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媒介下网络语言的情绪传播研究

范明

摘 要 网络语言的丰富是互联网群体不断交往的结果，频繁地互动带来语言的丰富和不断创新。尽管很多粗俗言语招致许多批评，但多数语言以集体狂欢的方式展现全民的娱乐精神。网络语言往往通过对名人或流行文化元素进行重新拼贴后使用，既借用符号意义同时又是一种去情境化的再造。原初的形象、含义被去掉，植入新的含义，甚至成为一种开放式的创作过程，不断地进行意义修饰和叠加。当同一种语言符号经过群体间大量传播和修改后，文字的最初含义往往变得不再具体和明确，语言背后的戏谑情绪成为推动网络语言流行的重要因素。网络语言如同病毒营销传播中的信息一般，借助戏谑情绪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建立起心照不宣的心理暗示，实现个体情绪和社会情绪的连接乃至共振。

关键词 网络语言；情绪传播；互联网；群体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7）22-0001-04

1 群体传播带动网络语言的流行

互联网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交往活动。社会交往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必然途径，也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用雅思贝尔斯的话来说，人就是“交往内存在”“如果我是我自己，我就必然荒芜”①。只有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人才有具体存在，失去交往，人也就失去了存在。社会交往不仅决定个体存在，同样也影响整体社会形态。伴随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人类社会交往形式发生过几次重大改变。从部落和氏族群居的原始社会交往、到血缘和宗族维系的农耕社会关系、再到工业革命后以业缘和契约关系组织的现代社会，人类的社会交往逐渐打破地域、血缘关系的束缚，不断调整社会关系，推动社会文明进程持续前进。工业革命以来，伴随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和新能源的开发，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处在加速发展阶段。以煤炭蒸汽动力为主的印刷业带来媒体的空前繁荣，一个以“多、杂、散、匿”形象出现的受众群体开始形成。以石油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发展和电子媒介相结合，使信息可以穿越时空距离，及时远距离传播成为新媒介特征，一个虽然“沉默”但占据信息链重要端口的大众文化形成。媒介带来更广泛的社会交往，吉登斯指出“远距离外所发生的事，对近距离事情以及对自我的亲密关系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普遍。”②互联网的出现，在前两次工业革命基础上，以史无前例的深度社会交往形式再次带给人类巨大变化。传播的权力不再仅限于少数精英专业团体，“人人可以发声”的技术手段理论上把全世界的媒介参与者们联系起来，个人之间、个人和群体之间有了更为直接和密切的互动，一个群体参与的互联网传播时代来临。

数字化生存，推动了社会交往模式的改变，也导致了文学活动主体的分化，进而显现于文学语言之上③。网络语言的丰富是互联网群体不断交往的结果，频繁地互动带来语言的丰富和不断创新。尽管互联网传播中多媒体技术应用广泛，但仍然有大量的信息传播依靠文字进行，这些文字语言已脱离传统大众传媒的媒介语境，更多地与日常人际互动的口语相结合，从而适应互联网传播中不分主次的信息传递和互动行为。因此我们看到的网络语言既不同于一般的日常口语，也有别于传统的书面语，夹杂着大量表情符号、缩略形式、拟声词、图文结合以及其他新造生词，如“：）”“666”“CP”等非汉字符号；“囧”“山寨”“打酱油”等旧词新用法；“人艰不拆”“然并卵”“掉粉”等生造词汇；“蓝瘦香菇”“酱紫”“公举”等拟声词。这种现象并非汉语文化的独特属性，在全球互联网传播中都可以看到丰富的案例④。语言是个人身份乃至群体身份建构的重要组成，同时语言创新伴随社会交往互动的变化而产生，对语言系统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新社会交往背后所深藏的结构特征有更清楚的认识和了解。

互联网传播中，以网络为依托的群体交往互动模式更为突出，我们俯仰生息的这个社会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群体传播的时代⑤。网络语言的快速、大量流行，与群体传播的社会结构关系密不可分。旧的社会交往形式在新的网络虚拟身份影响下重新定义或逐渐瓦解，血缘、亲缘、业缘在互联网传播中依然持续，但不再是互联网群体的全部或主体，人们可以通过共同的兴趣爱好、名人效应、消费行为等各种方式结识新的朋友并进行交往活动。这种关系有别于传统的组织群体，是一种以情绪、兴趣、观点、价值认同为出发点的松散连接，但相较于传统社会的无组织群体具有更紧密的关系，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达康书记别低头，GDP会掉！”这句流行语在《人民的名义》电视剧于2017年3月底播出后迅速走红，有关“达康书记”的周平均搜索量峰值接近8万左右⑥，更引发网民以达康书记为原型的表情包大赛。在新的社会交往形式下，群体互动和群体心理的互相影响对互联网传播效果至关重要。网络语言的走红并不是经过人们精心设计和策划推广活动，更多地借助群体感染的力量，在彼此互相的效仿过程中实现信息的快速扩散，引发更多人关注，带来不断叠加和强化作用。依靠大量个体紧密连接而成的群体社会关系使得信息传播的不确定性和传播影响明显增加，网络语言的流行往往具有很强的事件触发性和短期集中爆发性，网络语言的随机爆发的特征更为突出。米尔格兰姆的“六度分隔理论”揭示出这种依靠人际紧密连接形成的网络互动关系，个体交往呈网络连接关系，人与人的交往变得更直接和容易。在这些桥接关系中，连接密度和强度虽不均等，但群集系数和个体数量远远超过传统大众传播媒介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影响力更大。

2 网络语言中的戏谑情绪传播

网络语言的种类丰富，形式多样，尽管很多粗俗言语招致许多批评，但多数语言以集体狂欢的方式展现全民的娱乐精神。“葛优躺”以一张20多年前的剧照，在没有任何营销手段的影响下，短短几个月时间引爆网民狂欢，入选国家语委评选的2016年十大网络用语。人们就此创作了丰富的漫画、表情包图片，用以表达“颓廢”“吊儿郎当”的情绪，既有对这种消极情绪的讽刺、挖苦，也有对现代社会巨大生存压力不满的发泄和鞭笞。类似的网络语言流行案例有很多，人们使用网络语言的用意和出发点不尽相同，可以用“我爸是李刚”来针砭时弊，可以用“且行且珍惜”表达认同，可以用“屌丝”进行自我嘲讽，也可以用“砖家”表示不满。当同一种语言符号经过群体间大量传播和修改后，文字的最初含义往往变得不再具体和明确，语言背后的戏谑情绪成为推动网络语言流行的重要因素。endprint

戏谑文化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已有苗头，只是互联网技术使这种文化快速扩散和传播，形成更广泛影响力。早在互联网还未流行的20世纪90年代，就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掀起对日常生活的戏谑和嘲弄，从而打破正统的传统社会道德束缚。此后，以周星驰为代表的香港“无厘头”文化进入内地，不按常理出牌同时又让人忍俊不禁的幽默搞笑表演深入人心。冯小刚在贺岁电影《甲方乙方》展现的黑色幽默也包含戏谑色彩。直到低成本的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后，戏谑文化才成为广大网民参与的集体创作。胡戈以陈凯歌导演的《无极》电影为基础创作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开创了网络恶搞文化。此后，“小胖”表情，李宇春的“春哥语录”，“贾君鹏回家”的话语接龙，成龙的“Duang”动图，“皮皮虾”表情包等戏谑语言层出不穷。人们对这种恶搞形式经历了从不接受到逐渐接受并不断传播的过程。最初陈凯歌反应激烈，怒斥胡戈“一个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到后来恶搞形式的愈演愈烈，人们开始慢慢接纳这种新的互联网文化，甚至有助于提升人气而得到明星们的认可。姚明在接受采访时对此现象的回应称“我觉得我的图像能够博大家一乐，也挺不错。”⑦《新周刊》认为恶搞“以国外的Kuso文化作为内核，在融合了本土的无厘头精神后，利用戏仿、变造和拼贴等手法以达到取乐的目的，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将无意义的行为变成了有意义的创意发表活动。”⑧网络语言往往通过对名人或流行文化元素进行重新拼贴后使用，既借用符号意义同时又是一种去情境化的再造。原初的形象、含义被去掉，植入新的含义，这甚至成为一种开放式的创作过程，可以进行不断地意义修饰和叠加。刘国强等认为借助互联网的开放平台，青年人表达自我意识诉求的渠道更为丰富，这些夹杂着自嘲、戏谑、恶搞风格的网络流行语的生产动因源于以后现代主义为精神标签的当代中国文化表征，反映出多元、狂欢、草根崛起、权威消解、道德虚无等文化现状⑨。

戏谑是对传统、经典的解构，是一种双关语，表面上在说着一个意思，实际传递出另外意义，用嘲笑、讽刺、挖苦的方式重新剪辑经典，传递出娱乐精神。戏谑不是对经典的否定和批判，更多地用来娱乐，用非严肃和正式的幽默语言传递彼此心头的会心一笑，建立传播者和接收者的心理默契，是一种情绪感染。国外学者在对网民使用笑脸表情符号时发现，有18%的用法都是用来讽刺和戏谑的，戏谑是互联网文字传播中的普遍情绪色彩⑩。以戏谑情绪传播的网络语言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建立起心照不宣的心理暗示，用掩盖情绪的戏谑语言表达观点，可以区分那些“弄懂了”和“弄不懂”的受众群。人们通过字面意义感受到内在的情绪力量，也正是这种情绪感染才使得网络语言的传播不断传递下去。尽管有些网络语言表面看起来粗俗不堪，是人们线下社会交往中很少使用的不文明词汇，但正是网络语言背后的娱乐色彩使极端语汇变得相对温和，用幽默和夸张进行批判指责、用褒扬词汇进行挖苦讽刺，使得原先的语言负面含义不再极端和强烈，在呼应语言表达的观点的同时也削减了这种观点的力度。这样的表达方式看似不合逻辑，但事实上能够实现更加有效和简洁的传播效果。饱含讽刺、挖苦、嘲笑的戏谑语言往往打破人们的认知定势，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同时富含幽默、搞笑情绪的内在，化解矛盾激发的可能。戏谑语言既有字面意义的传递，同时还有背后情绪的表达，可以实现在两种不同通道上同时进行沟通的目的。

戏谑语言的主要功能是进行沟通、消除敌意。尽管一语双关的戏谑有增大语言误解的可能，但使用戏谑语言的价值也在于其微妙和复杂的情感色彩，可以为平铺直叙语言增添额外的交际功能。Brown和Levinson认为讽刺的功能之一就是减少威胁。Harris和Pexman研究也发现戏谑性语言有助于减少话语强度，使批评性语言变得不那么负面，同样褒獎性语言也不那么正面。网络语言从最初的ASCII码为主的键盘符号发展到后来的文字语言狂欢，近来更多地跟表情符号相结合，涌现出丰富的表情包文化。这也是因为文字语言容易出现歧义，再借助表情、声调、手势、动作等非语言符号后才能更准确的传递信息。网络语言的戏谑情绪在表情包流行后更为突出。网络语言借助表情包实现非语言符号的交际功能，弥补文字语言缺乏情感交流的缺陷，从而更加有效地促进互联网传播。表情包的广泛使用很好的验证了网络语言的传播不仅是观点、意见的表达，同时也是态度和情绪的展现，使用丰富多彩的表情包使网络语言更加充满戏谑情绪和幽默情感，使互联网交流更受欢迎。

3 情绪推动网络语言的加速扩散

情感是人类社会的粘合剂，情感对人类社会重要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互联网空间为在线集合群体提供集体协作和自我表达的场所，情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Parkinson认为情感不仅是个体的生物反应，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人类拥有快乐、悲伤、愤怒和恐惧等基本的情感和情绪表现，同时更多的情绪表达是通过社会化成长过程中受文化、教育、社会影响而获得的，人们的情绪易受感染并可以传递。既然情绪是社会化的，也就是说情绪具有群体特征。Schoenewolf指出情绪感染就是个人或群体的情绪影响到其他人，在此过程中可能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情绪表达或行为态度来传递这种信息。Hatfield等人于1994年提出社会群体中的情绪感染理论。由此可见，情绪感染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不一定必须经过具体的人际交往行为才能产生，在线的语言使用也可以实现情绪扩散，语言本身携带的感情色彩在社会交往互动中经过人际网络不断传播。涂海兰将网络流行语的传播过程分为“共鸣”和“溢散”两个阶段，认为流行语在网络传播中易于引起网友的“围观”，并在“围观”过程中不断得到引申，从而促进其传播范围的扩大。情绪在这种共鸣产生的过程中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Chakrabarti和Berthon认为情绪，尤其是社会情绪是当今社会化媒体的核心内容，人们已经从过去的产品、服务、产品经验交换为主的互联网使用目的转向以情感交换为主。也就是说，互联网群体传播对人类最大的社会交往改变，不仅在于深化传统的经济行为交换，更重要的是带来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情感交流。“约吗”“撩妹”“求包养”“见光死”“单身狗”“剩女”“坐在宝马里哭”等系列以都市青年男女情感话题为主的网络语言的传播不一定代表着对这些用语价值观的认同，但却普遍反映出网民的情感焦虑情绪。网络语言的生产，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多少经济价值，但从互联网普及之初至今，不仅从未衰落而且愈演愈烈，传统大众媒体不断接受采纳新的网络词汇，网络语言也再次进入人们的日常口语中，情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尽管语言表达的手段越来越丰富，但简洁有限的文字或图片示意本身所表达的信息量极其有限，人们使用网络语言借用其中的情绪力量，同时也带来追逐潮流的心理满足感。endprint

互联网中的情绪扩散比以往任何媒介时代来的更明显和猛烈。网络语言的扩散有着类似病毒营销的传播模式，情感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病毒营销指互联网信息像病毒一样通过社会化媒体快速传

播。由于互联网是用以传播信息的媒介，打破传统地域限制，因此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信息的全球化传播效果。已有学者对部分视频疯狂传播分析后发现情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其调查询问人们为什么传播某些流行内容时，得到的回答是“因为有情感共鸣”，因此可以看出，唤起公众情绪共鸣是这些视频快速传播的根本原因。网络语言如同病毒营销传播中的信息一般，可以建立信息内容和接受者之间的情感连接，在互联网群体网络接力赛的传递过程中，实现了社会情绪共享。通过网络语言实现个体情绪和社会情绪的连接乃至共振。使用网络语言的人越敏感的捕捉到这种内在情绪特征，越可能把相应的语言词汇传递下去。网络青年用户对社会身份确立的焦虑情绪、对情感关爱的渴望情绪、对自身生存现状的不满情绪始终充斥着网络语言的世界。传统的情绪感染研究多集中在面对面的人际交往中，但在互联网流行语言的传播过程中我们看到网络信息更容易引发大量的情感共鸣。换句话说，引发人们不断转发的网络语言携带的情绪反应在网民的接力传递过程中把这种情绪再次强化，情感因素在网络语言的传播中扮演着超过信息内容本身更重要的作用。互联网传播和大众传播的重要不同在于传播主体，尤其是信息生产主体发生巨大变化。传播者从专业媒介从业人员转向数量庞大的个体，使得情绪在互联网传播的效果中发挥的作用远超大众传播时代。这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化聚集并不主要依靠理性互动发生，情感维系和情绪感染在其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维尔纳·叔斯勒，鲁路译.雅斯贝尔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6.

②安东尼·吉登斯，赵旭东等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5.

③涂成林.现象学的使命：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萨特.广州：广东出版社，1998：91.

④参见Androutsopoulos JK （2000） Non-standard spellings in media texts： The case of German fanzines.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4.

Anis J （2007） Neography： Unconventional spelling in French SMS text messages. In： Danet B， Herring SC， editors， The Multilingual Internet：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Onli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87–115.

⑤隋岩，曹飞. 论群体传播时代的莅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9（05）.

⑥百度指数http：//index.baidu.com/？tpl=trend&word=%B4%EF%BF%B5%CA%E9%BC%C7 2017/11/7.

⑦人民网http：//henan.people.com.cn/n2/2016/0718/c351638-28684987.html 2017/11/7.

⑧陈漠.恶搞的生存路径.新周刊，2006（17）.

⑨刘国强，袁光锋.论网络流行语的生产机制——以“躲猫猫”事件为例.现代传播，2009（5）.

⑩Veale，T.， & Hao， Y. （2007）. Making lexical ontologies functional and context-sensitive. In Proceedings of the 4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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