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史地研究”精粹（一）

冯永轩

一、评《新疆图志》① 作者题记：民国廿四年（1935）岁末作于乌桓。

史类至夥，约言之，不逾从衡二端。从者以时间为经，纬以故实，若全史及编年体等是也。衡者以地方以主，其体制如正史，若各省府州县之方志是也。方志之兴，肇端綦早，至宋元以后，更有发展，胜清一代，因当局提倡，而各省府县，几莫不有志，一时风气所播，各地人士竞喜修纂，皇皇巨制;呈见萟林，有补正史良多，诚盛事也。自辛亥以还，此风少歇，方志之学，沉压荒顿。比有二三学者，言治史须多读志书，久辍之学，复为学子所留意焉。

余喜诵史乘，当束发受书，每聆垫师讲既往故事，时纵历久，犹娓娓无倦意。及克自修永籀乙部之书，韶华易逝，年将四十，自念所学，一无所成，夜阑思及，慨叹无已。乙亥之夏，行达西域，公事毕即纵览西域志书，遇有可记者，即泚笔书之，比成西域史地考证数十篇。学已荒落，复得重温夙好，乃幸事也。《新疆图志》一书，内容丰富，自抵乌桓后，经常翻阅。细视之，其书尚多缺点，兹就管窥所及而平之，俾后之修新省志书者，借作参考也。

修志经过及其内容

《新疆图志》纂修经过，其书《总序》云：“岁己酉(即宣统元年)，今上龙飞伊始，振靡起弊，咸与维新，于是民政部臣有诏谕各省纂修省志之请，得旨俞允……设局三年，竟成蒇事。且共为志二十九种，计书一百一十六卷，约二百余万言。”

上述图志之起始，实乃不然。据与其事者云：“是书之修，原于光绪三十四年，时清政府命各省纂修省志。新疆图志局之设，亦在是年。”宋伯鲁《新疆建置志·胡文濬序》云：“先生此书成于前清光绪丁未（即三十四年，先生时领新疆图志局）。”由胡文证之，修纂不始于宣统元年也明矣。

钟广生《新疆志稿跋》云：“右《新疆志稿》三卷，为己酉、庚戌间余谪居北庭之作。时新城王晋卿师开藩西土，政事之暇，不废文学，尤殷殷网罗是彦，蒐讨故闻。特开志局于迪化省垣。延霍邱裴的谦先生景福、醴泉宋芝田先生伯鲁、巴陵郭搏九先生鹏襄其事……佗若宋先生作《建置志》若干卷，余为补误一叙，故有叙无书。郭先生作《职官表》若干卷，余为补谍十序，故有序无表。裴先生作《水道志》，仅成于阗河，叶尔羌河一卷，旋诏赦入关，余为续成之，今载省志中……”

钟氏所云修志时间与《总序》合，然筹划当在此前，志局正式成立为己酉之岁也。

《图志》内容共29种，兹分列之：

《建置志》四卷、《图界志》五卷、《天章志》六卷、《藩部志》六卷、《职官志》六卷、《实业志》二卷、《赋税志》二卷、《食货志》四卷、《祀典志》二卷、《学校志》二卷、《民政志》八卷、《礼俗志》一卷、《军制志》三卷、《物候志》一卷、《交涉志》六卷、《山脉志》六卷、《土壤志》二卷、《水道志》六卷、《沟渠志》六卷、《道路志》八卷、《古迹志》一卷、《金石志》二卷、《艺文志》一卷、《奏议志》十六卷、《名宦志》一卷、《武功志》三卷、《忠节志》二卷、《人物志》二卷、《兵事志》二卷

修纂人及其著作

关于《图志》修纂人，是书首卷有纂校诸家表：

总裁袁大化

总纂王树枏王学曾

总办局务王树枏荣霈陈际唐杜彤杨增新

协纂郭鹏李晋年

提办局务刘鸿烈

分纂刘文龙钟镛刘人倓钱汝功郑履亨段永恩文笃周杨茂春

华承谟徐仁鑑稽应瑞孙逢辰魏承耀郭祖雍张得善彭怀智

张锡寿田桂萼张映川马服麒朱清华陈阜钧

总校郭鹏

其他无关重要之职员，兹不录。

是书所举纂校诸人，有因位高而得列名者，实则一文未作，徒拥虚号，如袁大化本一荷戈之流，以巡抚地位而为总裁，郭鹏以新疆知府而为协纂。兹就余知负纂校之责者，略叙于后。

《新疆图志》之举办，乃王树枏晋卿先生所发起，后王先生因事离新，志尚未成，由王学曾少鲁继主其事，兹分别言之。王树枏，字晋卿，河北省新城人，纂《建置》《国界》《礼俗》《水道》《沟渠》诸志。按《新疆建置志》，据与其事者云：此志确为晋卿先生所作。然宋伯鲁亦作有《新疆建置志》，有单行本行世，文与《新疆图志》中之《建置志》全同。是志究为谁作。晋老新故，无由质之。

王学曾，字少鲁，山西文水人，作有《天章》《奏议》诸志。

段永恩，字季丞，甘肃武威人，纂《藩部》《金石》《职官》诸志。《藩部志》，原创于方观察，因案卷未全而辍，后由段先生完成。《金石志》，段先生作于前，文笃周又续末篇。王晋卿先生《陶庐丛书》中之《新疆访古录》，几与《金石志》内容全同，此中经过，余居乌桓时，与段先生常有过从，未询其故，可惜也。

钟镛，字广生，号盒，又号笙叔，浙江杭县人，作有《实业》《道路》诸志。《新疆图志》于各志之前，有一序文，署为袁大化作，实乃钟广生之手笔也。渠刊有《新疆志稿》（《湖滨补读庐丛刻》之一），多中有《实业志》。《道路志》初名《邮传志》，钟广生所作《西疆备乘》中有《邮传志总序》可证也。

刘文龙，字铭三，湖南岳阳人，著有《赋税志》。

宋伯鲁，字芝田（一作芝洞），陕西咸阳（一作澧）人，作《食货志》，有《新疆建置志》单行本行世，《序》云：“又著有《新疆山脉志》四卷。”

魏建勋，著《祀典志》。

刘熺，字藜轩，新疆镇西人，曾为傅达书院山长，著《学校志》。

杨茂春，甘肃人，著《民政志》。

李晋年，字子昭，河北滦县人，国子监南学学生，于修《新疆图志》之功最高。局务多由先生擘划。著有《物候志》，王晋卿《陶庐丛书》中之《夏小正》，即此志之变名也。

裴景福，字伯谦，安徽霍邱人，著《交涉》《山脉》诸志。又作有《河海昆仑》，多述西域史迹。宋芝田，著有《山脉志》，未知与裴氏之《山脉志》是否有关。

刘鸿烈，又作宏烈，著《土壤志》。有谓此志为王晋卿所作，王先生《陶庐百篇》中有《新疆土壤表序》及《后序》。

彭怀智，甘肃通渭人，著《古迹志》。

华承谟，江苏人，著《艺文志》。

徐仁鑑，江苏宜兴人，著《武功志》。

周仲彪，甘肃秦安人，著《忠节志》。

朱清华，安徽阜阳人，著《人物志》。

郑履亨，湖南人，著《兵事志》。

其他若《军制》《名宦》二志，不知作为谁，兹阙焉不述。

内容之乖误

志书之作，贵在文简事赅，而《新疆图志》文多繁复，如书之首有总序，而每志之前复有一序或两序，词近敷衍，实骈枝物也。乖误之处，所在多有，兹就初次浏览所及，约略述之。

考证之讹者：《建置志》卷一：缠商列市南部。注云：“按缠头回，即回回①编者注：冯永轩先生此文成于20世纪30年代，此处引自《新疆图志·建置志》。为保持文献原貌，未做更改。下同。，汉装回鹘，不同类。”考缠回与汉回不同类固是，而谓缠头回即回回，汉装回为回鹘，实乃不然，余于《维吾尔族史略》中已言之，兹不赘。同前书卷二：“其后元太祖破泰阳罕于杭海山。注云：杭海亦阿尔泰之变音也。”按杭海山即今之杭爱山，为阿尔泰山之分支，不得杭海山为阿尔泰山。且杭海与阿尔泰音迥不相近，何得谓之变音邪？此事余于《额鲁特考释》文中言之差详，兹亦不赘。

同名而先后异称者：《建置志》卷三：“开成中有庞特勒者，据焉耆称叶护。”又云：“庞特勒以后始有回教。”又云：“代宗大历以后，庞特勒居焉。”其他若额鲁特又作厄鲁特、于阗又作於阗、博克达山又作巴克达山。如此类者，不胜枚举。新疆地名，以汉书书之，本多译音，凡属音近之字均可用，然一书之中，宜求统一，不可先后歧异。此书常于一卷之内一名面前后不同，非善事也。

前后秩序颠倒者：《职官表》五，历代职官题名中年代顺倒者甚多，兹举一二为例。杨胄，显庆间为西域电卫大将军，居前；侯君集，贞观间为交河大总管，居后；郑仁泰，龙朔三年为凉部武卫将军，居前；薛万均，贞观十四年从侯君集征高昌，在后。

内容过略且无眉目者：《艺文志》编纂大意，其《序》云：其载诸正史者（如汉书·西域传》之类 ）俱未列人。而又遵钦定《四库全书目录》之例，只详书名卷数，而于书中要旨，各为案语，以撮其要，而举其凡，俾考古之士随其旨趣而知所祈向焉。

又《艺文志·叙言》云：窃尝读《四库书目提要》，称马文炜《安邱县志》仅列古人著述，最为清省。其末附诗文二十余篇，则不如仿范成大《吴郡志》散在各条之下，旨哉言乎。兹谨师其意，录成书不录散文，以免冗滥之讥。

观上所述，编纂大意，昭然若揭，兹就余之所见而平之。

新疆地居吾国西陲，自张博望凿空以还，中虽时通时绝，然中原文化不断西被，自清代新疆改为行省，与华夏更为密切，关于研究新省各方面之著述日见增多，闷府内幕，渐为人知，是为史学上一大胜事。《新疆图志》之《艺文志》，宜广为收罗，分门别类列入，为治西陲史地之南针，而图志纂者未注意及此，乃一憾事。

自清中叶以后，中原与西疆联系日密，关于新疆各方面之著述寝多，若《西北域记》《西游记金山以东释》《汉西域图考》《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等，皆缺为未载。其他若非纯述新疆之著作，而内容有不少新省之史实，如《圣武记》《朔方备乘》等，更弃置未收。又如陶葆廉之《卯侍行记》，《图志》中征引极多，足见其重要，而亦未列入，未审何意。

近年来中西学者喜治吾国西北史地，《图志》中之《艺文志》应多列有关新省书目，作简明提要，为欲治西北史地者指出蹊径，而是书未如斯作，亦美中不足也。

《艺文志》为目录学性质，不唯应广加搜集，且宜分别部居。全中之《艺文志》或《经籍志》莫不皆然。而是志所收者，未加分类，似散乱无章，未知何所据而如是也。

《人物志》中有巴哩珠阿勒坦德济（印元史之巴而术阿尔忒的斤），后又有巴哩珠阿勒坦，后缺德济二字，所述事迹全同。实为一人，而误列为二。

《人物志》分二类：土著与流寓。土著类中列有堂邑氏奴甘父，一作堂邑父（《史记·大宛列传》），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李慈铭《史记札记》谓：按《汉书·张骞传》：堂邑氏奴甘父，无“故胡”二字。服虔注：谓堂邑姓，汉人，其奴名甘父。刘氏刊误，谓奴甘父是此人名号，胡人名号，多以奴为称，非堂邑氏之奴。下文只称堂邑父，知其姓堂邑，而名奴甘。按服说固非，而刘说亦未尽，奴甘既名号，何以又加父字。且下文何以不称奴甘父，而曰堂邑父，盖此本匈奴人名奴甘父，降汉而居堂邑者。胡人无氏姓，遂以堂邑为氏，其名亦可单称一字，故曰堂邑父。又下文曰堂邑父，故胡人，则此处“故胡”二字，疑后人妄加，非史文本有也。由此可知堂邑奴甘不为西域人，而列为土著，是失考也。

内容之缺失

《新疆图志》一书，内容相当丰富，谛视之，其不足之处尚多，今即其大者述之。

新省民族复杂，有人分为十四种。然各族均有沿革可寻，是书宜立《民族志》，详述各族之历史。此类资料，固不易收集，如勤加检寻，尚非难事，今新省各族多昧其本原，一憾事也。

新省民族复杂，而宗教派别亦夥。人民迷信綦深，常因宗教细故，辄滋事端，是书应立《宗教志》，阐述各教在新布教之经过。而《图志》对斯亦缺焉不载。

《图志》中有《金石志》，内多碑碣。近数十年来，新省地下蕴藏之古代遗物，出土渐多。如南疆戈壁中之竹简，土（吐）鲁番出土之古代写经，孚远库车等地千佛洞中之壁画，以金石名志，收容非当。王晋卿先生于《陶庐丛书》中将《图志》之《金石志》略加增损，更名为《新疆访古录》。金石志一名，似不能包金石以外之物，而出土者不限于金石，王晋卿先生改为稽古录，是也。地下出土之物，咸与史乘有关，余谓金石志可易为稽古志，即非金石，亦可隶其下。

《人物志》中所收罗人物固多，然亦有旅居新省之重要学者，转未列入，如刘铁云之在新，只字未提，是何故也？

二、“特勒”非误辨

特勒一名，原为突厥族的一种职官称谓，我国史籍中，多写作特勒，间有作特勤者。自从蒙古和林地方出现了唐时《阙特勤碑》，于是中外的考古家和历史学家都说史书中的特勒是错误的，应该写作特勤。我读古籍，综合特勒一名的演变，而所得的结论，特勤固不错，而特勒也非误。现在将我的意见，约略述之。

特勒（或特勤）的意义

特勒之名，本为突厥语，以汉文译之，有不同的说法：

《周书·突厥传》说：“大百有叶护，次没（应作设），次特勒，次俟利发，次吐屯发。”

《北史·突厥》说：“大官有叶护，次特动，次俟利发，次吐屯发。”（按：大官叶护下夺“次设”二字）

《隋书·突厥传》所记，和上面所说的相同，兹不举出了。

《通典·突厥上》说：“其子弟谓之特勒，别部顿兵者，谓之设，其大官屈律啜泣，次阿波，次颉利发，（次）吐屯，次俟斤。”

《旧唐书·突厥传》说：“可汗者，犹古之单于；妻号可贺敦，犹古之阏氏也。其子弟谓之待勒，别部领兵者谓之设。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颉利发，次吐屯，次俟斤。”

《新唐书·突厥传》：“更号可汗，犹单于也，妻曰可敦……其别部典兵者曰设，子弟曰特勒……”

《太平寰宇记·突厥上》所载与《旧唐书》同，兹从略。

由以上所引各书所述，可知特勒为突厥族的一种官职，然特勒译为汉语，究为何意，说者也颇分歧。上面所引的书中，有的已提到为可汗的子弟，清人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盛昱在《跋阙特勤碑》中都是这样说法。已故岑仲勉先生也说：“特勤之义，为可汗子弟。”近人有的说是“亲王”，有的说是“太子”。这些说法，还是和可汗之子弟意思相近。而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五册中，谓特勒义为首领，我觉得这一译法，似欠明晰。

关于特勒一名的语源，伯希和在《突厥名称之起源》中说：“的斤，蒙古语作tagin，波斯语作te⁃gin。此字并不发源于突厥语，乃是发源于蒙古语的，因为是经柔然Avars流传于突厥的。”Parker在所著《鞑靼千年史》卷四第一章中说：“突厥子弟谓之特勒teghin，帕雷狄阿斯（Palladous）以为即蒙古文dere也”。特勒一名，可能是出自蒙古语系，然其背景复杂，本文暂不作深究。

特勒、特勤孰是孰非的争辨

特勒一词，在古籍中有写作特勤的。如清人劳季言格曰：“《旧唐书》虽作特勒，亦间有作特勤者。《张长逊传》，号为割利特勤，《新传》则作特勒矣。《旧传》据闻人注本，官本作特勒。”勒与勤不惟形近，音也相似，因而有人在这里写特勒，又有人在那里写作特勤。这些写法，本非奇事，而执着的人要说这非那是。

首提此问者为顾炎武。顾廷琯《吹网录》说：“顾氏炎武金石文字记，辨契苾碑特勤字再见，皆特勒之讹。又《柳公权神策军碑》亦云：大持勤嗢没斯，皆书者误，并引《通鉴·梁纪》：“承圣元年，突厥子弟谓之特勤。”《考异》曰：“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昫《旧唐书》及宋祁《新唐书》。”按：今《考异》单行本则特勤，而元刻音注本又作特勤，与顾氏所引皆不合，此盖由各本写刻混淆，以致互异也。

钱氏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云：“突厥传，可汗者，犹古之单于，其子弟谓之特勒。顾氏金石文字记，历引史传称特勒者甚多，而凉国公契苾明碑，特勤字再见。”又《柳公权神策军碑》亦云：“大特勤囁没斯，皆书者之误。”予谓外国语言，华人鲜通其义，史文转写，或失其真，唯石刻出于当时真迹。况《契苾碑》为宰相娄师德所撰，公权亦奉敕书，断无伪舛，当据碑文以订史之误，未可轻訾议也。《通鉴》亦作特勒，而《考异》云：“诸书或作敕勤，今从新旧二唐书。按古人读敕为忒，敕勤即特勤。”（见卷六，特勤当从石刻）。钱说诚当，惜尚无确据可证。曾以质诸劳君季言，乃录所考见示。

元耶律铸《双溪醉隐集二·凯乐歌词》曰，取和和注：“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岁乙未，圣朝太宗皇帝城此，起万安宫。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宫城遗址，城东北七十里有唐明皇开元壬申御制书阙特勤碑。”按《唐书·突厥传》：“阙特勤，骨咄禄可汗之子、苾伽可汗之弟也，名阙。可汗之子弟谓之特勤。开元十九年（原注：《旧书》二十年，此从《新书》），阙特勤卒，诏令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赍玺书，使北吊祭，并为主碑。上自为文，别立祠庙，刻石为像，其像迄今存焉。”其碑额及碑文，特勒皆是殷勤之勤字。新旧史凡书特勤，皆作衔勒之勒字，误也。诸突厥部之遗俗，犹呼其可汗之子弟为特勤……则与碑文符矣。云特勤，苾伽可汗之令弟也，可汗犹朕之子也，新旧唐史并作毗伽可汗，勤、苾二字，当以碑文为正。以上俱耶律说，以唐碑校唐碑。此明确佐证，非但知亭林之误纠，及通鉴正文与考异，皆可订正矣。”

古籍中特勒，有写特勤、顾亭林认为“勤”是错字，而顾廷琯又以为“勒”是误文。自阙特勤碑出观后，中外学者对这个名称争辨，如叶昌炽在所著《语石》卷二中说：“阙特勤碑，开元二十年御制，可证唐书阙特勒之误。”盛昱《跋阙特勤碑》，其文见于《吹网录》中，他是以特勤为正、特勒为误。西人Parker说，特勤之勤字，中文有作勤者，亦有作勒者，正应作特勤，方得突厥文之真也（见前引书）。沙畹在所作《西突厥史料》中，将史书中所用的特勒一词，都改为特勤tegin，显系以特勒为误。伯希和在所作《中亚史地丛考》吐鲁番之数种文书中说：考唐人译tegin，当作特勤，常误作特勒，关于这个名词的争辨，恐怕还不只这些，有此，也是见主张特勤为正之多了。

特勒非误

由上面所引各家的说法，大多数说特勤①特勤一名，不仅见于唐代石刻，就是古籍中也有写作特勤的。为正，特勒是误，就是说“特勤说”占了上风。

《洛阳伽蓝记》卷五中说：“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罗国，土地亦与鸟场相似，本名业波罗国，为恹达所灭，遂立特懃为王。”又如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说：“丙寅，突厥始毕使达官级失特勤等先报已遣兵马上道，计日当至。”《旧唐书·张长逊传》有：“号为割利持勤”，由此可知特勤、特勒是一名的两样写法，没有谁是谁不是之分。就石刻上的文字来说，如唐代咸阳昭陵的六骏马，其中有一骏为特勒骠（是李世民平宋金刚时所乘的一匹马）。

又如元人《欧阳圭斋文集》《高昌偰氏家传》中，写作阙特勒。若是特勒的勒字是误，为什么有些学者不用特勤，而仍用特勒呢？关于特勒非误，三多《跋阙特勤碑》已谈到，他说：“凡称阙特者，非名，官也。曰讳，从俗以成文也。古碑额例书官，不书名，此为故阙特勤之碑，可知官矣，何官？贰特勤也。骨啡禄之次子、苾伽可汗之弟。非贰特勤而何？疑即疑钦定金史国语解之德特伯伊勒也。解曰：‘迭勃极烈，停二之官，迭勃极烈即德特伯伊勒也。’蒙古谓其次曰德特。《汉书》：‘单于既得翕侯以为目次王。’《陈汤传》：‘康居有副王。’《传》云：‘毗(苾)伽可汗以特勒为左贤王。’此三者又可为二特之证。可汗为酋长，特勤亚于可汗，以第行论，以官爵论，阙均可训次。且隋大业中西突厥酋长射匮有弟日阙达设，今蒙古汗王第二子犹称德特台吉。满州语谓贰读若拙，与阙音尤近突厥语与蒙古语，轻重缓促，微有不同，突厥曰可汗，今曰汗；可汗妻曰可敦，今曰哈屯；大臣曰叶护，今曰赛特，长言之为德特伯伊勒，短言之岂非阙特勤乎？特勒为特勤之本音，汗王子弟之通称，近世所谓台吉者也。译人人殊，碑作勤，盖御制御书取雅训耳。然不仅此，唐人以勒为勤，亦数见焉。《唐书》武后改默啜为斩啜，又改骨啜禄为不卒禄，碑云：‘特勤可汗之弟也，可汗犹朕之子也，父子之义，既在敦崇，兄弟之亲，得无连类，其改勒为勤，宜矣。’（顾燮光《梦梦碧簃石言一》）此跋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亦有记载，其结尾云：‘此跋考订极为翔实。特勤必当作特勒。迭勃极烈与德特台吉两证至确。作持勤者，唐人臆改之也。纲斋好学深思，必未见此跋，故反以作勒为误欤。’”三多的这段文章，很明显地说特勒不是误字，而是特勤的本音。又说阙特勤碑之所以写作特勤，为取雅训，其言是矣，但没有阐明其所以然，我再申述之于后。

考古之敕勒族（敕又勅，作饰，古读为忒），又作铁勒族、狄历、丁零、丁令、丁灵，都是一名的异译。敕勒既可写作丁零等名，特勒又何不可书作特勤呢?在音韵学上，今与连音近，史记有“西至令居”，姚氏说令音连，《汉书·地理志》的令居、孟康也音为连，这是令有连音的明证。连与勒也为一音之转。所以敕勒、铁勒可以译作丁令、丁零等。勤与令、零音近，明乎此，特勒不误，特勤也是。又如《晋书》“匈奴有赤勤种”，赤勤一作赤勒，也就是敕勒、铁勒。这也是说明勤勒可通之证。

关于特勤又写作特勒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不惯发ng音的民族，常将ng音省去，或变为l音，我以为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如契丹语之捺体又作剌钵，女真语之女真，又作虑真，就是例证。又如蒙古人自称为蒙古勒Mongol，是从Mongo或Mongu变来的。又如蒙古地区的百灵庙，又有写作百林庙、白令庙，实际是贝勒庙的音变。ng音变为l音，此例很多，不是奇事。那末（么），tegin变作tegil是可能的。史学家和考古家认为特勒是误，与顾亭林先生认为特勤是一样的，实际两者是可通用的，并无谁是谁非的存在。

特勒一词的演变

特勒是突厥族可汗子弟的称谓，也是一种职官的名称，这个名称在我国史书中，古今有各种不同的写法。

有写作特瑾、敕瑾、敕勤的。《旧唐书》突厥传：“敕瑾未至。”敕瑾就是特勤。

有写作狄银者。《五代史》和《宋史》有狄银一名，《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七说：“后唐同光二年，其国权知可汗仁美遣使贡方物，庄宗册仁美为英义可汗，其年仁美卒，其弟狄银阿咄欲立，遣使朝贡。”按：狄银，就是特勤的异译。伯希和所作《中亚史地丛考·吐鲁番之数种文书》说：“而在此刻中文则作特银’，用鼻音字写强音字，唐时为例甚多，然在事实上，tegin一字，在九二年，始见写作狄银。”由此可知狄银为特勤之明证。

有写作的斤者。《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回纥之先世曰不可汗……传三十余君。是为玉伦的斤。”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5册47页第130节小注：“的斤为古突厥君长之称号，宋时可疾宁朝有阿勃的斤alp-tegin，萨拔克的斤Sabak tegin，即其例也。”按：的斤也是特勤的异译。

有写作的乞者。日本河野元三《蒙古史》第一章第五节：“汪古部酋阿剌忽思的乞火力，《多桑蒙古文》译作阿剌忽思的斤忽里，其原文为Alaoausch tegin C。”由此即知的乞就是的斤。

有写作德济者。《新疆图志·人物志》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写作巴而珠阿勒坦德济。《虞集传》有伯颜不花的斤，一作巴延布哈德济。按：德济也是特勤的异译。

有写作德克津者。上述伯颜不花的斤，一作巴延布哈德克津。

有写作剔吉者。《新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即上述的阿刺忽思的乞火力，阿刺忽思的斤忽里），拉施持《史集》作《Alahush-tegin-kuri传》云：“阿刺兀思剔吉忽里，汪古部长也。蒙古谓汗之子弟为剔吉，亦日的斤，统数部之长为忽里。”按剔吉即上述之的乞或的斤，亦为特勤的异译。

有写作特济者。元人巴罕的斤，有写为伊克特济。

有写作达腊或达喇者。元顺帝太子名爱犹识里达腊，一作阿裕锡里达喇。按达腊、达喇也是特勒、特勤的异译。

特勒或特勤一名，蒙古语又作台吉，台读如太，吉读如级。太特级勒（或勤），音都相近。清人又写作太级，都是王公子弟的名称。据此，可知特勒或特勤之名，突厥族、回纥族、突骑施族、勃律族、汪古部、蒙古族、女真族都使用着。原为音稍有变易，翻译的人各以音近之字译之，所以写法有上述种种，实为一词的变化，并不是勤为是，勒为伪的问题。

前述贝勒为特勒或特勤之异译，而东胡族所称的贝勒，又可作孛堇。清人俞正燮《癸已存稿》卷三“贝勒条”说：“《宋史》《金史》，孛堇亦作勃堇，今改译贝勒。以勃堇之音未全，其对音应作勃极烈。”而《金史·兵志》《百官志》则以部长为勃堇、官长为勃极烈，元人应知金语，此语未能明也。金在劾里钵时，太祖阿骨打初称勃极烈，太宗初称按班勃极烈，又有国语勃极烈；《靖康纪闻》《大金吊伐录》俱有都骨卢你移赍勃极烈、揞班勃极烈；《松漠纪闻》有揞版勃极烈、阿卢礼移赍勃极烈；《愧郯录》有谙版孛极列。今知按班、揞版、谙版、勃极烈、孛极列，即大贝勒。国语骨卢勃极烈，即固伦贝勒。勃极合为见，烈书为勒，勃极烈三音为“贝勒”二字也。元则祖元皇帝号敖罗勃极烈，是蒙古贝勒也。今贝勒止称多罗贝勒。盖金人初入中原之时，止自书孛堇。岳飞绍兴十年捷奏云：“五里店金阵内一名，甲上着紫袍，斫二尸首，并马鬃上红漆牌子，上题写阿李栾孛堇，是名从主人作孛堇之证。”

俞氏的这段文章，说明了贝勒就是孛董，那末（么），特勒一作特勤也由此可得到旁证。

上面所引的狄银(或特银)的斤、德克津等名称，我认为都是特勤的异译，而的乞、德济、达腊、达喇、台吉、太极等是特勒的异译。我国译外国名词，向不统一，文人为行文之便，各以音近之字译之，也就是说译名无定形。总之，特勒、特勤是一名的异译，不能说谁是谁非。

三、斡耳朵之沿革

我国北方，民族繁多，在历史上各民族的兴衰，真是不一其数。就是在某族称霸时，他的统治下还有其他各族。在民族兴衰中，而有些风俗习惯和语言，还是保存下来，就是说甲族的风尚和语言，乙族还沿用着。此例甚多，现在仅就斡耳朵一词的沿革探讨一下，就知道这个道理了。

斡耳朵一词，不独在我国文字中有各种写法，外国亦各有译法。如Ordo、Ordu、Ordos、Orda、Lu⁃do、Horda、Horde、Korda、Xordu等。有人说Ordo原是Korda或Xordu，他的语根Kor和Xor，意思为中央，今土耳其语Ortu或Xordu都作为中央用，即其例证。有人说中央不是其本义，而是其引伸义。

伯希和其作（1930年，冯承钧译）《斡耳朵》说：“斡耳朵本古突厥语的Ordu，语言营帐或宫殿，中世纪时，从突厥语移植蒙古语中，始读作Ordu，继读作Ordo。后经君临俄属中亚的成吉思汗后裔，又从突厥语移植到波斯语中，最后移植到印度斯坦语中，而成为印度的蒙古朝廷用语之代称，即Urdu是已（矣）。”又说：“黄河的河套名称鄂尔多斯Ordos，就是Ordo的蒙古语多数。因为其地以成吉思汗后妃结营帐(斡耳朵)而得名。”由伯氏文中，可以看出个词的发展和演变。这个词在通古斯族中也使用，其音作Ordo，我想这也是从蒙古语中移植过去的。

斡耳朵一词，见于中国史籍中，有各种不同的写法。

《辽史·营卫志》说：“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又作斡鲁多。

《金史·百官志》说：“斡里朵，官府治事之所也。”《兵志》中有“天德间置迪河斡朵”。我认为斡朵即斡耳朵的省称。

耶律楚材《西游录》说：“其西有城曰虎可窝鲁朵，即西辽之都。”虎可窝鲁朵有作虎思斡耳朵，或骨斯讹鲁朵（虎思，突厥语意为坚，斡耳朵意城）。《元史·曷思麦里传》作谷则斡儿朵。《辽史·国语》解：“虎思斡鲁朵，思亦作斯，有力称，斡鲁朵宫帐名。”

长春真人《西游记》有兀里朵，一作窝里朵或谔特克。

刘郁《西使记》作亦堵。

《蒙古源流》云：“哈岱山阳之大谔特克地方建立陵寝。”谔特克又作鄂托克域鄂拓克，外文作Otto或Otok。

《黑鞑事略》中有“窝里陀”。徐霆疏证说：“其制即草地中大氈帐。”

《元史·食货志》说“太祖四大斡耳朵”，他处又作兀鲁朵。魏源《元史新编》作“太祖四大帐殿”。蒙古语帐殿曰斡耳朵。

明人陈士元《诸史译语》说：“斡耳朵，华言帐房也，辽史称斡鲁朵，音之转也。”

《明成祖北征纪行》初编说：“初二次开平，营于斡耳朵。华言宫殿也。”

蒋良骐《东华录》卷一中说“居长白山东俄汉惠之野俄里城，国号满洲。”

志费尼记畏兀儿之迁移说：“古代城名鄂尔朵八里。”

《多桑蒙古史》畏吾儿节说：“现在斡儿寒河畔，尚有一城一宫之遗迹。此城昔名斡耳朵八里Or⁃dou-balic，今名卯危八里Maou-balic（冯承钧译注云：斡耳朵八里犹言斡耳朵城，卯危八里犹言恶城，别言之荒城也）。”

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高丽史中之蒙古语“兀朵即是Ord之对音”，即宫室。

日本河野元三《蒙古史》第一章第五节：“归温都儿，又作阿尔讦（即龙庭）。”

《秦边纪略》卷二云：“黄儿城，元之永昌王牧马地也，其时谓之斡耳朵城。”

洪钧译《蒙古钱谱》作恶耳都，倭拉都（即鄂尔多斯，《纪事本末》作袄儿都司）。

陕西长安东北隅有一地，名斡耳垛。元人李好文《长安志图》说：“城东北隅有元安西王宫。”这里斡耳垛，据考证就是元世宗的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的宫殿遗址。

斡耳朵一名，在汉文书籍中，有下列各种写法：斡耳朵、斡鲁朵、斡里朵、窝鲁朵、讹鲁朵、斡儿朵、窝里朵、窝里陀、兀鲁朵、鄂尔朵、鄂尔多、讹彝朵、讹夷朵、骨斯朵、袄儿都司。又有温都儿兀朵、鲁朵、鄂多、斡耳垛。这些实际就是斡耳朵的异译。其中袄儿都司，可能与鄂尔多斯之义同。

与斡耳朵意思相近者还捺钵。《辽史·营卫志上》云：“有辽始大，设置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分镇边圉，谓之部族。”斡鲁朵和捺钵虽有居行之别，我想辽在初起时，统治者住处必不十分固定。后来势力大了，统治力强了，才设置宫卫，取名为某斡耳朵（即某宫），固有宫卫的名称，所以将行营名为捺钵。实则两名不同，其义还是一样。《营卫志》中说：“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所，谓之捺钵。”《文昌杂录》说：“契丹谓住处曰捺钵。”捺一作纳。由两段文字看来，斡鲁朵和捺钵仅是常住与不常住的区别。《契丹国志》中亦有捺钵。元人周伯琦诗作纳钵，杨允孚杂咏作纳宝。元人书中也有写作剌钵的。清人改为巴纳，按巴纳应作纳巴才对。

又有人将斡耳朵说是鄂拓克昀。鄂拓克又作谔特克，是准噶尔语，义为部属。游牧人民，计算人数，常以多少帐为单伍。鄂拓克可以说是部属，也可以说是流动的帐房，和斡耳朵的原义相近。

斡耳朵是一译名，它的意思上面所举的那些名称中，有些地方已说到华言作某了，但是没有阐述详尽，在这里再叙述一下。斡耳朵，有人说犹华言宫殿、宫室;有的说是官府洽事之所，有人译为帐殿、帐房，草地中之氈帐；有人说它的意思为城，又人说意为中央。布莱资须纳德《西辽史》译注（梁园东译注）十四说：“辽制，拱卫天子敦军，设州县领之，总称曰斡鲁朵意即心腹。”梁氏此注似不确实，辽语以“算”为心腹，《辽史·营卫志上》说：“算斡鲁朵，太祖置。国语，心腹曰算，宫曰斡鲁朵。”梁氏在注文中又说：“太祖，立斡鲁法，裂州县，割户丁，以强幹弱支，诒谋嗣续，世建宫卫，入则居守，出则扈从，葬则囚以守陵，有兵事则五京二州各提辖司传檄而集，不待词发。”此项心腹亲军，辽语为斡鲁朵。《辽史》明言斡鲁朵为宫，梁氏何所据而这样注释呢？

上面所说的关于斡耳朵的解释，大半不是它的本义，其始义，释为氈帐，最为妥当。易言之，犹现在的蒙古包、考氈帐或帐房等名称，在匈奴时已有此名称。古籍中谓之穹庐（见《史记》和《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曰：“旃(同氈)帐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庐。”穹庐又可写作穷庐（见《淮南子·齐俗训》），又可书作穹闾或弓闾。这几个字都是字音相近，可以通用。

在《唐书吐蕃传》云：“赞普联毳帐（即氈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拂庐和穹庐是同样的住所。《汉书·西域传》：乌孙公主所作的一首歌：“穹庐为室兮旃为墙。”这一句充分说明穹庐是氈房。也就是现在的蒙古包。

关于蒙古包的原名，王树枏《新疆礼俗志》说：“冬窝曰玉木种（牧所谓之窝），夏窝曰锡林，氈房曰色格勒，即今谚所云蒙古包也。”吴文藻在所作《蒙古包》文中说：“蒙古包，因其用毛毡覆盖，故有氈幕、氈帐、毡房、毡包之称。蒙古语谓之蒙古尔克尔，或班布尅克尔，西文则为Yurt。”我在蒙古时，听蒙古人说，可以移动的，名乌古尔克尔，固定的名托古尔克尔。

张尔田《蒙古源流校补》说：“游牧记又引土默特德贝子语云：元太祖葬地，在榆林边外极西北，地名察罕额尔格，察罕，白也；额尔格，帐房也。额尔格即鄂特克又作鄂托克，译言部分，亦即帐房之义。额尔格、鄂特克、鄂托克者，亦斡儿朵之异也。”

斡耳朵叫名的沿革，可以说上自匈奴族的穹庐，中至吐番族的拂庐后来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都用作斡耳朵，实际上都是今之蒙古包，至于其他各义，都是后来的引伸。

伯希和作有《斡耳朵》一文，其大意谓Ordu为突厥语，意为营帐或宫殿。中世纪时从突厥语移植到蒙古语中，始读作Ordu，继读作Ord。后经君临俄属中亚的成吉思汗后裔又从突厥语移植到波斯语中，最后移植到印度斯坦语中，而成为印度的蒙古朝廷用语之代称，即Urdu是已。可是这突厥语的Ordu字，同训为“中间”的Orta与Orda字毫无关系。金帐汗之“帐”（horde）字，当然是从Ordu字而来，horde名词（犹言乌合之众）也本于此字。黄河的河套名称鄂尔多斯（Ordos），就是Ordo的蒙古语多数，因为其地以成吉思汗后妃结营帐（斡耳朵）而得名。……

从伯希和的这一段文章，可知斡耳朵一词的流变。其文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22页至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