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

张永

1

四月一号傍晚五点半，我在自己十几平方米的小出租房里，接到三哥的一个电话。按理说，接到自己亲哥哥的电话，本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只因多年来没多少联系，即便亲，偶尔联系，也觉得几分生疏。

电话打来，开始也无非彼此道些问候的话。他知道，半年来我一直在一家商场做电器销售，便询问些我工作的事宜。我在三天前因为所谓的服务意识不达标，已被这家商场辞退，处于重新找工作的状态。碍于面子，又觉得也没多大解释的必要，便也没说辞退的事，只是顺着他的话，说些业绩怎样、工作如何的话。

电话打了有十几分钟，三哥依旧零零碎碎地寻找问题，甚至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在我的意识里，像这样一直持续这么久的通话，跟三哥还是少有的。一般情况下，在一年少有的几次联系中，顶多也是只言片语的问候后，知道对方安好，也就挂了电话。但他此次的反常，倒让我有些不解。我边寻思着这其中的缘由，边对他提出的问题作着支支吾吾的回应。仿佛就在我神思恍惚的某瞬间，三哥的一个问题，让我清醒起来。“清明，你回家吗？”我的大脑似乎是一下子开始短路的，想说“回”或是“不回”，但硬是一下子没回答出来，就那么生生地沉默了。可我也知道，在这样的情形下沉默，难免尴尬，便随口一句：“哦，三哥，我最近业绩做得不大好，如果这个月不赶紧把业绩赶上去，工作可能都会保不住……”

“这样啊，那，工作要紧。”三哥打断了我说的话。

我听着他断然的语气，回应了声：“嗯。”

电话持续几秒钟的沉默，我以为三哥是要挂电话了，就在这时，我听到手机里传来三哥略微嘶哑的声音：“英子，咱父亲今年就要三周年了……这些日子，不知怎么的，过得特郁闷……英子，我只想告诉你，我错了，我们都错了，他一直疼爱我们，爱你，爱我，爱家里的每个人，并且爱了我们一辈子……”说完，他沉默了片刻，电话挂断了。

我没能即刻放下电话，久久地，耳边回响着三哥的话，心沉了。足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只是那样呆呆地站着。就在我似乎明白了三哥话的那一刻，我惊慌地赶快朝四处看了看，发现自己仅是待在这间四处墙壁的狭小房间里时，才稍许放下心来。我明白三哥最后含混的那几句话，在我内心掀起的波澜，这波澜，已在霎时间将我俘虏，并已赤裸地暴露出来，而我，害怕暴露。这个晚上，我再次失眠了。失眠，是自我大学时代被确诊为患有抑郁症后，常有的事。但这个晚上，我确信，我的失眠绝不是因为生病，而是因为某个人。

是的，我是一名抑郁症患者，曾因三个月不曾与人接触，终被人发觉，并在家人的强制下，接受了心理治疗，从此过上了服用冬眠灵的日子。按医生的话说，病因并不复杂。医生说，得这种病的人，要么性格大多内向、压抑，不擅与人交流；要么成长期间受过过激事件刺激。这是专家说的话，可我觉得，放在我身上，一直不大适用。一是我自幼一直是个疯野丫头，活泼好动，最爱做的一件事，便是跟人讲故事；二是我长这么大，除了经历第一次高考时的失意，令我悲伤过那么一阵子，仿佛还真没受过什么过激的事件刺激。如果我没有记错，在我被确诊为抑郁症患者之前，哪怕像连吃上几包感冒药有悖健康的事情，都少有发生。可专家、家人确实认定，我是生了病的。

说起我大学期间生此病的经历，不得不提及我那四年的大学生活。如果说，抑郁症患者是自闭、沉默，不与人沟通，那么，大学时代的我，确是生了病的。因为“沉默”能概括我整个四年的大学生活。我清晰地记得，大学期间，除了必要的课堂、日常生活，我总是一个人在独处。读书、吃饭、澡堂、坐车、散步、自习、去课堂的路上等等，都是一个人。如此的生活，我一直持续着，从不觉得这跟“沉默”有何关系，更不知这般的沉默正是我的病根。

大四下半年没读完，我被专家确诊为患有抑郁症。被确诊为生了病的这样一段时间，较之以往过去的三年大学时光，还是有点不同的。因为就在我去看医生的前几周，开始写作，并在去看医生的前夕，完成了我的第一篇小说。我的病确是从沉默开始，但在看过专家、服用一段药物之后，并未好转。相反，在我服用药物之后，似乎病情更重了，因为，较之以往，我更不愿意跟人接触了。我整天地处在焦虑恐慌的沉默之中，患得患失，浑浑噩噩，疑心重重。家人看着我的变化，断然决定将我送进精神病医院，去接受更全面的治疗。我本人自是反对的，可我的力量较之整个家庭，还是过于弱小了。就在这时，有个人站出来说话了，他对全家人说：“在我死之前，谁都不能把我的闺女送到疯人院去，要不你们送她去，要不我死。”

说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躺在病床上的我父亲，是家中唯一跟我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就他的这番阻挠，我最终没能被送进医院。虽然后来，我依然进了医院，接受了治疗，但那时，父亲已真的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2

父亲，我家的一家之主，只是，这么多年过去，这个总是躲在母亲身后的男人，似乎从未真正地做过我们五个儿女心目中的“一家之主”。因为这个心好、软弱、听话、从不命令别人、永远选择听从别人的男人，一直是家中的局外人。

就此，我还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起过母亲，为什么别人家总是爸爸当家，我家却是妈妈当家呢？母亲每一次听完我的问题，便先是低头好笑地说我一通，说我小孩子家总是问些傻问题之类的话，之后便视我不存在似的，忙乎别的事去了。可有一次，我问母亲这个问题，母亲仍想就此过去，但我打定了主意，定要问出个究竟，结果连跟了母亲一个上午，直至母亲发现，我在她干活之余碍手碍脚，便回答我说：“你爸只会吹笛子，不会当家。”我当时对母亲如此的回答，很是疑惑，便紧跟着问她，为什么爸爸只会吹笛子，不会当家？在玉米地里锄草的母亲，顿时沉默起来，我就怔怔地站在那里看着她。这时，正好赶上父亲从玉米地的另一头走来，母亲这时才抬起头，她看了看父亲，一本正经地让我去问父亲去。当时，虽然我小，但我隐隐约约地知道，这样的问题不适合问父亲，因为父亲会不高兴。所以，我打破砂锅问到底，并坚持要母亲回答我。母亲见执拗我不过，便说我还小，还不懂事，等我将来长大了，就知道了。母亲如此的回答，非但没能解除我的疑问，更是令我对父亲只会吹笛子不会当家一说，百思不得其解。最令我不解的是，后来等我长大了，不知为何，依然没像母亲所说的“就知道了”。就在我的成长记忆里，父亲除了一直支持我读书之外，还真没为我做出过什么更为重大的抉择，哪怕只是个建议，除了这一次——坚决反对我进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endprint

父亲对此事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这倒是出乎全家人意料之外的。

两年后，就母亲回忆这段苦难的时日时说，当时，全家人都认为你是生了病，但就你父亲不相信这一点。他一口咬定，他的大学生闺女不会生病，更不会生什么精神病，谁要是要他闺女进精神病医院，就是要他的命。当时，父亲已处癌症后期，整日地卧病在床。全家人都知道，他的壽命已到尽数，又见他对此事如此执意，便都不想违背他最后的意愿。再者，又想到一家之中，同时两人住院，无论精力财力都是巨大的重负。所以，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全家人让父亲的意愿最终得到了实现。

2013年8月30日傍晚，父亲去世于转楼乡卫生院，当时的我，正被隔离在二百里地开外的精神病医院附近的一处小出租房里，由我的一位家嫂照看着。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全家人皆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愿意回老家参加父亲的葬礼。面对他们的问题，我则如同以往般选择了沉默。最终，全家人一致认定，我的病情确实不适合参加葬礼，便留我一人暂居在出租房里。父亲葬礼那天，我是一个人度过的。我清晰地记得，那一整天，我都待在自己狭小的房间里，就在那张木质椅上坐着，眼睁睁地看着白天黑夜过去，一语未发，一滴眼泪也未落下。

在父亲逝世后的第二十二天，我被家人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并接受了为期半个月的治疗。整个治疗是母亲陪同我度过的，我不知道这个瘦弱年迈的乡下妇人，是有着怎样的意志，在面临自己丈夫逝世后的不久，又亲自将自己的宝贝闺女送进了一座地狱。现如今，三年过去，那个沉默、自闭、孤僻的女孩，早已走向了光明，做回了一个人人称作正常的人。

2014年的春天，我第一次接受了出外工作。我如同千千万万在城市打拼的乡村人一般，选择了跟随我远在南方的二哥嫂一家，做了农民工。由于我没有出惯体力，所以，找工作很是艰难。但就在这样的一段时日里，回忆倒成为了力量。不知怎么的，我时常回忆过去，回忆我的童年，我的大学生活，还有我那已逝去的父亲。就在这样的一段回忆里，我恍然觉得，我那做了一辈子局外人的父亲，变得如此高大起来。他这般的形象，确实给予了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力量。我开始四处求职，从饭馆洗菜女到工厂流水线工人，从货车跟单员到水果店的清洁工，从摆地摊的小商贩到商场销售员，只要能自己养活自己，没有什么工作是我做不了的。我成了一个能够自立的社会人！

3

偶然的一天，我收到房东送来的一个包裹。

这是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刚跑了一天面试的我，回到家中洗了热水澡，趴在床上写作一篇叫作《城中丝雨》的小说。三年，我的确改变了许多，但在这众多的改变之中，有两样是不曾改变的——读书、写作。现在的我时常写文章，如果说，在我近三十年的生命足迹中，有那么一次两次奢望过自己能在写作上取得一点骄人成绩的话，我的这段打工生涯之中的写作，是更为纯粹的——写作只是写作，是对心灵的慰藉，再无需别的意义。天知道，枯寂漫长的打工生涯，是怎样的催生着我对文字精神世界的渴求。

这个晚上写作有个把小时，听见有人敲门。我对敲门声是极其敏感的，常年来，我的小出租房门，除了房东跟搞推销的来敲，是很安宁的。听到敲门声，大脑即刻浮现出房东的那张大脸，跟他催房租时的那种神情。无论是他的大脸还是他脸上的神情，都令我心生恐惧。我从床上爬起来，赤脚跨至门前，朝猫眼里看，果真是房东。以为是房东又来催房租来了，正犹豫着是否为他开门，便听到他用他那南方人特有的嗓音冲我喊道：“屋里亮着灯不出声，以为我傻啊？快开门，你的快递。”

瞬间，我感到脸上热辣辣的，悻悻然打开了房门，连忙对房东做出一张谄媚的笑脸：“房东大哥，房租下个月十号准给你，我十号发工资。”房东是一个体格高健的南方男人，却有着北方男人身上的强悍气质。他看了我一眼，撇着嘴角摇摇头，随手丢我怀里一个包裹，便转身对我警示地喊了一句：“十号，记住喽！”说完，只见他下楼去了。

见又能躲过一阵子，整个绷紧的身子，才放松下来。我关了门，抱紧了包裹，直直地倒在了床上。足有几分钟，我还在为适才的情形惊魂未定。这时落入眼里的包裹吸引了我，包裹？在我的印象中，最近一段时间，我并未网购，也无人告诉过我，谁寄了东西给我。思绪之际，不免对它起了几分好奇。我从床上支起身子，打量了下这个包裹。布很陈旧，是用蓝白相间的棉线织就的。小的时候，在乡下老家，我经常见到这种布料。过去，乡下女人就是夜以继日地纺织这样子的棉布，给自家孩子做衣服、鞋子的。若放在今天，它早已被放进博物馆里，作为古物展示了。我翻转了一下它，找到快递单，上面并未写寄包裹人的姓名，只显示了河南的邮戳，我想是哪个亲人朋友寄来的。我又摸了摸它，觉出里面有一长方体的物件，便打开来，果真里面是一长方体的木匣子。

我盯着木匣子看了片刻，心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显然，这木匣子，我认得。我清晰地记得，它是我十岁生日时，父亲送我的生日礼物，上面还刻有我的名字。这木匣子是由老家的楝木制作而成，由于并未上油漆，又加上年月久远了些，散发出一股陈旧的气味。我定睛看了几秒钟，打开来，映入眼帘的是一支竹笛、一张黑白照片、一些断了手脚脖颈的小泥人和几个琉璃弹珠。我看着木匣子里的物件，很是惊喜，但又不知怎么的，没看一会儿，鼻子竟一阵阵的酸涩。但是当我的眼睛与那张合影上两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相遇时，心里一下子又充满了欣喜。这是我五岁时，跟父母亲的一张合影，也是至今我所见过的唯一一张跟家人的合照。在我记事以来，它就一直存在家里的藏书柜子里，后来，家里翻盖新房，拾掇物件时遗失了，没想到今天，又失而复得，自是欢喜。

我将照片拿在手里，仔细地端详，思绪陷入童年的记忆。那是一段怎样美丽的时日啊！一时间，我如此地回想着，突然不禁笑了。原来再多的苦难，也有美丽的时刻。我边任思绪尽情地蔓延，边继续观赏木匣子里藏有的物件。我看到那支竹笛，便拿起赏玩一番。同样，这支竹笛，是我所熟识的，它是我读高二年级的那年春天，买给父亲的礼物。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是在父亲的有生之年，我送他的唯一的一份礼物。endprint

这支竹笛本身并无何稀罕处，较之父亲生前挚爱的那一支支陪他一起经风历雨的竹笛，它是毫无故事可言的。

4

父亲的竹笛，除了我爱听，村里人也爱听。小时候，每当放学回家，路过村子北边的树林地，总是能看到放羊的父亲，被村里几个老头婆子围着吹笛子。每次见到，他总是吹得那么自在，吹得那么动听，吹得老头婆子们喜笑颜开。

可父亲的这一技能，在母亲那里，却是一大错。在村子里，只要母亲看见父亲拉扯一帮子人吹笛子，便是当众的吵闹，让父亲很是下不来台。母亲说，父亲只要吹笛子，就忘记了家里的孩子，地里的农活，对别的啥事都不管不顾了，是不误正业。有一次，母亲见父亲吹笛子，一气之下，折断了父亲的竹笛，当作柴火进了锅底。自此后，父亲很多年没再拥有过竹笛，也再没吹过。直至后来，我读高中的一年春天，在县城跟同学郊游，发现街上一卖乐器的小商贩，一边吹竹笛，一边卖各种小乐器，就被吸引了过去。看着小商贩吹竹笛的模样，便想到了父亲，又想到父亲也曾是一个会吹竹笛的人，便心血来潮，要为父亲重新买支竹笛，于是便花了十五块钱，买下了乐器摊贩手里的那支竹笛。这支竹笛，也就是今天在我收到的包裹木匣子里，藏有的这支。

对于母亲反对父亲吹笛子这一点，我一直很是不解。后来同样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问及母亲这其中的缘由。母亲则泪眼婆娑地告诉我说，正是笛子坏了父亲的一辈子，父亲正是因为吹笛子坏了当主席的大事。这件被坏了的大事，从此改变了父亲的一辈子，也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

1965年这年春天，母亲从十里开外的杨家集嫁到了父亲的家——张家村。当时，张家村的人家不足百户，虽说村里人皆是一个家族，经过世代繁衍分支，也早已是穷的穷、富的富、高的高、矮的矮，良莠不齐了。父亲家自打祖爷爷开始，家道就开始败落，到了父亲一代，已是落为村里最典型的穷困户。母亲嫁到父亲家时，家里已没了爷爷，三个姑姑也皆已出嫁，只有父亲跟奶奶两人度日。当时由于家里清贫，再加上连年的饥荒，家里接连几天揭不开锅的事时有发生。母亲嫁给父亲时，家里除了一顶茅草屋跟一口生锈的大铁锅，是真真找不出别的物件了。

“人穷不怕，就怕人不上进。”这是母亲每当回想起这段时日常说的一句话。母亲之所以如此说，主要是基于当时父亲的作为。当时的父亲，可谓是个热血青年，一心想着做官；为了谋取一官半职，整日地东奔西走，广结一批仁兄义弟。按理说，热衷于做官，也是有志之士所为，但父亲追求官职，在母亲那里，却是“不上进”的表现。由于父亲想做官的愿望过于熱烈，整日地奔走于乡里大队，跟他的那些仁兄义弟拉扯在一起，对于家里老婆孩子很是漠然，留得母亲一人，既要田里做工分，又要照顾孩子，很是艰难。为此，母亲曾跟父亲大闹过几场，有那么一两次，母亲都下定决心不愿再跟父亲过了，但到底怕苦了孩子，还是咬牙坚持了过来。至于父亲，哪怕面对妻离子散的境地，倔强的性子却没改变丝毫，行事习性，依然如故。

父亲想做官，在乡里，是众人皆知的事。但是，父亲天真耿直的性情，却往往招致他一次次的失败。最后，官没做得，却得罪了一大批人。父亲在青年的这段时间树立的“政敌”们，后来，无论是给父亲本人，还是给整个家，都造成了无以复加的灾难。

1967年冬，家里添了大哥。当时的中国大地上，“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这场运动，同样没有放过这个深处旮旯地的小乡村。而就在“文革”到来后，我父亲的人生却第一次得到了转机。

在村里“文革”进行得热火朝天之际，乡里考虑到父亲素来热衷于做官，又广结人缘，颇具些影响力，便让父亲当“文化大革命”临时宣传主席。之所以是“临时”，因为父亲还不是党员。可就这样的一个临时宣传主席的职位，放在父亲整个拼搏挣扎的青春岁月里，它依然像一剂强劲的催化剂，极大地刺激了父亲为官的热情。

在大队里，父亲是“文革”宣传主席，很是春风得意；再加上多年来积累的人缘，也算有几分势力。除了父亲，村里还有另外一股跟父亲旗鼓相当的势力，这股势力的头目，正是人称“批右张老虎”的张能智。张能智有个很有势力的黑社会（时称土匪）姑老表，传闻是县里远近闻名的打杀能手，就连县长也要畏惧他几分。在乡里，人人都知道张能智的这层关系。再加上张能智本是一狡猾之人，他也正借着他这位姑老表的威势，在乡里几经奔走，早早入了党。鉴于张能智有背景，又是党员的情势上，“文革”一开始，张能智便当上了队里“文化大革命”批右主席，人称“批右张老虎”。

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里人逐渐地认识到，“文革”不仅是停课、打架斗殴、搞宣传，更是搞阶级斗争、批斗人的。张家村本不足百户，都是世代耕田的，不说祖上本没出过什么其他阶级不说，就是地主富农也是屈指可数的。但若真要揪起祖上阶级成分，历来被村人公认的地主，倒还真有一家。

这户地主便是张大先家。张大先是跟父亲一起长大的伙伴，由于祖上曾是地主，土改时家产被分，到如今除了仍保有的几间房屋，几处宅地，也是大势已去，家境跟其他乡众无异了。张大先跟父亲本同龄，又加上素来性情相投，自幼很是要好。据村里的秀梅姑奶奶说，父亲跟张大先自幼交好，志趣相投。两人都是读书的料子，是那时村里少有的两名初中生。那会子，张大先的父母，因为是地主阶级，长年挨批斗，早早过了世。而张大先又无其他兄弟姐妹，见父亲为人良善仁义，便很是与父亲交好。至于父亲，也是见张大先可怜，孤苦伶仃，少人照顾，对他也是百般照应。

5

搞宣传，父亲是一把能手，批斗人，倒真是难着了他。一是父亲生性善良软弱，让他去斗争人，无论出于何原因，都会为难；再者，整个大队的地主家，也没几户人家，还大都是跟父亲熟识，关系要好的，像村里的张大先便是。

父亲不愿批斗人，可有人愿意。张能智便是最具代表的一个。为了响应党的伟大号召，作为批右主席的张能智，可谓是极尽能事。在他带领下的红卫兵团，很快发展为一批疯狂的“批斗士”，开始了一场场疯狂的批斗运动。最先开始的，便是从自家村子开始，也就意味着从批斗张大先开始了。endprint

作为“文革”临时宣传主席的父亲，在这时是更不愿意了，于是乡里队里积极奔走，为张大先招摇呐喊。乡里自是知晓父亲的影响力，可又明白张能智的背景，便想出一个主意，对于张大先是否被批斗一事，交由张运昌（父亲）和张能智两人共同处理。

“文革”进入70年代，村子里更是混乱不已。作为宣传主席的父亲跟作为批右主席的张能智，就张大先是否被批斗一事，展开了为期一年多的争斗。从开始的口头争议，甚至到后来不惜各自带领一批红卫兵武力相向，真是闹得天翻地覆。作为生性天真的父亲，在狡猾极具手段的张能智手里，还是过于稚嫩了。就在两派势力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张能智心生一计，非要跟父亲握手言和，对外声称，只要张运昌配合他张能智，将张大先打倒，便亲自做父亲的担保人，让父亲入党，成为真正的“文革”宣传主席。

放在苦难与贫穷交加的父亲一生中，如同千千万万挣扎于乡村的农民一般，上天从未给予过他们过多的恩赐。入党，于父亲而言，无疑是上天对于这千千万万农民中的父亲最大的馈赠。就在这时，父亲在诱惑与兄弟情义之间，犹豫了。这犹豫，也并未持续太久，因为就在父亲犹豫不定时，村里出事了，出事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大先，张大先跳井了。

张大先跳了井，由于村里人及时搭救，性命算是保住了。只是由于惊吓过度，自跳井后，他精神就失了常，没几个月的光景，便成为了一个傻癫子。张大先疯癫了，对于父亲，无疑是晴天霹雳。本来犹豫不决的父亲，一下子变得当机立断起来。父亲不仅一口回绝了张能智的“美意”，并且一气之下，辭去了他那“文革”临时宣传主席一职。显然，张大先疯癫一事，对父亲的影响是颇为直接的。在张大先疯癫后的一段时间内，父亲逢人便说，是他逼疯了张大先；若不是他在入党当官一事上鬼迷心窍，一直由他罩着的张大先，就不会跳井，就不会疯。后来，“文革”早已化为了历史记忆，可父亲每当遇到张大先，或者想起这段年月，总是处于深深的自责之中。这般的自责，于父亲而言，无疑是一生的伤疤。

张大先疯了，父亲的主席职位没了，但这还不是事情的结局，因为“文革”还在继续。自从父亲辞了主席的职位，张能智在乡里、队里、村里皆一手遮天起来。对于他看不惯的很多人事，更是肆无忌惮起来。在这些最令他看不惯的人中，要数父亲了。由于“文革”前期，父亲反对他，没有跟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这令张能智很是嫉恨。现如今，他大权在握，父亲又恢复到社员一个，很快，父亲便成为了他报复的对象。事实上，自从父亲得罪了张能智，又自动辞掉了主席一职，他先前结交的那些十里八村的仁兄义弟早已不知去向，父亲已是剩得孤家寡人一个了。

这段时间的父亲，行事性情大为转变，整个人变得异常沉默。除了整日地待在家里足不出户，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不说，哪怕对于家人，也是只言片语地漠然以对。母亲异常的害怕，怕父亲同张大先一般得了疯癫病。只是时间一天天过去，父亲该劳动就劳动，该吃喝就吃喝，好好的一个人，也并无见大的异样，母亲才放下心来。

父亲变得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唯有对一事钟爱起来——吹笛子。父亲自小就会吹笛子，而且吹得像模像样；长大后，读了书，略懂了些乐谱，笛子吹得更是精湛许多。父亲爱吹笛子，先前也只是作为闲暇时打发时间的日常爱好，但自“文革”以后，父亲的笛子是吹得越来越起劲了，以至于夜以继日地手不离笛。

父亲吹笛子本无可厚非，但却令母亲整日地担忧起来。因为自父亲得罪了张能智，村里曾跟在父亲身边的一批人，皆投向了张能智，唯有父亲我行我素，毫无向张能智靠拢的意思。张能智素来知道父亲的为人，碍于张大先疯癫一事及村人的言论，还不敢明目张胆地难为父亲，并且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他还曾主动让人拉拢过父亲，声称只要父亲从此听他张能智的话，还可为父亲申请入党，甚至亲自到乡里为父亲活动，让父亲重新恢复主席一职。但父亲似乎是着了魔，任人劝说拉拢，就是无动于衷。最后，出面拉拢父亲的人，除了得到父亲一阵鄙夷嘲讽的谩骂之辞外，毫无结果。

张能智得知父亲的态度后，大为光火，声称他张运昌压根瞧不起他张能智，并放下狠话说，这辈子哪怕啥事不干，也定要跟他张运昌决个高下。此话不假，虽说后来张能智因在“文革”的所作所为，最终得到了惩治，但仗着他那发迹的姑老表，在村子里，始终保持着一股势力。由于他跟父亲的宿怨越积越深，他便趁着父亲失势的那些年，拉拢村里的其他人，坏过父亲许多事，像合计人抢分我家树木宅地、当众羞辱我父亲、找人对父亲无故挑衅。尤其是到了90年代，家里添我时，父亲更是大受折磨。由于我的出生，正赶上计划生育的浪潮，乡里是变着法地让父母交超生钱。按乡里要求，三百块已能解决问题，而这时，张能智又出来作怪了。他合计乡里，向父亲要罚款，要了一茬又一茬。最后，父母亲着实被逼得没法，只好带着我躲至姥姥家，一躲躲了大半年。就在这大半年间，家里粮仓被挖空了，牲畜被队里赶走了，房子屋脊也被扒了，就连家中仅剩的几处宅地跟几棵树木，也被村里人瓜分了。后来由乡里做主，那些被瓜分的宅地树木，又还给了我家一部分，但多数也是成了别人家的。

张能智欺压我父亲，是尽人皆知的事，就在父亲被人欺压的这些年间，父亲从未做出过任何示弱或反抗的行为。也就是在这些年间，父亲性情大变，由那个热衷于做官的热血青年，慢慢变为了一个沉默寡言、总是忍气吞声的人。那时的父亲，总是整日地以吹笛度日，就村里人说，那时时常见到父亲一人在村北的老槐树下吹笛子。也正因此，父亲在家人的眼里，变得是越来越软弱，不上进，没有担当；随之他在家中的地位，也是每况愈下，较之于母亲哥哥们，他总是处于次要的位置，以至于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局外人。对于父亲这所有的改变，母亲总是认定，父亲是着了笛子的魔，是被一支支笛子给害了。这也就是多年过去，母亲每当提起父亲吹竹笛，便大为恼怒的原因了。

6

我的父亲，作为一个农民，一生中所拥有的荣耀，确实比所遭受的屈辱苦难少得多，但放在父亲的一生中，仍有一件事情，是最为令人叹服的。那就是为三哥跑工作。endprint

父亲在家有三个姐姐，母亲嫁给父亲时，父亲三个姐姐皆已嫁了人。就在父亲这三个姐姐那时的婚姻生活中，父亲的大姐姐（大姑姑）的婚姻经历很有奇特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连年闹饥荒，家家断炊烟，大姑姑就是在这时不堪忍受饥饿，出外逃荒去的。大姑姑出外逃荒，一逃逃至现今的商丘市。在一次乞讨时，一馒头商贩见大姑姑样貌姣好，便拿十个白面馒头作为聘礼，娶了大姑姑。母亲嫁给父亲时，大姑姑嫁给这馒头商贩已足有两年，并已生养了一对儿女。后来，这对儿女，正由这馒头商贩供养读了大学，分别成为了法院院长、检察官，成为一方权贵。80年代，父亲正是借着跟他姐姐的这层亲戚关系，为三哥谋求到工作，让三哥进了城市。

当年，父亲为三哥在城市谋求到工作一事，可是在整个乡里出了名的大事。此事一下子在乡里传开了，说张家村的张运昌老头不简单，一个乡下人竟能攀上大城市里有头脸的人，还为自家儿子找到了出路，了不得。尤其是在村子里，父亲因此更是风光了些年头。就连小时候的我，也被此事惠及。小时候，只要我出家门，总是能听到村里婆子们说，小英子真好命，摊上了有大城市当官亲戚的爹，等将来长大了，定是由爹出面去找他那当官的外甥、外甥女去，为她找个出路定是不成问题。再后来，我读了中学，村里人依然这么说，只是这时他们说的，比先前更有鼻子有眼了。他们说，小英子读书有盼头，她有在大城市当官的亲戚，多读几年书，她爹还不是去找他这当官的亲戚，为小英子在大城市找个单位，再不给她安排个教学的职位什么的也说不定。在我的成长记忆里，类似于这样的说法，一直持续了很多年，以至于后来，如此的说法，就如同书本上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诗句一般，深深烙印在了我的大脑里。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相信，我的将来，定是由父亲出面，去求他那有头脸的亲戚，能够进入某个单位或是成为一个老师什么了的。

显然，今天的我，既没能进入什么单位，也没落得个教职什么的。虽说读过几年省立本科学校，没毕业便得了病，枉费了十几年的寒窗苦读不说，更是辜负了家人那么多年对我所有的寄望。只是随着年月的增长，在我也算历经一些人事之后，对于父亲为三哥跑工作这件荣耀之事，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父亲是曾托他发达的外甥，为自己三儿子谋得一个出路不假，只是这整个历程的辛酸，恐怕也只有父亲知道了。打我记事起，就常听家人说给几个哥哥跑工作的事，父亲更是长年累月地朝城市跑。

父亲是个执着倔强的人，从为几个哥哥找工作一事上就可看出。“这找工作也不是一句话的事，找工作自然要有找工作的条件。”这是父亲多年来在为哥哥们找工作一事上，得出的“经验”。父亲有四个儿子，最后只为老三谋得一条出路，这里面自有说法。据后来父亲自己回忆这段跑工作的经历时说，他那当官的外甥说了，他大儿子虽读了高中，有点学问，但为人过于直率，行事鲁莽；二儿子又过于老实巴交，实属农民一个，跟城市人相差太远，进不得城市；四儿子虽还算聪明，但又过于憨厚实诚，就算进了城，恐怕也是待不久的主，弄不好到头来，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白忙活一场。倒是父亲的三儿子，衣着永远整洁体面（三哥是个有洁癖的人），相貌英俊，又懂得人情变通，倒是个可塑之才。父亲曾为自己外甥对自家儿子如此的说法，很是气愤过一阵子，甚至于差点要跟这家阔亲戚断亲，说是作为自家的亲外甥，竟说些这样的话，明显的是瞧不起他家孩子们，瞧不起他的孩子们，就是瞧不起他。有那么一两年，父亲真真的不再往城里跑了。可就在父亲不跟这户阔亲戚来往的这段时间里，父亲再未收到过他这户阔亲戚家的任何讯息。还是母亲比较敏感，觉出这里面的不对，思虑着四个儿子能出去一个是一个，若真跟人家较真，恐怕连这唯一的机会也没有了，便又怂恿着父亲再次行动。

几经波折，父亲为三哥到底跑出了一条出路，只是自此多年过去，父亲再没跟这户阔亲戚家有过任何来往。这事要缘于三哥，而三哥自有说法。三哥说，自他进了城，今后跟这家亲戚的来往事宜，就由他接手。至于张家村的其他人，再没必要亲自跑到城里去。开始，父亲觉得这事简直荒唐，就因为给自家孩子跑了个工作，竟要自己跟自家亲姐姐断亲不成？父亲说啥都不同意，一气之下，独自一人跑到城里找姐姐评理去了。没想走到半路，就被三哥拦截下了，直接送至家中，接受一家子人的批评教育。尤其是当时三哥的说辞，直抵父亲的心脏。三哥说，那一家子人，根本就不愿意再跟张家庄的人亲戚了。人家现在是官家，不再是卖馒头的，咱们跟人家的地位，已经没可比性了。人家之所以给他找工作，一是看在父亲是他亲舅舅又年迈的份儿上，二是让他进了城好做个中间人，从此帮着劝阻父亲不要再来啦。

当年，三哥说这番话时，我是在场的。那是一个已落霜雪的深秋，空旷的原野地还未长出麦苗，父亲正是听了三哥的这番话，一声不吭地牵着老绵羊，去了村北的树林地。当时我就跟在他的身后，我至今还能清晰地看到，他那佝偻着身子，走在北风里的情形。那一刻，父亲的背影，看上去多么的孤单无助啊，而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孤单无助更为令人伤感的了。

2009年冬天，父亲在县医院被诊断为得了胰腺癌症，当时的我刚升入大学不久，听之消息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好歹父亲很快便做了手术，生命算是短时间内有了保障，但自此以后，父亲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再没去过城里，也再没见过他的这户阔亲戚家的任何人。后来父亲病重，家里人建议父亲到城里的医院医治，父亲则一口拒绝地说，就算他死，也再不踏进城里一步。直至父亲快去世时，母亲建议父亲去城里，再见一次自家的亲姐姐，父亲则泪眼婆娑地同意了。这时三哥又站出来说话了，说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见了净是伤心，还是不见的好。对于早已习惯了听从儿女之命的母亲，自此再没提起过这件事情。所以，直至父亲病逝，这对近二十年未见的姐弟，终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至于我的那位大姑姑，自从逃荒之年远嫁他乡之后，直至去年去世，足有六十余年，再没踏上过她儿时曾生活过的这块土地。

7

我将包裹重新拾掇整齐，起身走至窗口。我打开窗，原来外面不知何时已淅淅沥沥下起了雨。不知不觉，已午夜了呢。显然，此时此刻的我，毫无睡意，我想到外面走走，于是便换了衣服拿了雨伞，出了门去。午夜的街巷异常的安宁，散落的行人车辆偶尔疾驰而过。我顺着街巷走了一阵子，跨过一条石桥，来到一处公园的长椅前，我坐下来，望着不远处的河水。我就那样生生地坐着，望着河流，望着河流尽头的霓虹，望著霓虹尽头的天空。我就那样的望着、望着，也不知有多久，似乎有某个人打我身边经过，我才惊醒来，不知在何时，已是泪流满面。endprint

我知道，我该回家了。

三天后，我回到了我那日思夜想的河南故乡。在这个小乡村里，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安宁，我突然发现，原来我从开始就一直地寻找，一直地走路，一直地渴望，为的不是别的，正是这份由家乡所带给我的自由与安宁。

一日傍晚，我刚读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在自家小院徘徊一番之后，去了村北的树林地。我先是漫无目的地走着，没有任何思绪，但似乎就在那样的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了那么些五彩斑斓的颜色，那些红的、蓝的、紫的……它们就在我的眼前，围绕着我，蔓延，飘散。我突然被触动了，被这些颜色，我童年的颜色。回到家的当晚，我再次开始写作，以往，我写作过许多人、许多事，可这个晚上，我知道我要写作另外一个人，另外的故事，这另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父亲，这另外的故事也不是别人的故事，它正是我父亲的一生。

前几天，我去了我儿时曾就读的小学校，见到了那位老校长。他认识我，并且知道我的父亲就是张庄村的张运昌，而且，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得知的，他竟知道我读了大学，说我是我那一届小学毕业生中唯一考上大学的学生呢。我当时听了很是欣喜，没想到自己竟还能被这样一位老先生记着，真是莫大的荣幸呢。那天，我跟他聊了很多，聊眼下的学校情势，聊现在的学生，聊那些曾教了一辈子学的小学老师们。他很健谈，说话又颇具学究气，跟他说话，我很是开心。只是，没说多久，他似乎是看出了我的心事，便问及我这样的一个问题，突然来学校的原因。要知道，在这个年轻人稀缺的乡村世界里，像我这样一个年轻人的出现，还真是稀有的事。我告诉他，自己想在学校教书，不知道学校现在是否要人，或者教书需要什么条件。他开始似乎有些不相信，说了一些像我这样子的年轻人，大都会选择去大城市发展，不明白我为何会想到回乡教书的话。他说到这里，顿时，我觉得自己已经脸红了，因为我感觉到脸上热热的。先不说自我离开学校，在大城市挣扎的这些年，是怎样的失败潦倒，让人感到羞愧，只是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远远未能做出什么值得称道的成绩不说，竟在人人朝大城市去的这个时代，选择回乡下来，这是不是弱者的一种表现？

我如此地想着，都有想即刻逃离的冲动了。就在这时，老校长又说话了。他说，年轻人嘛，各有各志，回乡来好，教书更好，现在乡下正缺你们这样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呢。除此，他还说了许多话，大都是眼下学校不景气、学生大量流失、教师工资低等等状况。我回答他说，工资不要紧，就是想为自家的乡亲们做点什么。他听了我的话，似乎很感动，便当即回应我说，这几天他就找机会跟几个主任、村支书商量下，看能不能尽快让我到学校来。当时，我恐怕感动得就要落泪了，连说了一通感激的话。后来，就在说定了事情之后，我离开学校时，老校长还送我一幅字，写的是唐代黄檗禅师的《上堂开示颂》里的诗句“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我看着他隽秀清雅的字体，连连夸赞了几声好看，但读着诗句，却突然感到一阵子的酸涩，于是声称家里还有事情，便匆匆告了别，离开了学校。回家的路上，我朝着漫无边际的麦田走，走到一处僻静处，再也忍不住，放声哭泣起来。

接下来的整一周时间，我并未收到老校长的回信，但我也并不感到失望。因为我自是知道，在这个世界，无论你想寻求任何一个归宿，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再接下来的日子里，日子过得很是安宁，我边写作故事边帮着母亲做些农活。一天晚上，我跟我的大哥通了电话，告知他，我在写作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并且告诉他，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没想到，他却说：“你能成为一个作家，这一点，在你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对于大哥的回答，我既是惊喜又是意外，要知道，在我近三十年的生命中，这还是头一次有人认可我成为一名作家想法的呢。但是激动归激动，为了避免尴尬，我僅是轻轻“嗯”了声，便算过去了。这天晚上，大哥跟我说了很多事情，大多是关于怎么办父亲三周年的事情。大哥说了一些形式，想请戏班子，连唱几天大戏；想请一班子响器，连吹上几天。大哥说到这里，沉默了一会子，我以为他是要挂电话了，没想他最后又说：“怎么样办，都没有你的好，你若能把咱父亲的一辈子写下来，这才是对咱父亲最好的礼物。”说完，他继续沉默了一阵子，听我没说话，便挂断了电话。

是的，听完大哥最后的话，我沉默了。我自知大哥的话，再次刺到我那敏感的神经。不错，父亲的一辈子，我要写父亲的一辈子，这种想法，很久以前就有了。但是，今天真的掂起笔来，心里还是隐隐作痛，因为一想到父亲的这一生，除了苦难屈辱，还真是找不出更加富有的东西。

原载《莽原》2017年第4期

责任编辑：曹景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