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古代诗歌中“诗瓢”的文化意涵和表现

摘要：唐朝诗人唐求的事迹，在后世的文学发展中逐渐演变为了“诗瓢”的典故和意象，被赋予了具体详细的文学内涵。这种文学意涵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充实，到了明朝，“诗瓢”典故在发展的道路上遇到了新的转折，即与“酒瓢”等其他“葫芦”意象产生了融合，形成了丰富的“诗瓢”文化。

关键词：诗瓢；文化；葫芦；隐逸

“诗瓢”作为一个文化典故，产生于晚唐时期，但在当时并未发展成为有固定意涵的诗歌意象。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演变后，“诗瓢”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文化意涵，除了有对于“诗瓢”原始意涵的继承和补充外，还一部分是通过和其他“瓢”典故的融合，实现了内涵的升华，增加了“诗瓢”意象在诗歌中的表现力。

一、“诗瓢”的产生和内涵

“诗瓢”的故事发生在唐朝，但最早的记载却是在宋朝。朱胜非的《绀珠集》、曾慥的《类说》都提到过这个故事，但内容简略。黄休复所撰《茅亭客话》卷三中，有条目名为“味江山人”，对于这个故事的记载较为详细：

唐末蜀州青城县，味江山人，唐求至性纯悫，笃好雅道，放旷疎逸，几乎方外之士也。每入市骑一青牛，至暮醺酣而归。非其类不与之交。或吟或咏，有所得，则将稿捻为丸，内于大瓢中。二十余年莫知其数，亦不复吟咏。其赠送寄别之诗，布于人口。暮年因卧病，索瓢致于江中，曰：斯文苟不沉没于水，后之人得者，方知我苦心耳。漂至新渠江口，有识者云：唐山人诗瓢也。探得之，已遭漂润损坏，十得其二三。凡三十余篇行于世。……有隐逸得志者，以经籍自娱，诗酒怡情，不耀文彩，不扬姓名。其趋附苟且得无愧赧唐山人乎。[1]（《茅亭客话》卷三）

所以“诗瓢”其实是唐朝诗人唐求保存并传播自己诗作的一个方式。

唐求，《唐诗纪事》又称唐球，生卒年不详。唐求为何会选择“诗瓢”这种转播方式？先从唐求本人性格来说，至性纯悫。他至真至纯，有一颗赤子之心，他的行为方式不会受到世俗的约束。而历代对于唐求的评价中，“放旷疎逸”的形容出现频率也非常高，所以在文献中的唐求都更偏向于是一个方外之士的形象，并称其为“唐山人”。唐求生活在青城，结交的人物本来就以和尚、道士、居士、隐士这类出世之人居多，加之这样的性格，就难免受青城道家影响，行为更加放荡不羁，也就能理解“每入市骑一青牛，至暮醺酣而归”的行为，和“非其类不与之交”这种非常主观的交友准则了。但是，从“诗瓢”典故有记载以来，所有的文献中都提到了唐求的一句话，即“斯文苟不沉没于水，后之人得者，方知我苦心耳”，其中的“苦心”将作何解释，是了解唐求为人的一个切入点。有关唐求的记载，都只说他是一位超然脱俗之人，这样的一位方外之人，会存有什么样的苦心。元朝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为唐求立传，曰：“值三灵改卜，绝念鼎钟。”[2]唐朝末年是一个动荡不安、改朝换代的时期，辛文房认为唐求并非没有建功立业之心，但是随着唐朝的衰亡，唐求又处于山高皇帝远的蜀地，在现实中能实现功名事业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所以，在这样的时代现实背景之下，唐求也不得不放弃。《山居偶作》中的“趋名逐利身，终日走风尘”，虽表现了他对于世俗权力的不屑一顾，但《唐才子传》中“（诗作）无秋毫世俗之想”[3]的评价并不符合事实。或者说，唐求将自己对于名利的追求深埋心底，停止了进入仕途的行为，转而将这些情感寄托于诗歌之中。唐求还留有几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所以当他大志未报之时，如果想将他的诗作、他的思想传达出去，自然是要寻求一种方法。元朝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提到唐求的诗作，认为他的作品“气韵清新，每动奇趣，工而不僻，皆达者之词”[4]，有着较明显的个人风格，但是唐求本人却“人多不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唐求“诗瓢”的选择使他很快脱颖而出，博取人们的眼球，自然就受到更多的关注。

另一个方面，唐求在诗歌创作上，有着较高的追求。但自古以来，诗歌的创作与构思，都很难达到完美。如潘大林，虽日日有诗思，已经构思出“满城风雨近重阳”句，但却被催租之人打断，且再无后续。所以南宋魏庆之在《诗人玉屑》中告诫后人：“诗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败之，则失之矣。”明胡震亨所撰《唐音癸签》载：“唐山人（球），一生苦吟，诗思游历不出二百里”，可见唐求对于诗词语言韵律要求较高。但唐求放入瓢内的诗歌，“或吟或咏，有所得，则将稿捻为丸，内于大瓢中”，是他随时想到的句子，并不一定都是完整的诗歌。现存的唐求诗作，留在瓢中被后人发现的，不足其全部诗作的十之一二，流传至今的数量更少。但有如此数量已属不易，这是因为在遇水时，可将重要物品放入瓢内，保证其干燥洁净，瓢的这种储物特性，可以使唐求的诗作传播到较远的地方，他吟咏而得的佳句也就能被更多人读到。这也就能解释唐求所说“斯文苟不沉没于水，后之人得者，方知我苦心耳”中的“苦心”究竟为何了。除了他不得已而“绝念鼎钟”的选择外，还有对于诗思、诗句的追求。

二、“诗瓢”与“弃瓢”的融合

在古代诗歌的创作过程中，与“瓢”有关的意象或典故，并不只有“诗瓢”一个。接受范围更广、使用频率更高的，是“弃瓢”意象，即“许由弃瓢”典故。《庄子》记载：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鷯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汉代蔡邕在其《琴操》中对后面的内容进行了补充：许由认为“尧让天下”是对他的侮辱，于是在颍水之滨临河洗耳。后代多称赞这种行为，认为这是许由品行高洁、不为世俗所扰的表现。

在“弃瓢”和“诗瓢”典故出现之始，二者是有明确区分的。但鉴于唐求和许由二者极为相似的隐士身份，在后世的引经据典中，二者的形象也就发生了混淆。在诗歌方面，最早南宋末年，方凤就在《（附）方梓和诗》中提到过：endprint

新楼招乐偶今朝，与客登临四望遥。竹日晖晖侵酒斚，松风沥沥响诗瓢。

横烟曲径樵初过，落鹜空江叶正飘。看取他年欹醉帽，还思簪菊旧垂髫。

方凤作为南宋遗民，在宋朝灭亡后，遁归隐于仙华山。在这首诗中，方凤营造了一个松竹交映的世外桃源般的环境，其中的诗瓢，以在松竹林中，悬挂在高处，迎风作响的形象出现。元代诗人袁桷借用此典故，写出了“诗瓢淅沥风前树，雪在深村月在梅”。袁桷在《王秋山》中的“苔荒琴荐春无迹，风搅诗瓢树有灵”句，除了诗作中提到的是“诗瓢”，结合诗歌意境和上下文意思来看，尤其是“风搅”二字，完全是“弃瓢”典故。可见此时的诗作中，对于“诗瓢”“弃瓢”二意象的区分已经不是很明显了。

三、“诗瓢”形象的补充和拓展

到了明清时期，“诗瓢”“弃瓢”二意象的融合也在诗歌中得到了继承。如区大任《游铁泉精舍》：

岩前旧是子云家，门掩飞泉一道斜。石室竟藏《高士传》，山园犹种故侯瓜。

虎看丹灶多年火，树挂诗瓢几度花。小草尚惭曾出洞，至今猿鸟怅烟霞。

诗人用皇甫谧《高士传》、故侯瓜、丹灶意象，结合诗瓢，营造了一个隐居者的生活环境。读的书是记录了从上古时期道魏晋时期诸多隐逸高士生平事迹的《高师传》，种植的是布衣种植的故侯瓜，看的是烧制弹药的丹灶，在树上悬挂的是寄托内心无法言说情怀的诗瓢。这些意象的罗列，是从侧面展现铁泉精舍及其主人的审美倾向，即对隐逸之士的赞叹和敬仰。“石室竟藏《高士传》”中的一个“竟”字，也反映了游览者，即诗人本人的惊讶之情。朱淛的《和韵奉招方岩兼呈马师山》“石掌横撑当酒案，松枝低亚任诗瓢”句也是两种意象的结合。

但是在这一时期，包含了“诗瓢”意象诗歌的特点，并不是多重意向的使用，而是丰富了诗瓢出现的环境背景，使“诗瓢”这一意象更加生动。其中较为突出了一点就是诗与酒的结合。如陈献章的《袁晖久在白沙候容贯不至以诗来和之》：“冷雨凄风寄我台，香林草屋梦空回。山中酒伴何曾见，水上诗瓢只谩来。”此诗中诗瓢的形象和唐求时没有太大区别，却和酒这一意象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诗与酒是山中孤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在明清的诗歌中，诗瓢依有了“酒”的加持，也就不再是唐宋时高洁出尘的形象了。它更多的是代表诸多文人的生活态度，而非确切的精神追求。如唐文凤《谢平川耆民钟尚义寄鲊（其四）》：“瓮潭昔有铜环鲤，何事而今碎雪鳞。慰我老饕尚能赋，诗瓢酒杓细分春。”唐求时的诗瓢是一个可以贮物的完整葫芦，此诗中的诗瓢放佛从云端跌落人间，褪去一身孤高，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破瓢，还成为了酒杓，充满了烟火气息。又如明蓝仁《次韵云松西山送别张兼善》：

西山一径绿阴稠，梅雨晴时送客游。对榻更期何夕再，抱琴深入白云幽。

微风药草熏衣袖，尽日诗瓢挂杖头。闲说道人犹惜别，呼尊剪韭夜相留。

张兼善是元末明初的一位医生，人物生平无明确记载，从诗中的“微风药草熏衣袖”句也能看出，张兼善是一位整日与草药打交道的人。但诗中却未明确提出，作为一位医者，他的草药都贮存在何处，反而以一句“尽日诗瓢挂杖头”表明诗瓢是随身之物。这样的描写与张兼善的形象明显不符。在我国的历史上，瓢或者是葫芦，都有许多的实用功能。早在诗瓢出现之前，葫芦因为其本身具有的密闭和防水的特点，而成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贮存器皿，如酒葫芦、药瓢等。陆游就在诗中写到过“药瓢藤杖伴清闲”，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牋》卷八中也提到“若用杖头挂带乘药者，二三寸葫芦亦妙”。可见瓢若用做药瓢之时，通常也是挂在杖头之上的。修道或远行之人，杖头挂几个葫芦也是常见的装扮。但此时的“诗瓢”，它在这首诗歌中，就是一个随行路上存放诗句的工具，就像药瓢用来存放草药，酒葫芦用来沽酒一般。蓝仁特别指明“诗瓢”，一方面是塑造张兼善的医者形象所需，明髙启诗《送医士宋君之江上》中亦有“诗瓢与药囊，此去即行装”句，来描述医者的行囊装备；另一方面，是站在一位送别者的视角，希望张兼善这位即将远行的游子，多多写诗作文，记录路途事迹，保存在诗瓢之中，作为二人书信往來的内容，也是从侧面表达他送别诗的不舍之情。但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诗瓢”在明代，已经没有在唐求手中的方外之人的脱俗气质了。

同样是明代诗人黄仲昭的“六年守岁宦途遥，何幸乡园度此宵。老至生涯惟药裹，春来心事付诗瓢”似乎还和“诗瓢”的原始意涵有些关系，但童轩的“密雨随风急，虚斋日晏眠。诗瓢髙挂壁，茶灶冷炊烟”就不是了。童轩的时写于他卧病在床之时，诗瓢高挂于墙，是因为他身体虚弱，无暇吟诗作对，与后面的“茶灶冷炊烟”的原因是一样的。从这首诗歌中，我们看不出作者是否有归隐之心，只能看出一个被荒废的器物。所以这时的“诗瓢”似乎已融入了寻常读书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到了清朝，朱彝尊所撰《王鹤尹诗序》中，提到王鹤尹“君独澹然于荣利，好为山水，游诗瓢酒榼，肆志娱衍，与海内名流继和，间倚声度曲”，此时的诗瓢已经是文人们举办活动、相互唱合娱乐时的玩物了。不仅其内涵发生了变化，连材质都在与时俱进。吏部尚书宋荦有诗名为《?子》，他在诗中提到，可将其留作诗瓢挂在房间中。但在明朝王绂的五言律诗《赋椰瓢》中，椰瓢的地位要远远高于清朝时。诗曰：“炎方充贡物，颁赐出金门。外表匏瓜质，中涵雨露恩。香甘宜作果，坚确可刳尊。铭刻须珍袭，留荣及子孙。”这是南方上贡的贡品，也是用来赏赐臣子的珍品。

“诗瓢”典故源于唐末唐求，在后世的文学中，演变成隐逸之士的代名词，成为一个包含远离世俗含义的文学典故和诗歌意象。但瓢终究是世俗之物，所以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唐求所处的特定时代环境消失后，“诗瓢”超然脱俗的形象也就不复存在。但“诗瓢”尚存，还与其他的意象实现了融合，如“弃瓢”“药瓢”“酒瓢”等，还成为了文人雅士、吟诗作赋之人的随身之物，在诗歌中出现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最终成为了一个被一般读者都能接受并理解的诗歌意象，而且在诗歌的创作中流传了下来。

参考文献：

[1]陈伯海主编；孙菊园，刘初棠副主编；陈伯海书系主编；朱易安，查清华副主编，唐诗汇评 增订本 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1，第4514页

[2]（元）辛文房撰，唐才子传，京华出版社，2000.05，第215页

[3]（元）辛文房撰，唐才子传，京华出版社，2000.05，第215页

[4]（元）辛文房撰，唐才子传，京华出版社，2000.05，第215页

作者简介：王淼（1993—）女，汉族，山东济宁人，文学硕士在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明代文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