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新帽子：思想家

摩罗

《史记》，对中国文学、史学和文化发展都有深刻影响。司马迁因此被历代学者尊奉为杰出史学家、文学家。这两顶帽子，司马迁戴得很稳。我想给司马迁戴上一顶新帽子：思想家。这顶帽子他还没戴过，不知道在别人看来是否适合。

第一章 旧帽子：史学家司马迁

中国是历史意识最强烈的文明体，远古就开始记录历史。《史记》是中华民族第一部通史。

在国家诞生之前，一个社会的领袖是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集于一身的人物。当出现国家雏形时，国王统掌政治权力，宗教权力让渡给巫师，文化权力让渡给史官。左巫右史，拱卫着国王，形成了国家权力结构。巫师对神灵的祭祀权和阐释权，史官对历史的记录权和阐释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史学对于人类文明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汉代以前，中国的历史记录已经极其发达，天子和诸侯都有史官。只是在战火硝烟中，历史典籍大多失散毁灭，流传下来的极少。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代宫廷史官，他立志要写一部通史。宫廷所藏典籍，加上考察史迹、甄采传说，完全可以支持他实现心愿。可是，司马谈过早辞世，来不及完成这个心愿，临死前他要求司马迁继承遗志。

司马迁非常忠于父亲的遗愿，大量研究文献，还四处考察历史遗迹。一部巨著的雏形，逐步在脑子里形成。后来他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触怒汉武帝，被判死刑。想着父亲遗愿，他不能马上就死。按照汉律，他可以花钱赎罪，重获自由。可是他一个穷困小吏无力出钱，也没有任何朋友为他辩护或为他出钱。他只好主动要求改为宫刑，留下性命，以便完成通史写作。所谓忍辱负重者，司马迁之谓也。

为了准确描述黄帝以来三千年的历史进程和文明状态，司马迁发明了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式相互阐发、相互补充的结构模式和史书体制。这种模式和体制奠定了中国历史著作的基本范式，以后两千年的官方史书，一直沿用这种体制。司马迁作为中国历史著作开创者，没有受到过质疑和挑战。

《史记》既可以说是司马迁的职务作品，也可以说是他的个人创作。一者因为太史令的职责不包含写通史，二者他晚年的职务不是太史令而是中书令，是辅助皇帝在宫廷处理政务的官员，跟史学无关。

由于具有个人创作性质，他就可以充分表现学者的立场与思想。中国史官本有秉笔直书的传统。董狐直笔已经成为千古成语。那是晋国故事。齐史故事更加曲折。大夫崔杼杀了来他家里跟其妻子私通的齐庄公，要求齐国太史把庄公写成暴病而亡，掩盖弑君事实。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杀了太史，让太史仲来写。太史仲和太史叔照样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杀了太史仲和太史叔。崔杼对太史季说：“你三个哥哥都死了啊，你难道不怕死吗？你还是按我的要求，写暴病而亡吧！”太史季说：“尊重事实，是史官的职责，歪曲事实，不如去死。即使我不写，也掩盖不了你弑君的事实。”照样庄严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无奈，只得放过太史季。

太史季走出屋舍，正遇到南史氏执笔而来。南史氏以为太史季也必定被杀，打算接着秉笔直书的。

齐史撇开齐庄公失礼情节，专看大臣失礼，未免偏颇（《史记》则无此偏颇）。但其不阿权贵、不曲事实、秉笔直书的精神，真是惊天动地。司马迁作为史官世家，很好地继承了这种精神。所以，历代史学家都肯定司马迁坚守了“实录”立场。《史记》对开国天子刘邦的批评，颇为直率，不但《高祖本纪》中有批评文字，其他的世家和列传中，也随处可见。对汉武帝的政策，也是颇多非议。

司马迁的史识也很杰出。项羽虽没有建立天朝，只是自称西楚霸王，但他分封十八王，实际上一度号令天下，权同天子，司马迁就写了《项羽本纪》，给他以天子地位。

陈胜起于草莽，为王侯公卿所不齿，但因他推翻秦朝有首功，且一度封王遣将，号令三军，司马迁就写了《陈涉世家》，给他以王侯地位。

孔夫子为儒学宗师，汉武帝已经表现出尊儒倾向，儒家学说可能会长期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孔子可能享有无冕王之尊，司马迁就写了《孔子世家》，给他以王侯之尊。

屈原作为楚国一个不得志的大夫，在中原诸国毫无影响。楚国史書遗失，屈原事迹大多无考。仅因贾谊贬谪长沙，物伤其类，写了一篇《吊屈原赋》，司马迁产生强烈共鸣，并从中看到了屈原的精神价值，特著《屈原贾生列传》，极度张大屈原忠贞爱国、勇斗奸佞、遭馋受贬、殉身社稷的精神。

他撰写《吕后本纪》、《外戚世家》，虽然对后妃擅权带来的消极面不吝批评，但对她们治国辅政的才能和作用也不吝肯定。妲己亡夏、褒姒误周、骊姬乱晋、郑袖害楚、吕后擅权而抑刘兴吕，这些故事被后人总结为“红颜祸水”的惨痛结论。吕后作为，去古不远，天朝尤感深痛。可是司马迁自有见地，不为流俗所惑，强调圣王明主成功的条件之一，是得到后妃的有力辅助（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外戚世家》）。他对后妃们的才华能耐，评价得宜，对其功过褒贬合度，比“红颜祸水”俗见高出十万八千里。

他的这些识见，得到后世圣人君子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

《史记》写完，送给朝廷，自家留了一个副本。也许因为他对汉室政权批评太多，宫廷压住《史记》，秘不示人。当时有王侯要求看《史记》，汉室找出各种理由推辞。家藏副本传到他的外孙杨恽手里。杨恽也是朝廷大员，贵为九卿，封平通侯。他将《史记》一篇篇传播出来，引起大家关注。此人深得外公风骨，《报孙会宗书》写得纵横挥洒，意气铿锵，颇有睥睨天下、离经叛道意味。小人拿《报孙会宗书》构陷作者，汉宣帝震怒，处死了杨恽。《史记》的传播因此受到阻碍。在很长时间，只有宫廷史官才能看到《史记》全文。

后世史官虽然按照《史记》体例著史，但对《史记》的思想光辉肯定得不多，诟病者代不乏人。《汉书》作者班固，率先遵循《史记》体例著史。班固对《史记》的治史态度和学术成就充分肯定，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自刘向、扬雄博览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汉书·司马迁传》）。endprint

班固对司马迁思想的批评则很严厉。“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班固对司马迁纵横天下的辽阔思想，难于接受。班固之后，以儒家眼光批评《史记》离经叛道者，多有人在。这些人失之严苛，或者根本没有读懂《史记》。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史记》横空出世，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唯有此书。郑樵把《史记》提高到经的地位，深得我心。我就喜欢把《史记》放在《尚书》、《礼记》一起看待。《史记》是经传一体的巨著。

《史记》之前，史官记载一般只言本事，将立场、评价暗中寓于叙述之中。所谓春秋笔法即此。可是这种书写出来没法读，没法传世。孔子整理的《春秋》，只有孔子自己和宫廷当事人才能看懂，后人是没法读通的。幸好有个左丘明给《春秋》作传，解释部分本事的来龙去脉，后人才有迹可循。

《史记》第一次全方位展现了辽阔的社会风云，追溯了华夏的种族赓续和道统传承，对三千余年的历史传统和人物事迹进行了系统的考索、评价，是一部具有立场、体系、结构的完整著作，具有严谨学术风范的一部史学由此诞生。司马迁因此成为当之无愧的史学鼻祖。

还有一点特别可贵，司马迁父子都坚持实地考察，获取印证典籍和传说的第一手资料。这种具有田野调查精神的学术方法，保证了《史记》的准确性、可靠性和权威性。司马迁父子可能是世界史上最早进行田野调查的人文学者。

“六经之后，唯有此书”——南宋学者郑樵此论至为准确。《史记》是吾夏三千年人文文化的大集成，是自觉建构民族认同和华夏道统、自觉塑造民族灵魂和精神性格的圣书，是中华第一部百科全书。其价值超越史学文学，卓然成经。

第二章 旧帽子：文学家司马迁

我们假设一下：毛主席打败蒋介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如果让我们写一篇《毛泽东传》，一篇《蒋介石传》，每篇万把字，能不能把这场战争写清楚？这两篇传记直到两千年后，还能不能得到读者的赞赏，能不能让读者对共产党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感到心服口服？我们都算得上文章老手，能做到这一点吗？我本人觉得完全没有这种驾驭能力。

可是司马迁能够做到。一篇《项羽本纪》，一篇《高祖本纪》，各有一万一千余字，去掉标点符号，可能各有八千字。这么短的篇幅，就把楚汉相争的历史过程、项羽和刘邦的性格，以及他们作为政治家的胸襟、谋略、意志力之差异，都凸显出来。读者会觉得，刘邦虽然没有项羽那种豪迈浩荡，那种力拔山河的气势，但是就该他得天下；项羽虽然纵横九州，光芒万丈，却必须承受失败的命运。司马迁的驾驭能力、剪裁能力、表现能力，在这两篇传记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只有文学大家才能做得如此精彩。

《史记》的这种精彩与价值，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到充分认可。唐以前它只被看作历史著作，没有人理会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与贡献。

唐代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批评魏晋六朝的文章太形式主义，主张学习古代朴素的文风、直取本质的写作态度。他们认为《史记》即是古文典范，值得千秋万代学习借鉴。他们的推崇给人们理解《史记》打开了新的维度，极大地提高了《史记》的文化地位，拓展了《史记》的影响力。自此之后，《史记》就以一部综合性的伟大著作的形象屹立在中国文化史上，立成了一座丰碑。

在星汉灿烂的中国散文史上，《史记》和《庄子》是超群出众的太阳和月亮。我个人对这两本书极其偏爱。

《庄子》的奇瑰想象、清明意象、哲学上的穿透力、对人间纷争的睥睨、对宇宙与存在的追问，凝聚为灿烂的精神光辉，犹如一轮皎月，照彻着中华民族的生命与灵魂，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史记》以恢弘博大的结构，全息表现了华夏先民的人文成就，通过记载编年史实和塑造一系列人物形象，把华夏民族横扫天下的雄强气魄、经营家国的勤勉奋斗、担当天下兴亡的使命感、血腥中勇猛精进的精神品格、天下为公的辽闊胸襟、忠孝信义的伦理操守，表现得淋漓尽致，它像太阳一样高挂在华夏文明的天空，千年不落，万寿无疆。其辽阔与丰富堪比后世百科全书。其法天敬地、规范人伦、塑造政治信念和民族精神的价值，则与《易经》、《尚书》、《礼记》相比伦。它融汇诸子而超越诸子，他祖述尧舜而凝聚尧舜道统，他参化六经而自成大经垂宪万代。

司马迁为什么能够把一部历史著作写成空前绝后、精彩绝伦的文学作品？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看法。

1.司马迁驾驭能力超凡

与生俱来的才华，是作家成为作家的首要条件。一个不具备文学天资的人，即使学问大、见识广、有情怀、有志向，那也写不出杰出的文学作品。司马迁可能没有明确的文学追求，但是他天生具有文学才华，竟然一不小心把历史著作写成了最精彩的文学作品。

你看历史著作《春秋》是多么枯燥啊。每一年记几个条目，跟我们村里匠人记流水账一样：昨天在张三家做了一个工，今天在李四家做了一个工，枯燥乏味。《春秋》虽然有微言大义，但引不起阅读兴趣。直到有人给《春秋》本事进行绘声绘色的补充描述，写成《左传》《公羊传》之类，才变得生动一些。

到了司马迁的笔下，历史著作就那么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其胸中不但有丘壑，而且有一个浩瀚无垠的宇宙。那种大手笔，那种驾驭能力，那种神采飞扬，堪称前无古人，至今没有来者。

“二十四史”的这个起点太高了，太完美了，后世模仿者无人企及，这让我们阅读后来的史书，容易疲劳厌倦。因为你不自觉地会拿它跟《史记》比，越比越觉得后来者缺乏光彩。

能够仅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两篇文章，大致勾勒出楚汉战争的面貌、展现其结局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且塑造了项羽、项梁、宋义、范增、刘邦、萧何、韩信、张良、樊哙等一群人物形象，这是多么杰出的大手笔。这种驾驭全局、调遣三军、指挥若定的恢弘气派，历史上只有罗贯中、曹雪芹少数作家，周公旦、晋文公、魏文侯、秦始皇、汉高祖、朱元璋、毛泽东等少数政治家，管仲、商鞅、范雎、李斯、李牧、张仪、萧何、卫青、霍去病、诸葛亮、陶侃、左宗棠、彭德怀、粟裕等少数将相才可比伦。endprint

做一个杰出作家，不但需要庄子那样的穿透力，李清照那样的感受力，李白那样的表现力，屈原那样的爆发力，还需要司马迁这样的驾驭力。驾驭能力有大有小，但不可或缺。一首诗、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部剧本，都需要驾驭力。司马迁成功驾驭了三千年文明史，和无数事件、无数人物，其驾驭力在中国作家中首屈一指。

驾驭能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剪裁能力。不但三千年历史要剪裁，每一篇纪传、每一个事件都得剪裁。仅用一百三十篇文章，全面描述三千年历史，每一篇目之选定，都是精心剪裁的结果。其难度之大，可能超过读者的想象。

至于具体篇章的剪裁取舍，也是大学问。个别做得不够好的篇章，为后人所诟病。比如，《管晏列传》的剪裁，过于苛严，对大政治家管仲的记述过于简略，就留下了遗憾。但是大多数篇章的剪裁都比较合理，常常别具匠心，精彩纷呈。《项羽本纪》在十二本纪中就别具一格。项羽号令天下五年，治军治国，可记述者何止千万。司马迁只选取了三个事件作为记述重点。一是鸿门宴，二是兵败垓下，别姬突围，三是乌江自刎。对于他作为一代霸主的雄武、发号施令的风光、治军治国的得失，基本弃置不取。至于本纪必须记述编年史事的体例，在这里完全被打破。

这是因为司马迁意欲塑造一个虽力拔山河，却浅直无谋，虽刚愎自用，却儿女情长，虽叱咤风云，却坦然服输的失败英雄。为了实现他的写作意图，他不但要突破古史体例，也不惜打破自己营造的体例。

像这样精彩的剪裁，《史记》中比比皆是，可挑剔者极少。

2.司马迁学问宏博辽远

并不是所有的散文家都得以大学问为条件，但是你若想做一个超群出众的散文家，就应该有广博的知识和大学问。这种学问的优势，正是司马迁成就千古绝唱的又一个本钱。

我个人看法，如果在汉代找一个知识最渊博的人，肯定是司马迁。给浩浩三千年文明写一部通史，要掌握多少资料。除了充分研究宫廷史料之外，他还对典章制度、天道礼义、天文历法、诸子思想、财政税收、商贾医药、风土民情、异域文明等都有精深研究。他无意间将一部历史写成了世界上第一部百科全书。《史记》就是吾夏在农业鼎盛时代，全面记述文明成就和精神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

《史记》成为这么有分量、有魅力的作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司马迁的知识储备太大了，他在文化上、思想上站得太高了，这方面《史记》比《庄子》胜出很多。

庄子知识储备真的不大，读书甚少。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之前，读书人读到一本书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竹简书木板书，成本非常高，传播非常困难，老百姓是没条件看到书的。庄子作为草莽蓬蒿之人，他没有机会接触很多古书，所以庄子的学问不能跟司马迁比。

但是庄子修为非常高，思想特别辽远，具有非凡的哲学穿透力。他一眼就能把宇宙看穿，一句话就能把人世间的纷纷扰扰说透，而且说得极具文采。这种大才在三千年文学史上只出现过这么一位。《庄子》虽然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但庄子明显是在六合之外谈六合，宇宙之外谈宇宙。这种邈远和缥缈使得《庄子》具有神性的品质。

《庄子》之前，吾夏尚无系统表达个人对于宇宙、存在、人生、人间社会进行系统思考的个人写作。发明八卦的伏羲、周文王，制礼作乐的周公旦，祖述尧舜的孔子，都有系统性的思考，但是没有系统性的个人写作。庄子是流传下来的第一个系统性地表现个人思考、进行个人化写作的作家。《庄子》像《易》和甲骨文一样保留着神性思维的特征。它介于神性思维和社会性、世俗性思维之间。而且，庄子对于人类思想进入社会性、世俗性思维明显不适，颇感恐惧，甚至有明显的逃避、抵制倾向。《庄子》之后，文化人就习惯于用人类自己发明的文字体系，入情入俗地表述对于世俗社会、世俗人生的思考，庄子式的超然、神性、逃避、抵制等倾向逐渐淡化。于是儒家思维和儒家学术渐成正统，《庄子》渐成边缘，仅留微弱余响。

《史记》之后有许多史记，虽然迄今没有谁能追上《史记》，但往后出现跟《史记》并列的同类作品，不是没有可能。

《庄子》之后再无《庄子》，往后也绝不可能出现可跟《庄子》并驾齐驱的同类作品。

《史记》跟《庄子》虽非同类作品，但在散文史上構成各具特色的双璧，一实一虚，一人一神，一史一哲，一世俗一仙幻，一地气一天籁，一太阳一月亮。

《史记》之所以能跟《庄子》相提并论，得益于司马迁学问之大。他以人间学问和人间真理为标准来建构历史叙述，跟企图逃避人间学问、人间真理的《庄子》相反相成，双峰对峙。对峙的双方当然是分量相当的。

并不是所有写散文的都要有司马迁那么大的学问，但有学问，是写散文的优势之一，它影响着一个散文家所能达到的丰富性和高度。庄子的学问虽然不如司马迁那么大，但庄子绝不是只靠才华写作。他对那个时代的问题，和五花八门的学派，研究得很深入。

一个作家如果仅靠才华写作，那是注定缺乏高度的，也注定是走不远的。唐宋两朝，散文家千千万万，最负盛名的只有八大家。这八大家除了才华之外，都在学问上具有优势，很值得当今作家引为借鉴。

3.司马迁文学手法极其丰富

古代中国，文化初创，本来文史不分。《国语》、《战国策》、《左传》等史书，既有编年纪事，又有生动故事。许多篇章，不乏小说、散文色彩。

《史记》则是“文史一家”传统的集大成者，也是未来中国各种文学体裁的开创者。文体方面，诗歌、笔记、散文、小说、戏剧、评论，应有尽有。写作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编年纪事、叙述、抒情、对话、心理描写、内心独白、环境烘托等等，五彩缤纷。

至于文本与史实的关系，与生活的关系，也有巨大张力。固然有切合史实的一面，但是所有史实都经过作者明显的加工，作者均赋予立场、趣味、观念、愿望、情感倾向、历史评价，对人物、事件、情节、场景的夸张、想象、虚构，像野花遍布大地一样，遍布在《史记》的文本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