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增生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

130000一汽总医院普外一科(吉林长春)

乳腺增生(HDBA)是一种临床常见的增生性病变，其非炎非瘤，与内分泌紊乱密切相关[1]。该病可见于青春期至绝经期任一年龄段，尤其多发于25～45岁人群，高峰年龄段是35～45岁[2]。研究普遍认为乳腺增生可导致癌变，其中囊性增生癌变率可达10%，小叶增生癌变率1%～3%[3]，研究该病的发病原因及其诊治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乳腺增生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明确，内分泌激素失调则被认为是影响该病的重要因素。本文对乳腺增生发病机制的相关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以期为提高其诊疗水平提供依据。

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失调

神经、内分泌和免疫三大系统构成一种互为影响的网络，其中某一系统出现功能紊乱必然伴随着另一系统功能上的改变。研究指出[4]，雌二醇、催乳素升高或过高，雄激素、孕激素分泌不足等激素紊乱现象可使乳腺组织长期处于过度刺激状态，最终引发乳腺增生。国内有学者经研究发现[5]，绝经前的乳腺增生患者其血清催乳素和孕酮较正常组患者(绝经前后妇女，但无乳腺增生现象)明显升高，绝经后的患者其雌二醇则显著高于正常组。研究证实[6]，β-内啡肽等神经递质异常释放会对大脑皮层及下丘脑神经中枢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影响下丘脑-垂体-卵巢轴(HPOA)的调节，与乳腺增生的发生密切相关，而女性正常乳腺中的激素(孕激素、雌激素)受体高表达与乳腺癌的发生有关。魏晓丽等[7]经实验研究发现，乳腺组织从正常状态、增生至癌变过程中雌激素受体(ER)的阳性表达量也呈现出渐进性。

有动物实验研究发现，乳腺增生大鼠其乳腺组织中P53蛋白的表达显著增多[8]，另有研究证明大鼠乳腺增生与B淋巴细胞瘤-2基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增殖细胞核抗原、微血管密度的表达存在一定关系，提示该病可能与乳腺癌的发生存在关联。有研究证实[9]，大鼠乳腺增生模型组血清中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较正常组显著降低，丙二醛的含量也显著增加，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由此认为乳腺增生的发生与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丙二醛的含量相关。既往研究普遍认为，多种细胞及生长因子均能激活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RK)信号转导途径，而乳腺增生大鼠ERK蛋白表达显著高于正常组，提示该病的发生可能与ERK信号转导异常存在关联。肿瘤坏死因子(TNF-α)是一种常见的细胞因子，研究发现大鼠TNF-α、白细胞介素-2(IL-2)的含量与大鼠乳腺增生发病有关[10]。

精神因素

研究认为，人类的生存环境、人际关系、生活条件等各种因素引发的精神压力均可能影响人体内的环境稳态，因而导致其内分泌系统功能发生变化，引发激素分泌失衡。有学者指出，乳腺增生年轻化的最主要原因是人体内分泌功能失调，引发雌孕激素代谢失常，其中精神因素是乳腺增生的最大诱因。另有研究证实，人长期处于焦虑、紧张等心理状态下会增加催乳素分泌，引发乳腺增生，部分肝郁患者可能出现雌激素降解障碍，导致雌二醇水平升高。存在心理障碍的患者其乳腺增生的发病率也较高，同时会影响其预后，乳腺增生也会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是其病情反复的重要原因。陈会岩等[11]经研究发现，精神刺激可导致人体≥1种激素分泌异常，本该复原的乳腺增生组织无法复原或复原不完全，久之则诱发乳腺增生，提示精神因素与乳腺增生的发病存在关联。

其他因素

年龄、生殖、职业、文化程度、饮食等其他因素也可能是引发乳腺增生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30～45岁是乳腺增生发病率最高的年龄段，可能与性成熟后雌激素处于较高水平有关。而更年期后女性肥胖发生率明显升高，体质量增加导致雌激素水平随之增高，乳腺增生症的发病率也较高。研究发现，高产次、哺乳时间长的妇女乳腺增生患病率较低，提示哺乳对乳腺有保护作用，同时对乳房也是一种生理调节，不哺乳者或哺乳次数较少者可导致乳汁积聚并堵塞乳腺管，进而引发乳腺疾病。文化程度较高者工作及竞争压力也较大，大脑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可引发内分泌紊乱，使乳腺处于增殖无法复旧或复旧不全状态中，最终引发乳腺增生。饮食营养的不均衡、长期使用口服避孕药或保健营养品可能引发内分泌紊乱，导致雌激素过度刺激，这些都是乳腺疾病的危险因素。李杰茹等人经研究认为绝经前妇女对动物源性蛋白的大量摄入是其乳腺增生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总之，乳腺增生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明确其发病机制，将传统理论与现代医学技术相结合，同时重视发挥中医药治疗的优势，可提高对乳腺增生症的诊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