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数字化工具书研究文献综述

陈飘平

摘要工具书数字化一直是出版数字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近年来也已成为图书出版研究的热点。文章在统计分析国内30余年来关于数字化工具书的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归纳了国内数字化工具书研究的特点，分析了背后的原因，并预测了数字化工具书未来的研究重点和发展趋势。

关键词数字化工具书文献

数字化工具书与纸质媒介的印刷本工具书相对，指以数字代码方式将图、文、声、像等相关信息储存于光、电、磁介质上，使用时须由终端电子设备中的微型处理器解码后借助屏幕、扬声器将信息还原成本来形式的字典、词典和百科全书。（夏征农，陈至立2010： 380；Hartmann & James 2000： 47—48；戴远君，徐海2014： 2）20世纪40年代，美国科学家就已经开始了数字化工具书的相关研究。20世纪80年代，数字化工具书进入中国，随后，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一新生事物迅速发展，从一开始局限于图书情报界使用到后来逐渐普及，现已成为普通用户的常用工具。以前人们常用“电子词典”“电子字典”“电子辞典”等术语，在不同研究文献中的称呼也不同，但是鉴于不论是技术层面还是内容层面，“电子词典”“电子字典”“电子辞典”等术语的所指都比“数字化工具书”的范围小且不科学全面的原因，因此本文中统一使用“数字化工具书”这一名称。

自20世纪80年代数字化工具书在国内问世以来，相关技术飞速发展，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相关的理论、应用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本文就国内的数字化工具书研究文献做一综述，归纳总结数字化工具书的研究呈现出的特点，探讨背后的原因，并预测数字化工具书未来的研究重点和发展趋势。本文中的数字化工具书包括掌上词典、光盘词典、网络词典和词典App。本文涉及的研究文献均来自中国知网，不包括专著，时间截至2017年4月。

一、 文献收集和分类

笔者分別以“电子词典”“电子字典”“电子辞典”“掌上词典”“光盘词典”“网络词典”“词典App”“数字化+词典”“数字化+工具书”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检索，剔除新闻报道和纯商业性的广告软文后，文献数量共1088篇，最早的文献是1981年发表于《通讯装备》上的《香港通讯》一文，该文简单介绍了由佳能公司推出的英日语电子字典。笔者将这些文献分为四类：

1. 数字化工具书产业现状描述；

2. 数字化工具书技术与项目研发的介绍；

3. 与数字化工具书相关的词典学理论研究；

4. 数字化工具书应用研究。

各类文献数量如图1所示：

从统计的结果来看，数字化工具书产业现状描述、数字化工具书的技术与项目研发、数字化工具书应用研究的文献数量基本持平，但是与数字化工具书相关的词典学研究文献明显较少。数字化工具书文献数量年度走势如图2所示：

数字化工具书研究的相关文献自1981年起持续增长，前期增长较慢，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快速增长，在2008年左右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滑，但是还是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二、 各类文献在不同年份的具体情况

1. 数字化工具书产业现状描述

该类文献数量年度走势如图3所示：

该类文献在1995年至2005年期间比较多，之后文献数量开始下滑。该类文献有的关注国内数字化工具书的总体概况，如章宜华、黄建华（1996）就当时的电子词典的现状做了总结，结合当时电子词典的基本结构和性能特征，指出电子词典的发展趋势包括多媒体技术、多窗口操作、多色彩图标、多入口检索、多层次显示、多角度参见、多功能编辑、多元化载体、多界面悬挂、全方位信息等。戴远君、徐海（2014）则在国内的数字化工具书经历了30余年的发展后，指出现有的电子词典研究主要涉及电子词典类型研究、特征研究、用户需求及适用研究、技术开发与实现研究和电子词典评价研究，并指出我国当前电子词典研究仍主要停留在技术层面和词典使用研究方面，相关的词典学理论研究急需加强。其他相关文献还包括《我国电子出版物的现状与展望》（石中元1997）、《关于工具书数字化发展趋势的几点思考》（张国强2001）、《对我国电子词典发展策略的几点思考》（章宜华2007）等。也有研究者关注某一类数字化工具书的发展态势，如姚喜明（2001）在简要概括英汉双向电子词典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以单词查询为单一目的的掌上词典会逐步退出市场……互联网技术日趋成熟，成本正大幅度下降，在线词典将是明显的发展方向”（姚喜明2000： 252）。袁雪宜（2016）统计调查了市场上的法语电子词典的现状，并对用户的使用情况做了分析，总结出了目前法语电子词典的优缺点，并指出，法汉电子词典收词应全面且实时更新进而扩大收词量，释义和例证应结合语境、句法结构、文化含义和附属语言信息等方面构建一个整体的词群语义关系的网络。其他相关文献还包括《国内双语电子词典现状简论》（顾海峰2010）、《国内俄语电子词典的现状与展望》（聂卫东2013）、《浅谈大型工具书出版问题与未来路径选择》（柯桦珍2015）等。这些研究在不同时期从不同层面对数字化工具书的现状做了总结，指出了当下问题所在，为日后的研究指出了方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该类文献还包括特定数字化工具书产品的介绍，如《笔录式计算机》（吕联合1993）、《Dict.CN在线词典评述》（陈可2008）、《仅3MB的桌面词典——有道桌面词典试用手记》（何鹏2008）、《傣泐文汉文互译有声电子词典》（胡刚，王嘉梅，李炳泽等2016）等，这些研究从微观层面反映了国内数字化工具书的研发成果，对于加深某一特定产品的了解起到了积极作用。

2. 数字化工具书技术与项目研发

该类文献数量年度走势如图4所示：

该类文献数量在进入21世纪以来一直比较平稳。该类文献包括对具体应用技术的介绍，如周玉龙（1999）设计了一种WAT表（World Allocation Table），利用WAT创建出一种高效实用的数据存储管理模式。在同一文件中各“记录”数据量差别很大的情况下，该管理模式可有效方便地存储和管理这些“记录”及其中的相关数据。该管理模式可应用于日汉机器翻译系统的电子词典管理子系统中。该研究还给出了具体的算法。杨晓江（2003）在研究中提出了一种汉字智能书写的算法，使用该算法能动态地产生起笔、落笔、速度变化、语音提示等各种书写效果，并且该算法预制作简单、数据量极小，适合各种多媒体汉语教学软件和电子汉语词典使用。其他相关文献还包括《汉语词典编纂计算机化的若干问题》（郑恩培，陆汝占1999）、《动态词链算法》（刘素红，刘传汉，王永成2003）、《一种新的用于电子词典的数据压缩算法》（何志兰，崔杜武2005）、《基于Windows CE的电子词典的设计与实现》（杨乐，何军红，谷丛等2008）、《基于Android平台电子词典的设计与实现》（黄艺锋，闫巧2011）、《基于Android平台和云计算的电子词典》（张卫芬，管文强，刘培梅等2015）等。工具书的数字化与技术紧密相关，这些对于具体技术的介绍为技术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前提。该类文献还包括对具体数字化工具书产品项目的研发经验总结，如亢世勇（2001）介绍了《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的开发与应用，详细介绍了《新词语信息库》的收词原则、新词语的七个属性信息、电子词典的文件结构，并指出该词典主要应用于中文信息处理和新词语研究。张永才、吾守尔·斯拉木（2010）研究了如何利用J2ME这一当前移动开发领域中最杰出的手机程序开发平台之一来设计维汉双语电子词典，并进行了实验分析。其他相关文献还包括《英汉双向电子词典及按键设计》（陈绍群，孙大有，时龙兴1993）、《基于Jigsaw的网络词典的设计与实现》（李映2005）、《基于μClinux操作系统的电子词典设计和实现》（田泽，刘娟，王绮卉2010）、《基于Android的Python语言英汉维电子词典设计与实现》（冯向萍，阿迪来·艾合买提，阿布都沙拉木·依马木2016）等，这些文献描述了数字化工具书实际研发中的细节，为其他项目的研发提供了借鉴。endprint

3. 与数字化工具书相关的词典学理论研究

该类文献数量年度走势如图5所示：

该类文献数量总数并不多，进入21世纪后每年的文献数量比较平稳。该类文献包括宏观上的理论研究，如章宜华、黄建华（2006）总结了工具书数字化表面繁华背后的危机： 缺乏精品，修订不及时，原创辞书少等，并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理论创新和用户调查不够；工具书数字化技术未受充分重视；各方力量欠整合。这些问题也的确困扰着国内的工具书发展。其他相关文献还包括《词典的继承与创新》（陆谷孙1998）、《21世纪词典学研究的电子化发展新趋势——兼评〈电子词典学〉》（张相明2014）等。这些文献从宏观上研究了当下与数字化工具书相关的词典学理论，并预测了日后的研究方向。该类文献还包括微观问题的理论研究，如钱厚生（1997）从词类、亚词类、语法形式、句法特性、惯用法等五个层次系统探讨了双语词典中的语法分析问题及语法信息表述方式，继而讨论如何使用例证来直接显示词汇的语法特征与功能，并且研究了语料库建设中语法分析方面的基础工作，阐明了在电子双语词典中展示更多语法分析信息的可能性。该研究成果对后来的语料库建设中的语法分析很有帮助。王东海、张志毅、王丽英（2007）则在研究中指出，研究型电子词典主要是基于知识本体、语义网络等理论，采用显性语义关系和隐性操作义链的方式進行编纂的，应发挥义链的优势。这一理念在后来的很多数字化工具书中如有道词典、金山词霸等都有所体现。其他相关文献还包括《电子词典的功能结构及系统设置》（章宜华2003）、《基于规则的汉语句法分析方法研究》（王鹏，戴新宇，陈家骏等2003）、《电子词典微观结构中的多符号整合模式——基于〈牛津高阶英语学习词典（第八版）〉光盘版的个案研究》（罗永胜2012）、《电子词典检索功能分析及其发展构想》（王怿旦，张雪梅2016）等。这些文献从词典语料的处理、词典编排形式化、词典查检智能化、信息表述多媒体化等多角度探讨了数字化工具书研发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4. 数字化工具书应用研究

该类文献数量年度走势如图6所示：

该类文献在2006年至2008年数量井喷，之后就明显下滑。该类文献涵盖了数字化工具书在词汇学习、阅读、翻译、口语表达等诸多方面的应用研究，如马静（2002）调查了283位学生的学习类电子产品的使用情况，总体认为学习类电子产品对外语教学有利，给了学习类电子产品较高的评价。邓琳（2006）调查了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使用纸质词典和电子词典的情况，比较和分析了两类词典的优势和不足，最后对如何指导学生充分合理地利用这两类词典提出了一些建议。杨春梅（2016）调查了30名英语专业学生电子词典的使用情况，发现学生在使用电子词典时，存在词汇学习观念不科学、了解的英语词汇知识类型有限、忽视单词英语释义、盲目泛学、学习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其他相关文献还包括《汉维语机器翻译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与发展》（王世杰，周殿生1997）、《电子词典与大学英语阅读教学》（廖海宏2004）、《对高校英语专业学生使用学习词典情况的调查分析》（陈玉珍2007）、《多媒体和网络环境下大学英语词汇学习策略研究》（刘奇志，刘晓玲2008）、《电子词典的利与弊及应对策略》（黄方方2010）、《英语电子词典和纸质词典对英语专业学生词汇学习的影响》（黎荣华2013）、《电子辞典辅助提高初中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行动研究》（付苏，邹敏2016）等。这些文献从不同角度通过不同的方法研究了数字化工具书在不同领域产生的影响，对人们加深对数字化工具书的了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分析和思考

文献的发表和数字化工具书产业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因而文献的统计并不能完全反映国内工具书数字化进程，但是上述统计还是能够折射出国内工具书数字化的一些特点的：

1. 从文献的总体年度走势和各类文献的年度走势看，数字化工具书的文献在经历了1995年至2010年的快速增长后，在2010年后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滑。表面上看数字化工具书的关注度下降，其实并非如此。比如数字化工具书现状描述在2006年至2008年间呈现井喷，可以反映出在这一阶段，数字化工具书的发展很快，产业的变化也很频繁，但是从文献的内容来看，研究主题多为总结、思考以及新产品的介绍，同质化程度比较高。但是近年来这类文献的研究呈现出专业性不断增强的态势，关注的问题日趋细致深入，如版权保护（张国强2005；聂静2015）、小众数字化产品的研发（王爽2013；巴桑卓玛，高定国2016）、新兴技术的推广（张卫芬，管文强，刘培梅等2015）、数字化学习产业（张涛，孙博文2015）等，文献的特色明显，同质化文献明显减少。这说明数字化工具书研究在经历了量的增长后已经渐渐转向了质的提高。

2. 在四类文献中，与数字化工具书相关的词典学方面的文献最少，不及其他种类文献数量的一半。这一方面与数字化工具书存在的时间较短（相对于纸质工具书）不无关系，另一方面，部分传统词典学的研究成果也可直接应用于数字化工具书的研发。但是，传统词典学研究关注的问题一般都是基于纸质媒介的，而数字化工具书的媒介、研发原则、内容特色等都与纸质工具书不同，因此要指导数字化工具书的发展，传统词典学理论并不够。数字化工具书的词典学理论的欠缺会导致一些问题，章宜华曾指出：“由于我国电子词典从一开始的发展策略定位就有些问题——先是IT公司独立开发词典，出现问题后又转向引进‘权威词典，导致技术发展策略也出现偏差，造成很多问题难以解决。”（章宜华2013： 419—420）有的研发者追求短期效益，造成产品同质化高；有的研发者盲目求大求全，不考虑用户需求；有的研发者不了解工具书的结构体例，导致内容混乱。造成这些问题的因素很多，如电子词典类型学概念的匮乏、电子词典本体认识的不足、电子词典收词广度和信息深度的把握不到位等，这些都与数字化工具书的词典学理论缺失有关。endprint

很多人将工具书的数字化等同于纸质工具书内容的数字化，认为其主要是技术问题，因此在技术上投注了大量的精力，有调查显示“国内三分之二以上的电子词典研究的文献从技术层面谈论电子词典的开发与设计”（戴远君，徐海2014： 5）。在本文的统计中，技术与项目研发文献也是最多的。工具书的数字化与电子、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确结合紧密，但是毕竟还是属于工具书，离不开相关的词典学、语言学的相关理论的指导。实际上，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数字化工具书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比如语料库如何建设得更好，如何让数字化工具书摆脱了空间上的限制后更好地呈现内容以符合用户的认知规律，如何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看待社交媒体对数字化工具书的影响等。在经历多年的经验积累和业内人士的思考后，与数字化工具书相关的词典学研究应该会渐渐受到关注。

3. 数字化工具书的技术和项目研发文献是四类文献中最多的，年度文献数量的走势也比较平稳，这也说明工具书数字化进程与技术研究的联系一直比较紧密，这一点已经达成共识，这一局面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改变。但是从研究主题看，这类文献还是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色。技术研究之前很多关注的是存储、算法等，如按键设计研究、WDSTC算法、Huffman编码的改进以提高数据压缩率、动态词链算法、汉字智能书写及其算法等，另外还有一些单一项目的研发经验总结，如英蒙汉电子词典、测绘电子词典、《朝汉汉朝》电子词典等，这与当时的技术局限有很大的关系。进入21世纪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后，数字化工具书的研发重点已经转向移动互联终端，关注平台建设、用户体验等，这一时期的文献主题也向这些领域倾斜，如基于Android的电子词典系统设计与实现、基于MTK手机平台的电子词典等。

4. 数字化工具书的应用研究在2006年至2008年间达到顶峰后开始回落。数字化工具书作为一项新事物曾经在一定时期内引起了研究者的巨大兴趣，并且一度受到普遍正面的评价，而目前人们对于数字化工具书的态度渐渐地趋于理性。数字化工具书已有的应用研究大多集中在语言教学领域，其中涵盖词汇教学、阅读、交际、翻译等诸多方面。后期的研究渐渐发现，数字化工具书虽然容量大，轻便小巧，检索便利，可根据读者需要设置很多人性化的功能，还可利用互联网进行远距离的数据传输，却也不是十全十美。比如就英语工具书而言，邓琳（2006： 175）在调查中发现，读者普遍认为纸质工具书“能为学习者提供更为全面的信息，通常除了和电子词典一样能让学习者了解和掌握词义之外，还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例句、语法知识、用法信息以及背景知识等，以帮助学生准确使用词语，为今后的英语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在面对写作、会话等需要积极产出的言语活动中，纸质工具书的作用更加明显。至于目前学生偏爱电子工具书，并非是因为电子工具书的内容有绝对优势，而是因为电子工具书携带方便。陈玉珍（2007： 122）在研究中发现，由于电子词典“输出屏幕的幅面尺寸有限，一次查询的信息量有限，且其微观结构太简单，无法与纸质词典相比”。黎荣华（2013： 138）曾就英语电子词典和纸质词典对英语专业学生词汇学习的影响展开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尽管电子词典能为英语学习者带来便利，节省时间，可以帮助学生迅速普及很多不知道的单词，但正是由于其极其迅捷的特点，导致学生缺乏思考的过程，对词义理解和记忆不深，对学生词汇量的扩展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负面效应”。这也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很多老师和家长还是偏爱纸质工具书的重要原因。另外，从传媒发展的角度看，一种新媒介技术推生的新媒介形态难免对倚赖原有技术的传播媒介形成过巨大冲击，但是原有技术的传播媒介并不会立刻消亡。因为“所有新旧媒介共处共存，构成了一个开放的、不断丰富的媒介系統，新媒介技术的出现会带来媒介系统内媒介功能的调整和整合，但媒介系统内的每种媒介形态都由特定的技术手段为支撑，都有其自身不可取代的优势……一种媒介的优势凸面，往往是另一种媒介的功能凹面”（张红宇2016： 10—11）。在电子工具书凸显纸质工具书携带不便、检索繁琐等缺陷的同时，也凸显了其内容丰富、有利于深度阅读的特性。数字化工具书的特性在经历多年研究后已经在业内逐渐形成了共识。

四、 展望

基于上述统计分析，笔者认为国内数字化工具书未来的研究重点和发展趋势主要有：

1. 目前国内的数字化工具书研究还比较片面，数字化工具书的技术研究和应用研究比较多，相关的词典学理论研究比较少，由此导致国内的工具书数字化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虽然部分传统词典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应用于数字化工具书，但是毕竟信息载体不同，数字化工具书有自身的特点，传统词典学的研究并不能全面覆盖数字化工具书所涉及的领域。在今后相关的研究中，数字化工具书的类型研究、特征研究、用户研究等理论研究应会逐渐受到关注。

2. 与工具书数字化相关的技术研发依旧是今后研究的重点。虽然工具书数字化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但毫无疑问，技术环节曾经是而且将来也依旧是热点话题。但相关的技术研究热点应转向移动互联终端，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普及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如何提升用户体验，如何利用互联网丰富产品的功能将会是研究的焦点。

技术上的要求会导致工具书数字化的工作方式发生改变。传统的工具书编纂者并不具备如此高的技术水平，而单一的技术研发人员对工具书的内容体例、读者需求又很难把握。在此次文献统计中，2010年之前，对数字化工具书产品的介绍很多，如相约通译98、Unispen、紫光电脑笔、新东方V80N、酷易典620型中英文电子词典等，但是今天，这些产品却大多销声匿迹，有的是因为技术局限，但也有很多是因为这些产品大多是由单一的工具书编纂者或技术研发人员完成的，内容或功能上的缺陷很明显。现如今，以往单打独斗式的研发模式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一个分工更加细致、专业性更强的专业团队。总体来说，研发团队应该由工具书内容研发者、用户需求采集者和技术研发人员组成。工具书内容研发者根据特定的用户需求编写工具书内容，并根据用户的反馈提出功能上的需求，技术研发人员则专注如何实现这些功能，更好地提高用户体验，由此避免以往数字化工具书或内容水平参差不齐、参考价值不高，或技术落后、功能单一的缺陷。endprint

3. 数字化工具书的应用研究曾经是研究的热点，而从文献的数量来看，近年来有回落之势。但是这并不说明数字化工具书的应用研究在今后会被冷落，因为从已有的文献来看，这一领域以往的研究有两个缺陷： 首先，研究领域大多局限在语言教学领域，涉及词汇教学、阅读、交际、翻译等。然而随着数字化工具书的发展，其应用领域已经远远超出了语言教学。在日常工作、经济贸易、外交活动、企业管理等诸多领域中，数字化工具书都有了广泛的应用，这些领域中的数字化工具书应用研究还鲜有涉及。其次，目前的应用研究大多仅局限于“数字化工具书→用户”的模式，主要研究数字化工具书对用户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一主题还可进一步挖掘——如何将研究成果用于改进数字化工具书，提升数字化工具书的使用效果？如果可以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数字化工具书的内容或功能就能进一步提升。在数字化工具书使用日渐广泛，研发者也格外重视用户反馈的局面下，数字化工具书的应用研究显然还有很大的空间。

五、 结语

本文尽可能客观地统计分析了国内数字化工具书的研究文献，反映了国内数字化工具书的研究现状，并分析了各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并对数字化工具书今后的研究重点和趋势做出了大胆的预测。但是本文的研究还有一些缺陷，比如统计的文献并不包括专著，少量文献在分类时因界限模糊可能存有争议等，不足之处，还请大方之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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