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险社会到命运共同体：基于现代性理论的审视〔*〕

○ 黄 炬， 刘同舫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现代性方案寄托了启蒙哲人对未来社会的无限憧憬。现代性在自我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既催生了一个繁荣进步的现代化社会，也带来全球生态危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冲突等诸多现实问题，将人类推入整体风险时代。在经典社会学家眼中，现代性已经从一种人人可欲的价值追求演变为需要冷静分析的经验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险社会理论以其对现代性弊端的深刻批判和系统反思占据了大量理论市场。然而，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反思并没有触及现代性问题的核心，在帮助人们摆脱风险这一现实问题上表现出自身理论的弱点与瑕疵。我们只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审视和剖析现代性问题，才能找准现代性的“病根”，从而真正摆脱社会风险，完成现代性这项未竟的伟大工程。

一、风险社会的理论实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以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者通过对现代性的系统反思，建构了一个体系庞大的风险社会理论。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风险社会理论预设了风险不可能被消除的前提，主张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以制度建构的方式应对风险，其理论本质是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政治改良主义，不可能真正使人类摆脱风险的纠缠。

风险社会理论将现代性视为风险的根源。贝克认为，“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1〕。吉登斯在梳理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经典社会理论家对现代性分析的基础上，将现代性概括为四个相互关联的制度性维度：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机制和军事力量。这四个制度性维度在时空伸延、脱域机制和自反性等内外动力的推动下向世界范围内扩张。现代性在为人类创造出巨大成就和无数机遇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将自身的“阴暗面”——风险社会带到世人面前。现代性具有扩张性和趋利性的内在特质，风险则随着现代性的扩张而散布全球，并呈现出新的特征。在现代性的影响下，风险传播范围不断扩大、风险强度持续升级、外部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风险变得愈加复杂化和普遍化——人类正全面迈进全球风险社会。 面对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社会风险，在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上寻找风险社会的出路成为风险社会理论追求的首要目标。贝克、吉登斯等人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意味着现代性方案并非完美。即便如此，这一方案依然值得坚守。在反思现代性问题的过程中，风险社会理论带有明显的知识论路向。贝克和吉登斯都认为，社会的发展依赖于人类知识更新和运用的循环往复，而快速发展的现代科技则是风险滥觞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将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贝克指出，“伴随技术选择能力增长的，是它们的后果的不可计算性。”〔2〕吉登斯将现代性形容为一个“马力巨大而失控的引擎”，尽管他本人倾向于以乐观的态度去应对风险，但在他看来，想要完全驾驭现代性并不现实。“只要现代性的制度持续下去，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驾驭的路径和速度。”〔3〕风险是不可能彻底摆脱的，人类注定要与风险作长期斗争。

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风险社会理论已经预设了一个风险不可能被消除的前提，也暗藏着风险社会不可超越的理论逻辑。在描述风险的不确定性问题上，吉登斯援引了波普尔的观点，认为“一切知识都建立在流沙之上”〔4〕，知识的快速更新换代打碎了一切的确定性。在进一步将知识的不确定性拓展到历史领域后，他指出：历史只能被认识而无法被预测，以某种目的来确定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并不现实——“‘历史’没有固定的形式，历史中也不存在包罗万象的目的论”〔5〕。为此，吉登斯明确拒斥社会主义，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指向不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也不能扮演风险拯救者的角色，“今天，我们必须与天命论决裂，不论它采用的是什么方式。我们不接受资本主义孕育着社会主义的观点，也不接受有可以拯救我们的历史能动者的观点，不论它是无产阶级的还是其他阶级的，更不能接受‘历史’有任何必然方向的观点。”〔6〕

风险社会理论的消极立场在与后现代性理论的交锋中暴露无遗。在吉登斯看来，后现代性意味着社会发展与现代性制度相分离。尽管现阶段社会的发展与传统社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但现代制度在社会生活中依然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人类只是从“简单”现代性发展走向更为复杂和高级的“自反现代性”阶段，并没有进入所谓的“后现代性”阶段。他也倾向于使用“反思性现代化”“激进的现代性”或者直接以“风险社会”而非“后现代性”这样的概念来描述当前社会的阶段性特征。吉登斯宣称，“后现代性不仅与认识论上的原教旨主义的终结相联系，而且也与‘历史的终结’联系在一起”〔7〕。表面看来，吉登斯将自己放在了“历史终结论”的对立面，但当吉登斯否认资本主义孕育社会主义及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时，甚至他本人也未曾意识到：他正在兜售另一种意义上的“历史的终结”。 风险社会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吉登斯等人主张在现代性的框架内解决现代性问题，但如果“风险社会”表征着现代性的最终形态，那么人类不就将永远停留在“风险社会”，而风险不就将成为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吗？由此还将产生一个看似“合理”的逻辑推论：既然人类无法超越风险社会，我们当然无需执着于对现有秩序的彻底改造。在现代性的框架下解决现代性问题，不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某种修补吗？于是，应对风险的策略转向了制度调整。贝克将希望寄托在亚群体和个人“亚政治”之上，而吉登斯则设计了一种将解放的政治和生活的政治相结合的“乌托邦现实主义”，他们都希望在失范的风险社会中建立起一套能够有效应对风险、增强风险预警和社会控制的制度。但无论采取何种策略，风险社会理论的根本目的仍然是“应对”而不是“消灭”风险，是维护现有秩序而不是反对现有秩序。对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改良主义性质，斯科特·拉什明确指出：“贝克和吉登斯所关注的并不是要不要在全社会对激进的思想进行控制，而是怎样用改革和改良的办法对环境方面的风险和其他已经察觉和认识的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8〕

在反思现代性，寻求应对风险途径的理论建构中，风险社会理论暴露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理论本质。对于普遍存在的社会风险，风险社会理论缺乏将之彻底铲除的勇气和信心。风险社会理论的症结在于：它对现代性的反思似乎很深刻，但实际上并未深究现代性的核心问题——资本主义。如果不能准确把握资本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就无法澄清现代性问题的内在根源，也不能指明风险社会的真正出路。

二、资本主义：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对象

风险社会理论并不能指引人类摆脱风险，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才是破解风险难题的一把真正钥匙。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狭隘表现形式，是现代性问题的根源。“风险”是资本主义实践的产物，风险社会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社会，它是必须被超越也是可以被超越的。

通常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是他的现代性批判。在被问及现代经典社会学家中谁更接近韦伯对现代性的正确认识时，吉登斯指出：“尽管也许不再时髦，但我仍然看重马克思，因为在更广阔的视野下，现代性是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9〕在诊断现代性病症上，风险社会理论以资本主义为批判对象。但在吉登斯那里，作为现代性四个制度性维度的资本主义并不是现代性批判的唯一主角，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监察体系、军事力量等维度之间不是主次关系，而是并列关系。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从来就没有偏离资本主义这一中心，他认为，工业主义等维度都是被资本主义所决定的，是资本主义的“衍生品”和“派生物”，资本主义决定着其它维度。以此出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全部聚焦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上。他清醒地意识到，正是资本主义使现代性成为了一项“狭隘的工程”。启蒙思想家笔下的现代性宏大叙事，向世人擘画了现代性方案呈现的普遍平等、自由和民主等美好图景，然而这些美好图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都化为泡影，启蒙哲人设计的现代性方案正走下神坛，成为一个交织着紧张、困惑和冲突的现代性问题。

既然资本主义是现代性问题的“病根”，风险社会是资本主义“病变”的集中症候。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就必然导致风险，资本主义与风险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诉诸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物质资料生产实践是马克思用以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这同样适用于剖析现代性问题。在人类实践与风险之间的联系问题上，风险社会理论贡献了一些思想资源。风险社会理论指出，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概念是在资本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根据卢曼考证，大多数传统文化并没有涉及“风险(risk)”这一概念，“风险”发轫于17世纪西班牙兴起的商业航海活动，用于表示可能遇到的海上危险。吉登斯则更加明确地指出，“风险思想看来最初是在两个背景下出现的：它起源于探险家们前往所未知的地区的时候，还起源于早期重商主义资本家的活动。”〔10〕贝克认为，早期的风险是外在于人类的自然风险。当资本主义完成原始积累转向高度工业化阶段，人为风险取代自然风险成为主要风险。吉登斯同样认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危险更多地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来源于外界”〔11〕，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风险绝大多数是人为风险。吉登斯和贝克都承认风险有自然和人为之分，但同时也都强调，在这个“自然和传统消亡了”的现代工业社会，由人类实践而带来的风险占据了主导地位。从实践论的角度来看，风险社会理论已经隐约抓住了风险与资本主义活动之间的某些联系。但在应对风险的问题上，风险社会理论却没有沿着实践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而是退回了社会层面，试图以制度建构的方式化解风险。

马克思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强调资本主义实践必然带来社会风险。早在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马克思就已经天才般地预见了资本主义可能引发的风险图景，资本主义“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12〕。在他看来，社会风险与资本主义总是如影随形。在资本主义生产实践之下形成的生产关系，蕴藏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这一根本矛盾得不到解决，就势必引发生产过剩、经济危机、阶级冲突等现实问题。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频繁爆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断出现的政治冲突、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风险的预言。即便是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当今世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剖析依旧有着强大的解释力。世界范围内的资源短缺、生态危机、经济政治不平衡等风险问题，从根本上说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内在矛盾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突显与“外化”。在马克思那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导致和带来了问题，同时，资本主义本身就是问题。风险社会与其说是现代性的阴暗面，毋宁说是资本主义的阴暗面。不消除资本主义，就无法根除风险。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风险社会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超越风险社会就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贝克认为，随着风险的全面铺开，所谓的阶级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风险社会。但马克思显然不能认同这一观点。与知识社会、信息社会、消费社会等提法一样，“风险社会”只是在突出社会风险的意义上对现阶段社会特征的一种描述，它为我们观察和解释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风险社会”本身绝不是一个独立意义上的社会形态，它并没有脱离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论述。只要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依旧发挥着决定一切的“以太”作用，只要资产阶级依然掌握着社会的生产资料，那么，所谓的“风险社会”也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而已。

超越风险社会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从必要性来看，超越风险社会是实现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内在要求，自由是人类不懈追求的价值。风险给人类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精神上的持续恐慌和心理上的莫名焦虑，还包括对人类自由的残忍侵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形态。在资本增殖的本性驱逐下，工具理性势必掩盖价值理性，资本必将成为凌驾于万物之上、主宰一切的“普照的光”，个人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被迫接受资本的奴役，处于一种不自由的生存状态。人类要重获自由，必须超越风险社会。从可能性来看，超越风险社会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不同于吉登斯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否定，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历程必然体现为社会形态的嬗变，而决定具体社会形态的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风险社会)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形态，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不消亡的。不断发展的生产力最终会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容纳上限，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更高层次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可以借此彻底摆脱风险的纠缠。

三、建构命运共同体：践行马克思现代性方案的必然要求

在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同时，马克思也建构了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现代性方案。建构命运共同体能够充分释放现代性的解放潜能，是践行马克思的现代性方案的必然要求，对于实现人类解放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启蒙时代起，“解放”就是现代性方案的核心要义。启蒙时代的解放意味着社会的进步，蕴含着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理解同样蕴含着“解放”的价值，但这种“解放”却有着不同于启蒙时代的旨趣。马克思所指的解放，是人性和各种关系向人自身的复归，也是打碎一切内外枷锁，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需求。马克思认为，在历史中长期支配人类的 “必然性”，既有自然的，也有社会的、政治的因素，体现为自然的暴虐、神权的束缚、经济的控制和政治的压迫等。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必然性就是以“异己”面目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风险社会中表现为风险对个人自由的侵夺)。沃勒斯坦指出，现代性无非包含两种含义：一种是技术的现代性，即技术处于无休止的进步状态，技术的现代性是流动的，易于消逝的；一种是解放的现代性，是人性对人自身的胜利，是人性实现的现代性，解放的现代性是永恒的、稳固的。〔13〕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追求的现代性无疑是“解放的现代性”。

“解放”在马克思思想中处于核心的地位，他的整个理论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追求人类解放的目标统摄了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他对现代性(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样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从人类解放的现实需要出发，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不是为了终结现代性，而是为了重构现代性，或者说是“通过一种更加充分并且更加深刻的现代性来医疗现代性的创伤”〔14〕。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出现相对于封建社会而言是进步的，是现代社会生成的根本动力，但随着发展的深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限性就将逐渐显露，并日益成为制约人类解放的桎梏。追求人类解放理应抛弃资本主义这种狭隘的现代性形式。然而，马克思还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本身蕴藏着巨大的解放潜能：“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5〕终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依靠资本主义所蕴藏的解放力量。正如马克思指出，只有依靠生产力的累积和大工业的发展，才能最终挖掉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资本主义是自己的掘墓人。超越资本主义理所当然，但就此全盘否认现代性，无异于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马克思在批判现代性的同时，也建构了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现代性方案：通过激发现代性的生产力解放潜能，以打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终实现人类解放。 在当今世界践行马克思人类解放的现代性方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人类解放需要依靠一个个阶段性的胜利来实现。当前的风险现实对解放提出的阶段性任务在于：如何在保持发展的同时摆脱风险。第二，解放的理想要转化为现实，就必然涉及解放道路问题，或者说，涉及到现代化道路问题，这要求我们寻找到一条能够充分释放现代性解放潜能的现代化道路。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经验表明，现代化的道路绝对不止一条，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主导的单一现代化模式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以上两个问题也可以合为一个任务，即寻求一条能够充分释放现代性解放潜能，帮助人类社会在实现共同发展的同时摆脱现实风险的现代化道路。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执政党在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下，通过总揽国内外发展形势而提出的科学的、系统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和心理基础。在现实层面，现代性在全球的扩散使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趋势，人类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利益相连的整体。人类共享现代化的丰硕成果，而无处不在的风险也进一步将人类社会联系为“命运共同体”。贝克认为，“全球风险的一个主要效应就是它创造了一个‘共同世界’(common world)，一个我们无论如何都只能共同分享的世界，一个没有‘外部’、没有‘出口’、没有‘他者’的世界”〔16〕。风险的全球性注定了不存在逃避风险的“孤岛”，也不可能出现用以转嫁风险的“外部”“出口”和“他者”，每一个人都是风险时代的见证人和亲历者，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在心理层面，全球风险也最大限度地强化了人类的共同命运意识。滕尼斯认为，人们“越是受到外来的威胁，越是想起这个群体，相结合就越明显、越强烈、越密切。因此，种种情况都会促使他们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共同发挥作用”〔17〕。贝克指出，这种共同意识并不一定能产生共同行动，但他也承认，“由此会产生像风险意识这样的东西，而风险意识恰好表达了这类共同的危害，即一种集体命运。”〔18〕风险社会客观上将人们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建构命运共同体生成了必要的土壤。

建构命运共同体对于充分释放现代性潜能，摆脱社会风险并最终实现人类解放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作为发展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坚持马克思现代性方案的基础上，扬弃风险社会理论的创新成果，对于超越风险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借鉴吸收了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部分反思成果。比如，在关于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倡导“世界主义”的主张，强调民族国家之间要加强交往与合作，携手解决全球性风险问题；在文化方面，坚持以多元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宗教信仰，推动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减少因文化差异带来的摩擦，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的理论布局中，都可以看出风险社会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批判现代性问题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是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消极立场和折衷改良主义的决裂和否定，它直指现代性问题的根源——资本主义，也直指共产主义的发展目标。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以共产主义为前进指引，而只有内含共产主义性质的理论和实践才能引导我们通向共产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理论和实践活动。

其次，作为现代化路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极大地释放现代性的解放潜能，助推人类超越风险社会，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主张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这一新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对西方世界主导的“零和发展”模式的否定，将极大地释放现代性的解放潜能，对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积累必要的生产力容量。在全球化进程中，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将使得“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失去现实可能。人类要跳出风险社会，整体步入共产主义社会，就必须以一种世界的、整体的目光去审视和解决现代性问题，结成攻守一致、互帮互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还尚未达到“自由人的联合”的状态，但显然已经具备了这种联合的雏形。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通过持之以恒地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进入“自由人的联合体”并非遥不可期。

注释：

〔1〕〔2〕〔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序言》第2页、第20页。

〔3〕〔5〕〔7〕〔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22、44、44页。

〔4〕“一切知识都建立在流沙之上”是波普尔在《历史主义贫困论》中用以反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论据。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引用了这一论据，则是为了说明历史的无目的性。

〔6〕〔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62页。

〔8〕 〔英〕斯科特·拉什、王武龙：《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

〔9〕〔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6页。

〔10〕〔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75页。

〔11〕〔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风险社会的肇始》，薛晓源等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5页。

〔12〕〔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9-580、36页。

〔13〕 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何种现代性的终结？》，张一兵等主编：《社会理论论丛(第2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0-51页。

〔14〕〔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6页。

〔16〕〔德〕乌尔里希·贝克等：《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17〕〔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0页。

〔18〕〔德〕乌尔里希·贝克：《关于风险社会的对话》，薛晓源、周战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