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OECD国家面板数据的比较分析

邹蓓蕾，邢孝兵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OECD国家面板数据的比较分析

邹蓓蕾，邢孝兵

利用2000—2015年OECD国家面板数据测算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并对其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全样本和服务分类项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专利和特许权费、其他商业服务和交通运输部门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最高；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服务贸易开放度和货物贸易的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正向影响。其中，人力资本水平和货物贸易对贸易品技术含量较高的部门和内部行业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大于贸易品技术含量较低的部门和内部行业，而服务贸易开放度对二者的作用方向相反。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影响较小。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服务贸易分类项

全球化加速了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对一国来说，评定其国际贸易中的分工地位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是服务贸易竞争力。一些学者利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来衡量一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1-2］。对世界各国（地区）来说，提高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是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和增强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面对当前服务贸易的激烈竞争形势，我国提出了针对服务贸易发展的“十三五”规划，以期提升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推动服务贸易方式转变和提升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我们将以OECD国家为例，试图测度OECD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并探究其影响因素，为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体现在2个层面：一是间接分析，即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二是直接分析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其中，GDP、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度、货物贸易、基础设施等因素被众多学者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实证分析中［3-5］。

戴翔通过构建出口技术复杂度和相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将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含量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认为我国服务贸易仍需改变低内涵的增长模式［1］。尹忠明等人在测算世界80个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一国的GDP、服务进出口和货物出口等因素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明显的正向激励，而外商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开放度对各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较小［2］。杨晶晶等人认为研发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和劳动-资本比与基于HS标准分类下的中国各省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有正相关关系，而各地区存在的自然资源禀赋差异使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抑制作用［6］。于诚等人基于改进的“成本发现”模型对全球8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就全样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资源禀赋、贸易依存度、制度因素等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而言，各因素对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存在差异性［7］。张雨等人通过对来自全世界112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均国民收入、FDI、人力资本水平、服务贸易依存度及制度因素等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有正向影响［8］。李慧娟等人认为FDI和服务贸易进口对提高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有阻碍作用［9］。汪凌志等人对我国高技术密集度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计量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研发资本存量和FDI对其有着正向影响［10］。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测算和全样本（或分样本）的回归分析，忽略了各分项服务贸易部门的差异性。我们以OECD国家为样本，在测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对影响服务贸易的主要因素进行总体回归分析，同时对服务贸易部门分类项（分别为传统贸易部门和新兴贸易部门）和服务贸易品分类项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得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相关结论，并对提升各国服务贸易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供有益启发。

二、指标测算

（一）OECD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借鉴姚洋等人测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方法［11］。首先我们计算每一类服务贸易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TSI），公式如（1）所示，计算结果见表1。

表1 OECD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表 元

式中：TSIj表示服务贸易分项j的技术复杂度指数；Xij表示成员国i国服务贸易分项j产品的出口额；Xi表示成员国i国服务产品出口总额；Xj表示服务贸易分项j产品的出口额；Yi为成员国i国的人均GDP。接下来，再通过公式（2）计算各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由表1可知，OECD各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均有所提升。从行业均值来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排在前3位的是专利和特许权费、其他商业服务及交通运输，建筑、旅游和个人文化娱乐这3类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最低。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掀起，各国越来越重视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故专利和特许权费项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最高。全球范围内人员、货物、资本等的加速流动使得商业服务和交通运输也具有较高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各成员国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国际非流动性，以及各成员国出于社会因素等考虑对娱乐行业等进行管制，导致了个人文化娱乐的行业均值较低。但是，个人文化娱乐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年均增速远快于交通运输、建筑、旅游等非新型服务贸易部门。

（二）各样本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

2000—2015年OECD各成员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分别见图1和图2。由测算结果可知，一方面，挪威、冰岛、芬兰、美国、奥地利、德国、丹麦、瑞典和英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位居OECD国家前列。显然，英、美、德等作为工业革命的领先者，其在经济发展、金融服务和计算机与信息技术方面具有绝对优势，服务贸易品大都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挪威和冰岛虽为发达的北欧小国，其以海洋产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却非常发达。这些国家以高端科技打造具有市场号召力的现代海洋产业，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领先其他成员国。另一方面，希腊、土耳其、捷克共和国、韩国等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较低，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差异抑制了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美国、法国和英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增速较为平稳，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色列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增长较快，尤其是2008年以来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化。

图1 2000—2015年OECD各成员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

图2 2000—2015年OECD各成员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

三、OECD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分析

（一）变量选取

选取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基础变量，加入其余4个解释变量，各指标说明如下：

1.经济发展水平

一国的国民经济越发达，越有利于其服务贸易产生较高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其科技研发资本支持也较为充足，进而有利于提高服务贸易品的技术含量。我们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Y）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并采用2010年不变价格进行折算。

2.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越高越有利于提高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12］。因此，这里选取人均受教育年限（AE）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计算公式为：

式中：PSit为小学人数占受教育人数的比重；JSit为初中人数占受教育人数的比重；SCit为高中人数占受教育人数的比重；UCit为大专及以上人数占受教育人数的比重，其教育年限分别设定为6年、9年、12年和16年。

（3）服务贸易开放度（STOD）

一国贸易开放度的高低对其企业科技研发和贸易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有重要影响。这里选取服务贸易产品的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服务贸易开放度。

（4）货物贸易出口（EG）

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相伴而生。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某种需求会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拉力。故我们选取OECD各国的历年货物出口额纳入对影响因素的考察。

（5）外商直接投资（FDI）

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集中外部资金、资源、技术及人力等方面的优势来发展本国服务贸易，以先进设备、生产标准等带动服务贸易产业调整和升级，同时提升服务贸易品的技术复杂度。这里采用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指标。

（二）数据来源

2000—2015年OECD所有成员国的服务产品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 （UNCTAD）的服务贸易数据库；人均国民收入、人力资本、服务贸易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货物贸易出口指标数据由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和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整理得到。

（三）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由面板数据的IPS检验得知，各变量服从一阶单整。接着进行协整检验来验证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经检验，残差序列平稳（ADF统计值小于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各变量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

2.全样本回归

考虑到异方差影响和模型拟合效果，对除国民收入水平以外的变量取自然对数。以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作为基础变量，然后逐步引入人均国民收入、人力资本水平、服务贸易开放度、货物贸易出口、外商直接投资等解释变量进行面板混合最小二乘（Pooled OLS）估计。其模型设定如下：

式中：υt为时点固定效应；μi为国家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通过全样本回归结果可知，人均国民收入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整体影响不显著。就整体回归而言，样本考察期内发生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影响，OECD国家的财政支出对第三产业的支持度不够，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较小。人力资本水平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OECD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不仅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深化劳动分工，而且促进对贸易技术溢出的吸收和转化，进而促进相关产品的技术研发和生产，提升服务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服务贸易开放度、货物贸易出口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正向促进作用。引入FDI变量后，回归结果整体显著性降低，且FDI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系数为负值，这与实际预期不符。可见，OECD国家市场开放度的提升有利于逐步消除服务贸易壁垒和深入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进一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同时，制造业的外向国际化也拓宽了相关服务产品的国际市场及需求层次，激励OECD国家提高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OECD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和规模大幅缩减，且成员国对外来资金、资源、技术等的利用率不高，不能较好满足发展服务贸易的要求。

3.服务分类项回归

不同服务贸易部门的技术含量不同，贸易品的技术复杂度也存在明显差别。我们借鉴李慧娟等人依据服务贸易品技术含量的差异对服务贸易内部行业做出分类的做法，分别对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业、中技术密集度服务业和低技术密集度服务业进行实证分析［9］。

依据实证分析结果可知，人均国民收入、人力资本、货物出口对两部门服务贸易部门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且对新型服务贸易部门的拉动作用较传统服务贸易部门更为显著。可见，国民经济的增长有利于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财政支撑。随着科技创新、人才战略等口号的提出，OECD国家对人力资本质量的要求也在提升，尤其是新型服务部门更需要配备技能型、复合型等高端人才。加快信息化步伐有利于提高货物贸易水平，客观上刺激服务贸易外部需求层次不断升级，这对新型服务贸易企业更有利。服务贸易开放度对两部门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对传统贸易部门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大于新型服务贸易部门。一方面，由于许多OECD成员国已是WTO的一员，相当一部分贸易壁垒已经消除；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浪潮提高了服务的可贸易性。FDI对两部门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显著，这与样本考察期内由金融危机所引发的OECD成员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急剧减少有很大关联，并且对流入有限的外商直接投资不能灵活有效地运用到第三产业中去。

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提高3种不同技术密集度服务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人力资本水平对高技术密集度和低技术密集度的服务业的影响大于对中技术密集度服务业的影响，均显著为正。服务贸易开放度对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小于对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货物贸易对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回归系数大于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回归系数。这些均与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四、结论与建议

实证分析表明，OECD国家专利和特许权费、其他商业服务和交通运输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最高，说明新型服务贸易部门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高于传统的服务贸易部门。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服务贸易开放度和货物贸易的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正向影响。其中，人力资本水平和货物贸易对贸易品技术含量较高的部门和内部行业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大于贸易品技术含量较低的部门和内部行业，而服务贸易开放度对二者的作用方向相反。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影响较小。因此，如何在大力发展自身经济的基础上合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利用东道国资金优势、比较优势，有效发挥对外开放对服务贸易的正向拉动作用，对于提高OECD国家及世界各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和服务贸易品的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

综合上述结论，除了发展国民经济外，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提升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相关建议。

第一，合理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在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必须把握“适度”原则，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必须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才能有效促进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升，将外来优质资源、资本等“为我所用”，提高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

第二，培养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提高服务行业劳动力的整体教育水平。大力推行中高等教育，培养创新型和复合型的“新”型人力资本；鼓励服务创新型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对提供高技术密集度产品的服务行业给予财政支持和优惠待遇；健全服务业劳动力市场；健全外贸相关法规，规避贸易壁垒；积极进行跨国研发合作和科技交流。

第三，合理利用服务贸易开放度扩大带来的优势。鼓励服务贸易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研发与生产。在进一步将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紧密结合的同时，将关注点集中在引进先进技术和打造现代化高端服务，尤其提升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行业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刻不容缓。完善服务配套基础设施。鼓励企业优质员工出国深造，积极进行国际人才交流。

第四，以货物贸易带动服务贸易。加快货物贸易的国际化步伐，拓展服务贸易的外部市场和需求层次。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工业产品的技术含量。服务贸易企业（尤其是生产高技术含量的企业）应汲取制造业研发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服务贸易品的技术含量。积极促进制造业人才与服务业人才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进步。

[1]戴翔.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变迁及国际比较[J].中国软科学，2012（2）.

[2]尹忠明，龚静.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80个国家（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4（5）.

[3]杜修立，王维国.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及其变迁：1980-2003[J].经济研究，2008（7）.

[4]于诚，黄繁华，孟凡峰.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成本发现”模型的考察[J].经济问题探索，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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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晶晶，于意，王华.出口技术结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J].财贸研究，2013（4）.

[7]于诚，黄繁华，孟凡峰.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成本发现”模型的考察[J].经济问题探索，2015（2）.

[8]张雨，戴翔.什么影响了服务出口复杂度：基于全球112个经济体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5（7）.

[9]李惠娟，蔡伟宏.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商业研究，2016（7）.

[10]汪凌志，刘清.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

[11]姚洋，张晔.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的动态研究：来自全国及江苏省、广东省的证据[J].中国社会科学，2008（2）.

[12]冯晓玲，赵放.人力资本和R&D投入与美国服务贸易的关系分析[J].财贸经济，2009（6）.

F746.18

A

1673-1999（2017）12-0047-04

邹蓓蕾（1993—），女，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国际贸易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实务；邢孝兵（1974—），男，博士，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实务。

2017-09-28

2016年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国际贸易对我国区域性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ACYC2016035）。

（编辑：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