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的功能探析＊
——以电影艺术为例

王雪竹

中国共产党对宣传思想工作历来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中具有“生命线”意义，宣传思想工作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研究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不应仅将其作为一项事业、一项工作，论述其性质、目标、任务、方针等内容；更应树立科学的态度，掌握科学的方法，对宣传思想工作进行科学地理论研究和深入地实践探索，增强规律性认识和科学性认识，从而增强党的执政软实力，强化执政合法性，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意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之所以能够发挥强大的作用，其逻辑起点在于宣传思想工作内部所固有的基本功能。与现实作用相区别，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功能独立于外部环境，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中立性。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其领导的宣传思想工作既是一种传播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活动、一种组织行为。因此，运用传播学、政党学、组织行为学等多学科理论来探讨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功能，成为研究宣传思想工作的科学路径和重要方面。

一、传播学视角

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首先是一种传播行为，具备所有传播活动的共同功能，其功能定位也必然遵循传播学的一般规律。就传播学科而言，国外学者的关注高度和研究深度远胜于国内，但囿于西方经典理论、社会价值观和“西方中心论”传统思维，国外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理解有差异，对中国国情、社会现实关注有限，相关研究成果鲜见且难免失之偏颇。但这并不能否认西方传播学中关于传播功能研究成果的合理内核和有益成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主要是以下四种。

第一，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在其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机构与功能》论文中，提出了社会传播活动的三大基本功能，即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

第二，赖特的“四功能说”。美国学者查尔斯·赖特继承并发展了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并以此为基础在1959年发表的《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书中围绕传播的功能提出了“四功能说”。将传播的功能分为环境监视功能、解释与规定功能、社会化功能和提供娱乐功能四种。其中，前三种功能与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相对应，延伸增加的第四种提供娱乐功能是赖特对于传播功能的重大贡献。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更加注重受众心理需求满足的新要求，这一理论对于研究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很有借鉴价值。

第三，施拉姆的功能观。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传播学家、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其一生学术思想的总结性著作《传播学概论》中，从政治功能、一般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三个方面对传播的功能进行了总结。施拉姆认为，传播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环境监视（收集情报）、社会协调（解释情报；制订、传播和执行政策）、遗产传承、法律和习俗的传递等方面。一般社会功能包括关于社会规范、作用等的信息，接受或拒绝它们；协调公众的了解和意愿、行使社会控制；向社会的新成员传递社会规范和作用的规定；娱乐（消遣活动、摆脱工作和现实问题、附带地学习和社会化）等。经济功能表现在关于资源以及买和卖的机会的信息；解释这种信息、制订经济政策、活跃和管理市场；开创经济行为。施拉姆的功能观的重大贡献在于它明确提出了传播的经济功能，首次指出传播通过信息情报的收集、制作、加工、传播和解释，能够开创经济行为。这种经济行为并不仅限于传播为其他行业或产业提供信息的服务，更直接表现为传播本身就是经济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理论对于分析处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体制转型中的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具有极强意义。

第四，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功能观。美籍奥地利社会学家、实验心理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和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R．K．默顿（R．K．Robert King Merton）在1949年发表的《大众传播，大众兴趣和有组织社会行为》一文中强调了传播的下述三种功能：一是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即传播能够通过把其支持的事物打造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获得高知名度和社会地位，从而给其支持的事物带来某种正统化的效果。同样，传播也可以使其不支持的人或事物威信扫地，丧失社会地位。二是社会规范强制功能，即通过公布负面行为唤起普遍的社会谴责，以使社会成员强制遵守规范、法律和习俗，这项功能是由传播的公开性决定的。三是作为负面功能的“麻醉作用”，即传播会使人沉溺于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中，会失去社会行动力而满足于被动的知识积累，这项功能是传播具有的明显的负面功能。“麻醉作用”作为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功能观的重点，是对于赖特提出的传播提供娱乐功能的延伸和发展，敏锐地警觉到了包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在内的传播活动在市场化和大众化的过程中极易出现的问题和不良倾向。

结合中国国情、党情，从传播学视角归纳和分析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功能，主要有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四个维度。

（一）政治功能：“瞭望哨”和“磁铁石”

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政治功能主要包括环境监视功能和社会地位赋予功能。

环境监视功能：自然状况、国内外形势和党情都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党必须了解并掌握诸多因素的发展和变化，才能使自身适应并不断生存壮大。这就有赖于宣传思想工作的“瞭望哨”功能。宣传思想工作可以在特定经济社会的内部和外部从事收集和传达情报、信息的活动，在满足经济社会的常规性活动信息需要的同时，警戒外部威胁和内部危机。这一功能突出表现在人物传记、历史战争、科教科普、地理风光等题材的纪录性质电影中。

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宣传思想工作作为“磁铁石”，将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意识、执政方略、执政能力、执政成就作为宣传的重点内容，从而保证党及其伟大事业成为国内乃至全球经济社会的聚焦点，不断提升党及其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党的事业、党的社会活动的威信、影响力和社会地位，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对其的支持和信任。与此相对应，宣传思想工作也能够使敌对势力中的人、组织和社会活动威信扫地、败下阵来。在某种程度上讲，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的宣传思想工作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都始终得到了充分重视并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发挥。远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狂流》、《春蚕》、《三个摩登女性》等具有反帝反封建进步思想和较高文学艺术水平的影片，近到《开国大典》、《百色起义》、《开天辟地》、《大决战》、《辛亥革命》、《建党伟业》、《张思德》、《第一书记》等书写国史党史、党员干部的革命历史重大题材影片和重大现实题材影片，都是通过富有触感的影像语言向中国民众、向所有宣传思想工作客体叙说党的光辉历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不变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目共睹的改革发展成果等等，有效地扩大了党的社会影响力、鼓动了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热情、丰富了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

（二）社会功能：“稳定器”和“绳墨”

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社会功能主要包括社会协调功能和社会规范功能两项。

社会协调功能：党领导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建立在不同分工合作基础上的有机体，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发展是保证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联络、沟通、协调和统一社会各组成部分。其途径不仅是单纯的“告知”活动，也包括对于所传达信息的阐释与解析，从而提示宣传思想工作客体如何认识宣传内容、应该采取何种行为态度，达到向既定方向引导和协调社会各组织成员的目标，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我国处在矛盾凸显期，各种矛盾问题复杂交织。例如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及其衍生问题，其可以说是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而能否让民众认识并了解职工下岗现象是就业制度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必然反映，进而正确地理解和支持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和举措，就成为引导社会、协调社会、稳定社会的关键点和难点。2011年上映的电影《钢的琴》就将视角对准了东北下岗工人，通过描摹他们的悲伤、无奈、乐观、豁达与执着，以荒诞、辛酸和幽默的口吻和观众一起探讨下岗工人的遭际和生活处境。只有直面问题才能够解决问题，该部影片凭借其深刻的人文反思和现实关怀起到了引导民众、协调社会的作用，也因此获得了受众和专家的极大青睐。

社会规范功能：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向社会全体成员传播关于社会规范、法律和作用等的信息，在协调公众的了解和意愿的基础上执行社会控制、社会规范和优化舆论环境功能。一方面，宣传思想工作通过树立正面典型人物或事件，为社会成员提供榜样性参考和正面规约，典型的作品包括《焦裕禄》、《蒋筑英》、《青年刘伯承》、《离开雷锋的日子》、《张思德》、《任长霞》、《第一书记》、《郭明义》、《杨善洲》等；另一方面，宣传思想工作通过公布负面行为唤起普遍的社会谴责，以使社会成员遵守规范、法律和习俗，例如揭露侵华日军罪行的《南京大屠杀》、《南京1937》、《南京南京》等影片，都在警示和鞭策中国人民只有以史为鉴、团结一心、维护和平、在党的领导下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才能够自立、自强，不因落后而挨打，更不以强欺弱。这项功能是由宣传思想工作的公开性决定的。

（三）文化功能：“传送带”和“锦上花”

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文化功能主要包括文化传承功能和文化娱乐功能两项。

文化传承功能：无论是党及其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还是整体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对历史的继承基础上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文化传承功能，是人类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重要保证和优质渠道。其将中华民族的知识、智慧、经验、习俗、行为规范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加以记录、整理、保存并传播给今人，使受众得以站在全世界先进文化的高度进一步发展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推动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宣传思想工作的文化传承功能的主要承载者当属历史文化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莫属。以电影《霸王别姬》和《梅兰芳》为例，其社会效益绝不仅仅体现在加强了受众对于某一曲目、某一派别的了解，更体现在对我国国粹——京剧艺术整体的极大传播。无论是老是少、戏曲票友亦或门外汉、国内观众或海外观众，都能够通过欣赏电影中动人心弦的唱段曲词、唯美精致的妆容扮相、婀娜利落的身段武艺、巧妙简洁的舞台布景等对京剧艺术这一我国传统艺术形式有更加深入和全面的了解。而通过电影艺术所达到的文化传播效果，则在一定程度上比单纯地宣传京剧艺术、普及京剧知识更加有效和广泛。

文化娱乐功能：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和多样化，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文化娱乐功能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宣传思想工作要想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必须注重受众心理需求和精神生活的满足。如果说宣传思想工作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是要起到“劝说客体”的作用和效果，那么其文化娱乐功能则是要起到“吸引客体、留住客体”的功效。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只有适当发挥其文化娱乐功能，软性施教、寓教于乐，才能实现宣传思想工作的预期目标。可以说，“冯氏喜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谓是中国电影市场上的一块金字招牌。而在“冯氏喜剧”中贯彻始终的文化娱乐性，就是其鹤立鸡群、广受好评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论是《甲方乙方》的幽默反讽，还是《非诚勿扰》的轻松浪漫，都使宣传思想工作客体在笑声中舒缓了精神、释放了压力，并在潜移默化中认同并接受了影片中所传达的乐于助人、淡泊名利、重情重义、乐观自信、爱国主义、坚守理想等价值取向和精神理念。

（四）经济功能：“指南针”和“印钞机”

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经济功能主要包括经济服务功能和经济发展功能两项。

经济服务功能：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对关于资源以及买和卖的机会的信息情报进行收集、制作、加工和传播，有意识地、系统地以各种形式宣传和阐释党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各项经济方针政策，活跃和管理市场，为经济产业的发展提供信息服务。以改编自池莉同名小说的电影《生活秀》为例，影片中出现的武汉吉庆街大排档和色泽深红、引人垂涎的酱卤鸭脖，在影片上映后声名鹊起。一时间，出售武汉鸭脖的连锁店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街小巷，不少店铺前都排起长队。一部《生活秀》，也是一场成功的“特产秀”。不仅使“长在深闺人未识”的武汉鸭脖扬名全国，臭豆腐、热干面等武汉小吃也名声大震，武汉旅游更是炙手可热。宣传思想工作的经济服务功能由此可见一斑。

经济发展功能：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经济功能并不仅限于为其他行业或产业提供信息服务，更直接表现为宣传思想工作本身就是经济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开创经济行为，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体制转型的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经济发展功能日益突出。在电影票房方面，内地电影票房和综合收入（综合收入＝内地电影总票房＋海外销售及票房收入＋电影频道广告收入）逐年递增，屡创新高。2014年，中国内地电影总票房达到296．39亿元人民币，增长率高达36．15%。不仅如此，电影产业还包括植入广告、演艺经纪、衍生产品开发等市场延伸环节，涉及电影音像制品、电影游戏、电影玩具、电影主题公园、付费电影频道播放、付费电影网络播放等诸多种类。从目前的发展形势着眼，作为朝阳产业的电影产业将会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其经济发展功能不可小觑。

二、政党学视角

党在宣传思想工作领域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宣传思想工作不仅是一种传播活动，更是一种政治活动、政治传播活动。因此，宣传思想工作不仅受到传播学的基本功能规律的制约，也要遵循政治学中关于政党的功能理论和政治传播学的基本功能规律。

根据政治学中关于政党功能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应主要承担六大功能：第一，国家建设；第二，利益综合和表达；第三，政策供给；第四，精英录用；第五，社会整合和政治动员；第六，影响国际政治和国际事务。

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服务的，这就决定了宣传思想工作的一般功能必须要与上述党的六大政党功能相匹配，并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传播，遵循以下政治传播的功能规律。

（一）政治文化形成功能

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由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Almond）在其1956年发表的论文《比较政治体系》中首次提出使用。60年代以后，政治文化研究不胫而走，成为西方尤其是美国政治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根据阿尔蒙德和另一位政治文化研究者路辛·派伊（Lucian Pye）等人的观点，政治文化是指一国国民长期形成的、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政治体系和自身所承担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政治态度，是客观政治过程和政治体系在社会成员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上的积累和反映。政治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基本成分：政治文化的认知性成分、政治文化的情感性成分、政治文化的评价性成分和政治文化的理想性成分，具有制约政治体系的变革和发展、维持政治体系的稳定、维持政治关系、影响政治体系中政治制度的模式及其运作等基本功能。［1］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通过理论导向、舆论引导、价值观培养、情感教育等多种手段，发挥着政治文化形成功能。

在接受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政治文化中，雷锋是一个标志性的形象，是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一个名字、一名战士、一位英雄。而雷锋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就是因为他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书写雷锋先进事迹的电影《雷锋》、《雷锋的微笑》、《青春雷锋》、《离开雷锋的日子》、《雷锋之歌》等，以及以当代雷锋精神的代表为主人公的电影《郭明义》等，都是通过为广大观众所认可的银幕形象，采用质感丰富的影像语言，展现出不同时代背景下雷锋精神的传承和感召力，宣告党坚定不移的宗旨和立场。通过这些艺术性和思想性兼备的电影艺术，雷锋精神的传播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主人公先进事迹的叙述，更是通过真实可感的影像元素激发宣传思想工作客体对于自身灵魂的拷问以及对于人性的反思，进而发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政治文化在引导人民、服务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政治民主化功能

什么是民主？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民主内涵的论述原则和深刻阐释，并综合中西方学者对民主的理解，我们可以把民主定义为建立在特定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基础之上的，为维护特定的利益关系，保障公民权利得到平等实现的政治形式。在阶级社会中，它表现为以特定阶级利益为基础，实现统治阶级成员政治权利的国家形式。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但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经济状况、社会结构状况、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和制约。从人类政治民主化的历史来看，政治民主化具有政治民主的基础性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制度性建设和公民民主政治教育三条基本途径，而信息的充分流通是政治民主化的基础和前提。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不仅通过传播、提供信息实现良好的政治沟通，更通过开创经济行为、文化传承锻造、激励育人、理论典型宣传、舆论监督等各种方式，从不同角度推进着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在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依法治国、加强法治建设始终是一个重要方面和应有之义。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广大民众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法治思维逐渐成熟、法治意愿日益凸显。宣传思想工作顺应受众的需求变化，发挥其自身的传播优势，以更好更多的承载和渗透着法治精神的电影产品不断满足广大民众对于法治相关知识、理论、文化、环境的渴望，在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和《马背上的法庭》等法律题材电影，都聚焦于法治意识形态的承载和传递，将法治精神和法治思维内嵌于艺术影像中，运用影像语言将电影受众传唤为法治意识形态的主体，使法治意识形态深入人心，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三）政治社会化功能

“政治社会化”这一术语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参考现代政治学者关于政治社会化的诸多定义，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政治社会化是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学习和接受一定的政治文化、政治知识和能力，从而获得政治属性，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政治人格和政治思想，成长为政治人的能动过程，同时也是一定的政治文化传播的过程，是二者的有机统一。政治社会化的实现涉及三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基本环节：其首要环节是政治文化的传播；其中间环节是社会成员个体与传播政治文化的媒体之间的互动；其最终完成环节是社会成员个体对政治文化的内化。这三个环节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共同作用，凭借多种多样的媒介，推动政治社会化的最终实现。其中作用较为明显的媒介有家庭；学校；特定政治符号；大众传播媒介；社会交往；职业群体；政党组织；政权系统；宗教组织；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等。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正是通过上述各种媒介发挥、行使其政治社会化功能。

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主要体现在提升宣传思想工作客体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能力、激发其政治情感、形成政治规范等方面。宣传思想工作通过影像语言对政治历史和现实进行回溯与描摹、阐释与建构，运用艺术假定性、伦理化、道德化、娱乐化等手段刺激、感染和强化宣传思想工作客体对于政治行为、政治人物的认知和理解，进而自觉接受电影所传达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规范，并在现实生活中规约自我的政治行为、效仿其所认同的榜样人物。不论是《大决战》中毛泽东长达两个小时的雪地伫立，还是《毛泽东和他的儿子》中毛泽东失子后的悲痛梦子，亦或是《开天辟地》中陈独秀前去看望次子做工等情节，均运用艺术假定性使受众在景仰伟人人格世界的同时站在大众化的角度实现了对于政治领袖和现实秩序的情感认同。而《焦裕禄》作为现实题材“主旋律电影”中的优秀之作，更是采用伦理化策略成功地找到了在权威话语弱化、英雄神话解体的政治文化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消费文化的交界点，从而唤起宣传思想工作客体的共鸣，发挥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三、组织行为学视角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因此，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包含组织传播的成分，运用组织传播学的理论分析研究宣传思想工作，可以得到描述其一般功能的另一个图景。

所谓组织传播，是指组织内部或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信息流通行为。具体到作为组织传播的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其包括面向党内的宣传思想工作和面向党外的宣传思想工作两个部分。二者各有特点，相互促进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都是党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信息流通保障，根本任务是清除或减少作为整体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共党员干部对于自身所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畅通和密切党组织内、外部的联系，实现党的组织愿景。具体来讲，从组织传播学的视角考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一般功能有如下几点：

（一）组织关系的“粘合剂”

作为组织传播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首要目标，就是实现党组织内党员干部之间和党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和价值观的趋同。良好的宣传思想工作，可以促进党组织成员和党外客体对党的共同价值、共同理想、共同信仰的认同，使组织成员甚至组织外成员不断被组织“同化”，进而形成一种集体身份归属感和对党组织的积极“期待视野”，使组织内外成员达成一致，从而同心协力地为党的长远目标和现实目标团结奋斗。毫不夸张地说，通过宣传思想工作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已经成为各级党组织的一个普遍做法。无论是日常的民主生活会，还是配合重大活动的学习讨论，都经常采取组织观看电影的形式，从《走近毛泽东》、《小平你好》等影片中感受领袖的风采；从《大决战》、《建党伟业》、《建国大业》等影片中领略革命、建设、改革历程的艰辛；从《第一书记》、《郭明义》、《杨善洲》等影片中学习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从《飞天》等影片中感受我国高新科技的发展以及载人航天精神……宣传思想工作通过真实可感的音画形象，教育、引导和激励着各级党组织成员和党外群众，不断加强其对于党组织的理想信念的认同，发挥巩固党组织、凝聚党组织、团结党组织的重要作用。

（二）组织功能的“润滑油”

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通过传播思想、资料、观念、情感等信息，建立、疏导、沟通、稳定、密切、发展党组织内部上下各层级、各部门以及党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党组织内部或党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出现摩擦时谋求相互谅解、协调配合的一种有效方法。可以保障党组织积极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内求团结、外求发展，保持党组织各机制正常运转、富有活力，维持和促进党组织的生存、发展和壮大。这一功能突出体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彼时，正值全党全国各领域工作恢复生产和揭批“四人帮”工作起步之时。以《十月的风云》为先声，一系列以人民群众与“四人帮”作斗争、揭批“四人帮”罪行为题材的影片，如《严峻的历程》、《风雨里程》、《兰色的港湾》、《希望》、《失去记忆的人》、《不平静的日子》、《并非一个人的故事》、《走在战争前面的人》等，流溢着历经劫难、郁结十年的宣传思想工作者痛定思痛的义愤、重见朗日的喜悦和不吐不快的笔触，及时地反映了彼时的现实斗争状况，顺应了广大党员群众急欲彻底批判“四人帮”的政治文化情绪。虽然这些电影大多匆忙草就，艺术打磨欠佳，但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排除思想障碍、恢复党组织的生机活力、维护党组织的团结仍然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组织成员的“加油站”

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政党组织中，活跃着8000多万名党员。每一名中共党员都归属到一定级别的党组织中工作和生活。宣传思想工作通过培训等正式传播渠道和党员为了满足自身的社会需要而参加的各种非正式传播渠道，传递党组织信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进而影响党组织内外成员的思想意识和态度行为，提高成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自觉性。在这里，不得不着重提到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出品的《中国1949》、《百年光影》、《你好香港》、《你好澳门》、《走近毛泽东》、《仰望星空》、《光辉》、《枪声1911》、《中国三峡》、《祖国至上》、《中央党校校史》等文献纪录电影。这批质高量丰的文献纪录电影，运用丰富的历史影像资料，广泛详实地纪录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的发展和党的萌芽、发展、成长与壮大，为党的各级党组织成员和党外群众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养料。文献纪录电影以其特有的纪实魅力，发挥着宣传思想工作在理论武装、舆论引导、精神塑造等方面的“加油”、“充电”作用。

（四）组织形象的“活名片”

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作为一种组织传播，有助于创立、塑造和维护党的政党组织形象，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掌控组织外成员和其他组织对中国共产党这一政党组织的舆论导向，告知组织外成员和其他组织党的观点、意图、纲领、政策等，为党这一政治组织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不竭的内部活力和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就走出国门，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1950年起，先后有8部（位）国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及其创作者，在捷克斯洛伐克举办的主要由社会主义国家参加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其中，《中华女儿》获争取自由斗争奖，《赵一曼》主演石联星获演员奖（1950年第五届），《钢铁战士》获和平奖，《白毛女》获特别荣誉奖，《新儿女英雄传》导演史东山获导演奖（1951年第六届），《内蒙人民的胜利》编剧王震之获编剧奖，《翠岗红旗》的摄影师冯四知获摄影奖（1952年第七届）。

这些电影还多次被送往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亲华的国家展映。1951年，苏联在全国30个大城市举办中国影片展览，《钢铁战士》、《白毛女》等片的观众都达到1200万以上；《吕粱英雄》、《白衣战士》、《中华女儿》等电影，在印度尼西亚于半年之内放映多达2000多场，观众超过100万。甚至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中国国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也受到具有左翼倾向的民众的欢迎和喜爱。在一次英国全国青年联欢节上放映中国电影时，虽然影片没有经过翻译，千百名青年仍然冒雨在帐篷里站着观看《白毛女》等影片。这些历史都说明，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作为一张“活名片”，在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以及推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从不同学科视角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一般功能的分析，属于普遍规律性层面的本质功能。就宣传思想工作的整体而言，其本质功能是既定的，但其具体功能（即本质功能的具体表现形式）则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形势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具有动态性特征。因此，具体到各个历史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具体功能都会在保持其既定的本质功能的前提下，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反映在宣传思想工作的整体流变中。这一系列呈现动静结合特征的内在功能，决定了宣传思想工作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宣传思想工作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

［1］周平．政治学导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131－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