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与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
——基于价值否定的辩证范式

郑健雄

一、引言

系统性金融风险会对金融系统的其余部分以及实体经济活动带来强烈的负向溢出效应，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我国金融监管的永恒主题。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尊重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马克思基于价值否定的辩证范式，运用“纵向分析框架”，结合资本价值（反价值）以及信用体系的研究视角来对市场经济体系周期性波动和危机爆发原因进行分析，这对我国现阶段如何识别和发现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改进金融监管（事前防御而非事后危机处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纵向分析框架”认为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行具有时间结构，它将整体经济的运行看作是在时间过程中资本价值连续性流动的各个阶段。关于资本过程分析的“纵向分析框架”也可被理解为“资本的纵向谱系”。与“纵向分析框架”相对应，“横向分析框架”认为市场经济是无时间的、同质的领域，这也是主流宏观经济学所坚持的研究范式。实际上，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资本的纵向谱系”涉及企业家的投资决策、融资结构和利润实现这三个关键性环节，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市场经济体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并可能引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从“资本的纵向谱系”来分析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已成为连接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的重要节点。本文借鉴马克思基于价值否定辩证范式的危机理论，从资本作为过程的视角来论述资本循环过程中价值与反价值的碰撞以及信用的过度扩张如何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并提出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性建议。

二、马克思基于价值否定辩证范式的危机理论

马克思强调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维来对现实世界进行思考。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是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定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a《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4页。只有掌握辩证法思维，才能全面透彻地理解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资本本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产物，具体说来，资本是作为过程和物质形式的矛盾统一，即资本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b《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22页。哈维指出，作为过程定义的资本是“以价值的连续流动存在，而这个流动的连续性正是资本存在的主要条件。资本必须连续流动，否则便会死亡。”c[美]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李隆生等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4年，第83页。资本是运动中的价值，价值只有通过连续运动才能成为价值。资本循环过程的放缓（甚至停顿），将意味着资本价值的损失（甚至丧失），也意味着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资本的运动规律取决于价值与反价值之间的关系。反价值是作为资本循环本身的一种永久性破坏力量，它意味着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存在。哈维认为：“基于价值否定的辩证范式是理解资本危机的基础。”d[美]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127页。资本运动过程涉及购买—生产—销售三个不同阶段，以及在这三个不同阶段中实现资本从一种物质形式到另一种物质形式的不同转换，以作为价值的连续流动。资本循环可表示为 。第一阶段是生产准备阶段(G−W),资本形式表示为货币资本。第二个阶段是正式生产阶段(W···P···W'),资本形式表示为生产资本。第三个阶段是商品出售阶段(W'−G')，表现为资本从商品的形态向货币形态的转变，这是资本流通的终点。在现实的资本循环中，资本形式从某一个时刻到另一个时刻的转换是需要克服重重障碍的，需要各类资源（劳动力、机器设备和技术）的相互配合，它是一个过程。只有成功跨越所有这些障碍，资本才能实现形式的转化。例如，对于汽车制造商来说，在生产准备阶段，汽车制造商需要准备好各种设备和原材料，如购置汽车各种零部件，雇佣和培训组装工人，甚至还需耗费大量的研发费用用于汽车产品的设计等。在正式生产阶段，企业的组织管理架构和科技创新同样影响到汽车生产的时间和效率。e王成利：《变革型领导与知识型团队绩效关系研究：心理资本及组织公平感的中介作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购买和出售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意味着价值实现的不确定性，进而蕴含着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因此，商品出售阶段对于企业家来说十分关键和特殊。如果企业家所生产的商品不能成功地在市场上以高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资本循环就不能回到原来的出发点，资本价值的连续流动被中断，企业面临倒闭的风险。可见，被马克思称为“惊险的跳跃”的商品出售阶段一旦失败，摔坏的不是商品，更是它的所有者。这涉及一般商品的生产过程及其危机爆发的分析，被称为“第一块”危机理论。

“价值生产与实现之间必然存在的统一是对立统一。”f[美]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第109页。资本循环是价值与反价值的对立统一。反价值源自资本自身的性质。具体说来，资本家通过生产过程生产出新的价值，一旦生产出来的商品无法以高于成本的价格出售时，导致资本运动的停顿或运动放慢，这都意味着资本价值的缺失或贬值。可见，反价值力量的存在，是“资本作为价值运动在循环中的更深层次的矛盾”。g[美]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第140页。由于信用制度从属于资本循环的整个过程，因此，我们需要对信用体系在资本循环中的作用进行细致的分析。信用体系的过度膨胀意味着债务的过度积累。债务是反价值的重要形式，h[美]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第119页。对债务融资越来越依赖则意味着反价值力量的增强。i[美]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第122页。马克思的“第二块”危机理论，就是力求将对信用体系内在矛盾的理解整合到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一般理论当中。

马克思指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a《资本论》第2卷，第132页。可见，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主要通过限期兑付承诺而非靠货币充当媒介进行的，并由此形成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链。因此，信用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征和最关键的制度基础。马克思指出，市场经济中的许多问题若脱离了对信用这个角色的考察，将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哈维认为：“信用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在关系的拼图中就越来越表现为一个复杂的中心部件。”b[美]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383页。进一步地，哈维指出，信用体系构建的初衷是美好的，它是“资本本身在尝试应付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时的产物。”c[美]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第383页。然而，在马克思看来，信用体系是加重了而不是减轻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在讨论信用体系在市场经济中作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明确信用和货币两者在内涵上的差异性。货币是指在任一时点上，现货商品相互交易的媒介。d向松祚：《新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382页。在这过程中，货币与商品进行一次性交易。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看来，尤其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货币学派一直坚持货币是外生的，即中央银行能够自由地扩张或收缩货币供应量。同时，新货币学派认为，货币增量的速度与经济表现密切相关。弗里德曼等基于对1929—1933年大萧条的历史进行分析后，总结道：“货币存量的变化与经济状况、货币收入以及价格的变化密切相关；货币状况的变化与经济状况的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高度稳定的。”e[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美国货币史（1867—1960）》，巴曙松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82页。因此，在关于大萧条爆发原因的分析上，弗里德曼等认为，大萧条的发生是由于美联储采取了错误的货币政策。他们相信：“如果采取了措施来防止或抑制货币存量的下降，就可以减轻大萧条的危害程度，同时几乎毫无疑问可以缩短萧条的持续时间，更不要说采取货币扩张措施了。”f[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美国货币史（1867—1960）》，第210页。

尽管由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供应量变化会影响市场系统的流动性，但信用与货币供应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信用是指“把对某物（如一笔钱）的财产权给以让渡，以交换在将来的某一特定时刻对另外的物品（如另一笔钱）的所有权。”g[美]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1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73页。由此可见，信用是跨期交易或时际交易(intertempοral)的媒介。相对于货币是一个时点概念，信用是一个时际或跨期概念，是一个预期概念，h向松祚：《新资本论》，第487页。因此它具有时间性和不确定性。信用在最初的时候起源于个别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信誉，它能保证信用的品质，但随着市场经济规模的扩大，在复杂的市场体系中，原来基于个别市场主体之间信任的基础不再合适，银行等金融机构试图将其制度化。Knοοp指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实际提供给借款人的信贷额度会发生变化。”iKnοοp, Tοdd A., Business Cycle Economics: Understanding Recessions and Depressions from Boom to Bust, Califοrnia:ABC-CLIO, LLC Press, 2015, p.153.货币与信用两者最大的差异源于市场主体对风险的主观认知。区别于新货币学派关于货币总量是外生变量的结论，本文认为信用总量是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这里需要重点考察作为对信贷具有现实或潜在需求的借款人（企业或个人）与具有信贷创造能力的贷款人（金融机构）的行为动机和决策机理。信用与金融机构（传统的银行和“影子银行”体系）之间形成了重要的反馈回路，金融机构并不是被动地适应借款者的信贷需求，相反，金融机构在整个过程中始终起着积极性的作用，它将根据主观风险评价来对信贷需求作出反应。信用供应具有顺周期（与经济周期同方向变动）的特征，即在经济繁荣时期，一方面，投资者基于乐观情绪增加融资规模以实现扩大经营的目的，另一方面，作为贷款人的金融机构基于作为抵押品价值的不断上涨而降低借款人债务违约的风险，并且愿意为投资者发放贷款和提供融资。相反，在经济衰退时期，基于对借款人不断提高的债务违约风险的考虑，金融机构不愿意继续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和提供融资，导致市场总体信贷规模急剧下降，出现“信用萎缩负循环”现象。一旦信用突然中断，危机即将爆发。可见，信用总量而非货币总量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决定性力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a《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54-555页。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信用体系起着实现资源跨时空配置的重要功能，健康有序的信用体系能够把闲置的资本有效地引导到那些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以实现价值增殖和资本增值。同时，信用使经济具有一种扩张力。信用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有助于投资者突破自身资本的局限性，能够使生产更加平稳流畅。然而，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也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b《资本论》第3卷，第498页。信用的基础是货币，信用体系与它的货币基础之间的内在矛盾可追溯至货币的双重职能：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在哈维看来，“这两项职能处于深度对抗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一方是作为社会劳动的价值尺度的货币世界，另一方则是以信用为基础的金融运作的错误复杂的世界。”c[美]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第464页。信用持续扩张的结果必然是债务积累。根据特纳的解释，信用增量的积累即债务存量，信用的急剧扩张意味着债务的快速增长。d[英]阿代尔·特纳：《债务与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王胜邦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ⅩⅩⅡ页。信用过度膨胀，使作为实际价值尺度的货币基础与信用货币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恶化资本增值条件和实现条件之间的内在矛盾。同时，信用过度膨胀引致的金融泡沫与社会劳动的现实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薄弱。e[ 美]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第459页。最终，“信用体系内化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没有扫除它们。”f[美]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第429页。

主流经济学家存在完美市场的幻觉。主流宏观经济模型（如“完美金融市场模型”和“金融市场结构无关论”）基于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预期理论，认为金融创新引致的信用扩张，对市场具有非常积极的生产率效应，流动性更强的市场被自信地认为有助于实现资本更高效率的配置，进而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主流金融学理论过于强调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在有效市场中，价格可以瞬间反映所有可获得的信息，投资者所观察到的价格是资产真实价格的完美指标。理性预期理论认为市场中的行为人“能够完全根据其对未来经济如何发展的理性评估来采取行动。”可见，有效市场假说是理性预期理论的一部分。理性预期是前瞻性预期，其对信息的判断非常重要。理性预期的一个重要假设是要求所有经济行为人能够获得同样的信息集。然而，现实市场经济中的信息并不完善，信息的缺乏是经济学的核心。因此，由于缺乏完善的信息，信用市场会因市场失灵而受到影响。信用市场的健康发展依赖于信息的完整性。没有信息，就没有信任，从而不会有信用。同时，基于信息的不完整性，信用市场普遍存在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导致市场失灵。可见，金融市场并非总是有效率的，从债务结构的视角分析，现实的信用体系中存在大量的错误债务，即新增的信用并非用于支撑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技术进步，而是为购买现存资产（尤其是房地产投机）提供资金，从而引起资产价格泡沫。总之，以过于抽象化的假设为基础的主流宏观经济模型未能有效预测和解释危机爆发的原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破坏性被放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监管放松和资产证券化。突出表现在“影子银行”体系在信贷过度扩张的作用上。金融监管机构过去一直把重点放在传统银行层面，对“影子银行”体系缺乏有效监督。所谓“影子银行”体系，是指“那些非银行金融机构涉足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和其他活动。”g[美]巴里·埃森格林：《镜厅》，何帆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47页。这些活动过去只有商业银行才能开展的。根据埃森格林的估算，在美国，到21世纪初期，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等“影子银行”体系已经提供了私人部门非金融信贷的2/3。h[美]巴里·埃森格林：《镜厅》，第324页。信贷泡沫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顺周期特征），从而导致投资者杠杆率的不断提高。埃森格林指出：“债务危机的爆发最终源于杠杆率的作用。”a[美]巴里·埃森格林：《镜厅》，第83页。投资者情绪高涨引致了债务规模的扩大和杠杆率的提高。杠杆率太高，意味着资本金太少。例如，投资者以25倍的杠杆率购买某股票，这意味着如果该股票价格下跌4%，则投资者的本金就会被耗光，正是高杠杆带来了极其危险的状况。同样，适度控制购房者的杠杆率，有助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房地产买卖的融资制度中关于首付比例的设置，对房地产市场抗风险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若政府规定房屋购买者需支付房价的30%作为首付比例，那么，购房者发现，即使房价大幅下跌了20%，购房者的抵押贷款仍超过房屋的价值，这避免了因债务违约引致的大规模资产减值。而对于那些使用零首付或超低首付比例（如5%）的购房者来说，当房价出现一定程度的跌幅（如10%）时，购房者发现抵押贷款已显著低于房屋的价值，因而宁愿债务违约而让银行收回房产，以实现止损。因此，金融监管机构要与时俱进，拓宽监管范围和提高监管效率，即不仅要监管传统的银行体系，而且还要加强对涉及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等活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例如，在2015—2016年间，央行明确认定“首付贷”购房是违法行为，并加强对“首付贷”的监管力度，避免房地产市场爆发危机。

三、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我国金融监管的永恒主题

如前文所述，在资本理论中，我们必须认真审视反价值在资本循环过程中的力量，因为反价值是资本作为连续性价值运动在循环中更深层次的内在矛盾，即价值与反价值的严重冲突必然会触发系统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都强调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并且认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b习近平：《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οm/2017-07/15/c_1121324747.htm，2017年7月15日。所谓系统性金融风险，根据弗雷克萨斯等的解释，是指“对金融稳定产生威胁的风险，这种威胁会对金融系统的绝大部分运作造成损害，并给整个经济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c[美]泽维尔·弗雷克萨斯等：《系统性风险、危机与宏观审慎监管》，王擎等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第11页。系统性金融风险内生于金融系统内部，然后扩散到实体经济部门。具体说来，当银行和其它金融中介机构无法正常履行其职能时，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的破坏性作用就会影响企业和家庭，集中表现为因支付系统的破坏引致的交易延迟或不能履行、银行风险分担和管理职能的损害以及金融机构信贷的萎缩。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政府推出4万亿元超大规模刺激方案，意图在短期内通过进一步扩大投资的方式来减轻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破坏性影响。截至2011年，中国的总投资已达至GDP的48%。2008年后我国新增投资主要依赖于信贷驱动，而信贷的急剧扩张意味着债务积累的速度加快。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的相关统计，中国总债务与GDP的比值已从2008年第四季度的171%飙升至2017年第三季度的295%。d[英]马丁·沃尔夫：《中国经济正在实现再平衡》，金融时报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οm/stοry/001077040?archive，2018年4月8日。从最近5年的国民经济运行以及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来看，中国经济陷入了过度依赖于低效的债务驱动型投资的困境。低效的过度债务创造之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债务的固有特征，即债务是一种契约，无论借款人是否经营成功，都必须按照事先约定的条款还本付息。现阶段，我国经济处于房地产过度投资引致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和重工业过度投资引致产能过剩的双重危险之中。一方面，急剧扩张的信贷被用于购买现存资产，尤其是房地产。尽管对于房产所有者来说，在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房地产投机的过程中卖方在房屋销售后能够实现价值补偿，但这个过程不具持续性，容易导致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中国人民大学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最近几年，家庭部门的债务杠杆率快速增长。以家庭债务/家庭可支配收入测算，中国家庭部门杠杆率高达110.9%，已超越美国家庭部门的杠杆率水平（108.1%），其中，中国家庭部门债务主要以房贷为主（占比在60%以上）。当家庭债务融资的规模越来越大时，一旦楼价下跌，购房者发现抵押贷款已显著低于房屋的价值时，购房者宁愿选择债务违约而让银行收回房产，以实现止损。大规模的购房者违约，最终将演化为金融危机。另一方面，急剧扩张的信贷被用于资本密集型部门的扩张，如重工业部门中的钢铁、煤矿、水泥等产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οver capacity)。尽管在这过程中产能过剩能为社会提供大量的生产资料，但产能过剩引致产品价格暴跌，使原本依靠债务支持的生产扩张无法实现价值补偿。资本无法顺利地从商品形态向货币形态转变，再生产过程陷入停滞和混乱之中。债权债务关系链断裂，而和资本一起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崩溃，进而触发金融危机。

融资市场并非总是有效率的。那种认为“金融市场总是有效率”的观点普遍忽略了信用扩张的数量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金融自由化浪潮最致命的弱点是，出于追逐高额利润的基本动机，金融市场主体不会自发地把信用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以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金融发展可能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相背离，进而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信用扩张只有被用于为旨在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创新提供足够的支持，进而提升整体行业未来生产的潜力，这样才能产生额外的收入流，以确保债务是可持续的。相反，把新增的信用用于购买现存资产，尤其是房地产及其资产证券化衍生出来的金融产品，容易引致金融泡沫和危机。因此，债务的可持续性是信用经济中最受关注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a《资本论》第3卷，第546页。可见，信用产生的虚拟资本的量是有边界的，它最终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

基于价值否定的辩证范式，马克思对造成危机的原因分析表明，依靠金融调控政策的创新和完善，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能够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进而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反思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以便更好地使其服务于实体经济，以及我们如何改进金融监管模式？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信用总量而非货币总量应该成为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导向应该是将风险控制和经济增长质量置于短期刺激政策之上，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企业去杠杆化，一方面降低债务增长的速度和投资浪费的风险，另一方面，着力提高融资效率和投资效率，及时淘汰低端旧产能，着力优质新产能的建设，从而避免“债务陷阱”。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在信用体系扩张层面，由于自由金融市场本身不足以为投资和技术创新提供足够的支持以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即金融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低效率，因此需要政府发挥调控力量。

从监管层面来看，由于商业银行尚处于接受央行监管的行列，因此商业银行的逐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约束。然而，随着金融创新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影子银行体系却游离于政府的有效监管，其逐利行为对资本市场和债务结构将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并引起人们对影子银行体系的债务违约风险和道德风险的担忧。事实上，影子银行体系在债务融资的份额越来越大，其衍生出来的风险问题值得监管者的深思。影子银行往往通过短期商业票据以更高的利率向高风险的借款者提供融资。这类影子银行的特点是借款期限短，而放贷期限长，聚集着短期债务到期无法偿还高额利息和本金的风险。在国内，影子银行融资的方向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部分产能过剩的行业。在销售渠道上，影子银行体系的信托产品主要通过商业银行分销的，加上商业银行在推销这类信托产品时过于强调分红收益而掩盖风险的营销手法，这对于金融投资者（尤其是那些缺乏基本金融知识的投资者）来说存在一种幻觉，即认为这类通过商业银行销售的信托产品类似于商业银行存款一样，有央行对其提供最后担保。然而，一旦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企业预期利润未能实现，影子银行的借款者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这必然导致规模巨大的债务违约风险。有报道指出，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信贷放款呈现出爆炸式增长趋势，中国未清偿信托贷款的规模已从2011年的1.7万亿元人民币增至2015年6月底的6.9万亿元人民币。a吴佳柏：《中国影子银行请求政府纾困》，金融时报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οm/stοry/001063562?full=y&archive，2015年8月19日。因此，我国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是防范影子银行体系信贷过度扩张引致的累积性风险。同时，宏观审慎监管的重心是事前防御而非事后危机处理。因为事后危机处理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而且这些事后措施可能会增加道德风险，结果将大量的损失转嫁到纳税人，即将资源“从风险厌恶的长期储蓄者转移到冒险的短期借贷者。”b[美]泽维尔·弗雷克萨斯等：《系统性风险、危机与宏观审慎监管》，第14页。

此外，马克思关于资本价值和反价值的辩证范式，有助于我们从动态过程的视角树立“市场经济内在不稳定性”的危机意识。我们必须承认以下事实：只要是市场，就必然会有波动，甚至有危机爆发的可能。因为市场经济是一个对抗性经济，投资者生产的产品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而是用于销售。如果产品找不到销路，投资者得不到利润，甚至会丧失原有的资本，资不抵债，无力偿还债务，导致债务违约。但危机的爆发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体系的终结。纵观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两百多年来所经历过的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我们发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仍然存在，并在每次危机中继续向前发展。危机不等于崩盘，这表明市场主体对经济危机的爆发具有可适应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确实对经济体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但是，在面对危机时，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条件，并以此建立相应的制度和规则来防止危机的发生和蔓延。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发展，融资体系（债务市场）越来越错综复杂，债务结构质量的好坏与中国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企业与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出现违约或违约预期，将是中国债券市场的新常态。”c严弘：《违约将成中国债市新常态》，金融时报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οm/stοry/001061889?archive，2015年5月7日。存在债务市场，就存在借款人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信用市场，经济稳定期每年的债券违约率在1%—3%之间，这个幅度在健全的市场体系下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然而，政府所需要作出的努力是抵御债务违约连续性蔓延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政府需要制定和执行一套有效的违约处理机制来规范和约束放款者不负责任的放款行为，通过有效的结构性调整来优化债务，以实现经济更平衡和更持续的发展。

四、结语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只有在连续的运动中才能保持其价值，资本是运动中的价值。从商品生产环节到价值实现环节，是资本整体循环过程中的关键所在。若不能跨越这一阶段，资本就无法流动，实际上意味着资本的价值丧失。马克思基于价值否定的辩证范式是理解资本危机的基础。资本创立反价值的债务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资本循环的脆弱性问题。信用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具有不同工作时间、流通时间和周转时间的各部类之间和产业之间的相互交换变得更加平滑，从而能够在整体上协调资本的货币循环、商品循环和生产循环。但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信用供应具有顺周期特征，这将放大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在繁荣时期基于借款人和贷款人过于乐观的情绪引致的信用总量过度膨胀，必然会造成作为实际价值尺度的货币基础与信用货币之间矛盾的不断积累，到一定时期就会突然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突出表现为资产价格暴跌和大范围的债务违约。因此，信用过度扩张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和否定性的。可见，信用体系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一定规模的信用扩张有助于改善资本配置效率，进而促进了经济发展。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倒U型”的。越过某点后，过度扩张的信用体系可能是有害的，自由金融市场就不能有效地满足社会需求，因而需要政府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尤其是密切关注信用创造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以确保债务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