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为语变之原论》评介

贾洪伟



《情为语变之原论》评介

贾洪伟

（首都师范大学 大学英语部，北京 100048）师辟伯. 1930. 情为语变之原论. 章士钊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一、引言

章士钊先生（1881-1973）旅居德国期间，接触到师辟伯先生（Hans Sperber，1885-1963）借助语言心理学理论，论述情感、语言和文字相生演变的论著《情为语变之原论》（，1914），觉得对中国语言文字研究大有裨益，遂而将其翻译成中文，以《情为语变之原论》（1930）为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文献在论述中国现代语义学史时鲜有提及该书，只是在近来的一些现代语义学史的文章中略有提及，如贾洪伟（2010，2011）等。经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76）中有关委婉语部分的引用，该书更多地流通于委婉语研究的相关论述之中，如束定芳（1989）、黄志萍和贺海涛（2002）等。但有关该书的语义学阐述、文本分析、学科史贡献等方面，仍无人问津。该书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籍？引进了怎样的内容？对今天的学者具有怎样的启发和借鉴价值？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写作的初衷。

二、框架与内容

1 版式与框架

就结构而言，该书由译者序、作者原序、译名对照表及正文构成。从内容来看，该书可分为序言、译名对照表和正文三部分，正文按内容分为长度不等的篇幅，以曲线标识。该书为右侧竖行左开，但译名对照表除外，其中的外文均为横排。书中人名、地名、机构名等，未加标识以便区别，数字均用汉语大写，书中引号用当时习用的『』标识，重点标识号用空心句号，另有顿号出现于该书。文内夹注较多，均置相关内容之下，以小字号标识，另有今用括号出现于书中，但仅局限于译名对照表内标识外文及正文篇名“情为语变之原论”的补充，如（一名情文相生论）。书内未设置章节，完整内容之间，用竖行曲线，以示区别。相对于同期同类著述而言，该书用字略微古奥，但标点符号使用上，却出现新符号（如句号、顿号）与旧有引号并用的现象，是其特点之所在。

2 内容与特点

现以序言、译名对照表和正文为序，概述该书内容，并加以适当的评述，进而总结该书具有的特点。

2.1 序言

该书序言由章士钊序与德文原序译文构成，分别述之。章士钊序，开篇直入主题，道出心理学用以研究语言的态势，引入师辟伯相关研究及其学风的评述，即“书皆小册，约四五种。盖以心解移治文史，事近于创。前贤所遗著录，不当于用。氏徐徐开发，得尺计寸，似犹有谦让未遑之意。而为说则入深出显，动中人情。当世知言之士，自非学派未同，谊不并存。每饮其无以易也”（师辟伯，1930：1-3）①，指出中国小学同为意义研究之学，但囿于“墨守六书”，“止于分别部居”，专注于“转注之争”、“染于时俗之误”、“以今意释古言”，虽“足极逻辑之能”，“未必尽叶文始之要”，不免产生古今意义错漏百出，进而说明演变的特点，即“语言类推，盖语言之异而同，同而异”，揭示训诂之弊在于“连谊之复，莫与伦比，此非博稽广证，实无豁然贯通之效可期”，并以穆勒论语言特点，引入该书译介旨趣，即“兹编之译。聊为笃学之士审问明辨一助云尔”。章氏以德国心理语言学视角，审视中国小学研究，查识汉语语义研究的弊端，提倡采用西方语义学视角研究汉字，乃是章氏对中国语义学发展的一大贡献。

原序先述文本要旨，“人有情焉发之于言为快，因而酿为动力，形于语程。大抵语言之所由开展，以此动力之功用为多。本编所讲，不越夫此”，再述该书与法国语言学家巴利《言语与生命》（）之异同①，交代引录的要著（如保尔《语言学史原理》、冯特《心理学》），指出该书的旨趣所在，即“以吾草是书，志存士林共喻，非只为专家考订之需也”，最后总结该书的特点与目的，即“语学之域本大，情力尤为新解，义理虽通，条目待举”，“世有同好，庶共讨探”。师氏在交代成书过程中，能名言该书与巴利著作之间的异同，并不嫌费事地将其观点，引入已著文本，显出师氏的高风亮节，凸显了德国学术界的良好风气。

2.2 译名对照表

如名所示，本部分为原本所无，系章氏所加。按惯例，译名对照表均置于书后，而置于正文之前，恰好凸显了译者的意图，即解决师辟伯在序言中言及的“条目带举”，便于读者熟悉书中所用术语以及出现的相关作者和著作。译名对照表附有小字注释，说明原著篇幅短小，只是小册子，该对照表按照术语、人名及著作的出现顺序排列，强调译著正文不再另立标注。可见，该对照表具有当今参考文献和文末注释的双重功效。

在直接翻译文本中，译者的痕迹应见于无形，但该书中的对照表，却是译者痕迹的最佳见证。另有列于作者序言之前的译者序言，都标榜了译者的有形痕迹，反倒是常见的翻译腔或文字痕迹，隐于无形。直接翻译文本中的类似现象，于国外语言学著作翻译的初期，是极其常见的，也是图便利读者的惯常之举。因而，不作为编译类别对待。

2.3 正文

师氏先指出当时德语，与中古高地德语经变迁产生的意义区别，与人性的喜新厌旧习气有关，评述保尔《语言学史原理》的特点，引述保尔的话，即文字变迁的根源在于人的意志②，也恪守达尔文适者生存规律③，批评保尔的文字演变观点不够中肯，文字演变并非源自个人的先入之见，若持保尔的施身与受身关系的观点，文字的演变就会陷于绝地，进而否定了引述保尔的观点，进而提出以“本事之质性”（属性）为考量标准④，事先设立假说，以语料证明之，藉此提出自己的性情论主张，即“从文始入手，……论文字之创生孳乳，男女性欲之力最大”（p.6），“情有所触，定扬音以命意”（p.7），“此据直感后成定形，范为常语，大是可能之事，以有若干音者，依联想之法推之，截然可作传达情意之具，使人一闻即了也”（同上），以情意表达为目的，阐述语言生成与演变的理据。

针对脱离情欲的现代语言变体，师氏指出，今日语言较少饱含情欲的成分，其原因莫过三端：（1）语言在经程中，继续进化，宣叙之用既遂；（2）人类早离欲海，不为所缚⑤；（3）言语自有理想之的，今已得其正向，举证说明因由后，将语言的演变，归为“宣叙常思”和“发抒情意”两种功能之间的此消彼长，阐述语言的发展趋势，即“以原来专表情欲之词，令执传宣百意之役，则此势也可于情语、常语两力，不断卫抵之中见之”（p.11），并以表情欲的音、言与义之间的对应，及其演变说明之。最后，师氏说明排除“名缘于物，物变而名与之俱变”观点的原因，即与考察语言演变的情感观无关，并用灯的指称变化，说明之。

师氏认为，要以“名始”、“字竞”、“合参”三者相互为用的方式，考察语变源流关系，并以任意命名、私名（类似小名）、常名（类似大名）的实例说明之，针对意义与情感的关系，自造术语Affekttrager（寄情字）供人发抒情感之用，以作者自身经历中的词汇加以说明，而后提出警示，文字最初成形，与音结合，并非具有丰富的意蕴，即“考文字源流，语之凝形结响，有何深意寓乎其中者，实属罕见”（p.20），指出事物命名是任意的，乃以个人情感和喜好为准则，即“情好为语程中最要义”（p.21），并以实例说明以新名取代旧名，实乃言语演变的惯常现象，其中，词义往往发生泛化，由实指转向虚指，全凭情感与喜好而定，新名表情能力胜，旧名违逆情感，终究被淘汰。

语言的历史发展，与文化息息相关，致使其发生变异的最大因素，莫过于一个情字，志在激起听者的情感，众人效仿之，从而引发语词变异。一旦语词沦为惯用，情感意蕴渐衰，最终与“习常蹈故之语相同”，说明语词情感意蕴的盛衰衍化，实属自然，即“人造字以寓情其字，并无定位，造而用，用而恒，恒而原意浸失，彩色漶灭，将有更新之字起于其侧”（p.28）。师氏批判保尔墨守逻辑，推求语变，于语义演变研究，毫无益处，继而批评了冯特所持语言演变的心理观，指出只能“依语言之实际以开解之者，方为中程”（p.31），只有“凝于字中之情感”才能真正说明语变问题⑥。

师特克莱（Stoecklein）提出推求语变的观点，即“欲明语意，当以文脉（句法，作者注）为宗，即散著之字而刻求之，无当也”（p.35），以及推求语变的规则有三：（1）某时偶用，一字传以新诂，循览文脉，意可得明；（2）新诂援用不已，日近自然，脱离文脉，闻者悉喻；（3）既近自然，渐成干训，恣与他语杂陈，无不可通（p.36）。对此，师辟伯认为，文句间字义的转变，以情为重，离开字音之中的情变，无法诠释字义的孳乳变化，从而以实例加以批评，并指出其情为语变之原，与语言学家提出的语力学（Dynamologie）意旨相同⑦。针对梅令格提出的模仿观，即“声音之道，大抵基于模仿本能”（p.39），师氏以少时同伴模仿r音，以及南北德语g音实例，指出研究语音层面，当以情感入手，因为音与情两者相互交融于一体之内。进而，他又指出，字形为求同而变，得出象类法或比称法（今日的类比法），将情感弃之不顾，属于逻辑证明的方法，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如果将情感融入其中，势必更加完善⑧。此外，句法（文脉）上的变化，也系因情感所致。师氏用名词的格变、动词的变格、前置词等的句法结构与表意功能，说明情感与句法变化上的关系，阐发并评述槐瑟（Weise）于《古方言脉络论》（今译《古方言句法论》）中提出的“所有性之纾宾次”的观点，进而阐发林谟词典用例，指出“文脉之史迹如何，吾人所喻，虽甚不全。据以持断，要亦未远。吾知他若而字者，其意义之变换，范围之移易，举以情为之鞭策”，警告句法研究者“治文脉，不以情愫为中心，用力虽勤，直无足取，又有以维理之义入焉。执全而驭散，亦未为当”。

针对“语滑（指口误，笔者注）之变”（Versprechen）观，即“在言者表里相违，心存甲义，而口张乙义。人之犯此。所张之义，类与语言常习相畔”（p.47），师氏指出，“语滑之事，古今无间，雅俗同有”（p.48），并以各国语言阐述之，以社会交际言谈的行为，说明其寄情于语变的因由，声明其之所以采纳此说，系受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中观点的影响，即该著本质上属于弗氏观点的推广之作，遂而附录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导言》，以德文“字”的两种变体为例，评述曲语（委婉语）与语言演变的关系。师氏认为，凡是口误，均为情障喷薄所致（即因情生滑），之所以存在口误现象，乃是用者求新未成所致，遂而成为惯常行为（即由滑成习），致使语言发生变化（即几经反复，凝为定误），进而用例说明口误的使用情况，指出口误并非语言使用的普遍现象，总结出口误可资利用的三个原因：（1）时时以检官（医生，笔者注）在望为念，惟勿迳干其怒，终得容头过身以去；（2）以误复真形义，二者都有切谊颇呈，扑朔迷离之观；（3）意蕴不定，闻者难以批判，此或新造之字，人至罕见，又或可通之训甚多，莫明其所指（p.64），而后论及口误的活力及研究字源的法式。

至于语变规律，师氏以为，语言若为大众认可，必然经历人事审度，而审度的标准，则以宣叙最为重要。很多字汇，至于句中，随句表情，长久之后，即会变为通行字汇，字汇表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皆因所含情感殊异所致。进而，作者论及滑稽语的活力及影响，认为滑稽语为人所喜爱，皆因其所饱含的情感所致。

最后，作者总结道，自古至今，语言的生成，均以宣叙使人晓喻其志与抒发情志使人愉快为宗旨，因文化影响的强弱，词义发生变化，新情意为攻，旧情意为守，互动之中，变化自然发生，文法层次的变异，也以情意的转易为依归，依此扩张孳乳。以上述观点为基础，作者提出语力学的旨趣，即“探治语情为职志”（p.74），解训诂学家不解字义之理，提出语力学的四项任务，即（1）于活文学中，多方察其蕃变，且不可懈；（2）人之选词，适此而非彼，动机何在，无论本人觉之与否，当悉量记录，此条最要；（3）新词初立，本诸小己，好奇之念，其用本狭，卒乃衍为常语，比于正宗，因缘何属，应需加意探索；（4）将己所得，广为应用，通考文史，愈详愈妙，而语源及意变两目，向为语家忽视者，期于力追（p.75），终而指出当前研究语变的时弊，即倚重联想、知觉较多，忽略情感一端，本应借助心理学，特别是实验心理学，联合文化史，方能解语变研究这一难题，其原因在于：情感不仅为语变之根源，更是一切精神与物质文化之根源，情感移易，一切随之变异，由此回归该书主旨。

2.4 特点

纵观该书内容与语言，其特点可大抵有五：（1）凡外文字皆用转音（即音译），便于中文读者明晓相关信息的来龙去脉；（2）凡例证均以转换成古文表述，适于中文读者采纳和吸收，是译者意图之所在；（3）批判性分析贯穿全书，不论是具有承袭关系的弗洛伊德《梦的解析》，还是观点殊异的著述，作者均以批判式继承为重心，剖析得透彻至明，以便读者知其所以然；（4）该著文字晦涩，古文韵味浓厚，古僻字众多，且古僻字下方，均交代所用字汇的来由，便于读者阅读和消化；（5）该书以情感为切入点，以批判式思维，回顾前人有关语变研究的成果，由浅入深地论及语音、文字、语法、语义等层面产生的语言演变过程，兼及语音、文字、语法等层面演变与语义变化之间的关联，便于读者全面了解国外有关研究的现状与历史。

三、引进的思想与术语

该书及时引进了师辟伯有关语言意义演变与心理层面情感因素之间关联的观点，与此同时也将欧洲有关语言研究、心理学与语言交叉研究、生物学与语言的交叉研究等的观点，一并介绍进来。现以思想与术语两个层面陈述之。

1 思想

该书率先从语义学角度，引进保尔《语言学史原理》、弗洛伊德《梦的解析》、语词生成的任意性、语变的模仿观、口误等有关语义演变的观点。

保尔认为，文字变迁的根源在于人故意为之，遂而引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观点，联系文字与意义的演变，提出语言的适者生存论点，即“如文变本于惯用，并非有人从中发纵，则惯用云者，本体亦无自持之力，而当听命于用者小己之自由，自由之反动”（p.3），又将语言的用者分为施与受两方，两者之间的嬗变，产生字义的迭代。

《梦的解析·导言》认为，文有曲语（委婉语），言有曲语，并以医生与孕妇间的对话阐述委婉语问题，即“如受胎，人谓与性事有连，未便揭言（名言，笔者注）。而举国不讲生子，在势胡可？遂乃回环其辞，曰‘那件事’，曰‘不能动矣’，措辞不同，指事犹是，他方闻而不怿，将一与径说受胎无异。虽然，人终采暗语而避明言”（p.54）。此系说者实现假定“受胎”一指，早已了然于胸，出于礼貌用以委婉语描述怀孕一事。

继胡以鲁《国语学草创》（1912）引入任意性观点之后，该书系首次采用该观点，阐述名物指称的任意性问题。师氏以左轮手枪的命名过程为实例，说明名物之间指称的任意性观点，即“命名一若任意为之。然深窥其蕴，有以明其非是”（p.14）。

梅令格在《原语》中提出“声音之道，大抵基于模仿本能”（p.39），这种观点早期称之为摹仿观，章太炎在《论语言文字之学》（1906）与胡以鲁（1912）均有所论述，但该书纳之，批评以语音模仿表意，致使语言文字发生变化的观点。

另有由口误致使语言发生演变的观点，即因情感障碍，因情生滑，由滑成习，终使语言发生变化。虽然口误是语言演变的一个小原因，但语言使用中的确存在类此现象，经长久使用，口误语言最终成为语言的习常现象。

2 术语

语义学这一学科术语，1930年引进时，被译为意义学。虽然乐嗣炳于《语言学大意》（1923）中，已将其命名为意义，但确定为学科名称，却从1930年的意义学沿用开始。有关语义这一术语的使用，民国前期大多采用意义对译之，而《情为语变之原论》却将其译为语意（p.28）。

师氏自造一术语“寄情字”，用以指称“字之供人发抒情感之用”（p.17），该书及时将其引入中国，丰富了中国语言研究者的视野。此外，师氏自创学科语力学（参见p.39，75），有关语力学的内容与任务，前文有所阐述，此不赘述。

师氏引用句法研究者的观点，讨论句法与语变之间的关联，为中国读者引进了句法（syntax）的表述。师氏在论述宾偏次语法现象时，引述句法学家槐瑟（Weise）的论述，引进脉络这一表述（p.42），在论述句法层面的语变时引进文脉这一表述（p.46）。

四、余论

该书为译著史籍，其所含的译者痕迹、学风启示及学科史地位，对今日学术界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值得单独阐述一番。

1 译者痕迹

何谓译者痕迹？在译作中，译者留下的易于识别的，不为原语或原语文本所有的，个性化特征，如文本结构、注解、原语化程度等。概观章氏译《情为语变之原论》，译者痕迹可概括如下五端：（1）译者增加类似书目与简略式索引的译名对照表，改变了原著的结构；（2）译者自行添加了文内夹注，解释外文术语及相关理论，方便读者理解与消化，以图传递该书所有的正能量；（3）译者用取自古籍的生僻字及汉语读者耳熟能详之字汇，译介国外的陌生术语指称，以图架构理解国外理论的桥梁；（4）译者在论述语词生成任意性时，借用中国流行的印度胜论说中的德与实，阐述语词生成的过程（p.14-15），以便中文读者更加晓畅；（5）译者将德文例证中的字汇，皆以转音形式呈现，方便不懂德文的中文读者阅读，于无形之中凸显了译者的痕迹。

在版权封面上，译者名与作者名并置。此举虽为民国出版译者的惯常习惯，但却凸显了译者的痕迹，捍卫了译者的权利，为今日出版界不重视译者作用的时弊，提供了参考和启迪。针对时下译者不署名，或以版权页小字标明的时弊，我们号召出版界与相关部门，重视译者的权利，还给译者相应的地位。

2 学风的启示

如作者师氏在序言中所言，脱稿后，发现该书题旨与巴利新书《言语与生活》略同，遂而概述其相关内容，加以比较说明，实乃道德学风之楷模，值得当今学界效仿。

译者章士钊采用古籍字汇，译介国外理论，却未掠别人之美，一一标明阐述之。譬如，章氏在译介作者提出的语变假设原则时，用宣叙译介言说情感的主张，并于其后说明出处与意旨，即“按《释名》也，宣彼此之意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述也。今借译此”（p.9）。又譬如，章氏译介“轮廓似”观点时，用“物际”译介“物与物之间的外形相若”，并交代“物际”二字的出处与意味，即“犹言物与物间，二字出《庄子》，今借译”（p.18）。译者所持这种实事求是的乾嘉遗风，为今日学派树立了效仿楷模。如今学者若能如此实事求是，学界的腐败抄袭现象，就可胎死腹中，从而学界的环境将得以圆满净化。

王古鲁应中华书局之邀，以日本安腾正次《言语学概论》（1927）为蓝本，编译出版《言语学通论》（1930），该书绝大部分内容为原著所有，而该书的版权页却以王古鲁著标识，完全隐去了该书系译作（至少是编译本）的事实。与《言语学通论》相比，《情为语变之原论》完好地保存了译著的基本事实，捍卫了译者和作者的权利，值得今日出版界、学术界、翻译界同仁效仿。

3 学科史地位

纵观中国现代语言学史，该书系第一部以语言心理学、语言史学、词源学、句法学、语音学、逻辑学等现代语言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从语音、字形、文法、语义等层面，论述语言文字演变与情感之间的关联，更是首次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探讨委婉语、口误等导致语言文字发生变化的论著，同时还及时地引进了国外有关现代词源学（语源学）、语力学的理论观点。从语义学角度而言，该书系中国引进的第一部现代语义学著作，从语音、字形、文法等角度，阐述情感与语义之间的关联，为中国引进和开展现代语义学研究奠定了思想和方法基础。最后，从语言学方法论角度来说，该书首次引进现代语言学以理论假设为前提开展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即在理论假设的指导下，以现实生活中各层面的言语材料，验证理论假设的真伪，再以所得结果修正理论假设，最终形成针对特定层面提出的理论。就上述而言，不论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史，还是中国现代语义学史，都应该关注和重视该书在引进、传播和弘扬西方现代语言学，从而创见中国现代语言学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进而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发。

4 缺点

就当时而言，该书的思想较新，属创新之作，就是以今日的学养观之，该书也乏见新奇之处。因而，能够及时译介该书，引入国外新鲜的智识，引导中国的言语学研究，实乃大功一件。但该书的译介，也不无瑕疵，其缺点大致有二：（1）人名与物名的转音，致使读者无法即时识别外文字，须寻查对照表，方能知晓，而有的字，对照表未录，即使寻查再三，也属徒劳，不免影响阅读；（2）译文中古僻字过多，适合古雅之士阅读，却加重了普通读者的阅读负担，译者痕迹过于浓厚，全力系连古籍经典，从而影响了该书的传阅和原作者思想的传播，是其为遗憾！

注释：

①作者交代了该书与巴利《言语与生活》的异同，即吾脱稿数日，见法兰西作者巴利所为《语命论》，于情与语言之连谊，开发甚透，诚语家之创作也。本书所言，破合巴旨，而关乎字义者尤多。然吾文要非冗赘，无取增削，以吾与巴同归，而为途则殊，且吾于情为语变之原，反复明之，似亦视巴有一日之长也。参见该书原序。此外本段中的保尔《语言学史原理》为今译名，旧译为《文史通义》，兹此说明。

②原文为“今请发一通问，文字变迁之真源，果恶乎在，此以人意故故为之者。……盖语文之变，用语行文者之习惯外，别无真源。”（p.2）

③原文为“如文变本于惯用，并非有人从中发纵，则惯用云者，本体亦无自持之力，而当听命于用者小己之自由。自由之反动，分向两方而驰，一中于言之施身，一中于言之受身。两身相嬗，字义迭代。试取此之迭代，栉比以观，只需趋向不异，文字如何转变之全程，将可一览而得。沿流而讨原，以知最初之文变。”（p.3）

④与考量标准相关的言辞为“吾今所采之法，乃由本事之质性，考量而得，及史实所昭，互相贯穿，见为一说。惟不幸有一缺陷，与自省相缘而生，则经我察得，谓是舍旧从新之原，他人未必即如是想。”（p.5）

⑤该观点似乎不合乎语言演变的事实，而且人欲的表述也只是言语的一部分，并非全部。有关语言是否存在理想的状态或模式实在难说。如果说今天的语言是朝着正向发展的，那么是否说初民的语言是非正向的？果若如此，“情意为语变之原”一说就不足以成立了。语言并不存在正向发展与否的状态。

⑥盖弊洞明原理，而语源学（etymologie，同英语etymology，系今日词源学，笔者注）之字义一面，始有端倪。夫字义史者，语学中号称脆弱难治者也，距今以前，人喜从字音入手，自立条目，逶迤而进，遂有最大之武断。（p.33）……盖天下之字，率有意境，意得境通，何往有漏。……语源之学，如不愿丧其语学之威重，应须截断众流明源。（p.34）

⑦师氏观点原文为“不论何字，当其创作之始，殆靡不为发抒强情之用，特此之强情历时甚久，势渐衰落，驯至情愫不见，貌若与之了无关系尔。愚且敢言，探讨情程，在语学中，较之音程，尤为重要。即让一步言，亦两骖相属，不可缺一。诚以文生于情，原情即以明语，语学如有絜距之道，当不外此。余病语家，无以名之也，曾创一字曰语力学，即是之故。”（p.39）

⑧该观点原文为“吾知语之变化，每由小而之大，自简而入繁，所为象类比称之迹，晓然可辨，谓之为情乃尔。”（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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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31

贾洪伟，副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语言学思想汉译史、现代语义学史、社会语言学、翻译符号学、海外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