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法律环境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

李小奕

【摘 要】 以2012年世界银行关于中国2 700家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调查数据作为观察样本，考察了税收征管和法制环境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税收征管的“掠夺之手”，加剧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良好地区法制环境能有效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而且健全法制环境还能改善税收征管的“征税效应”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负面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法弱化税收征管、融资约束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划分不同企业规模后，上述研究结论仍然成立。因此，构建良好法制环境，规范地方税务机关征管行为，压缩征管活动“自由裁量权”，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

【关键词】 融资约束; 法制环境; 税收征管; 倾向得分

【中图分类号】 F81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8）24-0138-05

一、引言

税收征管一直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作为营商环境最重组成部分，税收征管直接影响企业价值创造，决定企业投融资活动。从宏观层面看，规范有效的税收征管能够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减轻信息不对所引发的代理问题，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发挥外部治理效应。然而，就企业微观主体而言，政府征税意味着对企业利润的“强制性”分享，减少企业内部现金流，导致企业内部融资能力下降，产生税收征管的“征税效应”。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经受负向冲击，政府“掠夺之手”导致的金融资源错配，银行对民营企业制度和规模的歧视，融资困境已成抑制民营企业转型和持续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在此背景下，税收征管的“征税效应”与民营企业融资之间矛盾更加突出。完善法制环境，能够约束内部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税务机关征管活动，推进税务部门“放管服”改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鉴于此，本文将税收征管和法律环境引入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分析框架，以2012年世界银行调查中国2 700家民营企业所得的微观数据作为观察样本，考察税收征管、法律环境如何影响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并讨论两种机制交互效应，以期规范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为有效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带来新的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税收征管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税收征管作为政府干预企业经营活动最重要手段[1]。在中国现行的税收体制下，地方税务机关在征管环节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税务机关税收稽查频度和力度直接影响企业避税成本和留存收益，进而对企业外部融资需求和融资成本生产影响[2]。Lennox et al.[3]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经过税务机关稽查审计的企业，其实际有效税率显著增加。Lim[4]通过对韩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表明，税收征管抑制了企业避税，减少企业留存收益，最终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增加。于文超等[5]基于世界银行调查中国营商环境数据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提高了企业的税负水平和非正规活动支出，加剧了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然而，由于中国金融体制不完善，民营企业遭受到银行体系“融资歧视”，外部筹资困难重重。通过避税增加内部留存收益，缓解融资约束已成为众多民营企业的“策略性选择”[6]。总的来说，严格的税收征管压缩企业逃避税“空间”，使得民营企业内部融资能力下降，提升民营企业融资困境。因此，提出研究假设1。

H1：税收征管恶化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二）法律环境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

法律环境是企业营商环境重要内容，健全法制环境，能够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减少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干预，使银行能够基于经济效率决定信贷资源配置。Giannetti[7]研究债权人法律保护发现，有效法律制度环境可以令非上市公司更易获得银行长期债务融资。佟明亮[8]利用世界银行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完善法制环境能够提升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概率。于文超等[9]研究发现，健全法律制度能显著提升债务契约执行效率，弱化债权人与债务人信息不对称，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Adongo[10]针对非洲国家银行贷款数据分析发现，较强的法律保护提高了银行的贷款资产占比，并降低了企业银行贷款的实际利率。黄继承等[11]研究表明，良好的法律环境有利于缓解银行与企业“双边信任”困境，显著提高了企业通过增加债务融资方式来调整企业资本结构，扩展企业外部融资。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

H2：民营企业所在城市的法律环境越好，越能够获得公平的银行信贷，民营企业遭受融资约束越弱。

稅收征管的“征税效应”受到所在城市法制环境影响。法律环境好的城市，税务机关执法更加严格，企业避税“空间”被压缩，偷逃税款违规行为将面临更大税收处罚和声誉损失的风险，从而减弱企业通过避税缓解自身融资约束的动机，提高纳税遵从度。另外，良好的法制环境，政府权力边界更加清晰，地方税务机关税收征管行为更加规范，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风险大大减弱。因此，税收征管对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很可能是通过企业所处城市的法制环境起作用，良好法制环境，税收征管抑制企业避税行为而恶化融资约束的效应可能被弱化。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3。

H3：法制环境较好的城市，税收征管的“征税效应”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作用减弱。

三、模型、数据和研究变量

（一）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税收征管、法律环境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研究假设，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Fconstr表示民营企业融资约束，check是税收征管，Court为城市的法制环境，Check×Court是税收征管与法制环境交互项，以验证税收征管与法制环境相互作用。Controls为控制变量，包括民营企业规模、企业的年龄、企业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增长率、子公司数量、人力资本水平、是否为出口企业、财务透明度、商业信用、竞争环境、政府管制、城市商业化程度。此外，μ为行业的固定效应（Industry），ν为城市固定效应（City），ε是扰动项。

（二）变量的选取与说明

融资约束（Fconstr）：理论上，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KZ综合指数等关键的企业财务指标间接来度量。然而，对于问卷调查数据，通常选择企业对自身筹资难易程度主观感受来反映企业融资约束。考虑观察样本数据特征，根据张友棠等[12]做法，采用世行关于民营企业对现实经营过程中融资可得性难易程度的主观评价来反映企业融资约束。对受访民营企业融资可得性不同回答赋予不同取值，回答融资无障碍=4、融资存在较小障碍=3、融资存在一般障碍=2、融资存在较大障碍=1、融资存在严重障碍=0，被解释变量（Fconstr）数值越大视为民营企业遭受融资约束概率越小。

税收征管（Check）：用来衡量税务机关对民营企业征管活动强度，税务稽查审计是地方税务机关税收征管最重要的环节，通过税务机关对民营企业税务稽查审计的信息来构建税收征管指标。为了测度税务部门对民营企业的税收征管，用虚拟变量来反映，如果民营企业在过去的一年接受过税务稽查审计或谈话，Check=1;否则，Check=0。

法律环境（Court）：反映城市的法制环境状况，用受访企业管理层对所在城市司法公正感知评价来衡量。根据民营企业管理者对所在城市法律环境公平、公正主观感知程度赋值1—4，分别代表为：1=非常不赞成，2=不赞成，3=赞成，4=非常赞成。为了克服主观评价的偏差，对同一城市法律环境公平、廉洁评价赋值进行加权平均处理，赋值越高，代表城市法制环境越好。

控制变量（Controls）：民营企业规模（Ln Scale），用民营企业员工对数来度量;企业的年龄（Ln Age），用企业成立年龄自然对数量度;企业营业收入（Ln Sale），用民营企业营业收入的对数表示;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用2009—2011年平均营业销售收入增长率表示;子公司数量（Number），用企业拥有子公司数量量度;人力资本水平（Human），用中等教育的员工比重替代;是否为出口企业（Export），企业有出口销售，则变量Export=1，否则为0;财务透明度（Auditor），如企业财务报表经由外部审计，则Auditor=1，否则为0;商业信用（Commerce），用赊购方式购买原材料的比重衡量;竞争环境（Competition），用非正规部门竞争造成企业障碍强度来量度;政府管制（Regu），用企业高管应付政府各项规制的平均时间比重来衡量;城市商业化程度（Business），若是主要商业城市，则Business=1，否则为0。

（三）样本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所用数据主要来自2012年世界银行对中国25个城市企业营商环境的调查数据，数据覆盖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片区27个行业的2 848家企业样本。调查数据涉及企业基本情况、政企关系、经营财务等相关信息。样本是世界银行按企业注冊域名进行随机抽样选取，而且世界银行还对抽样调查的企业进行了电话和邮件回访，样本数据可靠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出于研究目的，本文采用了2 700家民营企业为观察样本。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初步回归结果

由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存在截面相关性，控制城市、行业和企业特征后，选择Probit模型聚类稳健性标准误进行回归估计。表2报告了初步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方程1税收征管（Check）的系数在回归中显著为负，相比没有税务机关稽查的民营企业而言，经过税务稽查审计民营企业遭受融资约束的概率明显上升。这说明税收征管显示出“征税效应”，加剧了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这与H1的预期相符。方程2法制环境（Court）回归系数为0.24，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在1%水平上正相关，这意味着完善的法制环境能有效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结果支持H2。加入税收征管与法制环境的交乘项（Check×Court），考察税务稽查与法制环境交互作用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方程3显示交乘项（Check×Court）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法制环境能有效改善弱化税收征管的“征税效应”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负面影响。这与H3经济学逻辑相一致，良好的法制环境有效缓解税收稽查所产生的“征税效应”，进而弱化税收征管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负面影响;此外，完善法制环境，银行更愿意基于资金配置效率提供贷款。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二）倾向得分匹配处理变量内生性问题

本文所使用数据是一个横截面数据，虽然控制企业特征、城市和行业固定效应，但仍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关系引起的内生性问题。为了解决内生性偏误，得到更为可靠估计结果，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法进一步回归分析。首先，按照民营企业是否接受过税务稽查审计或访问，将观察样本分成处理组（接受过税务稽查受访的企业）和控制组（未接受过税务稽查的企业）。其次，基于Heckman的PSM模型，以民营企业特征作为同支持条件进行匹配，用Logit来估计倾向得分。第三，回归估算税收征管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影响平均处理效应。第四，检验匹配后数据的平衡性。①

为了检验PSM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避免单一匹配方法的偶然性，采用近邻匹配法、半径卡尺匹配和核匹配法，处理结果如表3所示。即便控制了样本选择性偏误基础进行回归，税收征管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仍在1%的显著水平上呈负面影响，也就是说接受过税务稽查审计受访的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明显要高于未接受的民营企业，这表明现行税收征管加剧了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此外，还可看出，不同匹配方法下回归结果因果关系系数并非全相同，但仍可以得到税收征管的“征税效应”恶化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一致结论。

鉴于城市地区法制环境显著性差异，将观察总体样本按照法制环境好坏分为两组子样本，将城市法制环境评价在中位数以上的定义为法制环境好的组，而将城市法律环境低于中位数的定义为法制环境差的组。估计基于不同法制环境下税收征管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异质性。从表4的ATT处理效应可以看出，虽然税收征管对营民企业融资约束仍然呈负影响，但在法律环境好的城市，税务征管的“征税效应”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明显减弱。研究H3依然成立。

（三）稳健性检验

通常而言，大企业在税务机关征管活动中有较强谈判沟通能力，但作为地方重点税源，规模大的企业往往也是地方税务部门重点稽查审计的对象。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是否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关键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的结果。企业规模划分按照世界银行问卷调查的标准，小于19人的企业为小企业，20—99人为中等规模企业，100人以上的为大企业。回归结果如表5，不同规模企业税收征管仍然在1%显著水平上呈负相关，法制环境呈显著正向影响，这和前文的研究结果一致。因此，企业规模未对税收征管、法制环境产生实质性改变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12年世界银行关于中国2 700家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调查数据作为观察样本，考察了税收征管、法制环境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在控制城市、行业和企业特征后，研究结果表明：在当前中国制度环境下，税务机关征管环节过多“自由裁量权”，给民营企业融资带来显著负面影响。良好法制环境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而且税收征管的“征税效应”对融资约束负面影响也能通过地区法制环境改善而得到有效的减缓。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目前中国的税收征管呈现“征税效应”，巨大征管裁量空间，加剧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因此，今后要明确税务机关的权力边界，规范税务执法行为，压缩税务部门税收征管工作的“自由裁量权”，提升税收执法的公平性。实现税务部门“放管服”职能改革，发挥政府对民营企业“扶持之手”的作用，为民营企业营造确定、公平、便利的税收环境。

第二，良好的法制环境，能提升民营企业融资的可得性，有效缓解税收征管的“征税效应”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负面影响。因此，解决民营企业融资困境，各地区可以完善法制环境，提升债权人保护法律条款执行效率，消除银行对民营企业贷款歧视，推动金融法制体系对民营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推进税收征管工作法制化，完善税收稽查法定程序，提高征管效率，更好发挥税收征管制度外部治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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