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变更、产权性质与成本粘性

辛惠琴 梁靖靖

【摘 要】 文章主要研究了高管变更对我国制造业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并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验证了不同产权性质下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影响的不同。理论分析表明，新任高管在上任当年有动机进行“利润清洗”，并将糟糕的业绩归咎于前任高管，以此来增加未来期间业绩提升的可能性，因而导致高管变更当年企业成本粘性增大。以2010—2016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管变更当年，公司成本粘性明显增强;发生高管变更后一到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内，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产生弱化效应，这主要是由于新任高管出于自利动机而发生的削减广告、研发费用等短视化行为;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进行验证发现，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的强化作用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

【关键词】 高管变更; 成本粘性; 利润清洗; 短视行为

【中图分类号】 F2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8）23-0012-06

一、引言

近几年，成本粘性研究已成为会计学领域中一个焦点问题。成本粘性这一概念是由Anderson等根据经济学中价格粘性的概念提出的，它的具体含义是指成本随业务量上升而增加的幅度要大于其随业务量下降而减少的幅度，换句话说，即成本并不是同比例随业务量增减变化的[ 1 ]。目前对成本粘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动因、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后果的考察。对成本粘性动因的考察，孙峥等将其总结为三个方面，调整成本动因、管理者预期以及机会主义，其中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观”广为学者们所接受[ 2-4 ]。

纵观学术界对成本粘性的研究，高级管理者行为对成本粘性产生的影响是近几年公司治理、战略管理等多个领域所关注热点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包括管理者自利、管理者过度自信、管理者特征等。不难发现，高管人员扮演的角色对企业组织活动与战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上市公司高管发生变更对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已逐步引起会计学者的关注[ 3-5 ]。程晨研究发现高管变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企业技术创新[ 6 ];Kesner指出高管变更会对公司利益相关者产生影响[ 7 ]。值得注意的是，高管变更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其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林永坚等研究了高管变更对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发现高管变更当年，企业负向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明显增加，而变更之后一到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则又出现正向盈余管理行为[ 8 ]。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考虑高管变更是否会对企业成本粘性产生影响？产生作用的原因是什么？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的不同，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是否会有不同？为了解释上述问题，本文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进行论证。利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16年数据为研究样本，首先验证了制造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成本粘性，其次加入高管变更变量检验高管变更是否会强化企业的成本粘性，最后将总体样本区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组进行回归，验证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的作用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表现是否不同。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在于：第一，丰富了成本粘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章从管理者自利动机视角出发研究了影响成本粘性的另一个因素，从而为缓解成本粘性、提升企业价值提供了证据。第二，丰富了高管行为在公司治理领域中的研究。本文结论表明高管变更当年企业成本粘性明显上升，更深层次的区分产权性质，检验出非国有企业高管更替对成本粘性的强化作用更大，从而启发非国有企业为降低高管变更对企业产生的不利影响，应加强内外部监督，设计更加规范的内部控制与激励体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影响分析

高管变更经济后果的研究理论中最开始出现的是“常识理论”，该理论指出高管人员的更替是一种有效提升企业业绩的机制，它不仅可以筛选出较强能力的管理层，而且起到激励、约束管理层的作用。Vancil指出，几乎所有公司新任高管上任都会有三个主要的目标：第一，管理好自身所带领的团队，并达到董事会的期望目标;第二，在上任期间主导公司的战略目标;第三，在任期的第一个或第二个完整会计年度取得一个明显的业绩成效，以此在公司内部建立自己的威信[ 9 ]。因此，基于上述三个目标，或多或少都会对新任高管形成一定压力，他们为达成预期期望，上任当年会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 8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所处的优劣地位是由双方掌握信息的多少来决定的。在企业实际运行中，高管人员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掌握着最为真实的公司财务与企业战略等信息，而公司股东（委托人）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拥有较多信息的一方会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产生所谓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企业发生高管变更时，新任高管出于自利动机会进行盈余管理行为，从而影响企业成本粘性。

新任高管上任當年，公司股东和董事会往往会由于新任高管任期时间较短，并不会对其抱有太大期望，这就为新任高管进行盈余操纵提供了机会;再者，新任高管由于是中途上任，当期业绩归属比较模糊，这也为其进行“盈余冲洗”提供了可能，该行为在当期业务量下降的情况下动机更大。同样，当公司总经理或董事长发生变更时，新任高管在当期业务量下降时，一方面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愿意减少自己的薪酬及自身所控制的资源，另一方面可将当期业绩起点降低，为未来期间业绩提升增加储备，减轻压力，此时就会出现高管变更当年业务量下降时，成本下降的幅度小于业务量下降幅度，即成本粘性现象，并且此现象比未发生高管变更时更明显。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1。

H1：高管变更当年，制造业企业成本粘性程度更强。

根据Vancil指出的新任高管上任后面临的任务之一是需在上任后的第一到第二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内取得一个较好的业绩，以此树立自己的威信。这主要是由于新任高管上任后第一到第二个完整的会计年度通常是公司股东、董事考核新任高管能力的关键时期。也就是说，新任高管是否能继续留任，主要取决于其在上任后一到两年的业绩表现。因此，在此期间新任高管有强烈的动机提高自己业绩。由于存在短期的业绩压力，这就促使新任高管在上任后一到两个会计年度业务量出现下降时迅速削减成本，此时成本粘性程度就会减弱。另外，新任高管也会由于在上任后一到两年内对公司业务和人员更加熟悉，促使其为尽快改善公司经营状况迅速减少不必要的成本费用开支，两个方面原因使得高管变更后一到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成本粘性水平显著下降。于是提出假设2。

H2：高管变更之后一到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内，企业成本粘性程度显著变弱。

（二）产权性质对高管变更与成本粘性关系的调节作用分析

现有研究文献表明，公司企业业绩越差，发生高管变更的可能性就越大[ 10 ]。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特殊的产权结构特征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目标不仅仅要实现利润最大化，更重要的需要承担缓解就业压力、维持社会稳定等特殊的社会责任。一方面政府为了便于完成一些非经济目标，对国有企业高管具有直接任免权;另一方面高管的薪酬水平、解聘及晋升制度并不完全依赖于企业短期绩效的高低。在晋升锦标赛理论逻辑下，国有企业发生高管变更后，高管变更与企业绩效的敏感度就会变小，Kato and Long实证检验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的负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 11 ]。另外，国有企业高管变更也有可能是由于晋升至上一级任职。刘青松和肖星研究发现高管晋升与承担社会责任正相关，并不与业绩相关[ 12 ]。基于以上两点，国有企业新任高管上任后进行“大洗澡”行为来提升短期业绩的动机相对较弱。而非国有企业，高管的更替要么是由于能力不足，要么是因为任职到期，无论是何种原因新任高管一般都是更具有胜任能力的人选。非国有企业最终目标为利润最大化，考核新任高管是否具有胜任能力的指标之一就是在上任后能否创造更高的企业价值，此时非国有企业高管变更与业绩的敏感度相对较强，新任高管提升短期业绩的压力较大，为了增大未来考核年度业绩上升的可能性，上任当年即使业务量下降也不会迅速削减相应幅度成本，此时高管变更当年企业成本粘性水平较高。综上所述，提出假设3：

H3：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的强化作用更加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由于选取某一行业进行研究，行业内各个公司具有更高的可比性，更能提高成本粘性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因此本文采用2010—2016年沪深两市上市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并将所获样本进行以下筛选：（1）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公司;（2）为避免由于异常上市公司导致回归结果偏差，剔除ST，ST*公司;（3）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营业收入变动率、营业成本变动率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0.5%的Winsorize处理。最终得到1 140家上市公司共计7 980个研究样本，所有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本文采用Excel、Stata11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二）模型设计

本文参考Anderson等[ 1 ]提出的ABJ模型进行制造业企业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影响的检验。

模型（1）中Ci，t、Ci，t-1分别表示第i家公司t期、t-1期的营业总成本;Ri，t、Ri，t-1分别代表第i家公司t期、t-1期营业收入;Di，t代表第i家企业第t期营业收入下降的虚拟变量;MTj为高管变更的虚拟变量，j=0、12、-1，分别代表高管变更当年或高管变更后一到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及高管变更前一年;？琢i代表常数项及各变量系数;？着i，t为随机干扰项。同时，借鉴孙峥等[ 2 ]的研究成果，引入以下四个控制变量：连续两年收入下降、资本密集度、人力资本密集度、经济增长率。另外，控制了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合一等一般公司治理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参见表1。

企业当期营业收入上升1%时，营业总成本上升？琢1，营业收入下降1%时，营业总成本下降？琢1+？琢2，当？琢2小于零时？琢1>（？琢1+？琢2），此时表明存在成本粘性。当高管变更变量取MT0时，用于检验假设1，即高管变更当年成本粘性的强弱，若？琢3符号为负且显著，说明高管变更强化了成本粘性;当高管变更变量取MT12时，用于检验假设2，即高管变更后一到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成本粘性的强弱，若符号为正或为负但不显著，则说明高管变更后一到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成本粘性明显弱化;当高管变更取MT-1时，进行稳健性检验。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2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成本变动率的均值为11%，营业收入变动率的均值为10%，均低于梁上坤[ 3 ]等的研究;收入下降（D）的虚拟变量观察值均值为27%，说明约有27%的样本出现营业收入下降，并且该结果低于梁上坤等的研究结果，这主要是因为样本期限选择差异造成的，也说明了近些年我国制造业企业发展变化比较明显。另外高管变更的均值为17%，说明总样本中约有17%的样本发生了高管变更;独立董事比例均值为0.37、中位数0.33，这符合我国规定，独立董事比例不得低于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两职兼任（Dual）的均值为25%，说明制造业上市公司大部分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是两职分离的。

我国制造业各年高管变更的具体描述性统计见表3。由表3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变更情况比较复杂，总体来看近几年高管变动比较频繁，尤其是2016年，变动情况共300家，占总样本的26.32%。区分产权来看，非国有上市公司各年高管变动频率都要高于国有上市公司，這也间接说明我国非国有企业高管承受压力要高于国有企业。

（二）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影响的回归分析

表4前四列报告了高管变更当年对成本粘性影响的回归结果。由表4可以看出各列的拟合优度在0.9以上，F值也都比较大，这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比较好。表4第（1）和（3）列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分别检验了我国制造业企业成本粘性存在性及高管变更当年对成本粘性影响。由第（1）列可以看出收入变动与收入下降的交乘项系数符号为负，且在1%水平下显著，即？琢1>？琢1+？琢2，当收入上升1%时，营业总成本上升0.914%，当营业总收入下降1%时，营业总成本下降0.825%（0.914%-0.089%），说明业务量上升时成本增长幅度要大于业务量下降时成本削减幅度，即制造业上市公司存在成本粘性现象。第（3）列加入高管变更变量，由回归结果可知，高管变更与成本粘性交乘项系数符号为负，且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制造业企业发生高管变更当年，成本粘性会显著增强，假设1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证实了新任高管出于自利动机，会进行一系列机会主义行为，将当期亏损归咎于前任高管，并为后期业绩提供了更大的上升空间，该动机导致了总经理变更当年企业成本粘性程度变大。第（2）和（4）列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与（1）和（3）列相比，加入控制变量后并未改变检验结果，说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资产密集度、劳动密集度与成本粘性的交乘项显著为负，说明资产密集度与劳动密集度对成本粘性有强化作用。而连续两年收入下降与成本粘性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连续两年收入下降对成本粘性有抑制作用，当企业出现连续两年下降时，悲观预期的管理者会相应做出削减成本的决策。

表4第（5）和（6）列呈现的是高管变更后一到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对成本粘性影响的检验结果。第（5）列报告了高管变更后一到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对企业成本粘性影响的回归结果。由该结果可知，与成本粘性交乘项的系数为0.009，符号为正，在5%水平下显著。第（6）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未发生实质变化，因此制造业企业高管发生变更之后的一至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对成本粘性产生弱化效应，假设2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表明高管变更之后的一到两个会计年度内，一方面为了完成业绩目标，另一方面为了稳固在集团中的地位，在上任后的一到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树立自己的威信，会在业务量下降时相应削减企业成本，更有甚者会将上期多提费用在本期少提，或者削减广告费、研发费等以长期利益為代价达到美化业绩、树立新任高管良好声誉的目的，此时成本粘性现象就会减弱。

（三）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影响结果检验

为了检验产权性质对高管变更和成本粘性关系的调节作用，笔者采用分组回归的方法，将总体样本根据终极控制人不同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第（1）和（2）列为国有企业样本组的回归结果，第（3）和（4）列为非国有企业样本组回归结果。由表5结果可以看出非国有企业高管变更与成本粘性的交乘项系数均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而加入控制变量后并不影响回归结果的显著性，即民营企业高变更当年会对成本粘性起到强化作用。第（1）和（2）列国有企业样本组，结果显示高管变更与成本粘性交乘项系数符号都为正，加入控制变量后在1%水平下显著，即国有企业高管发生变更并不会对成本粘性产生强化作用，假设2得证。这就表明国有企业被赋予更多的社会目标，政府对其高管具有直接任免权，新任高管不会为了急于表现自己而进行短视化行为;而民营企业高管上任一般是主动寻求型，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新任高管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使其更有动机进行“大洗澡”、负向盈余管理等行为。

五、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另外进行了制造业企业高管变更前一年成本粘性程度的检验。如前所述，高管变更会提高企业成本粘性水平，那么预期在发生高管变更前一年企业成本粘性水平会比较低，将模型（1）中高管变更变量由MT-1替代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第（7）列所示。从中可以看出，高管变更前一年与成本粘性的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正，即证明制造业企业发生高管变更前一年成本粘性水平比高管变更当年成本粘性低，说明高管变更确实会引起企业成本粘性上升，进一步揭示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六、结论与启示

基于管理层机会主义视角对高管变更展开研究，可以有效丰富公司治理的研究内容。然而，以往对高管变更的研究一般从盈余管理角度，本文将高管变更与成本粘性联系起来验证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产生的影响，发现发生高管变更的企业，新任高管可能会在上任不同时段进行不同的自利行为，从而引致不同程度的成本粘性现象。以2010—2016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1）我国制造业企业高管变更当年成本粘性程度加强;（2）高管变更后一到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内，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产生弱化效应;（3）区分产权进行分组回归，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仅发生在非国有企业。

对于企业来说，成本粘性过强或过弱都会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需保证企业成本粘性处在恰当水平，以利于企业价值提升。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企业发生高管变更，新任高管上任当年会基于自利动机及各方压力，进行“大洗澡”行为，进而引发企业成本粘性水平上升现象;高管上任后一到两个会计年度，因为短期业绩压力，可能会发生削减广告费、研发费等短视行为，从而弱化企业成本粘性。基于此，一方面企业应加强内外部监督，建立更加完善的激励约束体制，在设计业绩评价体系时，不应仅仅以利润最大为唯一的评价指标，还应当适当加入非会计指标，减轻新任高管短期业绩压力，以弱化由于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产生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应当完善外部高管市场制度，加强长期声誉机制，增大高管短视行为成本，缓和管理层短期利益与企业长期利益的矛盾。鉴于非国有企业发生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影响更加显著，民营企业更应注重缓解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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