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蒙古亲王车林多尔济史事钩沉
——以喀尔喀四盟报灾案为中心

芦婷婷

内容提要：本文以喀尔喀四盟报灾案为中心，分析清代蒙古亲王车林多尔济其人其事。喀尔喀四盟报灾案系清光绪时期由土谢图汗盟盟长、亲王车林多尔济主导，联合其余三盟盟长、副将军，以减撤喀尔喀蒙丁差使为主要目的，向清廷报灾之案件。前库伦办事大臣喜昌借此参奏车林多尔济“串通各盟，虚报灾苦”。本文认为，喀尔喀四盟遭遇灾害并深陷窘境，确属实情，但车林多尔济确有把持喀尔喀地区政治，并掣肘库伦办事大臣行使权力之嫌。

车林多尔济是喀尔喀土谢图汗盟（以下简称“土盟”）右翼左旗札萨克亲王，曾先后担任土盟副盟长、盟长以及科布多帮办大臣等职。自光绪元年（1875）其调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始，至光绪十七年病卒止①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乌里雅苏台将军永德等奏为原任蒙古参赞大臣车林多尔济灵柩就近回旗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以下简称《朱批奏折》），档号：04-01-12-105-2094。《清史稿》卷210《藩部世表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460页）记车林多尔济卒于光绪十八年，误。，担任该职达十七年，历额勒和布、春福、杜嘎尔、祥麟、托克湍、永德等六名乌里雅苏台将军、署将军，其任职时间之长在晚清历史上亦属罕见。在喀尔喀蒙古地区，车林多尔济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较强的经济实力，蒙古王公多望其项背。前库伦办事大臣喜昌曾以车林多尔济“权势太重，有碍边局”对其参奏，参奏内容共五款，其中一款便是“串通各盟，虚报灾苦”，此即光绪八年车林多尔济主使喀尔喀四盟向清廷奏报灾情，请求减撤差使一案。透过该案不仅可以窥见晚清喀尔喀蒙古之贫之弱，且可以窥见以车林多尔济为代表之蒙古地方利益与朝廷利益之冲突，并由此分析蒙古王公对清廷产生离心倾向之深层原因。葛根托雅分析了晚清时期喀尔喀蒙古所承担之兵役、捐输、牧群、屯田、台站等差役以及由沉重差役引发的借款、摊派等问题。②葛根托雅：《清末喀尔喀四盟差役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但对光绪八年喀尔喀四盟报灾案及车林多尔济在此案中之表现，均未深入研究。本文拟对此展开探讨，冀以发微清季喀尔喀社会状况及其与清廷关系等问题。

一、光绪八年喀尔喀四盟报灾案

（一）报灾背景

自同治初年至光绪二年（1876），为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和驱逐阿古柏侵略军，清军在陕西、甘肃、新疆地区连年用兵。喀尔喀蒙古供应北路清军作战所需马匹、骆驼、羊皮等物资，不堪重负。

同治九年（1870）二月,肃州回民军进入喀尔喀蒙古地区,札萨克图汗部（以下简称“札盟”）辅国公车德恩敦多布多尔济游牧、图谢公游牧，三音诺颜部（以下简称“三盟”）札萨克阿毕尔密特旗、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旗、左翼右旗札萨克阿巴尔米特旗，土盟左翼后旗镇国公巴勒达尔多尔济游牧、左翼中旗郡王拉苏伦巴咱尔游牧、公巴勒达尔多尔济游牧、左翼中左旗札萨克达尔玛僧格游牧、左翼后旗公巴勒达尔多尔济游牧受争战之害最为严重。回民军在蒙地先后胁持札盟“蒙古男妇子女一百九十余名”、“蒙民男妇三四百名”①《清史稿》卷521《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传》，第14440页。。车臣汗部（以下简称“车盟”）虽未遭扰害，但以“供军需，增戍役，应捐输，劳费与土盟等”②《清史稿》卷521《喀尔喀车臣汗部传》，第14421页。。十年（1871）八月，回民军欲往攻库伦，在阿达哈楚克山额里音华地方与清军激烈交战，双方相持六昼夜。喀尔喀蒙古地区百余年间无战事，蒙众与回民军交战屡屡失败。清廷先后调察哈尔、吉林、黑龙江马队三千余名，赴乌里雅苏台地区镇压回民军。直至光绪元年（1875），喀尔喀地区回民军才被基本镇压下去。肃州回民军北遁。前述诸地，受战争影响，生产遭到破坏。

同治十一年（1872），喀尔喀四盟向清廷报灾，请求赈济。但当时清廷忙于西北战争，且军需开销巨大，无暇顾及此案，该案便被搁浅。光绪六年（1880）始，喀尔喀地区因连年遭遇旱灾，牲畜大批倒毙。光绪八年（1882），喀尔喀四盟再次奏报灾情，请求朝廷减撤差使，发款赈济，并通过朝廷行政力量干涉，减成、延期偿还汉人商债。

（二）报灾内容

1.卡伦官兵可否减撤

喀尔喀地区卡伦始设于清康熙时期，大量增设于雍正时期，定型后共四十七处，基本沿中俄边境线设置。其中，十四处卡伦由车盟出派兵役，十四处卡伦由土盟出派，此二十八处卡伦位于恰克图迤东，每卡设官兵各三十名，由库伦办事大臣管辖；十二处卡伦由三盟出派，七处卡伦由札盟出派，此十九处卡伦位于恰克图迤西，除吉尔格拉依一卡驻扎官兵三十名外，其余十八卡每卡驻扎官兵各二十名，由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四十九处卡伦官兵由各部每年更换一次。③宝音朝克图：《清代北部边疆卡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9-66页。

因西二盟（即三盟和札盟）每卡只出官兵二十名，而东二盟（即土盟和车盟）每卡出官兵三十名，故东二盟札萨克王公认为此种出派方式不够公允。在四盟报灾案内，东二盟请求将每卡驻卡官兵三十名减为二十名。若此请求能够允行，总计东二盟每年可省二百八十名官兵之卡伦兵役。

2.卡伦兵役可否由别旗接替

自库伯勒哲库卡伦起，至阿噶楚卡伦止，共十六卡伦，主要由车盟出派兵役。四盟报灾案内，车盟请求将该段卡伦兵役暂由锡林果勒盟乌珠穆沁、阿巴哈纳尔、察哈尔正蓝旗等旗接替。若此请求能够允行，车盟每年可省四百二十名④此数字按照车臣汗部每年出派十四处卡伦兵役，每卡三十名官兵计算得出。官兵之卡伦兵役。

3.多伦诺尔庙喇嘛口粮、杂费可否免去

在清代，位于多伦诺尔厅的汇宗寺和善因寺是藏传佛教圣地。喀尔喀四盟各旗在两庙驻有喇嘛。为维持喇嘛的基本生活，各旗需为自己的喇嘛发给口粮经费。同时，供给一座独院的房屋作为住所，每隔三年须为喇嘛添置僧衣，每十年须修缮一次喇嘛的住房和院墙。喀尔喀驻于两庙之喇嘛，总计每年需用口粮银一万余两，隔三年添置僧衣银四千余两，隔十年修理房院银六千两至万两不等。在报灾案内，四盟请求将多伦诺尔厅驻扎喇嘛需用口粮、添置僧衣、修理房院银两酌减，或由附近内蒙古各旗接济。

4.因公积欠民债可否减成、延期偿还

据四盟所报，各盟旗因公积欠汉商债务有银“数百万两”。

蒙人因公积欠汉人商债，与清朝在蒙古地区推行捐输有很大关系。蒙古地区最早的捐输始于咸丰六年（1856），该年奏定《蒙古王公台吉等捐输银两议叙并捐输驼马议叙章程》。上至札萨克汗、王、贝勒、贝子、公，下至四等台吉、塔布囊等王公贵族；上至管旗章京、副章京，下至骁骑校、前锋校、护军校等大小官员，均可捐输银两、驼马。根据贵族等级、官员大小、捐输多少，可分别给予纪录、加级、加衔等奖励；王公等捐银二千四百两以上或马六百匹以上，可请旨赏给花翎。同治元年（1862），理藩院又规定：王公台吉等捐输驼马等项，可以移奖其子弟。这一举措是为进一步调动王公贵族捐输积极性。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89《理藩院·捐输·蒙古捐输》，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16970-16972页。

同治五年（1866），因布伦托海办事大臣李云麟进军新疆，清廷令喀尔喀四盟捐输牲畜，并出台捐输新章。新章规定：汗、亲王、郡王捐输牛羊，核计实银至五百两，赏给三眼花翎；贝勒、贝子、公捐输牛羊，核计实银至五百两，赏给翎支，原有花翎赏给双眼花翎。②参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署乌里雅苏台将军麟兴奏报大员竭力捐输牲畜请奖事》，《朱批奏折》，档号：04-01-35-0694-002。银一百两折实银二十四两，实银五百两是银二千余两。新章劝捐对象主要是蒙古王公，清廷所赏主要为翎顶虚衔。此次捐输一开，持续时间较长。直至光绪五年（1879）清廷明令停止捐输，才基本结束。期间，喀尔喀蒙古大的捐输主要有如下几项：同治五年（1866）六月，经布伦托海大臣李云麟奏定，土盟、车盟共捐羊八万只，札盟、三盟各捐羊二万只；③同治六年五月初十日《乌里雅苏台将军德勒克多尔济奏为拟将本属西二盟捐输牲畜就近全数截留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以下简称《录副奏折》），档号：03-4911-020。由于当时羊只不够，各盟均有捐牛者，牛一头折羊六只。七年（1868）八月，为安插由俄国收回的索伦人众，经布伦托海大臣麟兴奏准，由土盟、车盟捐输共牛一千余头、羊二千余只；④同治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库伦办事大臣张廷岳奏为喀尔喀东两部落汗王台吉各员捐输请分别奖励事》，《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910-069。九年（1870），因金顺带兵北上，转运军食，需用驼只，令喀尔喀出备驼三千只；⑤同治九年七月十三日《库伦办事大臣张廷岳奏报喀尔喀东两盟捐输驼只请给奖励事》，《朱批奏折》，档号：04-01-35-0694-084。四盟均乏骆驼，多按应备驼只数目核银报送。如东两盟共出驼一百只，银四千两。同年底，乌里雅苏台（以下简称“乌城”）为筹办军需、修复被毁城垣，令三盟、札盟捐输。十一年（1872），金顺筹备在巴里坤设立西征粮台，转运粮食需驼，令四盟办驼一万只。⑥由于不久清军便放弃在巴里坤设立粮台，各盟最终备驼七百余只。总计同治九年（1870）至光绪五年（1879），土盟捐输牲畜、实银、羊皮、粮食等核计实银十九万余两①光绪七年八月二十日《库伦办事大臣奕榕呈图什业图汗部落捐输之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官员等分别捐输数目请奖清单》，《录副奏折》，档号：03-6535-017；光绪七年八月二十日《库伦办事大臣奕榕呈库伦办事大臣那穆济勒端多布及参赞大臣车林多尔济捐输请奖清单》，《录副奏折》，档号：03-6535-018。，合银约八十万两；车盟捐输核计实银十一万余两②光绪七年八月二十日《库伦办事大臣奕榕呈车臣汗部落捐输之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官员等分别捐输数目请奖清单》，《录副奏折》，档号：03-6535-016。，合银约四十六万两。平均每年每盟捐银六万两上下，相当于库伦城一年办公经费，数量庞大。

清朝在蒙古地区推行捐输，名为劝捐，实为勒捐。如，同治十一年（1872）喀尔喀四盟捐驼，蒙古王公表示“此项军驼，不敢不捐”③同治十一年《署乌里雅苏台将军奎昌奏为请将西两盟前次解过驼只银两拨解将军金顺自行觅雇事附片》，《朱批奏折》，档号：04-01-03-0104-019。。捐输往往被指定捐输数额，限定完成日期。如，同治六年（1867）喀尔喀四盟捐羊，各盟不仅被指定捐羊数额，还被限定一年内完成。西二盟因力所不及，向将军呈请三年交齐，则没有被允准。

在喀尔喀地区，清朝实行满洲大员监临、喀人治喀的统治政策，札萨克王公对所属蒙人有领主权，王公所捐之物无一不是来自普通蒙丁。所以，清朝在蒙古地区实行的捐输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摊派。摊派下来，往往此项差使尚未完成，彼项差使又接踵而至。“更替差使络绎不绝，以致不能支付，接当向由各商民每年按季赊取牲畜、银两、茶货等物。”④光绪九年正月十二日《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奏为理藩院交查并喀尔喀四盟报灾各款酌核筹办事》，《录副奏折》，档号：03-7101-016。蒙人短期内无法筹集牲畜等物，被迫向汉商借贷。借贷的对象包括牲畜、砖茶、银两等。若蒙人无法定期偿还贷款，贷款便会逐年滚利，而蒙人所欠之债也会随之越积越多，以致欠下高额债务。普通蒙众欠下高额债务，很大一部分因素是支应差使所致。在喀尔喀地区，各旗实行债务连带责任制。“旗就兵役、赋役，以至债务都负共同责任。札萨克的债务自不必说，即使是旗民的债务，凡是旗承认的，都须由全体旗民共同负责偿还。”⑤[日]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潘世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22页。蒙古札萨克王公认为，此项账目虽系自行赊取，但却是因应差所当，“积致数百万两，定难偿还”⑥光绪九年正月十二日《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奏为理藩院交查并喀尔喀四盟报灾各款酌核筹办事》，《录副奏折》，档号：03-7101-016。，请求清廷行政干预，将所欠汉商货款减成、延期偿还。

5.喀尔喀所担科布多屯田、向导、官厂、台站各差可否挪与杜尔伯特等旗

科布多参赞大臣统摄杜尔伯特部、札哈沁部、明阿特部等蒙旗。因上述各旗归服清朝之初，元气凋残，而喀尔喀诸部富裕厚实，且生齿较繁。所以，科属地区所设卡伦兵八百五十名，东十四台台兵一百六十名，北八台台兵四十四名，屯田兵二百五十名，官厂兵四十八名，向导兵二名，共一千三百余名均由喀尔喀三音诺彦、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三部出派。除卡伦兵一年一换，台兵、屯田兵、官厂兵、向导兵更换均无定期。⑦富俊辑：《科布多政务总册·官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10页。

至同治时期，鉴于科布多所辖各旗生聚休养已一百余年，而喀尔喀蒙众所承担差役较重，署乌里雅苏台将军长顺于同治十二年奏请，将北八台台站、屯田、向导兵役，令杜尔伯特接充办理。但杜尔伯特东、西两翼盟长坚不承接，此案便拖延下来。⑧《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23册），同治十二年十月初四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1页。光绪八年（1882）四盟报灾案内，三音诺彦、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三部再次请求朝廷，令杜尔伯特等旗充当科布多地区屯田、向导、官厂、北八台兵役。

6.可否估价整饬差使。

据四盟呈报，旧日差使较轻，所以分配差使是按某户财产多寡划分，而没有涉及差使远近、轻重。一户之差一年值银八十两，一人之差一年值银四十两。而今所当各差日益增多，富裕之户常代贫穷之户当差，距离较近之户常代距离较远之户当差，一户所当一年之差可能增至银“百两或数百两，甚至千余两”①光绪九年正月十二日《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奏为理藩院交查并喀尔喀四盟报灾各款酌核筹办事》，《录副奏折》，档号：03-7101-016。。四盟报灾案内，四盟请求将一切差使按照远近、轻重重新估计价值，再按旗户资产多寡重新分配。

7.可否拨款赈济被灾蒙众

四盟报灾时已经连年遭遇旱灾，因而请求朝廷拨给库款，赈济被灾蒙众。

（三）报灾结果

喀尔喀四盟报灾后，清廷令时任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议覆。根据杜嘎尔与清廷往返议覆，喀尔喀四盟报灾案之结果大致如下。

关于减撤卡兵。四盟报灾案内，请求将原设三十名官兵之卡，减撤十名。清廷认为，减撤卡兵为数不多，并无窒碍，所以允行。

关于接替卡兵。车臣汗部请求将该段卡伦兵役暂由锡林果勒盟乌珠穆沁、阿巴哈纳尔、察哈尔正蓝旗等旗接替十六处卡伦兵役。清廷认为，察哈尔官兵有调派出征之役，较喀尔喀之劳苦倍增，不应由察哈尔官兵接替。若由锡林果勒盟各旗接替，则又未免舍近求远，徒劳无益，因而令车臣汗部仍旧遵照定章办理。

关于多伦诺尔庙口粮、杂费。清廷认为，多伦诺尔庙内驻扎喇嘛口粮应令四盟照旧供应，经典、法衣以及修理房院等项银两本属“无名之费，冒滥开销”②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库伦办事大臣桂斌奏为四盟事务遵旨筹办情形事》，《录副奏折》，档号：03-8301-21。，可暂时给予免除。

关于因公积欠汉商债务。清廷认为，蒙旗因公积欠汉商债务，与汉商称贷作息有很大关系，因而允许减成延期偿还。减成延期偿还汉商债务，率先在库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徒弟中展开。其后，土盟、车盟亦相继实行，西二盟则稍迟。

关于科布多屯田、向导、官厂、台站各差。直至清朝灭亡，杜尔伯特等旗亦没有接替喀尔喀诸部所当科布多差使。③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奏为豁免喀尔喀四部落代当科布多差使折》，见三多：《库伦奏议》，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

关于估价整饬差使。杜嘎尔认为，“何差与何户则为近，何户与何差则为远；某户则所谓贫，某户则所谓不贫；应派伊谁应当何差，远近、贫富之中”④光绪九年正月十二日《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奏为理藩院交查并喀尔喀四盟报灾各款酌核筹办事》，《录副奏折》，档号：03-7101-016。，无从调节。此事需通盘妥筹，确查户丁之贫富、差使之轻重、道里之远近。应令各旗王公绘图说明，造报到日再秉公办理。

关于拨款赈济。杜嘎尔认为，喀尔喀游牧“地大无垠，周几万里”，发赈必须派员周历各旗，体察各户情形；各旗要出备乌拉，分摊差费。杜嘎尔竟以被灾之旗“未及实惠之沾，先承烦扰之累”为借口，请将拨款赈济一案免议。

总体来看，四盟报灾案围绕减撤差使而发。在保证卡伦、台站等足资戍守的前提下，减撤一部分当差蒙丁，使这部分蒙丁可以回到本旗，参加游牧生产，以度过困难时期。但从差使减撤范围和力度上看，成效有限。其他如免去多伦诺尔庙喇嘛杂费，减成、延期偿还因公积欠汉商债务，拨款赈济被灾蒙众等则属于救急之策，除小部分报灾请求实现外，大部分没有实现。

二、车林多尔济“串通各盟，虚报灾苦”

光绪九年（1883）八月，前库伦办事大臣喜昌密参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土谢图汗盟盟长、札萨克亲王车林多尔济“权势太重，有碍边局”①《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9册），光绪九年八月三十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3页。。其参款共五条，其中一条便是车林多尔济“串通各盟，虚报灾苦”。喜昌指出：光绪八年（1882）之四盟报灾案，是在车林多尔济主使下，四盟盟长、副将军联衔会报。其目的在于撤减差使。

（一）车林多尔济是否“虚报灾苦”

从光绪六年（1880）开始的旱灾一直持续至光绪十年（1884）。土盟郡王阿木噶巴咱尔（左翼中旗）、札萨克台吉札木扬胡尔禄（左翼末旗）、齐达拉巴拉（中右末旗）、索诺木多尔济（左翼中左旗）等四旗，“所有四项牲畜倒毙罄尽，札木扬胡尔禄等三札萨克所属蒙众因无食病故者已有一半，其余全行逃散，致不成旗分。”郡王阿木噶巴咱尔旗“因无食病故者已一千余名口，其余现在手空无食者七千六百余名口。每日只拾倒毙牲畜皮骨度命。”②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日《库伦办事大臣桂祥奏为郡王阿木噶巴咱尔等旗被灾现设法捐赈并请赏借俸银各情形事》，《朱批奏折》，档号：04-01-02-0087-003。此次旱灾较广，被灾蒙人较多，非一旗一盟所能救济，需要清廷采取大规模赈济措施，灾情方能得到缓解。但清廷终以喀尔喀地方“地大无垠，稽察不便”为由，免去赈济。清廷所采取的措施也仅仅是号召富裕的蒙古王公、喇嘛捐输，以图蒙地自救。在库伦办事大臣一再“劝捐”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捐小米一万斤。

同期，俄罗斯人波兹德涅耶夫经过这一地区，在其著作《蒙古及蒙古人》一书中详细描写了喀尔喀蒙旗面临的窘境。土盟中左翼末旗③该旗佐领四，牧地位于恰克图南，当鄂尔坤河、色楞格河之合流。协理台吉向波兹德涅耶夫控诉：

我们旗的状况是很可怜的。多年来不是发生旱灾，夏天牧草歉收，就是冬天大雪严寒；因此大批牲畜死亡，居民到了最贫困的境地。到了四五年前（也就是1886和1887年），我们不仅已无力缴纳我们应分的赋税和偿还欠汉人的债务，甚至我们旗的许多台吉和纳税人也都饿死了，还有一大部分人逃出旗外，开始抢劫，或四处乞讨。④[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刘汉明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25页。

喀尔喀四盟的贫困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无论普通蒙人，还是上层王公，均是无力和无奈。车林多尔济代表当地盟旗利益，如实上报四盟灾苦，并无“虚报”之处。

（二）喜昌为何参奏车林多尔济

喀尔喀四盟对灾情既无虚报之处，喜昌又为何指车林多尔济为虚报呢？喜昌任库伦办事大臣时期可谓非常时期，“时俄势日盛，诸部王公渐生携贰。”喜昌欲对库伦地区推行置官、驻军、屯田、改台等改革措施，以消除隐患。①见《清史稿》卷521《藩部传·喀尔喀土谢图汗部》，第14408页。“置官”、“驻军”即在中俄边界重镇恰克图设道员镇守，屯军防边；“屯田”即选练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蒙众学试屯垦；“改台”即迁移张家口至库伦部分台站。喜昌所议多具战略前瞻性，但都没有得到批准。库伦办事大臣主管土盟、车盟差役划分、派遣等事务，喜昌欲推行改革必要得到此二盟之支持方能顺利开展。但喜昌改革初期，便遇土盟盟长车林多尔济掣肘，如喜昌所言：“惟查新放车臣汗盟长车臣汗车林多尔吉，现署土谢图汗盟长印务郡王鄂特萨尔巴咱尔，又堪布喇嘛巴拉登吹毕拉、商卓特巴车登多尔济等四人深明大义，感戴国恩。凡事多不与土谢图汗盟长、亲王车林多尔济附和行事，一切差使均照旧供应，而土谢图汗部落应当例差，亦只得勉强为之，未敢停辍。”②光绪九年八月十五日《前库伦办事大臣喜昌奏请饬部酌增边疆大臣养廉以资办公事》，《录副奏折》，档号：03-5182-037。喜昌上任后，感受到以土盟盟长车林多尔济为首之东二盟札萨克王公对其改革制造的巨大阻力。因而喜昌先后两次参奏车林多尔济。光绪八年（1882），喜昌上任不到一年，便以乌里雅苏台蒙古参赞大臣不宜同时兼任盟长为由，请求朝廷免去车林多尔济盟长职务。③《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8册），光绪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第135页。但喜昌的参奏因没有实质内容，以失败告终。一年后喜昌再次参奏车林多尔济，指出车林多尔济“罪状”五款，翔实具体。其目的只有一个，即不欲车林多尔济掣肘库伦办事大臣所辖东二盟地区事务。

喜昌上奏后，清廷令新任库伦办事大臣桂祥密查。据桂祥调查，四盟报灾之文是车林多尔济写成稿底，并在将稿底分送其余三位盟长时命令其“一字不可修改，但照抄用印呈报”④光绪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库伦办事大臣桂祥奏为遵查覆陈喜昌奏参盟长车林多尔济各参款事》，《录副奏折》，档号：03-5185-063。。而三位盟长慑于车林多尔济淫威，均遵照办理。则车林多尔济虽无虚报灾苦之处，但却有把持喀尔喀地区政治之嫌。光绪九年（1883）十二月，清廷将车林多尔济土盟盟长一职免去，仅留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一职。喜昌参奏的最终目的达到。

（三）车林多尔济

车林多尔济能够把持喀尔喀地区政治，并对库伦办事大臣形成掣肘并掣肘诸事，主、客观原因很多。主观上，车林多尔济权势重，对喀尔喀地区现状不满，且为人专横跋扈；客观上，清廷在喀尔喀地区设置的官僚体制存在缺陷，且在喀尔喀地区任职的将军、大臣俸禄低等因素，成为车林多尔济掣肘诸事的有利因素。

1.主观原因

（1）权势重

车林多尔济时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土谢图汗盟盟长、札萨克亲王。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平日协助将军处理事务。至于驼、马两厂孳生和乌城所属台站事务，则是专责。车林多尔济所管之土谢图汗盟凡二十旗，“是部本为喀尔喀四部之首，内则哲布尊丹巴，住锡库伦，外则邻接俄罗斯，有恰克图互市，形势特重，号称雄剧。”①《清史稿》卷521《藩部传·喀尔喀土谢图汗部》，第14401页。车林多尔济所管之旗有七个半佐领，“牧地跨色楞格河、土喇河之合流，南至达什尔岭，北至罕台山”②《清史稿》卷78《地理志·外蒙古》，第2423页。，系土谢图汗盟乃至喀尔喀四盟中较大的旗。车林多尔济在喀尔喀蒙古地区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较强的实力，其余蒙古王公多望其项背。

（2）对清廷不满

前文已言，同治九年（1870）后，喀尔喀地区连遭回民军窜扰，加之各种摊派以及应付台站、卡伦、屯田等差使，蒙人已是不堪应付。车林多尔济所管之旗有七个半佐领，所出差使多，所承摊派亦多。同治九年（1870）至光绪五年（1879），车林多尔济所管之旗，所摊实银、牲畜折价后高达实银二万五千余两③光绪七年八月二十日《库伦办事大臣奕榕呈库伦办事大臣那穆济勒端多布及参赞大臣车林多尔济捐输请奖清单》，《录副奏折》，档号：03-6535-018。，合银十万五千余两。车林多尔济寄信蒙古官员称：“办事大臣和硕亲王车（车林多尔济）我，见喀尔喀之盟连年遭灾大部分已贫穷无物难以生计，更无从完成差役，平穷至极，因而不思个人名誉，只为体念众人之困苦，使其得到缓和而秉持实情奏报，然与趁机牟利之人意见不合，其中前库伦办事大臣喜昌向圣主奏参我，进行种种污蔑诋毁”。④光绪九年十月十三日《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车林多尔济寄往各处官员的书信》，蒙古国国家档案馆藏《乌里雅苏台蒙古将军处档案》，档号：M2-1-188。转引自葛根托雅：《清末喀尔喀四盟差役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44页。从信中可以看出，车林多尔济对清廷的摊派非常反感，对喀尔喀地区所承担之清廷差役充满抵触情绪。

（3）专横跋扈

车林多尔济为人跋扈。曾任乌里雅苏台将军的额勒和布在其日记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同治十三年（1874）底至光绪四年（1878），额勒和布任乌里雅苏台将军。与此同期，车林多尔济任乌里雅苏台蒙古参赞大臣。在土盟运送军粮一事上，车林多尔济与额勒和布的矛盾尖锐化。

自西北用兵以来，土盟一直承担着运输军粮的任务。身为土盟盟长的车林多尔济认为，此项差使不均，应由车盟一同当差。但额勒和布认为，自同治初年西北用兵以来，一直是土盟担任此项差使。突然令车盟承担差使，车盟定不同意。如此，运粮一事便拖延下来，耽误前线用兵。额勒和布坚持继续由土盟运粮，而车林多尔济则坚持由土盟、车盟共同承担。土盟运粮文稿需要乌里雅苏台将军、参赞大臣共同标画，才能生效。但车林多尔济坚不画稿，导致政令无法推行。在额勒和布一再催促下，车林多尔济竟将额勒和布已经标画且钤有理藩院图记之文稿撕毁，且自言“任盟長多年，熟知四盟差使情形”。车林多尔济蔑视边疆重臣，掣肘将军用事，专横跋扈之情形已可慨见！

2.客观原因

（1）体制缺陷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库伦办事大臣之蒙古缺均是从喀尔喀蒙古王公中简放，这些王公在简任之前往往已经是盟长、副将军、副盟长。简任办事大臣、参赞大臣后，在分配差使时往往袒护本盟，如桂祥言：“四盟王公不论何人补授参赞大臣，遇事不免暗有偏护本盟之弊”。若系盟长升任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因办公地点距所属盟旗较远，盟长兼管不易，清廷通常会任命署盟长。署盟长和实任盟长在盟旗管辖权上又容易产生冲突。如在此次四盟报灾案内，土盟署盟长鄂特萨尔巴咱尔供称：“自署盟长以来，遇有小事便可随时办理。倘遇大事，必当函知该盟长（车林多尔济）等候回信再办。每有要紧事件，若不先行函知该盟长，便有嗔责。以为系实缺盟长，何以不告即办等语。”因知实任盟长车林多尔济虽身在乌城，却遥控远在东部之土盟事务，不令署盟长鄂特萨尔巴咱尔做主。此亦如桂祥所言：“若该盟之公务事事均告知实任盟长，置署任等于何地？若署任等再有争论，事成两政，最易生弊。”①光绪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库伦办事大臣桂祥奏为遵查覆陈喜昌奏参车臣汗盟长车林多尔济各参款事》，《录副奏折》，档号：03-5185-063。

光绪二年（1876），清廷曾出台政策，规定：“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等，由盟长、副将军等职任复经简放参赞大臣及办事大臣者，即行开缺，于本部落内将应放盟长、副将军之汗王等，另行奏请简放。”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83《理藩院·会盟·外札萨克会盟》，第16927页。当时车林多尔济已经是参赞大臣兼盟长，此政策的出台对其没有形成制约。清廷也没有援引新例将车林多尔济盟长职务免去，故车林多尔济仍可行其暗护本盟之私、遥控本盟之实。

（2）将军、大臣“仰给藩部”

喜昌曾奏：“当此边庭多故，蒙人胆怯，心志靡定，全赖将军、大臣洁己镇抚，恩威并行，以资整顿，但该将军、大臣所得廉俸无多，边地诸物昂贵，日用实有不敷。若以衣食琐屑之费，仰给藩部，不特有碍政体，且恐致长刁风，遇事掣肘，有呼应不灵之虑。”③光绪九年八月十五日《前库伦办事大臣喜昌奏请饬部酌增边疆大臣养廉以资办公事》，《录副奏折》，档号：03-5182-037。喜昌此言，实际暗示了为什么没有人参奏专横跋扈的蒙古王公，即将军、大臣俸禄低，会收受蒙古王公的贿赂。

清代官员俸银较低，养廉银是官员合法收入的主要来源。边疆地区官员养廉银不比内地，普遍较低④伊犁地区将军养廉银四千两，副都统八百两；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一千五百两；西宁办事大臣一千两，驻藏办事大臣四百两。，参下表。

乌里雅苏台、库伦两地将军、大臣俸禄表⑤参佚名《乌里雅苏台志略·诸款经费》，《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3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7页；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51《户部·俸饷·文武外官俸银一》，第8401页；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63《户部·俸饷·新疆北路官员养廉》，第8564页。乌里雅苏台将军“岁支银一千五百两，内扣一成银一百五十两，又核减银二百两，实支银一千一百五十两”；乌里雅苏台满、蒙参赞大臣“各岁支银七百两，内扣一成银七十两，又核减银一百两，实支银五百三十两”。

乌里雅苏台满、蒙参赞大臣 正二品 约67两 144两 应支700两实支530两 43石库伦办事大臣 正二品 约67两 144两 700两库伦帮办大臣 正二品 约67两 144两 700两

乌里雅苏台将军之养廉银一年仅一千五百两，乌里雅苏台满、蒙参赞大臣以及库伦办事大臣、帮办大臣养廉银一年仅七百两，将军、大臣的养廉银数仅相当于内地一个知县的养廉银数。①内省知县养廉银普遍在一千二百两上下，多者一千九百两，少者六百两。参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61《户部·俸饷·外官养廉一》，第8534-8543页。相比内地督抚每年收入养廉银动辄上万两，喀尔喀地区将军、大臣的些许养廉银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乌城和库城官员的养廉银分别从归绥道、张家口道衙门按季领取。由于交通不便，将军、大臣往往不能按时收到养廉银。将军、大臣便靠借贷乌城和库城大盛魁、天义德等票号救急。其日用之需则取给于各商家轮流支应，“贵至钟表绸缎，贱至米盐酱醋，无不立折支取，年终归商号清偿。”②宣统三年十月初十日《伊犁将军志锐奏为黜除蒙累以恤蒙情而固蒙志事》，《录副奏折》，档号：03-8312-94。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祥麟在其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自己的养廉银使用情况：

户部交来本年夏季盐菜廉银一百十两三钱有奇，还大盛魁、天义德二商家各四十两，隆庆昌浮借银廿七两七钱四分，下剩银四两，分奖（郭什哈）郝子英、马峻元各二两，以示微奖。

户部交来本年秋季盐菜廉银，除扣米面银实领九十三两有奇，还大盛魁、天义德二商家各四十两，奖郝子英四两，余十来金均还隆庆昌，尚欠七十余金也。哀哉！

户部交来本年冬季盐菜银一百廿三两二钱有奇，还天义德、大盛魁二商家各四十两，奖内郭什哈两人各三两，下余三十八两交隆庆昌收账。③祥麟：《乌里雅苏台日记》，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六日、八月初二日、十月初八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稿本。

光绪十五年（1889），祥麟署理乌里雅苏台将军一职。借向皇帝进贡马匹之机，祥麟向京城、张家口等地权贵要员赠送马匹，贡、送马共六十八匹，不禁感慨：“终岁盐菜廉银四百九十金，不足马价之用也。悲夫！而计可乘之骑十无一二，未卜何日得脱此苦，惟冀上苍垂鉴耳！”④祥麟：《乌里雅苏台日记》，光绪十五年六月初四日。如果只依靠微薄的养廉银、俸银等合法收入，将军、大臣的生活仅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有时甚至入不敷出。

当然，以上仅是就较为清廉的官员而言。实际上，由于乌、库两地地处遐荒，中央无从稽考，将军、大臣的隐性收入远超此数。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将库伦办事大臣进款概括为四项：

甲，金沙税。库伦出口统捐，及图、车两盟息款等为大宗；乙，图、车两盟各旗王公袭爵、补官之规例；丙，王公至台吉等循例孝敬之银两、貂皮；丁，各旗供给品之折银。⑤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1页。

四项进款虽无定额，但以平均计算“总在五十万两以上，有过之无不及也”①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1页。。而这些进项就是喜昌所言将军、大臣“仰给藩部”之处。将军、大臣经济尚且不能独立，又何谈制约蒙古王公！

结 语

光绪八年（1882）之喀尔喀四盟报灾案，系由土盟盟长车林多尔济主使，由喀尔喀四盟盟长、副将军等联衔奏报清廷。该案体现了喀尔喀四盟王公利益之主张，尤其是东二盟之利益主张。该案之报灾内容虽为实情，但其报灾文稿确是车林多尔济一人拟定，且不许其他盟长、副将军作一字之修改。车林多尔济有把持喀尔喀地区政治，掣肘库伦办事大臣行使权力之嫌。

喀尔喀四盟报灾案将晚清时期喀尔喀蒙地面临的困境展现无遗。清廷在处理喀尔喀四盟报灾案时在政策上做出的微调举动，不能彻底改变喀地之窘境。清廷在蒙地盘剥大于施惠，札萨克王公对其所承担之清廷差役充满抵触，对其所承受之清廷摊派日益反感以及清廷所派将军、大臣因种种原因，不得不委曲求全等诸多因素，亦成为辛亥革命时喀尔喀蒙古王公走向独立之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