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双解项研究
——基于融入城市与回归乡村并进的省思

谢棋君，林志聪，严仕彬



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双解项研究——基于融入城市与回归乡村并进的省思

谢棋君1，林志聪2，严仕彬3

（1.广州美术学院 美术教育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2.广州大学松田学院 法政系，广东 广州 511300； 3.罗格斯大学 文理学院，美国 肯顿 08102）

老一代农民工基于经验与理性的认知，已慢慢退回农村，重新建构起破损的乡土网络，重置回乡村生活的初始逻辑状态。而对于融城失利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却难以接受“城市梦”破灭的事实，多数仍在城市“贫民窟”中为生存挣扎，无论是对其本身乃至城市社会而言，安全风险系数都在成倍放大。那么，通过文献研究，鉴于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是否不应拘囿于运用城市社区去溶解风险，而且还可从相对维度上的回归乡村，寻找困境的双解项？最终为其城市身份的转型变更，亦或是寻求乡村良性的自我发展提供思路导引和理论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乡村回归；双发展路径

城市规模的日渐巨型化，以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空前繁荣，无不吸引着众多来自于乡村的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市体验。据《2017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上已增至14469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50.5%，占比首次过半。同时，按照现有家庭的“421”结构推算，新生代农民工及其问题的影响面将波及101283万人，这一庞大的人口数量牵动着城市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本研究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与发展的失利客观事实出发，综合已有从公共管理学、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等多视角学科切入的研究文献，探讨在城市和农村两个平行空间里，是否存在一种可能，使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城或归乡中同步得到良好发展，并最终在源头上消解该群体引发问题的风险。那么，该研究必将会对此领域学术研究增长点的拓展和理论生长点的建构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也会为地方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参考线索。

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及其问题相关研究

（一）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与方式方法的研究

学者李春玲将新生代农民工视为青年社会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从社会保障体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关系、身份建构等视角解构该群体，指出其融入城市的过程复杂且艰难[1]。刘红岩等学者循着“人力资本-融城能力-城市融入”的逻辑框架开展研究，试图运用人力资本的视角去解构这一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并梳理出当前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与城市融入间关系的两个研究大类：即一类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因素研究，例如受教育水平、工作技能提升等要素；另一类则是人力资本对就业、收入、社会地位影响等的研究。但这都主要是基于制度整体层面的分析，缺少微观细致到个体本身所具有的能动性研究，是故，笔者从融入城市能力、构建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和城市融入三个概念延伸，将其概念操作化，寻找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从而最终为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给出建设性政策参考。通过概念操作化及其定量研究发现，知识型和技能型人力资本可以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参与经济活动、公共治理和娱乐活动的能力，关键这些能力可以大大促进其收入和融入认知，知识型和技能型人力资本水平与融城能力和融入程度也呈现出正比例关系[2]。学者邱玉婷认为城乡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的式微，意味着农民工城市融入曙光的来临。但目前作为融入载体的社区却依然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上，对于外来人口始终呈现出一种隔离化的排斥状态，使得融入渠道受阻，内外两类主体的公共待遇呈现出两极分化，这种封闭式的社区治理存在巨大的局限性。而社区本身是一个积极概念，只是由于治理方式的问题使得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是故，要真正将社区作为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的关键节点，首先，要以全体社区成员为导向，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变以往单一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变为政府、市场、社会、个人四者的联动，改变以往不全面代表的决策体系为社区公共服务决策体系。其次，要以人文关怀为导向，增强社区文化的融合性和共享性，那么，就要以包容的态度去接纳农民工群体的亚文化，将之注入融合到城市主文化当中，形成新内涵、广外延的文化体系。第三，要创新开放型社区管理理念，将农民工群体纳入社区建设政策中、构建长效的协助互动机制、发展促进农民工群体社区参与的社区自治[3]。学者符平从实践社会学视角出发，认为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受到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的立体化交互影响，被四个世界型塑；其从乡村跨入城市后，不仅要突破城市社会结构的束缚，如制度、规则、流程，还要慢慢形成一种群体的文化意义上的框架，如共享的价值观、态度、惯例、认知网络等，从而寻求一种界定并表达自身身份的社会适应性[4]。刘传江等学者在系统论及完农民工市民化内涵、第二代农民工特点后，就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做了具体解析，指出应当分解为三个动作，即“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城市融合”，在融合环节要确保妥善处理好其生存保障的社会化和生存环境的市民化，是故，要打造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推进以往封闭型的城市保障制度转为开放型社会保障制度，引导该群体的行为规范与生活方式逐步城市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融入[5]。卢海阳等学者基于身份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运用实证检验的手段证实了“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对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供给的积极效用，建议通过提升该群体的福利水平促进其城市融入[6]。

（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越轨、犯罪等失范问题的研究

学者谢棋君通过对CNKI相关文献的检索及梳理，对近年来国内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研究进行系统分类后认为，该论域逐步得到相关学者的重视，粗略看来，成果分散于各期刊之中，形成系统著作类出版的还较少，但近几年来已有明显改善。研究的主要论题与内容涵盖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及其犯罪现状、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类型与表征、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成因与影响因素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治理与防控下的几种主要进路[7]。学者符平则从城市适应的角度，论证城乡结构和制度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紧张与矛盾的产生，难以使青年农民工形成正确的偏好、自我印象与身份认同；所以，失范、越轨等行为则是未能适应的表现；同时，另一方面，城乡差距刺激着他们物欲的急速增长，现实与期望间的巨大鸿沟令人失望、愤怒；当心理失衡突破到一定程度后，他们可以为达到目标不择手段，犯罪随即发生[4]。学者潘旦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犯罪高发的根本原因归咎为制度的不公，并建议政府要重视教育的功能、完善管理体制、加强社会交往和丰富文化产品这四个渠道的建设，从而达到较好地犯罪预防[8]。易承志等学者在“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根源解释及其预防”一文中，将其犯罪的诱因解读归纳为两种理论范式：基于制度-结构视角下的宏观范式与基于理性-行动视角下的微观范式，经过系统论证，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根源既不能简单归因于微观层次的压力阻滞，也不能笼统责难宏观层次的认同缺乏，实质上是两者共同构成的嵌入性结构合力的结果。那么，可以从微观层面上去释放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利益表达机制缺失带来的压力，从宏观层面上改善因社会排斥和文化冲突导致的社会认同危机[9]。

二、新生代农民工返乡行为及其发生逻辑相关研究

（一）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回流（返乡行为）现象及特性的研究

学者姚俊较早就意识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发展趋向，不应只局限在城市融入一点上，还应该包含返乡寻求发展[10]。戚迪明等学者通过农民工回流的原因、影响因素及其正反效应维度探讨，认为农民工回流成为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特有现象，并重点强调了年龄对于回流的重要影响，即农民工年龄越小者，回流概率越小[11]。同时，邱幼云等学者研究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相比，总体上可能略显执着于城市生活，但打工时间愈长与倾向于返乡呈现正比例关系[12]。景晓芬等学者在分析留城与回乡意愿时也观察到，倾向回乡新生代农民工年龄比倾向继续留守城市的年龄偏大[13]。而学者周伦府从实践社会学视角考察，结合以往研究分析后得出，在新形势下，开展对二代农民工群体的农村社会适应与融入问题研究尤为重要，对于我国城市化当中衍生的问题及朝向具有重要指引作用。事实上，城市化的过程，其实质是城市性获得与乡土性衰弱的过程；二代农民工实践世界的行动轨迹，表现为一种单向度城市化后的被动回流，即是一种由于“城市性”获得的不充分而致使市民化失败后折中选择的结果，是故，呼吁城市亟需给予更多地“城市性”赋权回应，否则，只能会使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返回农村，寻求农村社会的重新适应[14]。另外，学者张世勇则从时空的角度切入，运用生命历程理论结合案例加以剖析，通过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生活史的叙事，从主动参与城市化进程到后期逐步“逆城市化”回流，得出了新生代农民工中有一定数量已返回农村、且该群体的流动意愿与家庭角色的转换存在密切联系的结论[15]。也就是说，随着时空的推移，新生代农民工在经历心智、思维等方面的磨练后更趋理性，此过程中被赋予更多的社会角色，那么，其生活期许与社会归属也会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回归农村成为一种自愿选择；政府应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事实，相应的社会政策制定需跟上。陈锋等学者也认同这一现实景况，建议政府构建“可进可退”的政策制度空间，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出入城乡间的选择自由[16]。学者何绍辉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归乡却抛出了质疑发问，认为该群体受到乡村特有生活、交往方式及其运作逻辑的影响，也难以有效“归根”[17]。

（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发生逻辑及其动力因素的研究

赵阳等学者利用1997年“劳动力流动与回乡民工”课题组搜集所得的回乡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出其回乡的重要动力就在于高预期收入，流动规模的壮大也造就了相当规模的“创业潮”[18]。刘庆等学者利用2013年在武汉进行的农民工子女课题调研，分析他们在留城意愿上的分化情况，将其影响因素（市场因素、制度因素、心理因素）进行多分类的Logistic回归分析后发现，与家庭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的市场因素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回乡抉择上起了首要作用，也就成了首要障碍；其次是心理因素，对于该群体的留城意愿造成很大影响；最后是制度因素的作用，虽然在社会生活认知中日渐弱化，但归根结底，市场因素也还是受制于制度性因素影响[19]。学者喻贞也将研究空间定位在武汉，运用2012-2013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针对武汉青年农民工的抽样数据，基于该群体的异质性特征，从禀赋、环境、偏好异质性特征分别设置指标，建立了Logit回归模型，考察验证了异质性特征与回流决策间的内在关联，建议要从微观制度层面差异化引导其回流[20]。学者曾珍基于后金融危机的时代背景，将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劳动力回流影响因素，归纳为自发回流与被迫回流两个维度：政府政策扶持下的回乡创业、出于家庭老幼的照料考量、产业转移的伴随回流及金融危机下的裁员、技术等社会资本欠缺等因素。同时，还就劳动力回流的利弊进行了系统述评，一方面可以缓解城市冲突、利于新农村建设与乡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会引起乡村社区管理的压力、农村土地人均占有率降低等不利[21]。陈锋等学者通过对云南沙村新生代农民工的走访调查，发现该群体回乡多数属于家庭生活事件、家庭生命周期、工伤事故和对城市生活的认真反思影响的结果；主动返乡的很快能够跟上乡村生活的节奏，被迫回乡的在初期会经历“返乡-进城-再返乡-再进城……”的反复，但大部分在最后都能够克服适应困境，重新回归乡村生活[16]。

三、双解项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发展路径相关研究

（一）双解项视角下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发展态势的研究

魏学文等学者单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发展展开学术对话，从人口学的角度阐释了其城市化不仅意味着人进入城市，更意味着其文化、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城市扩展过程[22]。学者曾思康则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诉求即农民工这个大的群体的主要诉求，那么，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问题，也就为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打下了坚实基础。并将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现状总结为流向呈现多层次与多元化趋势、就业多样化与择业理想化并存、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与职业技能低并存、市民化意愿强烈、职业变换多且快等突出特点[23]。另一方面，学者刘占君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问题做了归纳，认为其发展的空间遭遇“天花板”现象，发展的竞争力处于劣势、发展的归属感匮乏[24]。王志刚等学者也同样提到了新生代农民工发展普遍遇到的问题，将其特征提炼为“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待高，以及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享受要求高，但工作忍耐力欠缺。那么，在面对较为复杂的外部环境时，新生代农民工逐渐陷入精神文化空洞及不良心理产生、城市融入隔阂、文化水平与技能提升滞后、组织维权机制作用失效、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困境当中[25]。学者宋妍分别就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返乡的困境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论述，将其市民化困境概括为户籍、住房、社会保障、农村土地牵绊以及综合素质五个维度，将其返乡困境归纳为生产方式不适、生活方式冲撞、融入乡村社会困难三个维度[26]。

（二）双解项视角下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发展优化对策与路径设计的研究

学者曾思康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经济学考察”中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基础在于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提速，核心在于科学文化素质的自我提升，关键在于制度的创新等可行性较高的建议[23]。李景平等学者在剖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后，认为应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户籍制度中的局限、强化对其的培训与人文关怀、适度增加其收入、帮助改善其居住环境、消除负面宣传等方式，帮助其融城，促进其发展[27]。王志刚等学者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遇到的困局，建议通过建立健全职业培训与就业引导体系、定制符合其诉求的心理于精神文化产品、强化组织在维权机制中的作用、供应更为完善的均等化公共产品去破除发展的障碍，最终促成其顺利融入环境[25]。肖云等学者支持运用城市社区使新生代农民工成功融入城市生活、获取自我发展，并指出该群体的城市社区融入不止是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实质上会对统筹城乡的发展、推进有序城镇化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28]。史向军等学者也在深度论述该群体入城的困境和诉求后，给出了更加详细地问题解决方案，即通过强化常态化教育培训、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优化户籍制度和完善劳动就业制度，最终令新生代农民工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29]。另一方面，学者郭淑贞基于无边界生涯时代的到来，以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为分析基础，专门针对其职业发展路径选择给出了建设性建议，应该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留城与否、发展方向进而分别给出发展路径。其一，对于留城的新生代农民工，要支持其实现技术、管理的双重型职业发展路径，使之能够在两者间自由选择或共同发展；其二，对于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职业认同与主动学习逐渐转型成为职业农民，这称之为螺旋型的职业发展路径；其三，对于始终处于城乡间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鼓励其利用自身优势和政策扶持创业的跳跃型职业发展路径[30]。

四、小结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可以清晰发现，广大学者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开展了丰富且层次多样地学术研究，议题涵盖完整，但也存在“条块分割”的现象。所以，本研究尝试归纳梳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返回乡村以及双解项视角下的发展路径三个大框架下的相关文献，试图阐释不应单向度去探讨其发展，而应通过城市和归乡两个平行空间，同步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都能得到良好发展，并最终在源头上消解该群体引发问题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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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谢棋君.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探究:轨迹、进路及未来选项[J].青年探索,2014(5):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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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ouble Solution for Development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f Integration of City and the Return to countryside

XIE QIJUN1, LIN ZHICONG2, YAN SHIBIN3

Based on their experience and the cognition of reason, the old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s gradually returned to the countryside, reconstructed the damaged rural network, and reset the original logical state of rural life. However,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ho have failed to integrate into cities, it is difficult to accept the fact that their “urban dream” is disillusioned. Most of them still struggle to survive in the “slums” of cities. The risk factor of security is magnified in both themselves and even in the urban communities. Therefore,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in view of such a large social group, should we be constrained by the use of the urban community theory to dissolve the risk? In addition, should we return to the countryside from the relative dimensions to find the double solution of the dilemma? Finally, this thesis will provides guidance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identity, or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identity; return to the countryside; double solution

本文推荐专家：

谢建社，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流动人口治理与创新。

张青兰，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化与人的发展。

2018-04-17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与农民工需求侧获得感提升研究”（17ASH00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和城镇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研究”（12AZD026）；广东省教育厅2016年青年创新人才类（人文社科）项目“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风险管理研究”（2016WQNCX180）。

谢棋君（1991-），男，江西九江人，硕士研究生，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政治辅导员，团总支书记，研究方向：青年社会学、城市治理、学生管理研究；

林志聪（1986-），男，广东阳江人，硕士研究生，讲师，广州大学松田学院法政系社工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城市公共管理研究。

F323.6

A

1008-472X(2018)03-00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