纡徐要渺言制曲雍容和易话分析
——评贾达群的《作曲与分析》（音乐结构：形态、构态、对位以及二元性）

■王安潮

感性与理性很难在同一位作曲家身上达到协调统一、均衡发展，因为强调感性的作曲实践与注重理性的音乐分析本来是两个发展方向，但贾达群就是这其中难得一见的通才。作为中国结构主义作曲家中最有才华者，他是中国第五代音乐家群体中的重要一员，作品不断国内外获奖并上演，如《弦乐四重奏》1991年获日本“第十二届IRINO室内乐国际作曲比赛”大奖，《龙凤图腾》1986年获“首届中国唱片奖”大型交响乐作品第三名，《蜀韵》被评为“20世纪华人经典”。他的“融”系列作品，成为中外音乐融合、交汇探索之法的典范，全球最畅销的三大古典名牌之一的拿索斯唱片公司（Naxos）出版了个人唱片两张（2015年：《回旋曲》《吟》《秋三阙》《水墨画三帧》，2016年：《蜀韵》《时间的对位》《弦乐四重奏》《漠墨图》）。作为音乐结构分析领域中最具创新精神的学者，他的音乐结构的诗学解读令学界称奇，由此使其分析带有独特的个性标识，以音乐形态为核心进而引入其他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知识的音乐分析学定位①，成为学科发展的一时之尚，使看似理性、肃然、古板的音乐分析也可附载诗性的雅趣。其专著《结构诗学》获教育部第六届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其论文《结构对位》获教育部第五届高校人文社科很好成果二等奖（2009），《结构分析学导引》获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银奖（2011）。他正式发表的十余篇（部）著述多在学界产生影响②。贾达群在创作、理论方面富于创造和开拓精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学术影响也不断在教育领域开花结果，培养出的学生在各地领一方之秀，如觉嘎、钱仁平、杨和平、曾宇佳等。他所坚持的理论研究服务于或直接作用于教育教学的理念，使其学术影响超越学院范围的羁绊，他的两次国内巡讲，使其系统化、个性化、创新性的成果惠泽国内音乐结构分析学科，使其音乐分析学理论、方法、观念成为国内外影响较大的学派之一。因此，他的每一次大部头著述发表都会引起学界围观。前不久出版的《作曲与分析》（音乐结构：形态、构态、对位以及二元性）就以其大篇幅、新视角、奇观点而引人观之。以我来看，著作既注重学术性的创新探研，也注意学科基础发展的积极推进；既注重音乐形态本身的微观分析，也注意音乐观念的宏观架构，甚至与交叉学科的关联。该书分为结构形态（音乐结构面面观）、结构构态（天然结构态）、曲式与体裁（结构的整体性）、结构对位（多重结构及其关系）、结构二元性（静态文本与动态音响关系）等五个部分，前三部分是在传统曲式结构基础上的延伸、推研，后两部分是基于音乐实践的创新性开拓。作者因此推荐前三篇的大部分内容可供专业音乐学院作曲本科的音乐分析课程使用，少部分内容及后两部分内容可供研究生层次的必修与选修课程使用（见书中“自序”）。

一、基础性：基于学科推进的理论建构

贾达群教授在行文伊始就提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学科建构问题：一是如何处理音乐研究中元理论与应用理论的关系，二是如何处理理论研究与理论教学的关系，三是如何处理理论研究与音乐创作的关系。这一设问是作者站在国内最前沿学科发展宏观视角而提出的既基础、实际而又紧迫、待解的问题，其实，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也有类似的存疑。一方面，目前的理论研究越来越追求所谓的高大上、高精尖，而成果内容常常是读起来费劲，用起来也费劲，空头理论者居多，新、奇、怪的概念或观念频出；另一方面，直接作用于基础教学或指导艺术创作实践的理论却乏善可陈，理论家觉得研究基础理论会掉了身价，不愿意投身于此。因此，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常会各自为阵。贾达群教授从长期的创作、教学实践需要出发，深知当下专业基础教学中急缺什么，问题何在；而他又在长期理论研究中知晓基础理论亦需要向前如何推进，也需要如何追赶超越。所以，他敢于在其国家级课题的研究中辟出大篇幅来进行基础性的音乐分析研究，这是基于艺术实践的学科建构之需而触发。

贾著的基础性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是表现在基本理论的重新诠释上，如前三篇涉及到的音乐结构的基本概念：乐节、乐句、乐段、乐片、乐部、乐章、二段曲式、二部曲式、古二部曲式、古奏鸣曲式、三段曲式、三部曲式、回旋曲式、奏鸣曲式、回旋奏鸣曲式、协奏曲、组曲与套曲等，这些概念是音乐结构学科的支撑概念，也是音乐创作、表演中始终要面对的问题，贾教授多未对概念做界定，他认为其业师高为杰等学者已做了较好的诠释，而是将其精力放在概念的现代派音乐作品实证的进一步发展上。如他对“作为乐句次级结构而存在的”乐节进行了层级关系的解释：其长度大于音乐动机型的“细胞”，小于作为乐段基本组成部分的“乐句”，有两个以上的节奏重音，这些界定是理论家智慧的体现，也是长期分析的结果。之后，作者还对乐节构成予以了方式的举要，涉及到斯克里亚宾、勋伯格、柴科夫斯基等传统曲式学教材中少见的乐例，而其中所明确的乐节图示区划及其与其他结构单位（如乐汇）的关系，尤为指出了纵向音高间的关系，使常见于横向关系的结构分析而有了纵深推展，这是既往所鲜见的视角。这种引入现代音乐创作的新材料而来诠释基础概念的做法，在全书占有相当大的篇幅，是全书较为突出的新探之表现和研究突破点所在，从而将基础研究的实践指导价值凸显出来，也体显出既有理论的进一步推研。

其二是表现在全新视域中，如引入某些新的学科方法，不仅引入历史学、哲学、美学，还将建筑学、生物学、物理学、数学等纳入其学科发展视野。如他对音乐动机这一从吴祖强、杨儒怀、高为杰等学者的著述中常见的结构细胞单位，以“乐旨”予以阐释，他认为，“乐旨即动物细胞或乐旨细胞，即两个以上音高在音程、节奏、音色、力度等方面具有特殊，甚至是唯一的美学及结构学意义的音响组合。”因而将纳入结构理论，这就使结构具有“生命态”，是微观认识看似形式化、程式化的动机有了新释界，新路径，也才会将细胞积累、繁衍、膨胀、变化等过程等动态过程，纳入到到静态的结构图示的考量之中。基于此，其行文中将“音高”细胞分为主题动机型、音程细胞型、音级集合型；将“节奏”细胞纳入到重要的结构里构成元素中来考虑，也使节奏细胞及其发展的动态在结构力中的表现凸显出来，而节奏序列的移位、倒影、逆行、倒影逆行等具有结构力；将音色、织体及音型化的细胞等20世纪后的作曲家们追求的无明确陈述性格的“旋律”纳入到结构的观察视域中来。正是作者以全新视域开拓新的分析对象，才是一些现代派创作手法得以纳入到传统结构理论的考量之中，而贾教授对20世纪现代派作品的熟谙，是促成这一研究视域展开的基础。

《作曲与分析》书中引用了大量既往“曲式学”“音乐分析学”著述中少见谱例，尤其是20世纪后具有广泛影响的现代派音乐，这使其传统的基础性理论的新诠释、新视域有了多样的例证支撑，也使该书超越了之前同类著述，从而有了作用于现代教学之利，毕竟，目前的专业音乐学院作曲本科教学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基础曲式理论的学习，再炒冷饭实不足取。因此说，贾教授的分析学基础理论的新展是相时而动，应时之需，推进之举，拓展了当前基础性音乐结构分析领域的现代内容。

二、创新性：基于形式与观念的逻辑思辨

贾达群《作曲与分析》在前三篇中的对称（镜像）结构、复杂交混结构、拱形结构、多重协奏曲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新颖，有的视角或观点是他首次提出，这是其学术创新性体现的第一方面，是其发端于传统分析理论之中的新发展。而后两篇的层结构与体结构所展现出来的结构对位理论，这一研究高点的产生是他长期以来始终将音乐形式化文本中的由各结构元素综合反映出来的结构形态作为一种关系的过程来给予关注的结果，并认为该过程是形成音乐整体的普遍程序③，因此才会将多重结构及其关系进行了深入诠释；基于演绎的文本结构与动态音响的音乐分析，基于审美的文本结构与听觉结构的对照研究，则是贾教授新的研究观念的开拓，他将之前成为定论的某些观念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对之前“音乐重复的部分不占结构单位”的说法提出商榷，演绎者的价值如何体现？这些创新性的观点是基于贾老师长期的教学困惑和聆听疑虑而提出的，是欲以将音乐创作、表演、聆听的同一性纳入到学术考察的基点上的创新性观点。

贾达群这些新的观点的提出是有其哲学思辨逻辑布局的。他不仅将作品中复杂多变结构的分析以内部结构元素如节奏、音高、音色、力度等进行分离考量，将结构层、结构体等多维套叠的多层次关系，以复调化的音乐形态予以对待，还将对立统一的哲学逻辑关系纳入其中进行思辨，将多元交叉的结构对位关系进行了基于本体的剖析。他从新概念的界定入手，由浅入深地展开其行文，使其“所指”的新理论更易“能指”。他以音乐结构中的网状层级现象体现出来的生物学特征，从而提出“体结构”的层级，由两个以上同质或异质元素的单一性结构组合而成的、具有不同步相互关系的结构称之为“层结构”，各自独立的基础层级的结构为“单一结构”④。经过这样三个层级界定的新的结构概念，在针对巴赫、格里格、理查·斯特劳斯、卢托斯瓦夫斯基等不同时期、不同技法、不同风格作品的结构关系的分析中同样适用，且对其音乐样态及对位方式的解析有了较为突出的优势，对多线索、多层级的复杂对位织体和结构的解读有了更为明晰的线索，因而对其运用于教学、创作之中，具有较好的“能解”的创新性。

笔者曾聆听过贾达群关于上述结构多重关系及其类型以及继而产生的对位关系的讲解⑤，对结构二元性（静态文本与动态音响关系）的诠释有了直观的认识。这些新理论的提出是他长期的学术研究心得，尤其是对音乐分析学由基础实践到抽象概念界定，他予以了逐层的剥茧抽丝式的理论体系建构。他也由此认识到音乐分析学是自20世纪以来一门新兴的、综合的、交缘的学科，它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集理论、实践为一体的对音乐及其形态进行分析认知的学科。尤为重要的是，他抛开既往纯理论研究的观念，将音乐分析学视为作曲技术理论为基础的音乐本体研究，从而能将音乐作品之文本、文本结构构建的策略及其途径的分析解读作为其核心任务，对音乐作品之形本身予以解析，其必要的延伸是音乐作品之形而上思辨，这样才会实现探寻音乐作品之观念与形式化程序间关联的终极使命⑥。正是有了逻辑严密的哲学思辨，从而使其结构形式的辨析和观念的成熟水到渠成，创新性是其理论的系统化、个性化建构的内在核心。

三、实践性：打通创作、表演、欣赏的理论阐释

将理论研究运用于作曲、表演实践是贾达群的学术旨趣之一，从《作曲与分析》之名即可一窥端倪。作为上海音乐学院作曲与作曲理论的资深教授，他还兼任中国音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音乐分析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因此，其学术视野也不仅局限于学校的苑囿甚至“海派”文化的范畴。《作曲与分析》首先从服务于其作曲教学之需出发，进而关照到音乐表演、音乐欣赏等领域的需要。贾达群站在作曲教师的视角，其理论以进入音乐作品内部、服务于操作实践为目的，以还原作曲家创作时的状态及过程为研究逻辑推理依据，加之其作曲家的个人实践能力，其研究采用逆向思维方式，通过对作曲家创作时的状态和过程为研究的出发点，从而对作品中显露出来的形式化内容做各种关系的分析和解读，它居于推动实践操作的目的，从而在找到能深入作品技术的内核基础上，以实践中的路径寻找合理解释，这是他在作品天然结构态中所做的由表及里研究。

除了天然结构态的研究中对创作的具体可行的贡献外，贾著在多重结构与音乐整体性关系的研究也是以实践需要或借鉴为出发点，音乐的深层结构以二分性、三分性、二三交混性结构来审视，但最后形成“一”的整体性结构，这是基于创作而形成的逻辑循环过程。贾达群通过多视角、立体化地揭示音乐结构的对位关系，其目的就是旨在解析音乐结构诸元素的多种形成方式，实现不同声响结构在时空流动过程中的共识性的多元陈述，这些针对音乐呈现方式独特性的分析，不仅为音乐创作中组合手法的选择成为可能，也为演绎方式的选择、临响鉴赏提供了手段。从中可以看出，贾著在探求音乐结构的静态文本与动态音响之间的二元性特点及关系，并藉此而寻找两者同一的合理路径，其目的是在对音乐实践寻找具有说服力的学术及人文阐释，从而为音乐创作、表演、研究和审美提供有价值的经验，这是作者理论研究的实践性之洞见，是他长期教育实践的初衷与目的。贾达群在教育上的卓越贡献，使其获得了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奖”（2007）、宝钢优秀教师奖（2008）、上海市育才奖（2014）等奖项。而《作曲与分析》的出版，或将获得更大的奖励，因为它站在实践指导的立场上，深度而又实用地纵横品点，并做出的卓有成效的成绩。

《作曲与分析》以音乐结构分析为统筹，从形态、构态、对位以及二元性（著作副标题）等多方面进行的探索，以结构学理论为经，以分析方法为纬，立足于作曲实践（内容介绍语），目的是为打通创作、演绎、欣赏等实践可操作性做好了逻辑关系的阐释。其论述逻辑线索清晰，尤其是所做的结构图示简洁、明晰，为其引用的大量谱例做了准确的理论阐释，而所引的谱例多是现代派技法的经典之作（近50%的谱例为20世纪以后的音乐创作），为构建中国音乐分析学的现代篇章奠定了基础，而超过80%的谱例为大多数曲式与作品分析教材所未涉及的实证主义之举，是贾达群长期探研的积淀所得，是同类著述中极为突出的材料铺陈之功。此外，著作行文简洁明快，流畅潇洒，论述逻辑严密，宏观与微观布局合理，这些都是作者长期修为的论述风格，其诗意的表达方式是学术界难得一见的景致⑦。再加上装帧的精致考究，排版的美观大方，使阅读赏心悦目。著作缜密论述之中充满诗意的表达是理论研究之中饱含经验的馈赠，是作曲和分析实践中可以依托的典范之作。

①贾达群《音乐分析学的任务与使命》，《音乐艺术》2010年第1期，第5页。

②每次重要著述发表后即有彭志敏、韩锺恩等发表热情洋溢的评论。

③贾达群《结构对位——一种重要的结构现象与结构思维及技法》，《音乐研究》2006年第4期。

④贾达群《结构对位之层级及类型》，《音乐研究》2016年第2期。

⑤王安潮《文渊懿美茂言简妙精绝——贾达群学术巡讲侧记三》，www.jiadaqun.com。

⑥贾达群《音乐分析学的任务与使命》，《音乐艺术》2010年第1期。

⑦王安潮《〈结构诗学〉的诗性韵律——评〈结构诗学〉》，《音乐周报》2009-11-18。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古代琴论经典文本中的音乐表演观念阐释及当代意义研究”（编号16BD057）的阶段性成果]

王安潮 西安音乐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