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与乡村振兴
——基于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视角下的移民思考*

赵旭东 朱鸿辉

人类学较为擅长运用“聚焦”的方式定位于某个特定的村落或群体，从而得出对一个研究对象的相对静态的观察和思考的研究成果。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及其引发的大量的人的游移，文化嬗变不断加剧——原先相对静态的村落或群体及其社会和文化已然在现代性因素的影响下不断和外界的他者及其社会和文化产生互动和碰撞，技术的不断发展更新使得这种互动和各个自然地理空间及其文化空间的相互联通得以更快更有效地实现。这种互动和联通之后生成的文化交汇、文化交融和文化代偿通过游移的人群和技术再次涌入各个群体和文化空间，使得整个人文世界都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变动。这种变动引发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在城市化进程中又得以更加深刻地发生并不断产生新的影响。中国传统的乡土性的社会文化及其育化的人在互动和游移中面临诸多的挑战。人类学作为关注社会文化发展的学科，需要关注到这种转型及其遇到的挑战，转变原有着力关注静态的聚焦式的视角为追溯动态的线索式的视角，a赵旭东：《线索民族志：民族志叙事的新范式》，《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并需要在用关注动态变迁的线索民族志的方法深刻审视这种转型之后提出自己的倡导和主张。城市化则是这种转型的生动体现，城市化以其本身的发展进程和在此进程中促生的大量的人的游移的现象为这种转型作了注脚。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出现的诸如“乡村空心化”等问题既是人的游移所造成，也应该在人的游移中发掘解决诸如此种等城市化引发的问题的可能方式。

一、移民与民移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人们非常讲求敬天法祖。“敬天法祖”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儒家伦理的核心信仰和高度概括。敬天，就是要礼敬天地和神祇，顺应天道；法祖，就是要尊崇效法祖先，勿与愿违。在中国的诸多上古传说中，神与人是共处的，神直接将知识、技能和文化传授给人类，而人类也本就是神所创造，敬天礼地是理所当然。至于“法祖”，可能就要提及炎帝黄帝了。大多数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炎黄二帝是我们共同的祖先认同。炎黄二帝是人神同体，既有作为部落首领即人的事迹，亦有作为神灵的传说，所以祭祀炎黄二帝既是礼敬神祇，也是尊崇祖先。除了将炎黄二帝理解为我们共同的祖先以外，祖先的另一层意涵便是指每个个体所属的宗族家族所祭祀的对象，也就是这个宗族家族的先祖。这些先祖不能理解为日常观念中的“鬼”，因为“鬼”是那些宗族家族以外的人离世以后的存在状态。而对于家族宗族之中的亲祖长辈，我们不仅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恭谨孝顺，更是在他们离世以后，想方设法地让他们一直存在于我们的记忆和观念中，以使他们达到类似于神灵的不朽的状态。同时，他们作为祖先，也是我们与神灵沟通的媒介。从这个意义上说，“敬天法祖”是“天人合一”的思想的最集中体现。人源于神，传于祖，三者合于天道。而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敬奉天道和礼敬神灵逐渐衍生出诸多宗教和思想文化。而尊崇效法祖先也奠定了中国人对祖宗、对父母、对家的认知和情感。

其实，中国古代社会的祭祀有严格的等级界限。天神地祇只能由天子祭祀。诸侯大夫可以祭祀山川。士和庶人则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也正因为此，祭祖与法祖的影响更为广泛。祖先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有家风、家训、家教等精神上的遗产以为后世学习效法，更有物质上的遗产以供后世生存取用。在传统社会里，这份物质上的遗产大多为土地。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土地对于中国人的意义重大。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里，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之所在，也是人们死亡以后的归宿。“入土为安”不仅体现了生者对逝者的尊重，更是祈盼从天地自然衍生而来的人在历经社会化之后最终能够回归自然，这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对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而言，自然的土地的存在本身便是人们生活赖以维持的基础，而基于这种基础而发展出来的信心和信仰及其衍生出的一整套礼俗规范和生活秩序体系得以在乡村社会中构建和维持，使得那些从事以土地耕种为生的被称之为“农民”的一群人可以心甘情愿地依附于土地之上，从心理上很难割舍和离开。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看，这群人为了维系自身和家族的生存，也只得在这片自然赠予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因此，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土地往往伴随着人们的一生，也承载着中国人的乡土情结。

中国的儒家思想作为主流社会思想统治了中国上千年的时间并至今对中国人影响深刻且久远。儒家思想积极倡导人要“出世”，先是正心诚意，再是格物致知，以此达到修身的目的，修身之后，便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为千百年来的志士仁人所追寻的人生路径似乎已经成为了多数人生命历程的样板。这里面不仅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出世理想，更包含着“推己及人及家”和家国天下的差序的文化自觉。实现这个理想的方法就是“学而优则仕”，这样就能够“内圣外王”。于是，科举制度让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将实现个人价值、效力于家国天下、忠诚于天子人君有机统一起来，达到天地人的合一。而“家”在整个链条式的学习路径上就成为了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在整个“学而优则仕”的文化实践中，首先要克服“故土难离”和“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对于“家”的心态和情结，而“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最好状态便是“衣锦还乡”，既为家中亲祖挣得荣誉，也为荣耀乡里乡亲。而之所以有此种荣耀和彰显之事的发生，根本也是长期存在的对于一脉相传的故土观念的强调和灌输。而从文化观念的意义上，这也同时是在强化着祖先故土的观念。在那里生活的人因此才真正有可能牢固地被束缚于土地之上，形成一种对于乡土社会的依附。而与此同时，土地的价值也便不再仅仅是出产各种作物的农业经济，更为重要的还是一种文化意义的符号，即人活在了由基于土地而有的种种符号象征之中，同时他们的生活自然也会为其所塑造。城乡之间因此在传统的时代之中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一种城与乡相互分离的二元结构，城与乡之间属于是文化一体性的，而彼此之间所具有差别也只是某种功能上的区分而已。城离不开乡，乡亦离不开城。a赵旭东：《城乡关系视野下的理想中国》，《河北学刊》2017年第6期。不仅如此，乡村和城市之间经济上的最强劲纽带就是土地。在传统社会中，无论城乡，对于家、乡和土地的观念和认同是贯穿人们的一生的。正因为此，人们不愿也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故土，更是期盼自己在暮年能够“叶落归根”似的回归故土。

与传统社会不同，在现代社会中，移动和游走成为人们的生存生活方式。人口学对于“人口流动”和“人口移动”有着很明晰的界定。“人口流动”意味着人口在短期离开后又返回原居住地；“人口移动”或是“人口迁移”则是指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位置变动，包括为经济、娱乐等目的而暂时离开居住地的人口位置变动和以寻求新居住地为目的的非暂时性人口移动。二者最主要的区别应当是在“移动”或“流动”前后的定居地是否有了改变。在中国现有的户籍制度下，“人口流动”并不属于移民的范畴。按照人口学的定义，学界对移民的研究也多聚焦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的动因、过程以及迁移后的社会融入与认同等问题。更有一些学科将移民视为一种政府工程和社会政策用以研究和评估。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文化、社会以及三者共同构建的人文世界。人类学所审视的移民更多地聚焦在一个互联互通大背景下的作为文化的人的移动，其所要研究的“移民”也许可以说成是“民移”即承载着文化的人的移动。而城市化进程中的人的游移通过道路桥梁的建设和通讯技术发展而带来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空间之间的互联互通得以更加快速便捷地实现。

二、离旧与移新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显著加快。所谓城市化，更多地是相对于乡村的概念提出的。而中国的城乡在传统上就是一个连续体，即费孝通所谓“乡村和都市本是相关的一体”。b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出版社，1948年，第16页。城市基于人口的自然聚合而创造着种种理想的生活模式，并通过可以勾连起来的城乡之间的精英人物而将其创造并熟练掌握的种种文化符号、价值以及意义都灌输并融入到一种乡民的信仰文化体系之中去；而反过来，乡村自身基于土地物产为基础的人口生育和价值体系也在支撑着城市里的文化及其种种观念价值的再生产和消费，而中国的城乡关系也自然离不开此种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互动交流的模式的存在。c赵旭东：《城乡关系视野下的理想中国》,《河北学刊》2017年第6期。正是由于这种存在，整个城市化的进程受到了深厚的农业文明以及经济政治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城乡二元的区隔以及在传统的原有文化的保留与改造等方面的问题。城市化不仅扩大了城市的空间和城市居民的数量，也将原有的文化及其遗存定性为老旧的和需要被遗弃的。拆迁就是这样的事例。

拆迁改建是城市化的必要手段，它借助各种技术和新型材料将原有的空间彻底摧毁，而后建构出新的空间。城市乡村大多为人群聚居，并非荒郊野外，所以无论是拆毁的还是重建的空间都因为有人在其中生产生活而彰显出文化意涵。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城乡的空间是不同的。乡村最重视土地，生活在乡村的人们以农耕为生计方式，土地也就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乡村的空间便以土地和农耕生产得以衍生和建构。农耕生产是定居性的生计方式，需要劳动力，在此前提下的生育行为及其组建的血缘关系得以存续的场域便是以耕作的土地为基础的。同样，基于地缘和血缘以及宗法伦理制度而构建的以村落为单位的网络将人们整合成为一个机械团结的共同体，这个依赖土地而生的共同体将村落的自然地理空间加以文化化。村落中的所有的宗教活动、祭祀仪式、人生礼仪、民俗惯习等各种各样的文化事项都在空间上有着严格明晰的要求。乡村社会既是人们的生存空间，也是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空间。在这个共同体内，基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长期互动和相互统一形成了独特的乡村文化。d赵旭东、孙笑非：《中国乡村文化的再生产——基于一种文化转型观念的再思考》，《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乡村的空间也因此成为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场域复合体，生活在这个场域复合体中的人们也因此得以安身立命、繁衍后嗣、存续文化。相较而言，城市之中更为常见和重构空间的那种拆的行为，将原有的空间连同它的文化和历史一起拆毁，转而建构出没有和当地人有集体记忆的空间，或是住宅楼，或是商业大厦，或是公园绿地，只能是发挥着城市规划者或者建设者赋予它们的功能——居住也只能是居住，再也没有敞开大门的串门闲聊的兴致；购物也只能是购物，再也不是社区旁的菜市场里的叫卖和热闹；散步也只能是散步，也不再是望着山水树林和土地池塘的对大自然的真正的亲近。

笔者曾经访谈的一位年近六旬的任姓女士就这样说道：“那个时候，我和我在中学最要好的同学每天下学回家都固定走一条胡同儿。现在她时常约我，想一起再去那里走一走。我对她说连中学母校都搬了，那条胡同也拆拆建建的，早就不是当年的那个样子，去看也是白看。其实我没告诉她，我有一次心血来潮路过西单特意去看过，啥都没了。我就想以后再也不去了。”a访谈时间：2018年3月18日；访谈对象：任CL，一位老北京人。访谈地点：北京某高校家属院。由此可知，拆迁重建实际上也隐含有一种认同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一种跟记忆或者跟过去经验的紧密联系得到了建构。脱离了这种建构，人们对空间场域所存有的记忆也只能是一种虚空的想象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人与空间的密切关系中，记忆是不可忽略的的重要资源，经由密切持久的日常互动及记忆的日积月累，空间才在不知不觉间成为承载情感、意象、观念与符号的所在，人对于空间的认同感、安全感随之建立，眷恋之情因之产生。b杨雪云：《空间转移、记忆断裂与秩序重建——对征地拆迁安置小区农民城市融入问题的观察》，《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其实，记忆本身就是人对自身生命历程的最原初的实施和情感的存留。这种存留当然与空间紧密相关，却更与时间相伴而生，所谓“记”和“忆”本就是时间维度下的生理和心理活动，其内容也是具有历时性的。还是笔者访谈的这位女士，她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有句话叫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为什么呢？不是说你的朋友少，而是你认识的大多数的人都只能陪伴你那一段儿，过了那一段儿，时间久了，也就淡出了。因为你们没有交集了。”c访谈时间：2018年3月18日；访谈对象：任CL，一位老北京人。访谈地点：北京某高校家属院。人对人的情感多是由人对过去的事情的记忆勾连而生，这种勾连一经形成，或重复性加强，也可称之为“重温”；或渐渐淡去，也可称之为“遗忘”，而这是影响两个故人的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究竟故人是否可以一起面对当下的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双方相识相处的那个时间段呢？其实，从笔者的访谈对象的叙述中也可知一二。我们也许有某些认识多年的人的联系方式，甚至可以从微信、微博知道他最近的状态，但如果与自己的交集太少，彼此之间可能也不会轻易地打扰对方，时间渐久便是只有记忆了。现代社会中，随着网络技术日渐发达，人们的交往模式较之传统社会更为泛化，通讯工具和传媒技术将人们社交活动的时间边界加以追溯而得以延长，将空间边界加以扩张而得以延展。但我们又需要面对诸如“手机泡沫”d“手机泡沫”是指手机社交软件中的联系人非常多，但心事和情感却不知向哪一位倾诉。“手机泡沫”表现出社交的广度和效度失衡，具体表现为人们认识的人多了，真正的朋友却少了；联络更方便了，情感上却更远了。等问题，究其原因，也许彼此间共同记忆的淡去的同时却难以更新和生成新的记忆是一个重要因由。

与时间和记忆相关联的还有中国人的春节。“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为一年四季之首，也是一年之始。作为春天的节日，春节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都十分重大。春节最先指的是立春当天，人们欢庆春天来到，祭祀、耕种等一系列至关重要的事项随之开始。农历正月初一当天则被称为“元旦”，意思是一元复始的那一天。随着公元纪年在我国的正式确立，元旦就普遍是公元纪年的新年第一天了，而农历正月初一就演变成了“春节”。立春也只是被当作一个节气加以标注。对立春的 “去春节化”不仅显示出农耕文明及其对自然节气的依赖的式微，更是城市化背景下的时空被重新整合的一种彰显。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人们在固定的土地上劳作，在固定的场域中生活。人们会依照固定的节律性的时间从事生产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并且依靠24节气将农作安排好。在现代性的社会中，人们生存活动的空间不再那么闭塞和稳定，而是将空间分散化：我们可能需要做很久的地铁跨越半个城市从家赶到单位去上班；我们早上在广州吃早饭，晚上就在北京吃晚饭了等。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大量的人的移动的需求已经能够利用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航空路线及技术将空间分散并能随时在分散的空间来回游移穿梭而得以满足。与此同时，生活在与现代性几乎同步的城市化进程中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大量游移的人们，似乎已经不太遵守传统农耕社会的时间节律了：我们在工作日时常熬夜，周末也加班，而在本不该进食的深夜找寻夜宵等。原先那一套源于自然并依赖自然而标注人们生活的时间节律，已经逐渐被碎片化，作息和规律似乎在城市化和人的游移中被消解。空间的分散化和时间的碎片化使得传统的乡村的时空观念被解构。随着城市化和人的游移而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些涌入城市化和人的游移的大潮中的人们所拥有的时间和空间也被分散化和碎片化，再得以重新整合。也正因为此，那些从乡村游移到城市生活、工作、学习的人们首先就需要适应不同于乡村的城市的时空状态和规律。这种适应除了最为明显地体现在调适自己的作息以便让自己和城市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相适应以外，也许就是深深感受到在城市的人们对空间分散化的不安。传统社会尤其是农耕社会的人们将自己的生计寄托于广袤的土地，正如“耕读传家”曾经亦是多少代人的理想。当现代性如大潮一般势不可挡，城市化进程中游移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着空间的分散化，这种分散化与中国人笃定的“安土重迁”的“定”的取向是违拗的。为了缓和这种违拗带来的不安，游移的人们就把从对“土地”的寄托转移到对“住房”的渴求上来了。住房属于不动产。“不动”意味着“定”，这是符合人们的心理期待的；“产”意味着经济利益上的考量，这是符合城市化进程和市场化趋势的，也符合人们更愿意将这种不动的并可以从中获取安全感的空间通过一定的方式获得利益并最终将此空间传承给后世的心理期待。

三、游移与差序

人的游移带来文化的游移，继而引发文化的相遇、交流和融合，从而产生对自己所属文化和他者所属文化的比较和思考，文化自觉就是来自于这种与他者相遇的过程。一个人处在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由己及人的社会关系具有多重层次。在处理这些社会关系时，我们会遵循不同的礼仪和规则，也要将自己放置于不同的文化之中加以考量，由此，对自身所处的文化的认识和觉知是具有层次性的。

以我国的各民族的文化为例。中国各民族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相互影响作用下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文化具有多元化与一体化的特点。从静态的角度来看，亦即从中华民族文化现实状况来看，中国文化又具有多样性与同一性两大特征。中华文化的同一性表现在四方面。首先，中华民族文化不是56个民族文化加在一起的总称，它是各民族、各地区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步交融、整合而形成的有机文化整体。其次，各民族、各地区在长期的文化互动中形成的同质化、一体化现象，并逐步发展整合为一个具有共同价值导向的中华文化模式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同一性。再次，各民族、各地区既认同本民族或本地区的文化，也认同中华文化。在这种双重认同中，认同中华文化是最根本的认同，也是首要认同；而认同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则是次层次的认同。最后，各民族、各地区认同了主流的统一语言与统一文字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同一性。在同一性形成的过程中，有一个起到凝聚作用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经过2000多年不断发展壮大、融合了众多其他民族的汉族。汉族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汉族遍布各地并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汉语逐渐成为许多民族的共同语言，由此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式一体多元的骨骼框架。由于汉族的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由此可见，文化自觉是有层次性的，或者说，是有差序性的。

对文化的觉知的这种差序性特征不仅仅与自身的文化归属有关，与自身所处的文化空间也有关。所谓自身的文化归属是指个体自身对自身文化特性和文化类型的觉知。这种觉知建立在对自身的生命历程和自身的文化特质的来源与养成的过程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认为或认可自身属于这样或那样的文化类型，就是一种文化归属感，这是文化自觉最内在的表现。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生产和生活可以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社会文化场域完成，其模式与这种模式的生成方式都相对稳定，社会文化的变迁并不明显，人口流动量也不大，文化传递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较高。在这种循环社会的场域中a赵旭东：《循环的断裂与断裂的循环——基于一种乡土社会文化转型的考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自身所处的文化空间是明显单一的甚至是唯一的。在1949年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性因素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变革引发了对这种循环社会的强烈冲击，解构了这种系统所在的文化空间。这种冲击的表现之一就是空前的人口游移。需要提及的是，人口游移的原因很多，但持续的人口游移必然要以生计方式的改变为前提。这种改变就是要使人脱离对土地耕作的依赖，甚至脱离对原有文化空间的依赖。从现实情况看，为了适应这种改变，技术的革新也成为了必要的条件。首先是修路筑桥的技术，让各个文化空间的联通成为可能的现实。再是运载技术的发展，汽车性能的不断改进，火车运载和高速铁路的不断发展，乃至航空航天技术的突破，都提高了人口流动的效率和效能，从而加速了各个文化空间在联通以后的交流沟通。其次是网络通讯技术的大发展，这种技术相对于前两种技术而言，较大程度地摆脱了人口的在物理空间的流动，而加速了人口在文化空间的流动，这种技术让文化空间从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原生物理空间的规制而扩散到其它物理空间，并借助对人的影响，也渐渐侵蚀到所流入的物理空间原生的文化空间及其文化系统。至此，文化空间的重叠和文化系统的交融发生了。交融必然意味着原生状态的表征形式的解构与转型。在这种交融中，前文所述的文化归属意义上的文化自觉仍然存在，这种存在的程度或者说这种存在在个体上或群体中表征出来的程度就会受到个体或群体现在所处文化空间的影响。换言之，当固定的文化空间不复存在，原生的文化空间解构转型，个体的流动成为常态以后，个体的所谓的文化归属感意义上的原生性的文化自觉何以存续？

就“过年”而言，在传统社会中，很难想象民俗意义上的“过年”会带来被称为“春运”的大规模的人口游移，这种游移十分明确地指向被称为家或乡的那个文化空间，尽管这个文化空间在城市化的推进之中已然不是曾经的那个文化空间，也不再是固定不变的稳态，但这样的游移无疑仍然是对自身对所属的亲缘关系和文化系统的形式上的认同，也是文化自觉的彰显。这种趋于浅表化的认同就是文化归属意义上的原生性的文化自觉和所处文化空间中的次生性的文化自觉之间的张力。一方面，原生性的文化自觉需要借助各种因素以便存续。另一方面，次生性的文化自觉需要借助各种因素以便表达。文化本身并不能影响人，真正影响人的观念和行为的是文化自觉。这样的自觉很快会差序性地扩展开来。这种差序性在原生性的文化自觉里更多的是接受了一套基于亲缘血缘关系而构建的社会文化体系育化以后而生成的。次生性的文化自觉更多地是基于在人的游移的背景下，客观上将自己置于以自己为中心的各种社会文化关系后而生成。需要说明的是，原生性和次生性文化自觉各自所处的文化空间就是依赖基于亲缘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等维度的各种社会文化关系构建而成。而且原生性和次生性文化自觉虽有产生的时间先后之分，但彼此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互相碰撞融合以至于生成兼容两种文化自觉的叠加性的文化自觉。在这种叠加性的文化自觉中，文化自觉的差序性更加明显。

笔者以对吕姓女士的访谈为例加以说明。“您退休之后再出来工作，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很喜欢这份工作。我退休在家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我这个人比较宅，这一年没怎么出去玩儿，就忙着做家务了。在家待着待着就没意思了。我就想出来做点事情，挣不挣钱倒是其次，能出来做点事情，总比把整个儿自己个儿都扔家里强。我是希望有自己的事情做，有自己的生活。”b访谈时间：2018年3月18日；访谈对象：吕JF，一位老北京人。访谈地点：北京某高校家属院。可以看出被访谈人的家庭内部是有一个差序性的关系结构的，她在再次工作以后也会在工作的场域中形成一个差序性的关系结构。人的游移使人穿梭在多个文化空间之中并在不同的文化空间接触到不同的人以后，以自己作为中心并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后，建立起差序性的关系结构。各个不同的文化空间建立起的这些关系结构在实践中得以叠加用以帮助自己做出选择和判断。人的差序性关系结构网络得以延展，但差序的顺序却要看与自己的关系远近和情感亲疏。每个人对自身所处的这个差序性关系结构网络有着清楚地认识和觉知即有着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自觉，而这些也恰恰是现代性社会个体性的充分彰显。在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相对稳定在出生之前就已经确定的由诸多社会文化因素影响形成的家庭、家族以及宗族内部的差序性关系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谁和谁的关系亲疏以及彼此之间的如何相处甚至是婚丧节庆的言行随礼等都有明确的成系统的礼仪规则加以明晰并强化，差序性关系结构中的个体的顺序位置相对固定且很难以个体的一己喜好而改变。同时，人们也很少有机会有意愿游移到别的文化空间去建构新的差序性关系结构，大多数人的差序性关系结构网络边界也相对固化在一个文化空间中。

换言之，我们从出生伊始便落入在出生前就已经形成的社会文化关系网络及其所在的文化空间。这个社会文化关系网络更多地是以亲戚血缘为基础而构建的家庭、家族、宗族的关系。这种关系中的每个个体因与自己的血缘关系的远近程度不同而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在传统的循环社会中，这种差序格局更为稳定。这种差序格局也形成了原生性的文化自觉，即对自己与那些和自己有亲缘关系的人的亲疏远近有着原初的觉知和认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人的游移的可能，我们就会进入在进入前就已经形成的社会文化关系网络及其所在的文化空间。这个社会文化关系网络更多地是以业缘、地缘、趣缘等为基础而构建的社会交往的关系。这种关系中的每个个体因与自己的业务、生活工作场域、兴趣性情的相近相似程度不同而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在现代性的城市化状态中的社会中，这种差序格局更为普遍。这种差序格局也形成了次生性的文化自觉，即对自己与那些和自己有业缘、地缘、趣缘等关系的人的亲疏远近所具有的觉知和认同。原生性的文化自觉和次生性的文化自觉往往是在互相融合而形成新的叠加性的文化自觉。原生性和次生性文化自觉本身所依赖的差序格局将在叠加之后得以重组为新的差序格局。自觉还有觉自的含义，即觉知自我的存在和状态。这种存在和状态在与他者相遇之后会引发一些反身性的思考甚至对抗。a这种对抗的存在往往会使人将“文化自觉”狭隘地理解为“个人中心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因此文化自觉除了认同，还应该包含在意识到自我与他者的不同以及自我所归属的文化与他者所归属的文化的不同之后而带来的反思。

从现实情境来看，城市化所带来的大量的人的游移使得国内的一些大城市的原有文化要素或被压缩或被置换。比如北京，在平时上下班的早晚高峰时期，各种交通工具几乎都被人流塞满，而在春节等节假日的时候，却又成了一座所谓的“空城”。大量涌入北京的外地人因其自身文化惯习而促使北京不再呈现为单一的“京文化”，而是多种文化要素的呈现以及它们与京文化的接触交融后的新的文化要素。文化及其要素的实践和传播主体都是人，人的游移本身会将自身所属的和所有的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要素带入新的文化空间，从而产生文化的碰撞。当大量的原本不属于这种文化空间的文化要素涌入后，就会和这种文化空间的本土文化要素形成张力。这种张力势必会对本土文化要素形成冲击甚至压缩本土文化要素。当这种张力过于巨大时，可能会出现外来文化要素将本土文化要素进行部分置换的情况。城市化本身对城市文化空间的改造以及大量的人的游移而促使形成的置换都会生成新的文化要素。在新的文化要素的在不同文化空间和不同群体身上的传递过程中，各种文化要素通过公共表征和心理表征完成了不断地相互转化并依托这种转化促使不同的群体形成各自的文化自觉并逐渐转向文化自信。

四、转型与回归

乡村和城市作为人类生存（包括生产与生活）和发展的两种基本文化空间形态，一直保有彼此独立但不割裂、相互补充又不同化的联通互惠的关系。中国社会在传统上是农耕社会，农业经济不仅作为最基础的产业经济供养着城市，乡村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和礼法规范实践的典型缩影。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革命的胜利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亦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大幕。正如费孝通指出的那样：“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b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页。可见，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城市是在乡村基础上演化而生的。我们理解乡村和城市的紧密关联，似乎就像我们理解“不可能在自然之外去发现一个社会，我们只能是在自然之中去发现社会”a赵旭东：《人类学与文化转型——对分离技术的逃避与“在一起”哲学的回归》，《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所蕴含的道理一样。可事实却是城乡分离似乎是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社会分工会引起城乡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一切引起这种分工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都是城乡分离的表征。b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90页。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大量的人的游移与城市化进程相辅相成。城市边界的不断扩展和城市对乡村人口的吸引致使大量的乡村人口离乡离土进入城市。而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不仅体现在经济模式、社会文化和体制机制上，甚至更明显地体现在社会团结与否的社会心态上。城市里的道路，似乎是越宽越好，这样足以容纳更多的车辆和行人，足以彰显城市气派。可就是这能够容纳许多人和车同时出行的城市，却总是充斥孤独感和人情淡漠。回望乡村，有些甚至只能容纳一个人走的简单单的小路，，却时常充满着惬意和温情。乡村的人游移到城市之后的那份乡愁，会不会比城市的人体验农家乐而产生的城思（对城市生活的依赖和思念）更加剧烈呢？城市与乡村的这种鲜明的对比不仅凸显了二者之间的结构性的关系，更加给二者彼此之间的互相影响提供了动力。

城市基于人口的游移和聚合而创造着种种的生活模式，并通过可以勾连城乡之间的这些游移的人群而将的种种观念、技术、符号等文化表征都灌输并融入到一种乡民的信仰文化体系之中去；而反过来，乡村自身基于土地物产为基础的人口生育和价值体系也在支撑着城市里的文化及其种种观念价值的再生产和消费，而中国的城乡关系也自然离不开此种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互动交流的模式的存在。在此意义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连续体是一种建立在彼此相互性需求之上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依赖关系，但在某一方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而过度膨胀之时，此种互依的平衡关系也便被根本打破掉了。由此，它所带来的便是一种社会秩序的积极意义上的重构或者消极意义上的崩溃。当更多的人离开土地之时，城市便会成为一个根本无法掌控的超载空间，它也必然会到更大的范围内去构建起一种新的城乡之间关系的平衡，寻求在一种更大范围内的城乡依赖关系的缔造与成熟，这样做的结果自然会使得乡村的范围在逐步缩小。c赵旭东：《城乡关系视野下的理想中国》,《河北学刊》2017年第6期。其实，乡村和城市本就是连续的整体，城市化的最终结果既不可能全部变成城市，也不可能完全消灭乡村。乡村和城市要消解二元性的逻辑，实现“在一起”共存互融同荣的可能。这种可能不是要停止城市化的进程，更不是要阻止人的游移。相反，需要我们使用好伟大的中国传统智慧在城市化进程走到合适的恰到好处的时候，借助人的游移推进逆城市化即倡导人向乡村回流并保持城乡之间人的游移和物的流通。

我们提倡乡村和城市的“在一起”，更提倡各自在乡村和城市中的人们能够彼此“在一起”。“在一起”的人的观念是由仪式、聚会、团聚、友爱、慈善、分享、欢庆乃至热闹等等这些在乡村社会中十分常见的方式去加以实现的。这种在一起是差异性的在一起，是色彩缤纷地在一起，是各自得到舒展地在一起；一定不是类别化地在一起，不是反思性地在一起，也不是批评性地在一起。实际上人并没有在人们独处时的那份对人的可恶想象，孔夫子所谓“君子慎独”，而孟子独乐乐与人乐孰乐更在这个向度上发展了孔子的洞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最早的对于没有能够体验到大家在一起的快乐之人的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警告。d赵旭东：《人类学与文化转型——对分离技术的逃避与“在一起”哲学的回归》，《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所以，“在一起”在塑造着一个有情有义的社会与文化即提倡一种融合的文化，是希求差异性的在一起的那种融合，是涂尔干说的“有机的”团结，而不是机械的团结，更不是结构性的对立和彼此割裂，而是彼此在一起的那种融通的状态，这是一种理想的文化形式，也是当下剧烈的社会转型所急需的文化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就像“爱”开始逐渐走出个人之见的狭路，转而成为一种更为宽阔的公共慈善；积累走出私人的户头，在一种羡慕和欣赏中变成公共福利；财富开始学会从一种个人的自我炫耀走向世界的共同享有，可以说这是人的人文性的回归：而“在一起”又成为一个极具号召力的主张，为大家所切实地体会到，而网络技术使得这种随时随地的“在一起”的理想实现成为了可能。即可以说：我们分离，但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尽享自我存在的快乐，同时也可以体味到人人“在一起”的那份集体欢腾的热情和感染力。这是一种人文性的回归。在城市化进程和人的游移过程中，我们需要这种人文性的回归。这种回归，就是互惠的理性表达。当我们把互惠作为一种理性表达的时候，不妨把它看作是差序性文化自觉基础上的选择。这样，这种选择便有了社会性基础，文化与共同体连在一起，由此便有了对于共同意识加以塑造和实践的共同体的出现。人们作为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选择自身的价值认同，凝聚自身的团结性力量，所有这些都会通过共同体的周期性仪式活动而彻底完全地表现出来。

无论是“在一起”的人文性的回归还是“互惠”作为文化自觉的一种表达，我们倡导一种如何将人还原成为人的思考。城市化的进程已然将人作为一种资本和一种物的表征投入到市场经济之中，似乎人的游移和物的流通一样，身份证号码就像是条形码，任何人和物乘坐同样的交通工具加以流转。而人的身体的资本化和情感的商品化更是在传统的乡村社会无法想像的事情。与此同时，乡村的人越来越多地离开乡村，也越来越不容易回到乡村——当他具有城市的文化空间的文化自觉以后，时间经久，再回到乡村故土，纵有记忆，可能也是无所适从了。如果他在城市定居繁衍，其后代便在城市文化空间中生成原生的文化自觉，并且将离乡村越来越远，远到连记忆也没有了。如若“在一起”的人文性的回归的理念并没有在城市文化空间中固化，那么人与人之间也将越来越远，各自过着原子化的生活。同样，乡村和城市之间也需要一种“在一起”的人文性的回归，一种对游移的人们的乡愁的唤醒和对乡村生活方式的向往的激发，将人与自然重新融贯，将生命与自然再次联通。

除此以外，一种城市与乡村的新型互惠的逻辑也需加速生成。在几乎带有一种必然性的城乡互惠的关系之中，人类似乎领悟到了城乡彼此之间所存在的互补性的以及在物质生活上的相互依赖性，这是一种连续性的互惠关系的建立，在城市的周边必然围绕着乡村，而在乡村的外面可以连通并达至城市，在这种连续性的互惠关系之中，人类成就了自己独特的整体性意义的城乡关系的生命体。不论是一种劳动力的供给，更不论是日常农产品消费的来源，乡村都是城市所不可随随便便就可以抛弃的一种存在。我们要极力拒绝那种过于极端和短视的城乡分离的主张，在使历史上以及文化连续的城乡中国变成是一种断裂开来的作为城市的中国与作为乡村的中国的二元分立。a赵旭东：《城乡关系视野下的理想中国》,《河北学刊》2017年第6期。

城市和乡村可以通过互惠方式“在一起”，也可以通过人的向乡村回流性的“游移”使城乡各取所需地互补发展。从现实情况看，除了这种“回流性”的游移之外，世居城市的人们似乎也越来越向往乡村的田园诗的生活，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也许正是许多生长在城市的人们的内心写照，而正是这种内心的憧憬和感性选择使得一些久居城市的人们有了“去乡村小住”甚至“以后在乡村养老”的想法和行动。事实上，无论是世居城市的人们的热爱乡土田园的自然情结也包括乡村的文化旅游，还是生长在乡村的人们要走出乡村去学习历事、充实自我以及城市对大量劳动力的需求的客观事实，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必须也必然会有文化转型之后的基于互惠的“在一起”的人文性的回归。城市生活的文化基底是乡村文化的延展的结果，乡村生活的文化转型则是城市文化的融入所致。城市和乡村的发展都离不开各自的内部的精英以及外部力量的联合推动，而在城乡之间游移的人们本身就充当着内部精英和外部力量，他们能够将自身的包括技术、观念、惯习、知识、资本等在内的社会文化要素融贯于城乡。在如今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的社会情境下，在大量的人游移于城乡之间和城市之间的现实情状中，实现“城乡一体”，就需要有基于“在一起”的人文性回归以及因之而生成的有着共同文化价值的追求和努力，也需要借助基于差序性文化自觉的彼此互认互联互通互惠互融的生存发展智慧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