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吴虞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及其意义*

孙文周

作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在新文化运动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虽然目前已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关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认识上明显不够，且存在一定偏颇，需要重新审视。如黄天华《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吴虞与民初四川思想界的演变》，a黄天华：《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吴虞与民初四川思想界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按时间顺序列举了吴虞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演变史实，但缺乏对吴虞在新文化运动中重要作用的深入思考；又如杨华丽《吴虞与〈新青年〉：意义如何相互生成——以反孔非儒为中心的考察》，b杨华丽：《吴虞与〈新青年〉：意义如何相互生成——以反孔非儒为中心的考察》，《文艺研究》2014年第11期。认为“吴虞并未参与《新青年》发动的文学革命”，对吴虞在白话文运动方面的认识存在偏颇。笔者认为，吴虞通过撰写反孔文章、提倡女权、办报并进行白话文创作等，积极呼应新文化运动，从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拟从吴虞与其他新文化倡导者异同比较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并阐发其意义，或有裨于现代文学发生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一、吴虞撰写反孔文章以呼应新文化运动

目前，学界多着力于对陈独秀、鲁迅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历史作用的探讨，但实际上，吴虞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表系列反孔文章如《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礼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等，与其他新文化领袖相呼应，向封建礼教发动猛烈进攻。吴虞的反孔，既有与其他新文化倡导者的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其独特的三位一体式反孔思想体系对封建礼教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为新文化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

与其他新文化倡导者一道，吴虞认为孔子不适合现代生活。新文化倡导者把儒学思想当作一个历史过程来理解，承认其历史价值，但否定其在现代生活中的指导意义。陈独秀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a吴虞《致陈独秀》后所附《陈独秀复信》，见赵清、郑城编《吴虞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6页。以下凡引自此书者，皆简注为《吴虞集》某页，不再详注。又说：“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尤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b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4年，第211页。对此，吴虞持相同看法，他在1916年12月3日致信陈独秀时说：“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c《吴虞集》，第385页。吴虞之所以反孔，是因其阻碍了现代文化的发展。

与其他新文化倡导者一道，吴虞反孔，重在批判礼教。吴虞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礼”，而刻意规避了“仁”。原因有二，一是从大的方面来说，吴虞认为，作为家族制度根基的礼教，会严重阻碍中国社会转型，使近世中国不能由封建“宗法社会”变为“军国社会”。其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中说：“商君、李斯破坏封建之际，吾国本有由宗法社会转成军国社会之机。顾至于今日，欧洲脱离宗法社会已久，而吾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推原其故，实家族制度为之梗也。”而家族制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根深蒂固，则是由于“礼教”。在吴虞看来，“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儒家之主张，徒令宗法社会牵掣军国社会，使不克完全发达，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二是从小的方面来说，吴虞认为“礼教”吃人。作为对鲁迅《狂人日记》的回应，吴虞的《吃人与礼教》大声疾呼：“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d以上三处所引，依次出自《吴虞集》第61、64、71页。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呼唤国人应该从封建纲常名教中惊醒起来。与其他新文化倡导者一样，吴虞反孔，真正意图是批判为复辟帝制服务的孔教及与之相联的封建君主专制文化。陈独秀曾说：“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e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7页。易白沙《孔子平议》也认为，孔子及其思想在后世被野心家所利用。在此方面，吴虞深有同感，为保护辛亥革命的成果，捍卫共和，他说：“君主既握政教之权，复兼家长之责，作之君，作之师，且作民父母，于是家族制度与君主政体遂相依附而不可离。儒教徒之推崇君主，直驾父母而上之，故儒教最为君主所凭藉而利用。此余所以谓政治改革而儒教家族制度不改革，则尚余此二大部专制，安能得真共和也！”进而，吴虞倡导儒教革命，他说：“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准此为大已吁！”f以上二处所引，依次出自《吴虞集》第110、98页。吴虞将礼教与帝制联系起来进行批判，就是为了揭穿袁世凯打着尊孔招牌而行复辟之实的丑恶本质，矛头直指封建专制文化，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不容忽视的是，同为反孔，吴虞还表现出与其他新文化倡导者的不同，即建立了独特的三位一体式反孔思想体系。该体系以“孝”为起点和核心，在对“家国一体”结构的考察中，将“忠”“礼”“刑”等因素与“孝”相连结，认为这四者同为维护封建专制的重要支柱；儒家以“孝”为核心而兼及“忠”“礼”“刑”的封建礼教，危害极大，不仅助成了人们的“愚孝”“伪孝”思想，而且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a关于吴虞反孔非儒思想体系的内涵，可见拙著《吴虞诗词研究与整理》，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52-56页。为此，吴虞以孝为起点，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以六经、《五礼通考》、《唐律疏义》、《大清律例》及诸史中议礼、议狱之文、与先秦诸子及西哲著作、欧美法律，比较对勘，证其得失”，b《吴虞集》，第486页。将对儒家伦理学说的批判、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及对家族制度的批判相结合，从而确立了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反孔思想体系。吴虞深受家庭之苦，其基于“切肤之感”的反孔思想，从对“孝”的批判着眼，视角独特，可从思想上引导人们充分认识以“孝”为支柱的家庭制度的不合理性，进而反对宗法专制，并最终打破封建专制制度与文化的束缚，在新文化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吴虞的反孔之所以独特，主要由于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批判重点不同。陈独秀重在尊卑观念,鲁迅重在国民劣根性，胡适重在贞节观念，而吴虞则重在孝与家族观念。二是批判方法不同。以陈独秀和吴虞为例，陈氏多依据西方的伦理、宗教、近代文明与政治思想等进行直接批判；而吴虞则采用比对之法，即前文所说的“比较对勘”。三是文化阵营不同。虽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大都具有相似的留学经历，但对传统文化的接受程度不同。吴虞的传统文化根基要明显优于陈独秀，属于旧的文化阵营；而陈独秀所接受的西方文化明显优于吴虞，属于新的文化阵营。因此，吴虞更多以传统文化反传统，时或参以在日本留学时所接触到的西方法律，而陈独秀则基本上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反传统的理论武器。正如青木正儿所说：“陈底的议论，由政治学的见解之上，加以根据西洋底伦理及宗教之说；吴氏是征于中国古来底文献，而由法制上去论儒教底不适用于新社会。”c青木正儿：《吴虞底儒教破坏论》（《吴虞集•第四部分•附录》）《吴虞集》，第477页。这种大同中有小异的学理性互补，客观上造成了吴虞对新文化运动其他倡导者的响应。由于吴虞所作之文“思想之超，非东南名士所及”，故陈独秀许其为“蜀中名宿”“峨眉”，并希望吴虞将其反孔之作“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于是，吴虞便将自己“成都报纸，不甚敢登载”d本段所引吴虞文章，依次出自《吴虞集》第477、386、385页。的“非儒”文章频寄陈独秀，建立了独特的反孔思想体系，也由此奠定了其新文化运动大家的重要历史地位。

二、吴虞提倡女权思想以呼应新文化运动

女权思想也是新文化运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陈独秀、鲁迅等写了大量文章，猛烈抨击“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道德对妇女的压迫。作为响应，吴虞在《女界缘起》《弥勒·约翰女权说》《女子教育论》《书〈女权平议〉》《女权平议复唐氏》e这些文章，或经吴虞修改，或为吴虞与妻曾兰合写，或径为吴虞代笔。可以说，上述文章所包含的女权思想完全可以代表吴虞于此方面的看法。等文章中，也大力号召妇女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恢复自身的独立人格。所不同的是，吴虞还大胆提倡女子参政，显示了其在女权思想方面的非凡胆识。

一方面，与其他新文化知识分子一样，吴虞批判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他在《女界缘起》中说：“凡为女子者，智不离乎酒食，足不逾乎阃阈，举天下至卑极陋之事，惟女子一一践之。”又说：“遂古之初，人智暝昧，其视女子仅同于奴隶牛马，供其驱策，比于财产玩物而已。今日女子之耳环髻簪，犹属当时管辖女子之遗制。可以想见，故为女子者，徒知服劳奔走，依赖男子如天，一切大事，不得与闻，……男尊女卑，遂成公例。”在这种男尊女卑的环境中，女子“顺从以外无道德，井臼以外无事功，针绣以外无教育，筐箧以外无权利，脂粉以外无品性”。而男子则“视妇人不啻机械玩物，卑贱屈服，达于极点。”专制社会的女子犹如六畜一样的奴隶：“出则听命于夫，入则听命于翁姑，幽闭闺阃不能自主，……与六畜无异，只知饮食，只知养子。”因此，吴虞大声呼告：“天尊、地卑、扶阳、抑阴、贵贱上下之阶级，三从七出之谬谈，其于人道主义，皆为大不敬，当一扫而空之，正不必曲为之说也。”f本段所引，依次出自《吴虞集》第414、453、455、457页。对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提出了大胆质疑。

另一方面，与其他新文化知识分子一样，吴虞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在《女子教育论》中，他说：“凡人生在天地间，无论男女，人人都是平等的，并不是男子生来要聪明贵重些，女子生来要愚蠢卑贱些。”在吴虞看来，男女在社会地位上是平等的，他们之间的差别不在智力是否聪明与愚蠢，而只在于生理上的“性情、体质”有所不同。进而，吴虞认为，既然男女平等，那么女子就应该拥有和男子一样的政治权利，“立法、司法、行政，女子皆得为之”。在《弥勒·约翰女权说》中，吴虞又指出：“女人为什么定要与男子同权呢？因为既是一个人，自然就该有一个人应享的权利，这是为世界人类所公认，各国法律所保护的，假如一个人独自没有这权利，那就不能称他为人了。”a本段所引，依次出自《吴虞集》第429、414、421页。

与其他新文化倡导者相比，吴虞对女权思想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倡妇女参政，大大推动了我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五四以前，其他新文化领袖如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多着力于女性个性解放、教育平等、婚恋自由、家庭地位改善等问题的探讨，很少关注妇女的政治权利。而此时的吴虞，通过介绍欧美国家男女平等或女权运动的一些情况，大力提倡“女子……该享有的权利……要与男子一样”，并号召“由革命使一国的男子女人都有同等的公权”。他认为，在女子享有同样的权利后，即可“同男子奋斗于国家主义之中”，b以上三处所引，依次出自《吴虞集》第420、423、457页。与男子共同致力于谋求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可以说，吴虞的女权思想，立足点在男女同权，真实意图则是呼唤女子以主人翁身份参加社会治理，而非单单把妇女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这一认识，从某种程度上讲，远远超过了维新派、民主主义革命派乃至当时其他新文化倡导者们对妇女问题的认识, 显示了敏锐的政治眼光。五四以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女权思想实现了由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到马克思主义的质的飞跃。李大钊曾指出：“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c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页。陈独秀亦持相同看法。二人都主张推翻私有制，使妇女获得最终解放，从而揭示了妇女问题的本质。虽然吴虞的女权思想在五四以后并未发生质的提升，依然停留在资产阶级的认识水平，还不懂得如何从根本上消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但是，吴虞从政治权利着眼，反映了他对妇女问题的独特思考，其妇女解放思想也达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从而成为我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先声，为新文化知识分子经由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做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三、吴虞创作白话文以呼应新文化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吴虞还和其他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一样，投身报业、明确提倡并大胆尝试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这一点，向来为研究者所忽略。

吴虞投身报业，为四川乃至全国白话文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在《王祚堂传》中，吴虞说：“戊戌政变，时事日非，君（王祚堂）感愤国难，形于词色。深悉人民知识塞陋，足为政治进行之累。壬寅（1902）、癸卯（1903）之间，同余（吴虞）及伍伯谷、周癸叔……诸君，以川中僻远，书报价昂，弗便寒畯，创设溥利公书局、开智阅报社于成都，来者甚众。”结果，“曾不数年，书局报社，几遍全蜀，蜀中人士始稍稍知外事矣”。d《吴虞集》，第36页。书局报社的开设，为川中人士了解外界、接受新文化思想打开了一扇窗口。据《吴虞日记》和《吴虞集》，从新文化运动前期至吴虞晚年，除《新青年》外，吴虞担任主笔和为之撰稿的报刊有《西成报》《政进报》《醒群报》《公论日报》《进化白话报》《四川政报》《法政杂志》《共和杂志》《星期日周报》《威克烈周报》《崇正日报》《日日新闻》《晨报·副刊》（北京）、《小说月报》（上海）、《进步杂志》（上海）、《广益丛报》（重庆）、《通俗报》《民新报》《民知日报》《法政杂志》《女界报》《女鉴日报》《戊午周报》《四川群报·娱闲录》《蜀报》《川报》《新四川日刊》等。这些报刊，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道德，具有明显的进步倾向。作为撰稿人，吴虞曾因在《醒群报》上发表反孔文章，主张宗教革命、家庭革命而被朱启钤电令四川行政公署以“宗旨颇不纯正”查禁。a吴虞：《吴虞日记》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8页。以下凡引自此书者，皆简注为《日记》上册某页，不再详注。作为主笔，吴虞曾通过吴君毅向在京友人索稿，如1919年12月12日，“写君毅信，请觅蔡孑民、胡适之、陈独秀、高一涵、李公度、朱希祖、沈尹默与《威克烈》报作白话文”。同时，吴虞还为报刊阵地的扩大感到欣慰，他在1919年8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星期日》收到，读了欢喜了不得，我们的同志越发多了，不怕孤掌难鸣了”。b以上二处所引，依次出自《日记》上册第502、481页。直到1931年，年近六旬的吴虞还受聘西南周报社。c吴虞：《吴虞日记》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00页。以下凡引自此书者，皆简注为《日记》下册某页，不再详注。1933年1月14号，吴虞还“捡《西国近事汇编》《时务报》，付柚子（吴虞九女）阅《译报》”，因其为“中国册报之先鸣者也”，“故不妨一览”。d《日记》下册，第678页。可以说，报业活动贯穿了吴虞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通过报业活动，吴虞与其他新文化倡导者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一道，一方面对人们的思想进行了启蒙，另一方面，吴虞借助报刊文，为在四川乃至全国范围内开展白话文运动提供了重要契机。

进而，吴虞积极参与由《新青年》发动的文学革命，明确提倡并大胆尝试用白话文进行创作。其《今语有益于教育论》说：“‘今语’在教育上方便得多，能够使教育容易普及，使一国的人但能识字的，皆可读书、看报、写信、增长知识，而且好图生计，这就是大有益于国家社会了。……愿我诸姑姊妹莫笑文字浅俗鄙俚，心内存个轻视的念头，却要广为扶持传播。”e《今语有益于教育论》一文，为吴虞与妻曾兰合写。此处所引，出自《吴虞集》第418页。强调“今语”（即白话文）于普及教育的重要性，并号召国人推广“今语”文字。吴虞的白话文章如《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吃人与礼教》《说孝》《墨子的劳农主义》《致青木正儿（1921年11月19日）》《弥勒·约翰女权说》《铁血宰相俾士麦夫人传》《女子教育论》等，纯用白话叙事、讲理，语言浅显生动，显示了吴氏对白话文写作的大胆尝试。对于学生所作的优秀白话文章，吴虞不乏欣喜之情。如1919年10月27日，“过外校，三班庾思忠所作《自动说》白话体颇佳，予嘱抄一份”。在北大任教期间，吴虞还积极尝试白话诗的写作。如1922年1月24日所作《怀小女柚子》诗二首其一：“我离开小柚子看看要一年了，庭中的红梅花开了，有人折来和你玩吗？天上的月亮儿圆了，有人抱你看张果老神仙吗？我读书到夜深了，好像你还在我的身边。我梦中归家了，好像你笑嘻嘻在我的跟前。我虽然和你相隔水陆路八九千，我的心儿一天在你身旁千万转。”f以上二处所引，依次出自《日记》上册第493页、《日记》下册第9页。这首白话新诗，是吴虞写给其九女吴柚的，全无文言的晦涩难懂，别有一种白话的清新流转之美。

必须说明的是，总的来看，吴虞对白话文持折衷态度，与其他新文化倡导者明显不同。一方面，吴虞提倡白话，目的是想借助这种新的语言形式来传播新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启蒙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大众。可以说，白话文是其批判封建专制制度、进行大众启蒙的语言工具。另一方面，吴虞在提倡白话的同时，并未废弃文言（包括文言散文和骈文）。1917年4月4日，吴虞曾“作一书与恽铁樵申谢，并论理文、美文之分，不主纯用白话”。也就是说，吴虞对白话文进行了尝试，但在具体写作时文言依然占据很大比例。这一独特的现象，与其他新文学家明显不同。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几乎是独尊白话、尽弃文言。他们把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与优秀文化（文言）简单等同，直斥以桐城派古文传人自居的林纾和大力鼓吹《文选》的黄侃、刘师培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吴虞对桐城派和选学的态度，与陈、鲁、胡三人明显不同。对于桐城派，吴虞虽也有批判，但着眼点不在提倡白话，而在内容。吴虞认为，桐城派的文章倡言“义法”，宣传儒家思想，实为以“空言取胜”的“应酬之作”，g以上二处所引，依次出自《日记》上册，第296、239页。“但主修饰，无真学力；故学之者，无不薄弱。欲求乱头粗服之天姿国色于桐城派文，不可得也”。同时，吴虞有感于桐城派所编古文选本弊病很多，“国文选本，以姚氏《古文辞类纂》、曾氏《经史百家杂钞》、黎氏《续古文辞类纂》三书为最有名。然……上下数千年间，兼收并蓄，不便诵法，而学者沿习，莫悟其非。则其他若吴曾祺之《涵芬楼文钞》，林纾之《中学国文读本》，更可知矣”，于是重新编撰《国文撰录》，“取材莫若限于一二代，时不相远，气体仿佛，学者耳目所染，不出乎此，行文吐词，不期而成规矩矣”，并号召“学者熟读是录，扩而充之，则其所得必有出于姚、曾、黎、吴、林诸氏所选之外者矣。”a以上四处所引，依次出自《吴虞集》第93、165、165、166页。对于选学，吴虞亦大力提倡。他曾编成《骈文读本》，“起乐毅，讫庾信，凡四十九家，为文一百五首，都为四卷”，b吴虞：《骈文读本·目录》，《骈文读本》，民国十年（1921）成都成都昌福公司铅印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并说：“共和草创，……文献零替。至乃词不达旨，文而无彩；或则竞抚赋律，妄称骈体。流别罕存，雅郑相冒。词章家宋玉，扬雄轨辙，邈难踵武；非词章家如乐毅、庄辛之华藻精蕴，弥弗能望之于伟人政客。”吴虞编写《骈文读本》真实用意，在于扭转当时“盛推归、方，崇散行而薄骈偶”c以上二处所引，皆出自《吴虞集》第41页。的风气。不难看出，吴虞并不反对文言，而且提倡散文与骈文并重，并以此指导自己的文学创作。吴虞文、白兼顾的创作观和写作实践，客观上告诉人们：虽然文言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伴生物，专制制度推尊儒学、禁锢人的思想，需要批判，但语言却没有对错，不应对文言简单否定。从某种程度上讲，吴虞对其他新文化倡导者为提倡白话而采取的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矫枉过正的做法，起到了重要的纠偏作用。

四、意义

重新审视吴虞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既对我们认识吴虞的文化行为和文学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历史真实的揭示。同时，对我国当下的国民性改造、文化创新和改善女性参政现状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重新审视吴虞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清醒认识其投身新文化运动的动机和性质。吴虞投身新文化运动，动机有二。一方面，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以吴虞等人为代表的一些启蒙思想家，滋生了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他们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不仅因其“坚船利炮”，而且因其有以科学与民主思想为主导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客观时事使然。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依仗北洋军阀的军事力量，为复辟帝制在思想文化领域大肆尊孔复古，谩骂民主共和,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于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痛感“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并呼吁“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今世之生存”。d以上二处所引，依次出自滕浩主编《民国文化名家经典书馆·陈独秀经典》，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6年，第100、30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吴虞等新文化倡导者们开始反孔非儒。吴虞投身新文化运动，批判礼教及封建专制文化，为的是使中国通过学习西方文化而强大起来，为的是打击阻碍历史发展的复辟逆流。可以说，吴虞投身新文化运动，其性质是民主主义的，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延续和发展，打破了国人对封建帝制的迷信，使民主共和的信念更加深入人心。

重新审视吴虞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有助于见出吴虞对新文化运动时期及之后作家创作的影响。受吴虞影响，吴虞之妻曾兰也积极致力于反对旧文化的斗争。民国初年，孙少荆主办了四川省第一份旨在批判旧礼教、争取女性权益的妇女报纸《女界报》，邀曾兰为主笔。曾兰在吴虞的帮助下，发表了倡导女权的系列文章，在20世纪初期的四川乃至中国思想文化界都产生了积极影响。1914年10月，《小说月报》第6卷第10号还发表了曾兰的短篇白话小说《孽缘》。小说通过鲁惠的不幸命运，控诉了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罪恶；同时，通过作品中其他女性言行的描写，对妇女自身的缺陷也进行了审视。《孽缘》发表在新文化运动发生前夕，却深刻揭示了礼教吃人的本质。此外，巴金的小说创作也有吴虞反孔非儒思想的影子。1939年7月3日，吴虞在日记中写道：“巴金所著小说名《家》者，第三章云：‘下期我们国文教员要改聘吴又陵（吴虞），就是那个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的礼教》的文章的，这是一个好消息。’”a《日记》下册，第806页。巴金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著名小说《家》，不仅将吴虞的反孔非儒思想具形化，还把吴虞作为反封建的代表人物加以赞颂。它以五四运动浪潮波及的滞塞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描写了高公馆这个“诗礼传家”“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分化过程，揭露了封建专制的腐朽本质，控诉了封建家庭制度、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罪恶。其对“愚忠”“愚孝”式悲剧人物（如觉新）的描写，可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吴虞于封建“忠”“孝”方面的批判思想对巴金小说创作的深远影响。

重新审视吴虞在新文化运动中于白话文方面所做的贡献，有助于我们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历史真实的揭示与发掘。自胡适等人发起白话文运动后，既有赞成者，又有质疑者。赞成者，如陈独秀、鲁迅等人。质疑者，如学衡派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人，他们虽然都有留学经历，但却提倡文言、反对白话。学衡派就文白之争与胡适拉锯的深入，客观上促进了人们对于白话文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于是，介于赞成者和质疑者之间的第三种人，如南社的吴虞和柳亚子，在南社大部分成员持驳斥态度的情况下，对白话文采取了中庸立场，既注意继承文言，又能够与时俱进提倡白话。吴、柳二人，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白话文的先锋，但在诗词方面却仍本着保存国粹的目的而坚持使用文言。b曹辛华：《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381页。在极力赞成白话和极力反对白话之间，吴虞找到了制衡点，即：用白话启蒙，用文言创作诗古文辞。他对白话文的倡导，是基于对语言启蒙工具性的认识，而非文学艺术性。这种认识，源于吴虞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感，源于启蒙革命。但是，从他对语言的偏好和自我身份认同来看，却是崇尚文言，以至于有时会感叹“《新青年》……言新文学者太多”。c《日记》上册，第384页。所以，吴虞虽然是白话文理论的积极倡导者，但其用文言创作的作品数量却远远大于白话。吴虞在白话文方面所取得的实绩，启示我们要尊重传统文化，不能撇开过去的文言传统而空谈白话，必须向文言学习，吸取和借鉴古文的长处。白话要发展，但不可以废弃文言。吴虞这一文、白兼顾的学理性选择，既与唯传统论者划清了界限，又与全盘西化论者迥异，有助于我们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历史真实的深入思考。

重新审视吴虞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有助于启示我国当下的国民性改造、文化创新和女性参政现状的改善。新文化运动，既是关于人的解放的运动，又是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以吴虞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先驱们，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阐述了关于人的解放的观点，彰显了人的价值，突出了人的个性发展的重要性。当下，一些人的国民性腐朽落后，道德滑坡、人性堕落等现象层出不穷，不容忽视。新文化运动关于国民性改造的启蒙思想，可以启示我们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完善国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以吴虞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还大胆吸收外来文化，迎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实现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历史性转折。当下，中国文化要想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延续新文化运动的优良传统，不断进行创新。而文化创新，既要有民族性，又要有世界性；既要广泛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又要使之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批判吸收、兼收并蓄。我们当下的国学热、古典诗词热，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基于对新文化运动于传统文化认识问题上的重新审视。此外，以吴虞代表的新文化倡导者们提出了男女同权的思想，有助于我们认识我国当下妇女参政水平不高的现状和原因，并从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提高女性参政意识、调整男女职位结构、完善法律制度、优化女性参政的政治环境等方面入手，不断提高女性参政水平和民主政治水平，更好地实现女性的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