州510420）

“行通济”，是佛山一项影响深远、独具风情的岭南地方民俗。通过现场观察和问卷调查发现，“行通济”民俗尽管社会影响力大，但参与人群的稳定度不高；参与人群认可“行通济”的价值，但对其仪式内涵的了解严重不足；“行通济”民俗在当代的仪式和内涵出现了适应性调整。因此，应运用特色化工具，保护“行通济”民俗中的特色文化元素，将“行通济”与佛山记忆联系起来，从文化认同的高度，推动其保护、传承和发展。

行通济；文化记忆；文化认同

“行通济”，是佛山一项影响深远、独具风情的岭南地方民俗。基本的仪式是：每年正月十六这天，佛山居民，无论男女老少，或手提生菜包、或手举风车，行过一座叫作“通济桥”的古桥。人们相信“行通济，冇弊翳”，认为正月十六走过通济桥后，大家一年都会健健康康、顺顺利利、开开心心。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在中国的兴起，“行通济”2007年申报为佛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行通济”成为广东省非遗项目。与此同时，“行通济”参与人数越来越多，形成了无须组织动员但有60-70万人过桥的奇观，地方政府也顺势提出了要把“行通济”打造为佛山城市文化名片。但是，喧闹的场景下，“行通济”民俗的传承状况究竟是怎样的？只有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才能有的放矢。有鉴于此，笔者在对“行通济”民俗多年的持续观察的基础上，以现场观察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考察了“行通济”民俗的当代传承状况。其中，问卷调查在2013年2月22日至3月22日进行，主要通过现场填写问卷（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2012届毕业生黄晓敏合作完成）的方式进行，调查点包括正月十五、十六日的“行通济”活动现场、通济桥附近居民区。

一、佛山“行通济”民俗的参与状况

（一）参与人群的基本构成

从调查结果来看，2013年参与“行通济”的人群主要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1.参与人群中女性人数更多。调查数据显示，“行通济”人数中女性所占比例为58.79%，男性比例为41.21%，男女性别比为70.09。2010年11月进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佛山全市男女性别比为116.74。［1］（文中有关人口统计数据均出自佛山市统计局人口普查公报）显然，“行通济”人数中的男女性别比，明显低于佛山市2010年的男女性别比，这反映了“行通济”民俗保留了男女同游的风俗特点，但女性参与人数明显高于男性人数，这可能与“行通济”民俗中“求子”的传统内涵有关。由此可见，尽管今天的人们对“行通济”的求子内涵虽然知之甚少，但是民俗传统仍然有其惯性，对参与人群仍然保持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2.参与人群以40岁以下年轻人为主。针对参与人群年龄的调查显示（见表1），参与人群中二十五岁以下人群所占比例为37.36%，二十六至三十岁年龄段的占15.38%，三十一岁到三十五岁年龄段的占10.44%，三十六岁至四十岁年龄段的占7.69%，四十岁到五十岁年龄段的占14.84%，五十岁以上的占14.29%。以上数据表明，40岁以下人群占参与“行通济”人数的71.14%，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参与人群占总人数的14.29%。这说明，40岁以下的年轻人是“行通济”大军的“主力军”。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佛山0-14岁人口占11.85%；15-64岁人口占82.97%；65岁及以上人口占5.18%。不过，佛山的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明显。与2000年“五普”相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佛山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加20.68万人，年均增加2.07万人。从“行通济”的参与人群来看，占主体的参与人数是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年轻一代的参与度高，可能与近年来地方政府和地方媒体大力推介“行通济”民俗而年轻人对于新信息的接受度较高有关，也可能与“行通济”民俗近来带有“狂欢”性质从而对年轻人吸引力更强有关。不过，40岁以下人群虽是“行通济”民俗的传承主体，但他们接受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行通济”仪式，对于“行通济”的传统知之甚少。因此，针对这一群体，开展“行通济”民俗文化的教育势在必行。

表1 参与人群年龄调查表

3.参与人群以禅城区常住人口为主，常住人口的参与越来越多。在调查数据中，禅城区户籍居民、外地人口长期居住禅城区者加上在禅城区读书的学生，这三者所占比例达到78.57%，其中禅城区户籍人口占45.05%，佛山其他四区以及广州人士所占比例占15.39%。在125位填写了籍贯的参与者中，籍贯为佛山的22人，占17.6%；籍贯为广东省的86人，占68.8%；籍贯为外省的17个人，占13.6%。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常住人口参与“行通济”民俗活动，本土参与人群所占比例进一步下降。

（二）人们的参与特点

1.忠诚参与者较多。接受调查的人员中（见图1），第一次参与“行通济”的所占比例为35.16%。参与两到三年的人群占28.57%，五年以上的占24.73%，而占比例最小的则是三到五年这一时间段的人群，为11.54%。参与2年以上的人群可以视为忠诚参与者，其所占比例达到64.87%，这说明“行通济”民俗忠诚参与者的比例较高，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他们是“行通济”民俗的保护传承主体。由于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宣传力度且组织得当，“行通济”民俗表现了较强的吸引力，因此第一次参与者的比例也较高，但是这些第一次参与者是否能够转化为忠诚参与者还有待观察。这也表明，“行通济”参与人群存在忠诚参与者流失的风险。

图1 参与者参与年限调查

2.参与时间以正月十五日为主。表2数据显示，“行通济”参与人数最多时间段为正月十五当晚，高达44.51%，正月十五白天人数占24.93%，二者相加占69.24%。而正月十六日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行通济”日，自正月十五日晚子时到正月十六晚，参与人数占总人数的30.76%。但这一比例远低于禅城区户籍居民参与“行通济”的45.05%。由此可见，由于政府组织的巡游设置在正月十五日晚，也因为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本地人正月十六“行通济”的习惯正被悄然改变。根据禅城区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结构比例的变化趋势，可以预见未来正月十六日“行通济”的人群所占比率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正月十五日“行通济”逐渐会成为主流。

表2 “行通济”参与时间调查表

3.约半数参与者遵循政府规划路线。近年来，政府出于安全、交通等方面原因的考虑，不断调整“行通济”路线，其距离越来越长。调查结果显示（见表3），有接近一半的参与者（占48.9%）选择遵循政府规划路线，并且这一人群在“行通济”的时间选择上也是响应政府号召在正月十五晚上参与。由此可见，政府的主导，对与参与者“行通济”的行为方式具有强烈影响。不过，另一方面，仍有一半以上的人们，选择按照自己喜好的路线行走通济桥，这说明“行通济”市民在“行通济”路线的选择上仍有一定的自主性。因此，政府在规划“行通济”路线时，不能过于频繁地调整路线，同时规划路线不宜过长，对居住在规划圈内的民众的习惯应予以尊重。

表3 参与人群路线调查表

4.参与者对公共交通的依赖度不高。图2数据显示参与“行通济”人群中多为通过步行来到通济桥，再参与“行通济”，其比例达45.05%。这说明“行通济”的步行传统得到了保留。其次，除了禅城区之外四区自驾前来参与“行通济”比例（9.34%）高于乘坐公交的（4.95%）比例。这说明参与者对本地公共交通的依赖程度不高，或者说本地公共交通的服务功能不彰。此外，自驾人数占总人数的10.44%，因此今后的“行通济”保障中，除进一步提高公共交通的服务功能外，应考虑自驾参与者的停车服务与引导。

图2 参与者交通工具使用调查

5.参与目的多为“祈福”。在参与目的上，参与者选择“元宵节祈福（祈求发财、平安、新一年转运等）”的为数最多，达到50.55%（具体见图3），而选择“看大家都参与，恰逢元宵节，所以也跟着过来凑热闹”者，占25.27%，选择“心中对民俗活动的归属与认同，志在保护这项民俗”者占17.03%，所占比例最小的则为“政府的支持和倡导”，仅仅占了1.1%。抱有祈福目的的参与者，人数超过了一半，说明“行通济”作为传统民俗，其求子、求财的内涵由于一些特有民俗仪式的消失而逐渐泛化为一般意义上的“祈福”。他们和“心中对民俗活动的归属与认同，志在保护这项民俗”的参与者，都属于目的明确的“行通济”参与者，其比例接近“行通济”忠诚参与者的比例（64.87%）。“看大家都参与，恰逢元宵节，所以也跟着过来凑热闹”者，所占比例大体接近第一次参与者的比例（35.16%）。因政府支持倡导而参与的比例仅占了1.1%，这说明“行通济”民俗虽然依靠政府组织保障和路线规划，但是人们的参与却绝大多数是自发的，“行通济”民俗因为与群众祈福心理的切合而具有强大的群众认可度。

图3 “行通济”参与目的调查

二、参与者对“行通济”的认识与评价

（一）对“行通济”民俗的价值评价较高。在对“行通济”民俗的评价上（见图4），认为“这是一项古老的民俗，值得发扬保护”的参与者所占比例高达74.73%；同时也有15.93%的人认为“这是一场大型的集体狂欢会，带有很大的娱乐性”；认为“这是一种迷信行为”的仅占1.65%；“没什么感觉”的占7.69%。这说明随着我国非遗事业的发展和当地政府的大力倡导和宣传，人们对于“行通济”民俗的价值认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是2002年以来“行通济”参与人数剧增的原因。民众对于“行通济”民俗的价值评价较高，说明群众对这项民俗的认可度较高，也说明“行通济”民俗文化具有进一步弘扬发展的可能。

图4 对“行通济”的认识与评价

（二）参与者对“行通济”认识的自我评价不高。就参与者的自我评价来看（见图5），表示对这项民俗仅了解一点的占57.14%，表示不了解者占13.74%，敢于肯定自己对这项民俗十分了解者仅占29.12%。首先，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尽管有74.73%的参与者认为“这是一项古老的民俗，值得发扬保护”，但是肯定自己对这项民俗十分了解者仅占29.12%。换言之，有相当一部分参与者认可“行通济”的文化价值，并且积极参加，但是他们对于“行通济”的文化内涵了解不多。其次，人们对于这项民俗的了解，与他们的参与目的正相关。自认对这项民俗有所了解或者了解较多的人，参与目的比较明确，参与度也比较高。这一点，反映在参与者对吉祥物的选择购买上。购买者为的是“祈福，好意头”的所占比例高达69.78%，为了“凑热闹”者占13.19%。不过，参与者对于“通济三宝”的所指了解较少，仅14.29%肯定自己非常了解。这说明，参与者对“行通济”民俗的认可度虽然较高，但了解有限，自我评价也不高。这要求今后“行通济”的保护传承工作，应以对其仪式内涵的挖掘整理与传播为重点。只有真正了解“行通济”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参与者才会转化为民俗的忠诚参与者和民俗文化的传承者。

图5 参与者自我评价调查

（三）对目前“行通济”巡游组织的不足之处的认识比较集中。本次调查所收集到的参与者对“行通济”民俗活动的建议有30余条（见图6），主要集中在“路线”和“吉祥物”两个方面，分别是：1.路线规划越来越长，花在路上时间太多；2.对生菜的大量浪费。首先，这里也出现了一些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过半人认为行通济扔生菜不符民俗且浪费，但另一方面，抛生菜的现象确实愈演愈烈，每年参与抛生菜的人数其实越来越多。其次，“行通济”路线的频繁调整，既是出于应对近年来“行通济”参与人数不断上升的现实安全考量，也是对城市不断扩张的边界的一种文化记忆。“行通济”本来就有“跋涉长途，不以为苦。盖传言不如此则是年命运必多阻滞也”［2］的说法，政府应尽可能稳定“行通济”基本路线、特别是保护其核心路线；同时应通过媒体和民俗专家的引导，说明“行通济”路线调整的目的及其必要性以争取市民的认同，从而有效减少这方面的负面评价。生菜，本来是“行通济”中的重要民俗事象，承载“行通济”求子、求财等文化内涵。参与者之所以把抛生菜视为浪费，主要还是因为不明白“生菜”的民俗意义。因此，政府一方面应组织专家阐释“生菜”的民俗意义，另一方面可加强“引财归家”的倡导，减少乱抛生菜的现象，切不可对“抛生菜”一禁了之。

图6 对参与者所提建议调查

三、佛山“行通济”民俗的传承特点

通过对“行通济”民俗参与人群特征、参与情况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与评价的调查，我们认为佛山“行通济”民俗的传承存在以下特点：

（一）“行通济”民俗的社会影响力大，但参与人群的稳定度不高

近年来，“行通济”参与人数大体稳定在60～70万人，但是内部构成变化较大。结合此次调查结果来看，“行通济”以禅城区常住人口为主，这一部分人是比较稳定的参与者，并且对“行通济”的认可度较高。但是调查数据中显示，“第一次参与”的比例为35.16%，第一年参与、但表示第二年是否参加需看情况的禅城区常住人口所占比例是38.46%，而有此种情况的广东省非禅城区常住人口所占比例为85.71%，这说明了“行通济”虽然在珠三角拥有广泛影响力，但真正的传承者主要是佛山市禅城区常住居民，禅城区以外的“行通济”参与者对“行通济”的忠诚度还不够高。因此，“行通济”民俗的参与人数近年来虽然越来越多，但是如果缺乏对参与者的培育以及组织失当的话，参与人数也存在迅速减少的可能，这无疑会影响其保护和传承。行之有效的对策是，政府在组织“行通济”民俗文化巡游时可适当增加佛山南海、顺德、高明、三水、甚至相邻的广州地区的文化元素，以增强禅城周边四区对此项民俗的认同感。

（二）参与人群认可“行通济”的价值，但对其仪式内涵的了解严重不足

调查表明，参与人群对于“行通济”民俗的价值评价较高，但对其了解是不尽人意的。即使是对“通济三宝”（生菜、风铃、风车），文化认知度也不高。这样的状况导致人们尽管年年都会参与“行通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行通济”。笔者现场询问发现，许多民众即使手中拿着这三样东西，但并不清楚什么是“通济三宝”，“行通济”为什么要带“通济三宝”，甚至还有不少人不知道这个称谓的存在。这便表明，“通济三宝”作为“行通济”的重要民俗事像，还没有被参与者普遍认可。通过对数据进行交叉分析可以得知，“非常了解这项民俗的内涵”的参与者，第二年会继续参与“行通济”的占58.49%，不再继续参与的占1.89%；而“不是很了解”的参与者，第二年继续参与的占32%，不再参与的占12%，表示要看情况的占56%（如图7所示）。这说明参与者对“行通济”的忠诚度与了解度正相关。因此，对“行通济”民俗文化的宣传教育，是确保其有效传承的关键。

图7 参与人群对“行通济”的了解度调查

（三）当代“行通济”民俗的仪式和内涵出现适应性调整

在经济社会双重转型的冲击下，“行通济”民俗仪式感逐渐消失和内涵逐渐泛化。首先，这种变化与佛山这座移民城市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关。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佛山市常住人口为719.43万人，户籍常住人口328.24万人，外来常住人口387.04万人，外来人口已超过了户籍人口。外来常住人口踊跃参与，一方面表明“行通济”具备增加外来移民对这个城市“认同”度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行通济”民俗仪式与内涵在外来人口影响下发生变化的可能。比如，传统“行通济”的时间本来是正月十六日，但是由于近、当代以来，持续涌入的外来人口将“行通济”误做“元宵节”，并在“行通济”民俗中叠加了一些元宵节俗，因此“行通济”的时间逐渐演变为正月十五日。

其次，“行通济”仪式与内涵的变化也与社会观念的变化有关。例如，提生菜“行通济”的仪式，本来是求子愿望的表达，但当代以来由于生育观念的变化，逐渐演变为“丢生菜”狂欢。“行通济”民俗的最初内涵是度厄、祛病，明清时期则以求子为主，但当代则演变为以祈福为主。从民俗的角度来看，民众选择购买吉祥物的目的不再是求子，而是为了“新的一年有个好意头”，人们参与“行通济”的目的最主要还是归根于“祈求发财，福到运转”的美好心愿。调查结果反映，占比达52.74%的30岁以下的参与者对“行通济”民俗文化内涵不了解或者一知半解，他们往往不顾活动本身含义，哪里热闹哪里凑。这种将传统民俗娱乐化的行为，可能与西方嘉年华的传入以及外地庙会的影响有关。另外，这种娱乐化的狂欢行为也与当今“行通济”路线每年更改不一，民众信仰的模糊以及仪式的改变带给人们仪式失落感有关。

四、“行通济”民俗的保护传承对策

由于年均参与人数已经达到了60万以上，几乎占了佛山市常住人口的十分之一，“行通济”事实上已经成为佛山市乃至广佛都市圈最具影响力的岭南民俗。它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民俗，事实上成为一张具有广泛影响的地域文化名片。有鉴于此，笔者结合本文调查所反映的“行通济”民俗文化传承的现状，提出在价值重估的基础上“行通济”民俗的保护传承新策略。

第一，运用特色化工具，保护“行通济”民俗中的特色文化元素。“行通济”，其实是中原“走百病”民俗的遗留态。“走百病”习俗，起源于南北朝时期的耗磨日，又与驱鬼逐疫仪式、汉族元宵节俗和仪式、少数民族放偷习俗相混合，汇合了照耗、逐疫、过桥、赏灯、摸钉、偷青等多种仪式细节，形成了度厄、逐疫、祛病、求子、狂欢等多种内涵，是一种由多种以上的习俗合流的变形型民俗。“走百病”曾在祖国南北各地普遍存在，只不过存在“游百病”“过三桥”“走平安路”“游桥”“烤百病”“消百病”“采青”“偷青”等名称差异，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冲击，各地“走百病”习俗已经基本消亡了，目前只有安徽、甘肃等地有相关习俗留存，但大多数仪式保留不完整，内涵残缺。佛山“行通济”的仪式尽管也在时代转型中发生了种种流变，但保留了“过桥”的基本仪式和“行通济，冇闭翳”的基本内涵，是全国唯一的完整保留而又影响巨大的“过桥”习俗，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

另一方面，“行通济”民俗在传入佛山后，与岭南、特别是佛山的风土人情相结合，形成一系列地方特色鲜明的仪式细节，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如传统“行通济”民俗中的“买生菜过桥”，实质是作为佛山地方风物的“生菜”与“采青”习俗相融合的产物，同时适应佛山工商社会的实际变“偷青”和“采青”为“买生菜”。又如“行通济”习俗中有一个其他地方走百病或者采青民俗中没有的细节——“九出十三归”：即人群通过通济桥时，必须先通过桥头的九级台阶，然后通过桥尾的十三级台阶。行走的顺序不能弄反了，否则就不吉利。这个习俗的形成，则与佛山的当铺业“九出十三归”的利息规则以及金融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总之，佛山“行通济”民俗，具有不同于中原地区植根于农业文明的“走百病”习俗，带有独特的广府民俗重商的特性，因而是一个扎根于佛山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是具有鲜明岭南地域文化特色的项目。

在当代的传承过程中，由于大量外来人口参与“行通济”民俗带来了各地风俗习惯，带来了“行通济”民俗的地方特色消失的风险。比如，“行通济”时间由正月十六日逐渐过渡到正月十五日，从而被部分人误认为是元宵节，就说明了这一点。有鉴于此，我们的传承工作，有必要使用特色化工具来保护“行通济”的地域特性。所谓特色化工具，是指以“特色化”的工具概念，以历史知名度、地方社会影响力和现实濒危程度等，建构申报对象的唯一性，使之成为保护对象。［3］就申报工作而言，要运用民俗学、人类学相关知识，对行通济的民俗仪式的源流进行实证稽考，考辨中原的“走百病”如何演变为佛山的“行通济”，梳理出其传统的仪式谱系，从而充分认识其普遍性与独特性。在保护传承实践中，必须重视“行通济”民俗的历史传统、尊重其地方习俗，既要充分认识到“行通济”民俗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又要保留其鲜明的地域特色，从而有效保护其唯一性和独特性，避免目前“行通济”巡游中所出现的为吸引人参加而进行的夹杂各地习俗的做法。因此，有必要动员相关研究专家和机构，全面深入梳理“行通济”民俗的来龙去脉，全面考察其民俗细节的形成原因和变迁，这样才能认识“行通济”民俗的本质，从而为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行通济”民俗打下基础。与此同时，应加强对“行通济”民俗的大众传播，创新传承手段，使“行通济”民俗文化为佛山市民所接受、所认同，使其蕴含的先进文化理念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

第二，将“行通济”与佛山记忆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展示佛山形象的“文化名片”。

历史上，通济桥曾十余次重修，这充分说明了它在佛山的交通体系以及佛山人的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它的修造也折射了佛山地方社会的种种变迁。正因为如此，通济桥事实上成为佛山人的记忆之场。通济桥历代的毁与修，与佛山地方社会、也与大时代的变迁互为表里，既反映了佛山经济社会的内在变化，也反映了佛山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更迭演变。通济桥修造所对应的佛山社会关系结构，为佛山人提供了“记忆的社会框架”。佛山外河内涌的水网结构和内部的空间生产，实质上决定了“行通济”民俗的基本细节和基本属性。传统的“行通济”，人们一定要走过洛水涌上的“通济桥”，继而要绕行存院围尾窦，实际上是通过约定俗成的民俗仪式来象征性强化对地方的集体记忆。而近代以来，佛山外河内涌的水网结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彻底改变，城市空间和社会结构也是旧貌换新颜，“行通济”民俗不断把周边的新型社区，特别是新崛起的城市干道纳入，其巡游路线的扩展，与佛山城市空间的扩展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对于“行通济”的保护和传承，应该正视佛山城市空间发生了巨变的现实，将“行通济”巡游路线的调整和佛山新的城市记忆的建构联系起来，一方面通过“通济桥”文化空间的修复，保护“行通济”核心路线不变；另一方面，结合佛山当代的城市空间的拓展和道路的改造，将城市文化景观纳入行通济路线中，通过文化空间的恢复与有地方性特性的标志文化的建设，建构“行通济”的文化记忆的主要框架。

第三，从文化认同的高度，推动“行通济”民俗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李待问在修建通济桥时，首先以“必先通而后济”［4］揭示了“通济”二字的含义，即只有通过与外界的“通”（沟通），才能真正有所“济”（发展）。对于佛山人来说，“行通济，无闭翳”，在行通济的过桥仪式中他们能够祈盼人丁兴旺、平安顺利、发达幸福，释放内心郁闷，满足个体内心世界对和谐的诉求。“行通济”也是佛山人对自我与他者和谐的诉求，这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指家庭内部成员以及亲朋好友之间的和谐，行通济基本以家庭为单位，它与岭南春节拜年的习俗有关。亲朋好友相约行通济桥，进行其乐融融的“大团拜”，可以深层次地增进感情交流；二是指佛山人与市内市外陌生人之间的和谐，行通济没有任何身份、地位、性别、籍贯的门槛，佛山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周边城市居民也都被吸引参加，共同演绎浓郁的快乐图景。［5］

李待问所提倡的“通济”精神，无疑也是暗合佛山的工商兴市的发展轨迹的。对于弹丸之地的村尾村来说，只有与周围村落的联通，才能实现和谐发展。对于佛山古镇而言，也有沟通开放，才能吸引“五方杂凑”的外地人来到佛山，从而推动佛山的发展。“行通济”中“九出十三归”这样的仪式细节，同样道出了个体之间的经济上的“通济”，而且也强调了金融业对于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对于赤手空拳来到佛山的外地移民来说，没有民间借贷的支持，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根本无法展开，因此九出十三归的利率虽然偏高，但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通”是生存的保障，“济”是发展的需求。“行通济”民俗，实际上借助通济桥这个记忆之场将佛山人（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停留在语言与文本和文化遗迹中的集体记忆，凝聚成为有关“通济”的文化记忆，并作为一种地方文化传统代代延续下来。

当代以来，佛山人逐渐将“行通济”由一种求子、度厄的传统民俗发展成为一种通过慈善来祈福的新民俗。慈善，意味着给予；而祈福，意味着所求。由行慈善而蒙福，意味着“先通而后济”，这其实也是对通济文化理念的一种新发展。佛山人及时地将这种发展，吸纳到当代佛山人精神的表述之中。2007年1月，佛山市“两会”将佛山人精神提炼为“创新有为、崇德守法、求真务实、开放兼容”，后经佛山人精神大讨论，2007年11月，佛山市委宣传部、市委政研室、市文明办、市社科联与九人组成（笔者有幸参与）的专家组一致同意将“敢为人先、崇文务实、通济和谐”确定为“新时期佛山人精神”。“通济和谐”被作为关键语汇广泛传播，看似一种表述上的变迁更改，其实和佛山人对“行通济”的价值重估有关。在“行通济”的保护传承实践中，我们应该跳出一般的保护模式，将“行通济”与佛山的城市记忆、佛山认同和新时期佛山精神联系起来，将“行通济”和佛山的城市个性形象联系起来，将行通济民俗和建设“富裕和谐”佛山有机统一起来，从文化认同的高度推动“行通济”民俗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1］佛山市统计局.佛山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R］.2011-05-16.

［2］佚名.犹言旧习“行通济”,郑掷肥鹅取兆头［N］.越华报,1936-02-09.

［3］董晓萍.节日的被遗产化与现代知识建构［J］.文史知识,2013（2）:5-11.

［4］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一“舆地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3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22.

［5］谢中元.佛山“行通济”民俗的价值探讨［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10（5）:61.

（责任编辑：张惠fszhang99@163.com）

The Contemporary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ve Strategy of Xing Tongji Custom in Foshan

CHEN En-wei
（Facult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510420,China）

“Xing Tongji”,is a far-reaching,unique style of Lingnan local folklore in Foshan.Through the onsite observation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it is found that the“Xing Tongji”folklore has a high degree of social influence,but the stability of participants is not high.Participants endorse the value of“Xing Tongji”,but the understanding of its ritual content is seriously inadequate.In the contemporary era,the“ritual economy”folklore rituals and connotations appear adaptable.Therefore,it suggests to use the specialization tools to protect the characteristic elements of the“Xing Tongji”folklore and link it with the Foshan memory,and promote the protection,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height of cultural identity.

Xing Tongji;cultural memory;cultural identity

K892.465

A

1008-018X（2017）05-0001-10

2017-08-05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人才引进项目“行通济民俗与佛山社会变迁”阶段性成果（299-X5217109）

陈恩维（1975-），男，湖南汨罗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广东省普通高校“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