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代打牲乌拉采珠牲丁

马贝贝　吕　萍

清代采珠牲丁的管理机构是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建于清朝顺治十四年（1657），总存在时间为200余年，见证了清朝盛衰兴亡的整个过程。该衙门虽不同时期分由内务府和吉林将军管理，但主要隶属于内务府，此间不断向皇室贡呈东珠、松子、蜂蜜、鲟鳇鱼等方物，逐渐形成了较为特殊的政治管理和经济发展模式。打牲乌拉衙门根据所从事的采捕差务，分设采珠八旗和捕鱼八旗。采珠八旗是以八旗制度为基础所建立，有上三旗和下五旗之分，主要负责采捕东珠、松子、蜂蜜等事务。①（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43页。由于皇室贵族所需数量大，故采珠八旗的采捕工作量巨大。采珠牲丁任务繁重、收入甚微，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研究采珠牲丁的采捕状态和历史处境，有助于认识清政府对打牲乌拉地区的管理和对“龙兴之地”的重视。据笔者所掌握的前人学术研究现状，未有采珠牲丁专题成果面世。

一

打牲乌拉，满语为“布特哈乌拉”。“布特哈，译言虞猎也；乌拉，江也。故有打牲乌拉之称。打牲，汉语也；乌拉，国语也。连读之则以乌拉为地名，与国语不相属焉。”②（清）萨英额：《吉林外记》，李澍田编《长白丛书·初集》卷2，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页。可看出打牲乌拉是地理区域概念，译为江河渔猎之地。《打牲乌拉乡土志》载：打牲乌拉所辖范围东至窝机口子东老封堆为界，七十余里；南至依罕阿林河口至，三十五里；西至石灰窑五十里；北至五里桥子九十余里；东南至靠山屯东老封堆为界，七十里；东北至四道梁子东老封堆为界，一百三十余里；西南至三家子屯，四十里；西北至八家子屯，八十里；周围界址，共五百六十余里。”①（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154页。可见打牲乌拉衙门所属之地甚广，为采捕活动提供了广泛的地域空间。打牲乌拉有贡山和贡河②贡河中的鱼贡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之分，松子、蜂蜜、人参等贡品皆来源于贡山，东珠、鲟鳇鱼则来源于贡河。贡山在“城东二百余里，有本署采捕松子，蜂蜜各贡山场七座，名曰：帽儿山、烟筒砑子，珠奇山、棒槌砑子，雷击砑子、杉松岭、八台岭。此七山一脉相连，现在勒碑刻铭，按年派役驯兽‘以杜奸民侵砍，而重国朝贡品’”③（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补佚，第146页。。打牲乌拉衙门的设立，最早可追溯至后金皇太极时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载皇太极上谕：“乌拉系发祥之胜地，理宜将所遗满、汉旗仆原属，一脉相关，就在乌拉设署、安官，即为一枝。捕贡兵丁，由都京总管内务府分司节制，不与驻防衙门干预。”④（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14页。又有“乌拉总管衙门，原系我朝发祥根本重地。自太宗文皇帝御极之初，专为采捕本朝各坛庙、陵寝四时祭品而设”⑤（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14页。。顺治十四年（1657），为更好完成采捕事宜，清廷内务府在乌拉地区设总管衙门。满族敬祖习俗悠久，祖宗神灵至高，乌拉发祥地物产贡予祖先，可想乌拉贡物在统治者心目中所占的神圣地位。这也就不难理解，乌拉衙门由都京内务府直辖，彰显出其地位非凡。

打牲乌拉以采捕为主，生产为辅。乌拉采珠牲丁是专门为皇室采捕贡品的人，根据所从事差务，分为珠丁、鱼丁、参丁、松丁、蜜丁。珠轩，亦称“窝铺”⑥窝铺（tobo），满语，牲丁采捕的基层组织。，是打牲乌拉最基础的采捕组织，分为采珠珠轩和捕鱼珠轩。采珠珠轩的采捕贡品主要有东珠、松子、蜂蜜、人参等。其中东珠是第一大宗朝贡项目。东珠晶莹透彻、圆润硕大，是中国历代王朝必不可少的贡品，清代尤为凸显。采珠、捕鱼八旗打牲丁共有3，993名，“内采珠三旗打牲丁二千一百八十三名，五旗一千一百六十四名”⑦（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43页。。采珠牲丁人数之众，可知乌拉衙门主要以采珠八旗事务为中心。东珠不仅有药用和美容之效，而且也是最名贵的珠宝，象征着身份和地位，清廷将东珠专用于皇室衣冠服饰。以帝后诸王在举行庆典和祭祀活动时所戴的礼冠夏朝冠为例，皇帝的夏朝冠“前缀金佛，饰东珠十五，后缀舍林，饰东珠十七”。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四册，卷326，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第857页上。皇子、亲王、亲王世子，“前缀舍林，饰东珠五；后缀金花，上饰东珠四”⑨《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四册，卷326，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第861页上。。郡王，“前缀舍林，饰东珠四；后缀金花，上饰东珠三”⑩《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四册，卷326，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第865页上。。贝勒，“前缀舍林，饰东珠三，后缀金花，饰东珠二”⑪《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四册，卷326，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第865页下。。贝子、固伦额驸，“前缀舍林，饰东珠二；后缀金花，饰东珠一”⑫《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四册，卷326，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第865页下。。镇国公、和硕额驸、辅国公“前缀舍林，饰东珠一；后缀金花，饰绿松石一”⑬《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四册，卷326，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第865页下。。民公、侯、伯以下文武百官的夏朝冠，冠前后均不加饰物。东珠深受皇室和贵族喜爱，使用上、数量上都有严格规制。由夏朝冠知东珠用量大，珠丁任务繁重。

除东珠外，松子贡品多用于皇室祭祖和清宫饮食。康熙时，“供奉祖先佛堂等处松子，先用信斗一斗五升，于十月初一日以前送到都京，勿得逾限延误。其余松子、松塔于十月内送到，毋迟”①（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86页。。作为与祖先沟通之物，佛堂供奉的松子要提前送到，可见皇帝对祭祖所用的松子的重视。清朝皇帝有食用松子的习惯，“嘉庆十七年正月初九日，准总管内务府来资：皇上御前早、晚膳一年添用松子金石八斗四升三合七勺五抄”②（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87页。。皇帝早晚膳的松子数量有明确规定，每个月呈送多少也有定制。满汉全席中也少不了松子。据民国六年（1917）手抄本《全席谱》的“满汉席”单载，四干果碟中“松子仁”，八大件里的“清蒸麒麟松子仁”，主食“松子小猪第六”，③赵荣光：《满汉全席源流考述》，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年，第313-314页。都说明皇宫宴席中松子不可或缺。清朝把蜂蜜列为重要的贡品，呈进的方物中就有白蜜、蜜脾、蜜尖、生蜂蜜。白蜜一般认为是椴树蜜和胡枝子蜜，这两种蜜颜色较白，结晶后形态细腻，呈纯白色。④历延芳、陈东海、葛凤晨：《打牲乌拉志典全书与清朝蜜贡》，《养蜂科技》1995年第5期。蜜脾是蜜蜂营造连片巢房，酿蜜其中，其形如脾，因叫蜜脾，蜜尖即为蜂王浆。乌拉衙门所交蜂蜜主要用于祭祀、御膳房和药房之中，每年贡送的蜂蜜数量十分之大，“按年于十二月内贡进白蜜十二匣，蜜尖十二匣，蜜脾十二匣，生蜜六千觔，共计重七千七百八十余斤”⑤（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91-92页。。可见宫中用蜜之多。蜂蜜多用于后妃喜吃的蜜果、蜜饯以及蜜炙之物。清宫以各种饽饽为主食，饽饽有甜咸之分，但以甜的居多，制作各种甜饽饽，都离不开蜂蜜。蜂蜜用量之大非其他食物所比。

清政府不仅对东珠、松子、蜂蜜的数量有着明确的规定，对其质量也有较高的要求，还必须按时呈进，不得有误。为满足皇室贵族的大量需求，采珠牲丁中的珠丁、松丁、蜜丁极其劳苦，世代为提供皇家贡品而辛勤不殆。

二

采珠牲丁要看守署衙库银、看守仓廒、阿房司四所、城垣四门、巡查街道厅等，但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常年为皇室采捕东珠、松子、蜂蜜。

东珠是最主要的采捕贡品，其采捕区域范围大，需求量多，任务繁重，捞珠艰辛，律法严格，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珠丁在乌拉打牲衙门所辖贡江、贡河进行采捕并将其“划分成八条常年采捕线路”⑥尹郁山：《乌拉史略》，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04页。，“涉及到大小五十条江河水系”⑦尹郁山：《乌拉史略》，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06页。。采珠时派出许多官丁，“向遇采捕东珠应派官员，领催六十四员名，牲丁一千零四十七名。乌拉协领衙门添派官兵一百二十六员名，两署共派采珠官弁兵丁一千两百三十七员名。分为六十四莫音，应需大船七只，由省拨发；其所用小船，均按兵丁三名一只，共需小船三百八十九只”⑧（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75页。。东珠不仅难采，牲丁也受到严格监督。“每年乌拉总管分派官兵，乘船裹粮，溯流寻采，遇水深处，用大杆插入水底，采者抱杆而下，入水搜取，蛤蚌携出，眼同采官剥开，或百十得一颗，包裹用印花封记，至秋后方回。将军同总管挑选，如形体不足分数，或不光亮者，仍弃之于河，以示严禁，不敢自私”。①（清）萨英额：《吉林外纪》，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初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09页。采捕东珠还要按指定地点和地段活动，严禁队与队之间互相越界偷采。东珠采捕活动频繁，以乾隆朝为例：“六十年间除去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年，共计采55次，共得珍珠100，127颗。年采量最高的乾隆十二年，采珠达3，011颗。②张琛：《打牲乌拉与打牲乌拉衙门的设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进贡不仅路途遥远且官丁众多，“同治七年，乌拉衙门出派33人，将军衙门出派章京一员，领催二名，披甲二十名，按驲接替护送。”③（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79页。将东珠送至东珠管理处，进贡之事方告一段落。采珠丁中有一部分是捕貂丁裁撤后划归采珠。由于貂的数量逐渐减少，往往很难完成定额，总以东珠折算。康熙二十四年（1685），都虞司向内务府奏言：“捕打貂皮、东珠，派丁一百九十二名，每丁一名交貂皮二十张，以皮折珠，莫如将貂差裁去，专归捕珠，乌拉贡貂遂裁”④（清）长顺：《吉林通志》（四），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卷35，《食货志》，1965年，第2593页。。

松子也是主要的采捕贡品。“打牲恭进的松子和松塔之差，自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始。初为祭典皇族“九祖”佛堂之用，后增作食物之用。”⑤尹郁山：《乌拉史略》，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19页。采捕事务起先由盛京衙门负责，“因盛京距采松山较远，于康熙二十四年改由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采取。”⑥尹郁山：《乌拉史略》，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19页。采捕时间是“依据松籽和松塔的成熟期，及其入林行采方便与否”⑦尹郁山：《乌拉史略》，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确定。捕打松子在白露时节进行，“由三旗共派出骁骑校三员，委官三员，领催三名，珠轩头目、铺副十八名，打牲丁四百五十名。又代协署捕差，派丁一百五十名。分为三莫音，前往拉林、拉法、冷风口等处。捕打松子的总数是二十二石九斗二升，计重八千七百觔。如遇闰年，则加添一百七十觔”⑧（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87页。。“最初的采集方法是先将松树（指生长松塔之树）砍倒，再从树上取松塔”⑨尹郁山：《乌拉史略》，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这种杀鸡取卵式的采捕势不仅对生态造成破坏，而且也影响以后松子的贡送。“乾隆十九年十月下令不准砍树，务须设法上树，由枝上取塔，亦不准折断树枝。”⑩尹郁山：《乌拉史略》，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采捕难度大增，松丁便难以按时按量完成任务。打捕完成后，乌拉衙门每年分两次恭进松子。第一次恭进在九月内以供奉先九祖佛堂、坛庙等处之用，“恭进头次鲜松子三信斗，出派委骁骑校一员，珠轩头目、铺副二名，专折由驲恭送都京”⑪（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87页。。第二次贡送是在十月，“恭进二次松子八千七百余斤，松塔一千个，出派骁骑校一员，委官一员，珠轩头目、铺副五名，共计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余觔”⑫（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87页。。将松子呈送京师总管内务府，呈交内外果房，始算完成进贡松子之事。松丁有“原采蜜丁一百人，抄没户五十人，纳音河打牲丁五十人，共二百人，分为二十五个珠轩，后增至四百五十人”⑬尹郁山：《乌拉史略》，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19页。。松丁人数少，松子数量需求不仅多，而且从吉林打牲乌拉衙门到京城，路途遥远，运输不易，松子贡送仍分两次进行，牲丁负担繁重。这体现了对祭祖所用之物高度重视和对祖先的恭敬，反映了皇室控制下的乌拉衙门谨遵上意，不敢疏漏的态度。

蜂蜜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贡品。历延芳等指出“蜂蜜是宫廷的食物、礼物、祭物”①历延芳、陈东海、葛凤晨：《打牲乌拉志典全书与清朝蜜贡》，《养蜂科技》1995年第5期。 陆姝：《浅析清代打牲乌拉渔丁》，《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22期。。采蜜时须“头戴面纱罩具，身穿老羊皮袄，手戴罩套，赶走野蜂，使用木杓或铁杓取出蜂蜜装入猪皮坛或篓内”②尹郁山编著：《满学菁华 吉林满俗研究》，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系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889《工部·采捕》。。蜂蜜采捕在寒露前，“三旗共出派骁骑校三员，委官三员，领催三名，珠轩头目、铺副十五名，打牲丁四百九十名，以及代协署捕差派丁一百五十名，捕打生蜂蜜六千觔”③（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91页。。清明节后，“出派委官一员，领催、珠轩头目、铺副五名，打牲丁三十名，专捕白蜜、蜜尖、蜜脾，捕齐分装匣篓，按年于十二月内贡进白蜜十二匣，蜜尖十二匣，蜜脾十二匣，生蜜六千斤，共计七千七百八十余斤，应用驲车十三辆呈送都京。其白蜜、蜜尖、蜜脾贡呈御览，呈交内务府内果房收存”④（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91-92页。。因可采的蜂蜜数量有限，蜜丁在康雍乾时期有时也兼采人参、东珠 。“查康熙五十三年议奏，打牲乌拉一百五十名丁，一年采蜜，一年刨参”⑤（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90页。。雍正五年（1727）增加了汉人贡蜜的数额，故裁撤打牲乌拉所进蜜，采蜜丁全部用于刨参。“雍正六年，因汉人交蜜稍觉不敷供用，仍令打牲乌拉遵照将以前采蜜一百五十丁内，拣五十名采蜜，循例进送”⑥（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90页。。乾隆年间，又陆续增加蜜丁，至乾隆十五年（1750）共有蜜户四百五十户，蜜户身兼采蜜、采参两种差使。乾隆三十二年（1767）又定，“采蜜丁一百五十名，改令采捕东珠，岁征东珠八十颗”⑦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889《工部·采捕》。。此后不专设釆蜜丁而是与采珠丁一起承担采蜜差使。

三

采珠牲丁的来源为三部分：一是祖居乌拉的“所遗满汉族仆”户及后来编入新满洲的吉林边民；二是内务府从外地派来的所属丁户，含贵族的包衣⑧包衣（booi），满语，汉译为家仆,奴隶。人户；三是发遣人贩及抄没之户①历延芳、陈东海、葛凤晨：《打牲乌拉志典全书与清朝蜜贡》，《养蜂科技》1995年第5期。 陆姝：《浅析清代打牲乌拉渔丁》，《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22期。。可见由族仆、边民、包衣、内务府派遣犯人等构成采珠牲丁地位十分卑微，所得俸银微薄，难以养家糊口，生活异常艰辛，而且还受到严苛的奖惩制度的束缚。

牲丁最初获得的是实物报酬，甚至一些生活用品盐、纸张、农具也是由内务府以赏赐的形式发放给牲丁。顺治十八年（1661）奏准，“打牲丁每月给饷银五钱”②尹郁山编著：《满学菁华 吉林满俗研究》，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系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889《工部·采捕》。以备自办生活所需之用，内务府不再赏赐。因采捕活动的不同饷银有所差异。康熙二十九年（1690），采捕东珠、貂皮壮丁的月钱改为一两。乾隆十七年（1752），蜜户内改编的12珠轩的壮丁，月饷5钱。乾隆三十二年（1767），由于人口增多，牲丁生计拮据，将饷银提高到月钱一两③（清）长顺：《吉林通志》（一），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一辑》卷1《圣训志》，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1965年，第158页。，尽管月饷银略增，但并不能改善采珠牲丁穷苦的生活状况。后因清政府财政困难，将俸银的数量缩减。咸丰四年（1854），“乌拉总管衙门俸饷，均按照伯都讷成案，每两按折市钱二吊五百文放给”④（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99页。。清政府牲丁的俸饷减改为二吊，使得“办差拮据，官丁倍常苦累。尚且部库并各外省频年欠拨，一切差徭不敷筹办”⑤（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99页。。俸银削减的情况下，仍被连年拖欠，使牲丁的生存都成问题。咸丰十年（1860）后，因对外赔款，财政危机加深，以致出现牲丁全年无俸银可发的状况，“捕贡无措，糊口乏资，差繁苦累，无暇佣工，不能谋食。官丁男女，逐日赴署嗷嗷求济，几至失所”⑥内务府档案，转引自赵雄《关于清代打牲乌拉东珠采捕业的几个问题》，《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可见依靠政府俸银生活的采珠丁的生活十分艰辛，生活的窘境由此可见一斑。

八旗采珠牲丁亦受到严格奖惩制度约束。珠丁若“额外多得一颗者，将多得珠之牲丁赏给毛青布二匹。缺少一颗，将少得珠之牲丁责十鞭。”⑦（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71页。“如定额之外多得千颗，总管、翼领停其赏赐，准加一级，骁骑校、领催各按分数议赏。”⑧（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72页。（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72-73页。蜜丁“如额外交蜜，十坛以上、九坛以下，拟赏给采蜜之领催纟彭缎一方。如一连多交三年，即赏云肩袍料一方”⑨（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90页。 潘景龙、张璇如主编：《吉林贡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页。。虽然政府给予一些奖励，但是受益者多是领催级以上者，最辛苦的采珠牲丁却受赏甚少。他们是役使于皇帝和王公贵族的旗下家奴，处于乌拉社会的最底层，社会地位低下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更甚的是在采捕生产中，牲丁还要受到官员的层层监督和盘查，严防藏匿。以采捕东珠为例，如珠丁获取东珠，“再捕珠莫因到时，各盖城随即出派官一员，跟随莫因指引路径，互相稽查。如捕获珍珠眼同该巡查官装入封筒，粘贴印花，以免该丁等窃等因”⑧（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72页。（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72-73页。。官督之外，地方上的乡官也要严行看管本乡之人，禁止偷捕蛤蚌，看管不力的，也要治罪。“沿河附近居住之各屯，严查本屯界内，倘有偷采蛤蚌人等即行拿获，解送衙门照例从重治罪。若不行查拿或遇专派官兵拿送，讯出于何处偷打，于何屯附近，定将该屯噶山达、法勒嘎达、乡约、地方等一并治罪，决不宽贷”⑨（清）云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二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90页。 潘景龙、张璇如主编：《吉林贡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页。。此外，采珠丁冒着生命的危险采捕东珠，用生命的代价满足统治者的贪欲，牲丁在采珠的过程中被蚌夹死的很多，通常只见江水变成了红色，人却没了踪影。

可知，采珠牲丁饷银微薄、生活艰难、地位卑贱。虽然根据采捕量给予固定的饷银，有时也会得到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赏赐，但是仍不能支撑起生活用度和差徭资费。他们身份卑微，处于乌拉社会的最底层，既是各级官员的包衣，又是皇室的奴仆，并无人身自由，终身被束缚从事繁重的采捕徭役劳动，世代为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