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丝绸之路考古学研究的新收获
——评《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

王立新

金银器是考古学专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这类器物的发现数量虽不很多，分布范围却十分广泛，尤其是北方草原地区，不仅发现有我国迄今年代最早的金银器实物标本，且金银器在该区域经历了形成期、兴旺期、深化期、成熟期、鼎盛期、延续期与大众期几个发展阶段，成为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从一个侧面反映草原文化的精髓。近日，张景明教授所著的《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就是“草原丝绸之路”考古学专题研究方面取得的一项重要收获。该书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出土金银器的细致梳理出发，论述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以及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南方文化、西方文化交流的状况，提出草原丝绸之路不仅是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还是连接南北方文化交流的桥梁等一系列学术观点。这一专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研究领域，对探索草原文明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对于当今“一带一路”的深入实施乃至“草原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对金银器的专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唐代和宋代金银器方面。如陆九皋、韩伟的《唐代金银器》、齐东方的《唐代金银器研究》、冉万里的《唐代金银器纹样的考古学研究》、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等。还有一些关于唐宋金银器的专题论文及考古报告。这类研究成果虽然非常丰富，但却很少涉及北方草原地区出土的金银器。而且，从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关系的学术成果看，以往仅限于从某个时代或某些墓葬出土金银器来分析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现象。如齐东方的《李家营子出土的粟特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朱天舒的《辽代金银器》、杨富学的《辽鎏金双龙银冠之佛学旨趣——兼论辽与敦煌之历史文化关系》等。近年来，景明教授围绕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出土的金银器研究用力颇深，先后发表相关学术论文近30篇，从考古学的角度，结合历史学、民族学、艺术史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先后完成《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辽代金银器研究》《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三部著作，形成了自己对北方草原金银器研究的“三部曲”。尤其是这部近作，在前两部的基础上，将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出土金银器置于草原丝绸之路的时空背景下，深入探讨了该类器物所反映的东西方和南北方之间的文化交流现象，实为金银器专题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在研究内容上，该书除了前言外，共分14个部分。主要包括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产生的自然与社会历史背景、草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之思考、北方草原金银器产生的历史条件及早期丝绸之路的开通、匈奴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鲜卑金银器及其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金银器窖藏、论白道城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北方草原地区发现的隋唐与西方风格的金银器、辽代金银器的造型艺术与文化内涵、辽代金银器的外来文化因素、辽代冠带类型与文化交流现象、西夏金代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蒙元金银器发现与研究、明清时期草原丝绸之路金银器的研究等组成部分，由此构建了北方草原地区金银器的发展序列，并提出一些颇具新意的学术观点。

在“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产生的自然与社会历史背景”中，从三大生态文化区形成的时间入手，以考古资料论证了游牧文化的产生过程及其动因，认为“在公元前16世纪或稍早时期，因气候的变化，导致生态环境的演变，随之诞生了从事牧业经济为主的民族，进而转向游牧式的生产和生活，同时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原著P6-7）。”在“草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之思考”中，对草原丝绸之路的走向进行界定，指出“在历史上，草原丝绸之路的中国部分，多为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生活和活动之地，游牧文化的兼容性等特点又是民族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原著P19）。”该部分梳理了文献记载中的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游牧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状况，还介绍了沿线上的古遗迹和出土的金银器，并对草原丝绸之路研究进行思考，包括草原丝绸之路的申遗、丝路正式开通前的文化交流、北方民族对草原丝绸之路的贡献、北方民族沿草原丝绸之路的西迁现象等问题。这些都是考古学、民族学界所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

在“北方草原金银器产生的历史条件及早期丝绸之路的开通”中，作者认为金银器是青铜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北方草原地区青铜文化形成初期，即草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的一个阶段就开始扮演着重要角色。文中指出，“在匈奴统一北方草原地区和草原丝绸之路全面开通以前，草原通道已经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载体，这种交流一方面是东西方游牧文化的交流，导致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至黑海沿岸存在着文化的共同因素；另一方面是中原地区通过草原通道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原著P94）。”以金银器的出现与流通为例，进一步揭示了东西方金属文化的交流早于丝路开通的历史事实。在“匈奴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中，又进一步归纳了北方草原地区汉代金银器的相关发现，论述草原地区汉代金银器的造型艺术、金银器造型艺术的文化象征与表意、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中的作用。作者认为，从金银器发现的数量和制作工艺看，匈奴时期是北方草原金银器发展的兴旺期。并指出，匈奴金银器的造型、纹样装饰、制作工艺等，反映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和西方地区的南北文化、东西文化交流的状况，其中的动物造型对以后历代北方游牧民族的装饰艺术都有重大影响，动物造型成为了北方草原地区诸民族的文化共性（原著P126）。相信这一学术认识能够经得起实际材料的检验。

“鲜卑金银器及其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一章中，作者仍然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认为这一阶段是北方草原金银器发展的深化期。文中指出，东汉鲜卑的金银器在继承匈奴金银器风格的基础上，同时又受到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形成具有本民族特点的金银器造型艺术和文化内涵。两晋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的金银器显示出其数量上的优势，并与拓跋鲜卑的金银器特征有明显的区别，其中体现的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因素比较浓厚。北朝时期，随着拓跋鲜卑的南下中原，在汉族文化因素的全面冲击下，中原地区鲜卑的金银器更加显示出汉地的风格，但草原地区鲜卑的金银器却仍然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艺术风格。同时，西方风格的金银器也传到草原地区，或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由此可见，东汉至北朝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在沟通东西方和南北方文化交流中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原著P156）。为了便于说明这一阶段金银器所反映的文化交流，作者还以“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金银器窖藏”和“论白道城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为题，进一步强调了鲜卑金银器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在“北方草原地区发现的隋唐与西方风格的金银器”中，景明教授指出，隋唐时期处于北方草原金银器发展的成熟期，并以考古发现的金银器论述了这一阶段文化交流的状况。他说，“从总体上看，隋唐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繁盛时期，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却是文化繁荣的前奏期。当时，突厥主要活动于草原地区，在促进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地处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在势力最强大时曾经扩张到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段，反映在文化方面把拜占廷、伊朗、印度和中国这四大文明联系起来，充当了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传递者，并将不同文明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文化内涵，包括金银器的造型艺术，为后来草原民族金银器的鼎盛与发展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创造了更大的有利条件（原著P204）。”可谓精彩之论。

“辽代金银器的造型艺术与文化内涵”“辽代金银器的外来文化因素”“辽代冠带类型与文化交流现象”三章中，作者在梳理考古发现的辽代金银器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金银器的造型艺术与文化内涵，并将该阶段称为北方草原金银器发展的鼎盛期，认为这一阶段的金银器既继承了前代民族的文化，又因融入了唐文化、西方文化和宋文化因素而自成一系。文中指出，“辽代金银器的空前繁荣和发展，可以说是融合了多种文化因素，尤其是唐文化因素的结果。而追寻唐代金银器的发展去向之一，便是辽代早、中期的金银器。”可以说，这种认识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大家的共识。文中还提到“契丹崛起后，向西北边境扩张，保证了通往西域的交通畅通无阻，高昌、于阗等国成为辽与中亚波斯、大食等国联系的桥梁，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文化的传入。到辽代中后期，在金银器上开始出现宋代金银器的装饰风格，晚期则全面宋化，这与“澶渊之盟”后辽、宋之间经济、文化频繁交往有着直接关系，致使辽代金银器直接模仿宋代，或从宋地输入，或为宋代工匠所制。因此，辽代金银器的造型、工艺及文化内涵融多种文化因素为一体，反映草原丝绸之路中西文化、南北文化的交流状况（原著P288）。”总结是全面而到位的。

“西夏金代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一章，作者以现有考古发现的金银器实物，首先作了系统的分类研究，继而深入探讨了金银器造型艺术的文化内涵和外来文化因素，并以此作为北方草原金银器发展的延续期。文中指出，“从目前发现的西夏和金代金银器的器形、纹样和工艺来看，继承了唐宋时期的风格，西方文化的因素不太明显，虽然有源于印度佛教文化艺术的造像，但已经中国化了。多曲式银器的渊源在中亚地区，西夏和金代的多曲式金银器在风格上已经是从唐宋文化中转借过来的，并不是直接从西方国家传入。可是，此时的草原丝绸之路仍在繁盛，中西文化交流还在频繁往来（原著P332）”。这部分研究，厘清了西夏与金代金银器的演进脉络与文化因素构成。“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蒙元金银器发现与研究”一章，将蒙元时期称作北方草原金银器发展的大众期，认为目前所见该阶段的金银器虽然有西方风格，但多已中国化了。文中说，“元世祖统一中国后，江南地区的丝织品、金银品、瓷器等大量输入北方草原地区，使集宁路成为当时连接北方草原地区、中原地区商贸交易的重要纽带。古城各个遗址出土的金银器等物品，说明了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就在今内蒙古地区，融汇中原地区的商品，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运往西方国家，并把西方诸国的商品通过该道经草原地区输入中原地区。可见，在草原丝绸之路的中西文化、南北文化交流中，金银器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原著P359-360）。”最后一章“明清时期草原丝绸之路金银器的研究”，认为原来在中亚地区盛产金银器的诸国都已分崩离析，而海上丝绸之路却逐渐繁盛，代替了草原丝绸之路和沙漠丝绸之路的地位。在北方草原地区出土的明清金银器中，已很难看到有西方文化的因素，用事实说明了草原丝绸之路在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衰落状况。

总体上看，景明教授的这部著作以北方草原地区出土的金银器为研究对象，梳理出这类贵金属制品的发展演变脉络，并从造型艺术、文化内涵等方面系统论证了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东西方和南北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该书无论是在选题、研究现状的把握方面，还是在研究内容、学术认识上都不乏独到之处，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北方草原地区出土金银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然而毋庸讳言的是，该著作毕竟仍然是以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境内所出土的金银器的材料为主，对境外资料的引用和消化仍有不足，因而在探讨各阶段金银器所体现的东西方交流的特点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实，这也是目前大多数中国学者从事跨境文化交流研究时都难以摆脱的局限性。相信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加大，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学生会像我们的先人们一样，勇敢、自信地走出去，与草原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人民建立更加密切的文化和学术交流关系，那么，语言和理解方面的隔阂终将会被打破，横贯欧亚大陆的古丝绸之路也必然会为此焕发出崭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